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城镇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电讯业的飞速发展和信息产业的主导部门化使得西方社会学家、政治家对城市这种人类住区形式的存在开始产生怀疑。他们发现城市已在失去以往经济实体的功能，成片的办公楼和工厂外迁，计算机管理的工厂随处可建，信息产业的增长已经使得经济活动向全球转移成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经济活动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cconomic activity）已经使人们不再向过去那样过分重视城市的作用。
事实上，上述这些表象并不代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空间分散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活动最高层管理和控制的进一步集聚，这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运行机制需要不太多的强有力的中心来控制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更进一步说，信息产业的生产和传输需要发达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又迫使一些城市成为信息网络中极度集聚的节点。
一旦这样的过程开始，在城市体系领域中一件非常有趣，而且不可抗拒的事情也就发生，即城市体系的极化作用加剧。一方面，由于建立在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概念上的现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构架使得依靠原材料和生产地的传统经济结构退居不太重要的地位。在全球经济重建过程中，经济活动、公司、市场和基础设施在一些重要的城市重新发挥积极的作用。自80年代电讯业在所有发达的产业部门被广泛应用时，纽约、洛杉矶、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圣保罗、香港、悉尼、多伦多等世界上重要的城市中心商务区（CBD,the CentralBusiness District）和世界城市的国际商务中心（IBC,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逐步形成蔚为壮观的新城市景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转移，其在地理空间和机构框架上带来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新空间扩散，最熟悉的是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和海外银行中心（Offshore Banking Centers）。
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不仅仅导致制造业生产和金融市场网的地理空间变化，它也带来对这种制造业新生产方式和新金融体系的管理、控制和服务的最新需求。管理的高层次集聚，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控制和服务的等级体系扩散方式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的总特征。原有的城市体系结构模式由于社会经济背景的转变也在发生着巨大变革。
过去有关城市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城市体系，尤其在城市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国际城市体系的研究也只局限于对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研究，这种传统的概念已经使得对当代城市体系和城市功能研究失去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当代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使主要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类型—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另一方面，促进网络城市（network city）和边境城市体系（frontier urban system）的发育。如何规划和建设信息经济氛围下的城市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
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出现，用专门的全球视野认识城市化过程和城市体系结构就非常必要。这一研究在世界范围才刚刚开始，即使在美国也不过大约10年的历史。就我国而言，研究的重点可以放在揭示国家城市体系是如何通过全球过程而重组，全球过程对大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中国城市如何参与全球城市体系重建等几个方面，其城市体系规划布局的理论和方法与工业化时期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
一、城市体系布局理论
由于经济全球化过程发生不久，对城市及城市体系的影响刚刚开始，概括完整、成熟的城市体系布局理论相对困难，现从如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一）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与城市化
按照沃勒斯汀研究，世界体系具有核心一边缘劳动分工的特征，形成核心国（core countries）和边缘国（periphery countries）间关系日益明显的不对称结构（wallerstein,1974a,1975b）。核心国与边缘国的关系实质上是帮助核心国发展，其结果是边缘国成为不发达的国家。不同的全球过程通过世界体系的历史重新组织核心—边缘的劳动分工（the core－periphery division of labour），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在这种等级体系体制下，核心和边缘相联系的机制包括了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今天，跨国公司成为这种不平等经济交流的重要机构，致使核心国从中获利（chase－Dunn,1989）。
有关核心—边缘关系和发展的研究为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近年来大量的研究显示边缘国家缓慢的经济增长，经济空间极化（Bornsdierand chase－Dunn,1985）和生活质量下降（Wimberley and Bello,1992）等。现在，世界体系结构和过程已经与国家城市化形式、不同城市的社会结构和全球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相联接。
（二）全球与地方联系：新的城市等级体系关系
世界体系与地方网络存在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解释城市在国际或全球城市等级系统中的地位（Thrift,1994; Sassen,1991; shachar,1994; Amin and Thrift,1994）。斯瑞福特（Thrift,1994）定义全球经济出现需经历如下几个主要过程：①制造业生产从美国和欧洲向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系统性转移；②资本作为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增长；③生产要素、国际公司和组织管理知识水平的逐步提高；④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扩展过程加快与组织机构重建过程并行（Dicken,1994）；⑤国家与公司间新权力平衡形成跨国横向联盟（cross－national coalitions），使国家间的经济部门联为一体，形成由专门化工业分厂和公司组成的世界性网络（Stopford and Strange,1991）。此外一些国际组织（transnational plural authorities）通过区域集团（blocs）和全球协定的权力和影响开始替代已经建立的国际关系系统。
从上述全球化过程可能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看，大公司及其管理机构倾向于集中在少数的城市或城市区域，而处于等级体系较低层次的城市，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功能将进一步削弱。萨森（Sassen,1991）通过城市动力学与全球化过程的研究曾得出三个重要结论：①每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主要依赖于它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②更多的城市正成为协调和管理全球化过程活动的一部分；③少数几个重要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由其金融部门组织的规模而决定。总之，各城市按照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以及控制、协调和管理这个过程的程度在国际城市等级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很显然，经济全球化使城市体系内城市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而且城市体系的地理界线扩展到国家界线以外，位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的城市共同组成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网络。新的城市等级体系按国家与全球经济系统密切程度形成“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相交的等级体系内部结构。
（三）城市间相互作用新途径：信息网和航空网
经济活动，作为空间点，可依据生产的附加值、可贸易性、交通和通讯需求以及生产与市场组织等指标进行分类。从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动力学关系看，新城市腹地间相互作用的划分，原有的市场腹地概念已经过时，而与下述一系列问题相关：①为了增加全球可达性城市应该具备哪些交通和通讯网络；②哪些当代经济活动需要一个全球的市场组织？③哪些城市经济部门是这些活动的国际领导部门？④一个城市要在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中获得较高的地位需要什么样的控制和协调动能？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城市体系内城市间相互作用主要通过下述三个新途径实现：①城市的全球服务业经济部门与国际通信网络中枢的连接。摩拉耳特和莎车（Moulaert and Shachar,1995）曾强调电子数据的采集和传输能力是城市、区域或国家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在城市的层次上，这些包括“电信埠”（teleports）的建设并与全球高附加值的通讯网络联接，如internet。由于生产性服务和电讯系统的全球化出现，在空间上已经产生新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即：世界城市的增长，离岸银行中心的出现以及在低工资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跨国公司代表处（back offices）的设置。②航空网。航空网与超高速火车（TGV）的结合，被认为是一种最先进的流动技术。它的运动速度和长距离能力使它成为人民和生产不可缺少的高附加值交通方式（Bruinsma and Rietveld,1993）。城市在全球航空交通网络中的地位能被用于衡量该城市在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的一个指标。史密斯和提姆伯拉克（David Smith and Michael Timberlake 1995）曾应用这个原理，按航线旅客流数据重建世界城市体系的等级系统。③通讯服务业网。通讯服务流也能较好地反映城市在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分析结果表明，在世界城市乃至比较重要的城市，通讯服务流往往高于普通城市许多。由于通讯服务和全球城市间的密切关系，人们开始关注通过建设和改善城市间的基础设施，运用集聚经济原理营造多极的网络城市（Network cities）模式（Batten,1995）.
（四）城市职能演化：全球重建与新国际劳动分工影响
“全球重建”（global reconstructuring）是90年代新概念。它不同于“全球化”（globalisation）和“全球化过程（the process of globalisation）。全球化是一种文化现象（Robertson,1992），全球重建则是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生产分配系统的重组。
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20世纪晚期是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反工业化”（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2）和边缘国家制造业的增长（Caporaso,1981）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出现（Frobel et al.1980）时期。
全球经济重组在全球城市体系的反映首先是对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认识。的确，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和地区低工资工人的过剩。由于电讯设施使距离成为中性概念，远程制造业（far－flung manufacturing）的兴起和对生产分配数的控制使跨国企业可以充分发挥边缘国家廉价劳动力和最大全球赢利市场条件的优势。
当工业生产在不发达国家或边缘区兴起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同影响变得日益明显。制造业的专门特征和组织以及地方企业间的连接也使世界市场与国家和跨国资本变得日益重要。在一些区位保持低附加值的“出口平台”（export platforms）由非熟练的便宜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工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开始生产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品（Gereffi,1992），而在发达国家则牢牢控制尖端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权。这种格局构成了新国际地域劳动分工的内容。
近年来霍普金斯和沃勒斯订（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6），波特（Porter,1990）和迪肯（Dicken,1992）以及杰里夫里和科斯尼威茨（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0）的工作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精心制作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些商品链由一系列节点组成，它们是商品生产和分配的枢纽，包括原材料的开发、工业加工、出口和装船以及最终产品的最后市场。地方区域和世界经济被看作为这些链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不平衡发展依赖于保持在全球生产和交换的复杂多样的网络中的社会、区域、公司或社会区。这种国际经济的错综复杂形象是根据里查德·希尔（Richard Hill）的“全球生产关系”的出现描绘的。这种全球生产系统包括一体化的垂直劳动分工地点（sets of integrated vertical divisions of labour）。
最近，卡斯泰勒（Gastells,1994）又将不同的全球重建和世界城市结合在一起。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形式以及生产和经济竞争相关等所有这些都构成当代城市形态和功能的主要影响。首先，他解释了“信息城市”也是生活在新城市贫困化和新城市边缘中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二元城市。其次，卡斯泰勒强调主要城市地区是不同类型的重要流经过的至关重要的点。他说：“国家—国际商务中心是信息全球经济中城市经济的发动机。”获得这些流的基础设施需求量巨大，在空间上不平衡分布使得大多数这样的地区很难与大都市竞争。最后，他重申信息城市也就是全球城市，它涉及到决策和信息处理中心网络中全球经济的功能。
（五）参与全球城市体系竞争必由之路：发展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区
在最近的20多年中一系列的科学和技术创新铸造了一个高新技术的王国。这个高新技术王国的科技核心在于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变革了信息处理。电讯成为处理单元间全面利用新技术和新技术扩散的关键媒体。这些建立在信息系统基础上的微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工厂生产过程CAD／CAM、弹性集成制造业（flexible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以及先进的办公自动化成为可能。围绕信息技术的核心，一系列新的其它基本创新产生，特别是新材料（陶瓷、合金、光纤）、超导、激光、可再生能源等。与此相对应，储存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得到加强。最近信息技术在生命体的应用又促进了生物技术的发展。有迹象显示，信息技术在海洋科学中的应用将可能使海洋科学成为下世纪的热门科学之一。
尽管这个新的技术王国形成不久，但它已经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概括起来，具有两方面的基本特征：①核心的高新技术集中在信息处理，它的原材料是信息，它的输出也是信息。集成电路加快了信息处理的过程。②高新技术创新的主要影响在生产过程，而不是最终产品。这样大大促进了信息经济部门的增长。
很显然，这两个特征也对现代社会，尤其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城市的生产、消费和管理组织中的弹性加强。由于所有生产过程的弹性增长，新信息技术大大缩短了经济与社会间的距离，正在铸造一个新型的高新技术工业空间，新型的城市间劳动地域分工便应运而生。
有关高技术工业与空间结构的关系显示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区。这种区位偏好和空间差异的形成主要在于：高技术区与工业发展历史和技术创新源密切相关。大都市区正好符合了这两个基本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都市区都适宜高新技术的发展，美国学者玛库森（Markusen）等的回归分析解释了最适宜高技术区成长的基本因素为：①舒适的环境（好的气候条件，好的教育选择和水平，好的住房条件）；②可达性（航空可达，高速公路可达）；③集聚经济（商务服务中心，跨国公司总部）；④社会政治因素（国防预算，科技投资，居民社会构成）；和⑤其它因素（工资比率、合作水平、主要大学等）。总之，对于城市本身而言，谁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谁就能在新一轮城市间劳动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就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
二、城市体系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特性法与联系法
有关城市的全球性研究近年来形成了几次波。这些研究试图定义在世界经济内或与世界经济相关的城市体系布局问题。有人曾试图按全球城市序位定义每个城市，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最近，人们普遍认识到研究全球城市的等级体系将意味着研究世界城市体系内每一个城市与整体的关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特性方法（the attributional strategy），即依据城市的特性寻找定义证据；另一个是联系方法（the linkage－based strategy），即直接将城市与世界体系连接在一起（Smith and Timberlake,1993,1995）。
1.特性法
有关定义国家或全球城市体系经常依据城市的特性。查斯·邓恩(Chase Dunn,1985）依据首位城市的人口等级规模法则，定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全球城市等级体系。其理论基础为，在一个好的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分布将是对数正态分布。世界体系城市人口规模估算允许查斯·邓恩（Chase Dunn）联系世界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分析世界体系内霸主城市间（hegemonic rivals）竞争机制。
弗雷德曼（Friedmann）的研究工作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层（Friedmann and wolf,1982; Friedmann,1986和1993）。他按新全球秩序（the new global order）进行分组，强调“每个世界城市都存在规模等级（rank）和特性上的差别”（Friedmann,1993）。然而，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很少提供直接的证据，他只是应用直接指标提出了最新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名单（1993）。因此，笔者认为弗雷德曼的研究工作是理论型的，他只是试图建立一个世界城市体系并将其纳入全球系统之中。
萨森（Sassen,1991）的《全球城市：纽约、东京和伦敦研究》，从全球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是对世界城市采用简洁的理论产生的最综合方法。她的全球重建和世界城市作用从概念上澄清了离心力和向心力形成的作用，即制造业日益向全球扩散，而全球生产系统的总部和控制等功能却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全球城市。这些城市的特征明显，具有四种新的功能：①世界经济组织的总部高度集中：②金融和专门服务公司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经济部门；③主导产业的创新地；④新兴的产品和创新市场。
她通过实证研究（如king,1990; Sassen,1991,1994）得出了一个论点：全球城市的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sation）。这种根据社会条件相似性划分世界城市顺序的方法，能够通过较好的了解地方社会型式来解释全球过程的重要性。
罗杰格斯和费金（Rodriguez and Feagin,1986）提供了另一个综合的、可比较的实证方法。他们研究了16世纪世界城市出现以来世界体系的三个霸主时期的城市。这些城市主要由主导的金融城市（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组成，在各个霸主国中又有第二级的生产城市莱登（leiden），曼彻斯特和休斯顿。它们能将每个城市的历史轨迹与其它城市在整个世界体系联系起来。
2.联系方法
史密斯和提姆伯拉克（Smith and Timberlake,1995）强调将城市看成多层网络（全球经济系统、世界城市体系和国家控制的等级体系）的节点。他们重点论述整个世界城市体系形态和城市在这种网状结构变化中的相对位置。在史密斯等的早期研究工作中，首先应用泊松分类进行城市间功能的分类，这些功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三种再生产形式是人、物和信息再生产。史密斯倾向于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相互作用可能是巩固世界城市体系的最重要的部分。城市间的经济关系（或流）包括劳动力迁移（人），商品流（物）和商务通信（信息），如传真等。政治方面主要是入侵（invasions），如“援助”和不平等条件等。文化方面包括看舞剧表演、参观艺术陈列馆、去影剧院等。社会再生产包括家庭迁移、汇款和明信片等。通过上述四方面流的研究可概括出网络的概貌。弗雷德曼通过世界城市间航线旅客数量解释全球城市体系内城市间联系。迈耶（Meyer）利用拉丁美洲城市到世界金融中心以及金融中心间国际银行分行的分布（Meyer,1986）相关数据系统地、定量地研究大部分的全球城市体系等。
（二）研究技术支撑——网络分析
有关全球城市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和文献均依赖于网络影象（network imagery）描述和间接提及流、交换和节点等。许多理论家不喜欢转向统计分析来检查城市体系全球结构和等级体系的模型，但定量的网络分析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有合适的数据，这种方法允许分析多种城市间交换或联系的流，从而揭示城市间乃至整个网络结构复杂型式。它给研究者一个很强的工具检查全球人流、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等。正规的网络分析提供世界经济和全球城市体系的理论概念，实际上它处于理论与方法间的边际地带。事实上，已有研究者运用网络分析检查世界体系的结构（Snyder and Kick,1979）。然而，非常惊奇的是无人利用这种方法编制世界城市体系的结构图。
网络分析能被用于大量的结构和关系的测度。网络的两个特性在研究全球城市体系中特别有用。首先，网络中结构或关系等价思想在以前全球系统的网络分析中是最熟悉的技术。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目标是决定哪些因子（通常国家）按照联系或流（外交交流、援助提供、国际贸易、迁移、投资等）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斯德和基克（Snyder and Kick 1979）以及内梅斯和史密斯（Nemeth and Smith,1985）利用通常的多元相关回归（Convergence of Related Correlations）算法（White et al.,1976）进行尝试。最近史密斯和怀德（Smith andWhite,1992）利用称为REGE的关系距离算法（REGE relational distance algorithm），侧重于相似性分析。这些等价分析手段为按照交流型式的相似性进行城市分组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之间联系的理论认为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应该划分不同层次的城市组进行分析。
除了整个网络结构描述外，网络分析方法也能提供对特别点的特征分析。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向心性。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或组织间网络时将向欣性与权力、威望和经济成功联系起来（Lumann and pappi,1976; Laumann et al.,1978; Galaskiewicz,1979; Burt,1982）。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在研究向心性时则将注意力放在城市间的贸易网络上（Hageand harary,1981; Pitts,1965,1979）。通常的网络方法学家强调存在几种明显向心性类型，每个都被建议用不同的正规测度算法（Freemen,1979）。向心性对了解世界城市体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与控制不同类型的国际交流的节点能力、与信息源和资本流的服务、与不同类型的迁移或高技术的作用等具有很强的关系。通过网络分析，有助于形成想象中的全球城市间关系网。
（三）研究结果——城市体系结构测度
已知网络分析是一种描述世界城市体系结构的强有力的方法，但如何运用它呢？也许最好的开始点是利用网络技术了解整个世界体系的形态，即使用结构Y相关等价（structural/relational equivalence）测度方法。这些研究包括使用网络分析及“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的思想，构造世界经济的结构模型，如沃勒斯订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等级体系（Snyder and Kick,1979;Nemeth and Smith,1985; Smith and White,1992）。最近史密斯和怀特的综合研究检查了多时段点的数据，发现城市等级体系中城市霸主地位的涨落，并得出一些因果机制（Smith and White,1992）。
什么是世界体系下的城市体系呢？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提供网络分析？很明显，获得适当的和完全的数据至关重要。正规的网络分析需要假定网络中两点间联系的数据。因此，若根据弗雷德曼的30个世界城市作为一个网络，将需要900个可能流的数据。网络分析需要填满30×30的矩阵。此外，已经提到这样的数据必须有用且可得（Smith and Timberlake,1994）。商流、电信流、劳动力迁移、邮件和E—mail等等都非常有用。然而，最最容易获取的数据是航空旅客量的网络型数据。
三、比较城市体系结构研究
由于新国际劳动分工导致世界城市体系的出现（Hall,1966 and 1984）。这些世界城市也被认为受全球金融（Thrift,1986）、生产者和商务服务的控制和协调。随着信息技术和电讯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城市成为国际城市体系的至关重要的节点。
全球性、跨国的新型城市体系的出现造成了城市间新的不平衡增长。在这个新的城市体系内，有些城市即成为公司服务、市场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国际协调枢纽，而有些城市则作为全球经济的战略地点出现。然而，大多数城市，甚至包括一些特大城市，却不能作为新的跨国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只能是传统的城市体系——国家级城市体系的继续。
与此相对应，原有的城市体系研究总是以国家假定为研究单元的传统概念（Walter,1985; Chase－Dunn,1984）必须被打破。那么，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城市体系的影响呢？主要产业的全球化（从汽车制造业到金融业）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城市体系有明显的影响？我们将对由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新兴的均衡型、首位城市型、跨国型、边境型和变异型城市体系进行比较研究。
（一）首位城市型城市体系
世界上许多地区，城市体系都具有首位城市特别发达的特点。这类城市体系的首位城市在人口、就业和GNP的比例上明显占优势，近年来还反映在市场上的首位度高。首位城市发达不仅仅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在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如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等。
最近20年来，世界城市体系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首位城市发展而不是更加均衡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首位城市和超大城市明显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在发达国家，城市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首位城市郊区化。
佩提斯和郎哥（Portes and Lungo,1992a,1992b）曾对加勒比地区（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海地和牙买加）城市体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在80年代，出口加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加勒比地区新的增长极成长，致使人口和公司向首位城市的迁移和集聚。当然，郊区化也促进了加勒比首位城市扩散到大都市区的边缘区，其空间过程表现为大范围（国家）的集聚和小范围（大都市区）的扩散。自从1991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又进一步加强了拉丁美洲墨西哥城、圣保罗和布依诺斯艾里斯大城市主要商务中心的作用。由于私有化成为这种增长的激发机制，外国直接投资即通过私有化或其它渠道与无序的金融市场和主要经济机构结合起来，股票和金融市场在经济机构集中的主要城市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墨西哥城、布依诺斯艾里斯和圣保罗已经成为资本流的节点。这些城市已出现类似西方城市特征，即非常动态的金融市场和专门的服务部门过分繁荣，而其它经济系统则相对衰退。
概括起来，经济全球化对首位城市型城市体系产生的广泛影响主要有：①在主要的城市集聚区的外围新的增长中心得到发展，它们主要是出口加工区、农产品出口区和旅游区；②新增长极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实际上也提高了首位城市集聚区的重要性；③城市体系内的主要商务和金融中心与全球市场和发达国家主要国际商务中心加强了联系。生产区、旅游中心和主要商务金融中心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城市体系影响的三种主要类型区。这腮种类型区被有机地溶入城市、镇和农村的广阔地带。由于从小村庄到世界市场存在相当长的转包合同链，各种环节的利润分配造成了新的城市间增长不平等。这种新的不平衡不同于现状城市和国家城市体系固有的不平衡型式，主要在于它是全球动力系统下的生产、金融和旅游国际化结果。
（二）均衡型城市体系
近年来均衡型城市体系发展最有趣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更新。西欧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典型的均衡型城市体系。在60～70年代，该区的大城市都经历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停滞，而较小的城市则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在欧洲和美国，许多分析家断言：中心城市，尤其是老的历史文化古城，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作用。战后欧洲小城市的广泛增长曾被看作均衡城市体系发展趋势的一个明显的迹象。然而，在80年代，尤其在近10年，欧洲的主要大城市人口开始增加，这种现象又被看成是经济复苏的标志。与此同时，小城市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却开始下降。
均衡型城市体系的发展趋势主要在于：①原有国家水平上的城市体系扩展到整个大区（洲）或全球水平上的城市体系，并导致核心城市地区的重新确立和功能转变；②经济全球化首先在发达国家形成经济结构重组，从而导致主要城市功能的更新；③新经济结构的组织和空间实施在不同的城市体系具有不同的形式。有些城市成为跨国网络的部分，另一些则与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中心相脱钩。西欧均衡型城市体系的重组具有三个倾向：①几个欧洲的区域城市体系已经出现（Kunzmann and Wegener,1991）；②在欧盟几个国土相接的国家（如奥地利、丹麦和希腊）的几个城市在欧洲城市体系中加强了它们的作用；③有几个城市成为全球城市体系的一部分。
欧洲城市体系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较大，传统的国家城市网络已在改变。有些城市曾经在国家经济中是主体如今却衰落了，而有些位于边界区或交通枢纽的城市却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欧洲全球城市通过金融和专门服务的发展开始重新赢得投资。偏远地区的城市和老港口城市在它们的国家城市体系中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地位（Castells,1989），并与主要的欧洲城市体系日渐脱离。因为港口城市越小，越不可能升级和设施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与大型现代化港口城市相竞争。法国马赛曾经是欧洲巨型港口城市，现在已经被远远地抛在鹿特丹等几个现代欧洲港口城市之后。有些具有夕阳产业的边缘区城市开始重建新的功能。如法国的里尔和英国的格拉斯哥放弃政治一经济功能而成为旅游中心。一些老工业中心城市，即使在未来也似乎难以找到起死回生之术，最困难的情形是那些位于孤立或偏远地区的以煤炭、钢铁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由于环境污染而不可能有所作为。
库茨曼和魏格纳（Kunzmann and Wegener,1991）认为大城市继续成为均衡型城市体系增长主体的原因在于欧洲城市间的投资将继续偏向较大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城市。由于高速交通设施和通信走廊的发展，这种空间极化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它们将倾向于主要的中心城市或非常专门化的城市，并与发达的全球经济网联接在一起。在未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将进一步影响城市的等级体系和极化。有些欧洲的全球城市，如巴黎和法兰克福，它们由于位于主要的交通网络的中心，将吸引更多的移民移入；柏林和维也那则成为区域移民系统的中心。巴黎、伦敦、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苏黎士将在一个广泛的全球城市体系中扮演它们的角色，一个金融—文化—服务业枢纽网络不久将在欧洲形成，并参与到全球城市体系中去发挥作用。
（三）跨国型城市体系
最近部分城市体系研究的热点开始转向跨国界城市间不同的经济联系类型（Castells,1989;Daniels,1991;Leyshon,Daniels and Thrift,1987;Noyelle andDutka,1988; Sassen,1991）。这些联系主要包括制造业和专门服务业的主要公司的分支机构的多国网络。多种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不规则性可以通过日益增长的股票市场来解释。
有关城市的跨国联系主要通过来自跨国公司服务企业（transnational corporate service firms）的一些最详细的数据获得。由于跨国公司服务企业已经发展成包含专门化的地理和机构联系的巨大多国网络，使得跨国公司和银行能够使用这一网络为使用者提供服务。
跨国公司服务企业的发展与跨国公司息息相关，例如跨国广告公司能提供全球广告给潜在的客户，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市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需要利用发达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规模经济原理使不太多的跨国公司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并在一些关键区位加强了公司间的横向联系。许多这类公司已经发展到能够控制国家和国际市场关键份额的地步。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类公司总部的高度集聚化。在会计行业，世界一流的9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它们在全球占有的份额，伦敦的4个会计公司业务量几乎占9个大公司的总业务量的三分之二。在广告行业，世界5个最大的广告公司控制了38%西欧的市场和56%的拉丁美洲、亚太地区市场。在国际律师服务行业，国际法律公司和金融公司间的联系已经导致在主要金融中心的法律公司集聚，例如香港一流的国际法律公司，一半来自于英国，另一半来自于美国。
由于跨国公司的创新活动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区域，这种趋势与全球网络经济相适应。强大的国际化揭示较强的国际联系在区际可达性方面的重要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信息处理、电信和航空能力较强的区位。这也是当代世界经济网络特征。
正是这些跨国联系促进了跨国城市体系的发展。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京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中心，纽约则是世界上资本流动的主要处理中心，伦敦利用大英帝国遗存的殖民地管理网络和大量较小的金融市场网络担当世界主要资本转口中心的作用。很显然，这三个城市在商务上的跨国服务已不是简单的竞争，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与其腹地和国家城市体系的联系反而逐渐减弱。
（四）边境型城市体系
大都市中心具有跨国的影响，据此，“跨国境大都市”（transfrontier metropolis）应运而生（Herzog,1991）。跨国界城市的出现使沿边界地带经济日渐活跃并与全球经济系统联接起来。在某些欧洲和美洲边境地区，跨国大都市正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中心（Batten,1995）。
边境型城市体系发展呈两种模式：①传统的边境开发模式。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a.殖民化。从边境以外的地区向边境移民；b.扩展。边境内和边境外的移民；c.竞争和巩固（Bylund,1960; Olsson 1968; Hudson 1969）。这种框架涉及到边境居民点如何转变为成熟的中心地体系。其关键点是小生境空间（niche space）优势的发挥。通常构成小生境空间的要素包括：交通的发展、矿产开发、新经济活动、技术创新、国家政策、世界经济和政治循环与供给国（donor－country）行动等。②核心—边缘模式。主要包括四个阶段：a.交通发展期（Taaffe,Morrill and Gould,1963）；b.买办期（Vance,1970）；c.Monte Carlo期（Morrill,1963,1965）；和d.核心—边缘期（Brown,1991,1992）。
边境城市体系发展过程研究显示了这种城市体系从胚胎期到成熟期的过程。在胚胎期，这种转变将社会经济景观与城市体系发展联系起来：①土著村落型自给自足经济；②边境资源开发；③先锋农业和先锋居民点；④地方服务中心的建立；⑤农村人口下降和城市首位度出现。在发达经济条件下，先锋边缘的早期城市体系框架拥有许多地方服务中心。有些位于网络节点的服务中心尤为突出。第二个时期是专门的边缘期，由于资源赋存，比较优势的差异，城镇在广泛的经济功能基础上出现多样性，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的明显差异也逐步上升。当然，对这种类型的城市体系，交通条件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种类型城市体系的另一种演化过程在于不同城市增长的机制。主要的因素是对商品和服务交换的支配，这与经济专门化、交通、通讯和集聚经济相关。在边境城市化早期，专门化程度极小，企业仅仅在地方腹地内控制交换，物质流是有限的。一段时间以后，有些城镇获得专门的经济活动，但企业仍然只具有服务其腹地的功能，这种功能有利于促进边境地区城市等级体系的发育。最后，由于边境地区成为移民区，它的主要城镇成为外来商品和服务进入边境的门户。这样，门户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五）变异型城市体系
最近，一些城市密集地区正在经历着城市体系结构的质变，走廊城市和网络城市得到发展。这类城市的发展主要在于高效的基础设施走廊将知识密集中心和大都市联系在一起。如欧洲的伦敦—剑桥区和斯德哥尔摩—阿波沙拉（Stockholm－Uppsala）走廊等。每个高技术走廊都与一个国际航空港组成一个整体。
在这种双中心城市体系中，城市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其联系方式又由等级体系方式转向横向联系方式。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开始形成“走廊式城市”（corridor cities）结构。
从美国的情形看，走廊城市并不是太新鲜的事物。历史学家罗伯特·费希曼（Robert Fishman）曾经指出：“到80年代，社会科学家几乎无法拒绝这样的事实：工业大都市时代创造出的“中心城”（central city）和“郊区”（suburb）术语已变得陈腐不堪”（Fishman,1990）。费希曼将城市的蔓延区冠以“新城”（New cities）术语。在新城区，其基本单元是延伸50～100英里的“增长走廊”（growth corridor）。这些新城市区已经没有明显的核心和可定义的边界，而是多中心的城市蔓延地区。
日益增长的现代城市集聚区具有错综复杂的走廊城市网（web of corridorcities）。荷兰的兰斯塔德（Randstad）、日本的关西或近畿区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于多中心结构的演化，这些城市体系能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网络城市”。这种城市体系结构较单中心城市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不太拥挤、拥有更多的区位自由度（Batten,1993; Clark and kuypers－linde,1994）。网络城市的潜在优势由于集中的反集中（Concentrated deconcentration）优势被日益增长的世界城市所关注。
网络城市的不同节点结合形成独一无二的弹性交流环境（Flexible exchange environment）。经济学家将网络城市看成是一种市场区竞争的异质产物。它们的多中心结构和功能弹性滋生出新的垄断优势。由于网络城市开拓一些机会提高单中心城市的城市规模和非经济成份，它们已不同于中心地中空间和功能的概念。这两种城市模式的异同点如表1所示。
表1 中心地与网络城市异同点
中心地模式网络城市模式
中心性节点性
规模相关性规模中立性
主从服务倾向 弹性与互补倾向
均质商品和服务异质商品和服务
垂直可达性水平可达性
单向流动 双向流动
交通价格 信息价格
空间竞争 对价格竞争的岐视
根据法国的资料，自从1800年以来，人均日出行距离由20m上升到30km，日人均出行时间也达到了1小时。出行速度的加快主要在于交通系统的改善，其结果也使得拥挤程度提高。“一小时法则”（one hour rule）是对单中心城市规模的很强的限制，拥挤和污染变得日益严峻。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网络城市结构就能很好地体现它的优势。按克氏的中心地理论，增长潜力与规模相关；而网络城市则与弹性相关。网络城市的增长率明显快于中心地城市。
四、城镇体系规划编制
我国城镇体系研究和城镇体系规划兴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局限于当时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理论和方法，城镇体系规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国家的资本得到均衡配置。因此，城镇体系规划的着眼点就在于确定城市的性质和规模。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地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城镇体系研究和城镇体系规模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具体地说：①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城镇体系规划以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建设项目为主要目的；②进入80年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市场机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越来越明显，城镇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城镇体系规划逐渐与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成为研究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但当时，规划还带有限制资源、资本“计划外”流动的企图；③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资本的多元化倾向促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城镇与区域发展的客观联系和城镇发展建设的客观条件，城镇体系规划开始重视城镇发展条件评价，开始研究城镇发展多重机会。然而，十多年来城镇体系规划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轻视了对区域整体发展效益与利益的研究。据此，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拟应注重如下问题：
（一）注重城市规划各环节的协调
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央政府的投资成为区域开发资本的主要来源。因此，规划比较注重如何落实计划所确定的建设项目，对发展所包涵的其它更广泛的内容研究得不充分，对协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应注重城市规划各环节的协调。
城镇体系规划就政府行为而言，是在多个发展上相互影响密切的行政单元间通过制定共同的城镇协调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发展公约，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从组织形式上讲，这种协调可以是由上而下的，也可以是由下而上的，但本质特征都是协调各城镇间发展关系。
（二）注重经济体制改革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意义，不仅在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更重要的是铲除了长期存在于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人为壁垒。随着农业资本的逐渐积累，乡村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推动了由下而上的城市化。我国80年代以来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乡村工业是至关重要的动力。1981年以来，我国新增设城市400多个，小城市的数量增加了260多个。同期，建制镇的数量增加了近7500个。
2.投资结构多元化
国家改革了投资管理体制，投资水平逐年提高，1981～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均递增23.96%。其中，1990～1995年年均递增率达到34.31%。同时，投资结构多元化，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据资料统计，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83.74%，1978年为77.69%，25年共减少了6.05个百分点，国家投资始终保持着投资主体的地位。1978年起，下降的速度明显加快，1982年达到50.26%，1995年达到5.98%，17年间共减少了71.71个百分点。另据对1980～1995年各省区城市化发展差异原因的实证分析，投资强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总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已经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②城市化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③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各界对城市化和城市化机制的认识。
3.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规划是政府行为。城镇体系规划必然是政府协调和引导区域开发的重要手段和决策依据。80年代以来，国家逐步实施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其中，对城市规划工作影响比较重大的，是政企分离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政府“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推行税制改革的同时，作为分税制的基础，国家明确划分了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形成了不同行政地域层次政府之间权限的差别。既然规划是政府行为，而且政府的权力是有限权力，因此，城镇体系规划在内容和手段上必须适应政府行政的特点，要有目标、有重点，同时还要讲方法、讲策略。
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等都对城市化和城镇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城镇体系规划编制重点
基于上述城市规划工作自身特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城市体系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我国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重点为：
1.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中心职能就是加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城镇体系规划要为政府引导区域城镇发展提供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手段，它的主要任务是：①规划要以区域为整体，着重研究如何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确定区域城镇发展战略。要把确定引导城镇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作为规划的重点和核心内容。②要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区域开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和时序进行引导，协调和控制对区域整体发展不利的开发活动。通过合理、妥善的组织，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享，降低区域开发成本。③要适应改革投资体制的需要，引导投资活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进国家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保障社会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建立整体规划的观念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是区域开发的最基本投资来源。计划部门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按行业和部门分配建设投资。由于这样的计划和投资体制，形成了部门发展和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所谓“条块分割”），导致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同样的原因，区域规划也是按部门进行的。部门规划不可避免的要强调部门利益，而区域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一旦被部门利益所替代，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为协调部门利益奠定了基础。但是，还必须强调树立“整体规划”的概念，开展以区域整体发展为主体的区域规划，并建立必要的机制，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
城镇体系规划是以城镇（居民点）为主体的综合性区域规划，要全方位地研究影响城市化的各项因素。城镇体系规划以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为基础，但绝不仅仅是规划城镇体系。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和城镇发展机制的研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最重要的转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受市场的支配而自由流动。因此，规划要加强对生产要素流动规律以及各项要素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作用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制订综合性的规划，必须要具备全局观念；实施综合性的规划，必须借助各部门的力量。
3.强化区域协调的手段和措施
资本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规划不仅要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维护公众利益、区域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必须要强调区域协调的手段和措施。城镇体系规划的本质特点是超越行政区划，把多个行政单元、多个利益主体协调在一起，谋求整体发展，协调发展是它的核心任务，其协调的目的是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带动区域发展；协调的重点在于区域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和城市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协调的内容包括对开发内容的协调、空间的协调和开发时序的协调。
不同层次地域的城镇体系规划其协调的措施和手段各不相同。要以区域发展差异分析为基础，把握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还要注重对实施机制和调控手段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如何高效地安排建设，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控制。要把区域城镇发展布局与区域土地利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要对开发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合理的安排，而且要从维护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目的出发，综合协调长远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对不合理的开发活动进行限制。要把对区域土地开发利用活动的控制，作为间接调控区域开发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城镇体系规划具有可操作性。
4.提高城镇体系规划的弹性和科学性
进行区域城镇发展条件分析和综合评价的目的是明确区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既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域，更不能就区域论区域。据此，要开展多目标的多方案研究。这里所说的多方案，是指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相结合的多重发展目标引导下的多方案。这些方案应并行地纳入规划成果，以利于政府实施对区域发展与建设的动态管理。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中国城镇体系研究和规划要考虑与世界城镇体系接轨。因此要注重对城镇体系特点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尽快建立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城镇体系。
此外，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还要充分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信息传播技术以及能源开发技术的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布局和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5.建立健全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管理机制
城镇体系规划要针对政府权力有限性的特点，把握住各级规划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城镇体系规划不仅要研究规划方案，而且要研究调控的标准和政策。城镇体系规划的成果也要趋向系统化，既有规定性的，也有指导性的；既有约束公众的，也有约束政府部门的。实施城镇体系规划，必须有相应的协调和仲裁机构，必须相应的行政机制和法律依据。也就是说，不仅要使编制跨行政区域的规划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使实施这样的规划得到保障。
1996.10
[＊] 主要包括1947年的晶体管（transistor）技术，1957年的集成电路（the integrated circuit），1959年的晶面处理（the planar process）技术和1971年的微处理器（the microprocessor）技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