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北论文,天主教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06)01-0049-12
陕西是我国较早受到天主教①影响的地区，也曾是天主教影响最为深刻的地区之一。天主教传入陕西，“始自明末清初”②，据统计在清康熙三年（1664年③），西安和汉中两府有天主教徒 6万人，而当时全国教徒的数量尚不及20万④，这足以表明当时天主教在陕西关中及陕南地区传播事业的兴盛。与陕西其他地区天主教传播事业迅速发展有所不同的是，陕北地区在这一时期似乎始终是其影响的空白区域。
18世纪初，受中西“礼仪之争”的影响，清政府施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天主教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天主教才重新获得发展的机遇。随着近代天主教向内地大规模扩散步伐的加快，陕西境内关中和陕南地区的传教事业得以恢复并发展起来，同治年间以后，天主教开始成规模的传入陕北地区。此后至民国初年的几十年时间里，陕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播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并呈现出相当规模的发展态势，影响几乎遍及陕北各个地区，特别是在宣统三年（1911年），陕北地区脱离陕西北境教区独立成为陕北宗座代牧教区⑤，更是意义深远。可以说，清末民初的几十年时间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的黄金时期，因此对这一时期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必然会对区域天主教传播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民国学者对清末民初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播情况曾多有探讨，如范长江所著《中国的西北角》对黄河后套沿岸地区的天主教势力做过较为详尽的描述，对当地“一般农民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父，而不知有官吏”的所谓“天主国”的出现表示出深切的忧虑⑥。王金绂所著《西北之地文与人文》中，对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亦有论述，并对当时陕西所划分的三个不同教区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对分管教会、主教驻地以及教徒数量均有述及⑦。《陕甘调查记》对民国初年的基督教也有较为粗略的概括⑧。此外，《陕西省人文地理志》也在对陕西基督教传播略加描述的基础上，对三边地区人民的反教斗争进行了着重分析⑨。近来汤开建先生专门撰文对晚清陕北三边地区的天主教传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⑩。尽管如此，针对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情况进行专门研究的论作仍不多见。笔者不揣浅陋，试以清末民初陕北地区天主教传播的时空特征为主线，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初步探讨其传播的历史过程，不周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堂与教徒数量统计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叶茂枝由边外的绥远（今内蒙古）来到陕北靖边县宁条梁镇传教。传教士进入靖边后不久，在宁条梁镇小桥畔修建教堂，购买附近土地，转租给当地群众耕种并寻找机会向他们传播圣教。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天主教会已拥有多所教堂，在“自小桥畔起至城川口止，共推种蒙地4735垧半……。另开城川蒙地500垧，……，共随教民71户，男女大小307名”(11)。随着天主教传教士进入靖边并设堂传教，标志着天主教势力正式进入陕北地区传播的开始。在此后20余年时间里，天主教势力又先后传入陕北的定边、绥德以及怀远等州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天主教传入不久的陕北地区也相继发生多起教案(12)，虽然这种带有反帝爱国性质的农民斗争给初入陕北的天主教会以一定的打击，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教会往往通过教案之后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攫取到了更多的利益，因此天主教在清末20世纪初的10余年时间里反而在陕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神木、葭县、吴堡、延川、安定、甘泉以及延长等县亦有天主教传入。
宣统三年（1911年），罗马教廷重新把陕西划分为陕北、陕中和陕南三个宗座代牧教区。陕北宗座代牧区由西班牙方济各修会负责传教，主教驻肤施县(13)（今延安市）。从此，陕北天主教传播进入了新的稳定发展阶段。经过20余年时间，陕北23个县中已有19个县有天主教传入，教会在其中15个县设立了相当数量的教堂，教徒数量也有成倍的增长，整个陕北地区只剩下府谷、清涧和宜川、保安等县成为天主教传播的空白区域。
天主教传入陕北地区后，教会一般要在各县择址修建教堂，以作为教徒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活动场所和深入附近地区传教的基地。教堂不仅是当地天主教存在的主要物化象征，更是教会进一步向外传播教义、扩散势力的据点。笔者以地方史志为依据，尝试对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堂的数量和位置进行初步的复原。（见表1）
表1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堂分布表
府（州）县别 天主堂位置 修建时间 教堂数小计 其他设施
县城南关宣统三年（1911年）1
2 孤儿院、诊疗所
榆林县城民国三年（1914年）1
县城① 民国初年
1
宋家山 不详
1
4 无
榆葭县谭家坪村宣统元年（1909年）1
林通秦镇 民国初年
1
府油房头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
怀远县 响水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5 教会学校
（横山县）雷龙湾 民国十九年（1930年） 1
拓阳坪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
马蹄沟 光绪年间（1880年后） 1
绥三川口 不详
14教会学校3所
德绥德苗家坪 不详
1
州高家坪 不详
1
肤施县 桥儿沟 民国二十年（1931年）② 1
1
无
县城③ 民国初年
1
延长县 甘谷驿 民国二十年（1931年） 12 育婴堂、党校
延川县 永坪镇 不详
11 无
瓦窑堡 民国十七年（1928年） 1
延安定县 吴家铺 民国二十年（1931年） 12 无
安安塞县 县城民国十三年（1924年） 11 教会学校1所
府堆子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④ 26 学校、婴儿院、
定边县 白泥井 宣统元年（1909年）4 养老院各1所⑤
杨桥畔 不详
1
靖边县 海子滩 不详
3
23学校6所及医院
宁条梁镇光绪元年（1875年）19
鄜州 茶坊村 同治时期⑥ 1
1 无
桥山镇 民国十四年（1925年） 1
中部县 县城不详 12 无
鄜州 宜君县 宜阳镇 民国十一年（1922年） 11 无
黄龙山镇民国三年（1914年）1
洛川县 县城民国十一年（1922年） 1 2 教会学校1所
合计15 32 — 57 —
说明：①据佳县党史办公室供稿《秦马硷神团事件的前前后后》，政协佳县委员会资料委员会编《佳县文史》第1辑，1995年，第19-24页。
②建成时间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据《延安市志·社会风俗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98页。
③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4册《秦陇羌蜀四省区志》第3卷《陕西省志》第3章《道县汇志》第3节《榆林道》（四）《延长县·地势及城市概况》，中华民国15年，中央地学社。
④指最早的教堂建立的时间，下同。
⑤定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957页。
⑥茶坊村川口教堂（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第37页）建立的时间据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8年，第344页）推算而得。
相对而言，陕北地区的天主教徒数量统计则较为困难。一是因为有关各县天主教徒数量确切统计的文献记载较为缺乏，有时即使有教徒数量却无统计时间；二是仅有的各县统计数量也基本上不在同一时间，故无法对这一地区教徒人数进行可信的统计。因此，笔者暂依现有资料，把清末民初划分为几个时期，然后对每一个阶段作数量上的大致估算。
1.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即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前
该时期天主教虽已传入陕北部分地区，但波及未广，主要传教地区集中在陕北北部的靖边、怀远及绥德州境。其中，靖边县“至1900年8月15日，传教团只有492个居民，其中392人受过洗、80人为慕道友”(14)，定边县“惟安边堡东边外堆子梁，堆界内有天主堂一所，系宁条梁分来定邑，奉教者八家”(15)，估计教徒仅有数十人；有学者据《拳祸记》的记载，称此时三边地区（靖边、定边和定边所属安边堡）“教民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16)，显然过于夸张，或是“教”、“民”不分，混为一团所致。至于其它几个县则尚未见有关信徒人数确切统计的文献资料。从当时天主教在整个陕北地区的发展情况推断，其它各县天主教徒人数估计可能不会过百人，据此笔者认为当时陕北天主教徒的总数至少约为500～600人（不含慕道友）。
2.义和团运动爆发到清朝灭亡，即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年）
该时期陕北天主教非但未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而发展速度减慢，反而在传播区域上有所扩大，尤其是三边地区天主教势力迅速发展起来。据汤开建研究，在“庚子年前后……教民人数也近两千人，当然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其教民的实际人数应该不止于此”(17)；另有学者认为当地“凡入教者可租种教堂土地，据当时统计，租种教堂土地者共约八百多户”(18)。从前一时期的几百人到“八百多户”的变化可以看出，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三边地区天主教势力的飞速发展。至于其它各县虽有天主教传入，但规模不大，如葭县此时仅有“本地入天主教者十一人”(19)。该阶段陕北有许多地区开始传入天主教，但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大部分地区缺乏记载天主教徒人数的确切统计资料，因而无法推断全部的教徒数量。笔者认为，随着三边地区天主教势力的急剧膨胀，其教徒人数大大超过陕北其他地区，故在数量上应当集中了当时整个陕北地区全部天主教徒的绝大部分。
3.民国初年，即1911年后的20余年间
民国初年，随着陕北宗座代牧教区的建立，天主教传教区域日益扩大，教徒人数也有较快增长。例如在绥德县“西乡李家砭有天主教堂一处，附近从教之人约有百余户”(20)，而全县估计教徒大约有500余人(21)；横山县到民国中已发展教徒600余人；洛川县有教徒115人(22)，中部县康家崖一带发展教徒93人(23)。据《陕甘调查记》记载，当时陕北有天主“教徒二千二百五十年人”(24)；另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西北之地文与人文》记载当时陕北地区“有教徒二千二百三十人”(25)。可见两个关于陕北天主教徒人数的记载十分相近，应当较为可信。至于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在陕北葭县通秦镇“建天主堂，经理者为意国人，该教教友渐增至二千”(26)的记载则颇值得怀疑，不足确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际上，上述关于陕北地区天主教徒数量的统计是建立在法国方济各会负责传教的陕北教区而言的，在陕北三边一带负责传教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下发展的教徒数量并未统计在其中，而据资料显示当时在三边地区“教民数量大增，有一千七百户，约八千五百人”(27)。因此笔者认为，到民国中期，整个陕北地区的天主教徒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二 清末民初时期陕北天
主教传播的时空特征
1.天主教传播的时间分布特征
清末陕北地区分属延安府、榆林府以及绥德州和鄜州，共2府2州。其中，延安府共有10县，分别是肤施（今延安市）、延川、延长、甘泉、宜川、保安（今志丹）、安塞、安定（今子长）、靖边（今属榆林市）和定边（今属榆林市）；榆林府有5县，分别为榆林、怀远（今横山）、神木、葭县（今佳县）和府谷；绥德州有4县，为绥德（直隶州亲辖地，民初改县）、米脂、吴堡和清涧；鄜州有4县，为鄜州（直隶州亲辖地，民初改县，今富县）、洛川、中部（今黄陵）和宜君。民初，废府州，陕北各县皆隶榆林道，怀远县改名为横山县，其他各县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均沿袭清末名称。
清末民初天主教共传入陕北23个县中的19个，其中传入确切时间可考者有15个县，占有天主教传入县数的79%（表2)。
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随时间的推移，其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民国初年前后已有19个县有天主教传入。其中在前期34年，天主教共传入5县，占26.3%；后期34年天主教共传入14县，占73.7%。后期天主教在陕北传播范围的扩大速度要远远超过前期，几乎是其3倍。在前后两期所划分的5个阶段中，又以光绪后期（1901-1908年）和民国初期（1912-1934年）两个阶段始有天主教传入的县数最多，分别为5县和6县共计11县，占整个清末民初时期的 57.9%，以下分别是光绪前期（3县）、宣统时期（3县）和同治时期（2县）。从各时期年平均传入县数上看，宣统时期传入县数最多，为 1.00即平均每年都有一县始传入天主教，光绪后期年平均传入县数为0.63；这两个时期远超过其他时期的年平均传入县数，而又以宣统朝年平均始传入县数为最。光绪后期和宣统朝两个时期虽然只有11年（1901-1911年），仅占整个68年时间的16.2%，但却有8县始传入天主教，占19个县的42.1%。可见从传播速度上看这是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发展的高潮期（图1）。
光绪后期、宣统时期和民国初年3个阶段成为天主教在陕北传播的主要时期，是有其原因的。从全国范围看，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强压之下，对天主教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各地传教士、教堂以及教会财产一体受到官府保护。中华民国成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正式载入各届政府宪法。这样就从法理上为教会和教徒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个保障机制(26)，为天主教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从天主教会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在传播福音的手段上也有了较之先前明显的改变，除对教民诉讼问题的态度有所收敛以及极少参与政治和外交活动外，在具体的传教手段上继续使用各种方式并施以小恩小惠引诱百姓入教，例如，民国初年陕北安定县天主教会“为扩充教徒，凡来听经做功者，以水果香糖招待”(29)。此外，在这一时期中陕北各地相继爆发多起教案，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更是教案频发。教案发生后，教会势力多是胁迫清政府签订各种“协议”，从中获得大量赔款，甚至土地(30)。因此，一方面在义和团等群众反教力量的打击下，陕北天主教势力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另一方面在反教运动高潮过后，教会势力又总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且势力超过先前。
备注：1.本表采用的政区建制标准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
2.以同治五年（1866年）为始，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为止，中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界，将这一时间段分为前后两期，各34年，时段相当便于比较。
图1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入县数及年平均传入县数变化图
备注：1.系列1指不同时期陕北始有天主教传入的县数。
2.系列2指不同时期陕北平均每年始有天主教传入的县数，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将所得的年平均始传入县数均乘以5，实际从同治朝到民国初期各时期的年平均始传入县数分别为0.22、0.12、0.63、1.00、0.26。
这一时期陕北天主教的传播扩散也受到了周边地区的影响。例如，个别山西天主教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打击下逃命至与之一河之隔的陕北地区后，便在当地进行传教，榆林府葭县天主教就是“影响于隔河之山西，盛行于拳匪仇教之后”(31)。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该时期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规模的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在宣统三年（1911年），陕北延安教区从原先陕西北境教区独立出来，成为陕西三个宗座代牧教区之一，由西班牙方济各会负责在该地区传教(32)。而此前，整个陕北是和关中地区合并在一起由意大利方济各会负责传教的，当时意大利方济各会在陕北地区有规模的传教事业几乎为空白，仅将关中作为该会传教的主要地区。西班牙方济各会进入陕北建立延安教区，并将这一地区作为该会的专一传教区域，显然不仅对陕北天主教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当时整个陕西省天主教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教区成立前的宣统元年（1909年），西班牙传教士易兴华就将天主教传入延安的延长和安定两县，至民国初年西班牙传教士又将天主教传入延安的其他各县。
从各时期年平均传入县数分析，光绪后期和宣统时期是天主教传播效率最高的时期；民国初年虽然有大量的县份开始有天主教传入，但是平均到各年则数量不多，显然这是该时段跨度较长的原因造成的。为了直观说明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范围随时间推移变化的趋势，故将各时期有天主教传入的县数作一归纳（图2）。综合表2和图2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天主教在陕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停滞——飞速扩展——稳定上升的变化过程。
附图
图2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始传入县数时间增长图
2.陕北天主教的传播路径
笔者认为，清末民初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主要有4条路径，分别是，
第一条（由北传入）—天主教首先由内蒙古地区传入延安府西北部靖边县，继而向西传入定边县，向东传入榆林府怀远县。由天主教圣母圣心会负责在此传教，该修会传教士主要来自比利时和荷兰两国(33)。
第二条（由东传入）—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几年中，由山西地区传入，影响与之紧邻的葭县、吴堡以及神木县(34)。山西地区天主教传教事业是由意大利方济各会负责的，这与清末在陕西北境负责传教的天主教会相同。
第三条（由南传入）—鄜州在清初天主教即已由关中地区传入，后记载未详，延至清末又见天主教传播，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向北传入延安府甘泉县(35)。
第四条一宣统三年（1911年）陕北延安教区建立前后，天主教在陕北中部延安府各县传播，延长、安定、肤施和安塞等县都有传入，由西班牙方济各会负责传教。后来继续向南传播至鄜州之洛川、中部和宜君县，民国初年向北传入横山县(36)（清怀远县）。由此并结合表2可以看出：
(1)经过清末民初几十年的发展，陕北天主教的传播几乎遍及陕北各个府州县，共有19个县传入天主教，占所有23个县总数的82.6%。
(2)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从宏观的空间范围看，是一个由北向南的传播过程，并经历了一个由北、东、南三面边缘传入并逐渐向中部、内部渗透的发展过程。
(3)清末民初在陕北传教的天主教会主要有两个，即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和西班牙方济各会。圣母圣心会传教范围集中在延安府西北部靖边、定边以及怀远县（横山县）。方济各会则主要以陕北中部延安府各县为传教范围。而在怀远县及其附近地区则是这两个天主教会共同影响的区域，成为二者势力相互渗透的地带。
3.天主教堂的地域分布特征
(1)天主教堂在陕北地区的宏观地域分布特征
当数量不多的传教士进入陕北各县后，由于自身力量的单薄，往往要先在各县之中选择一个或几个村镇作为其传教的根据地，继而向县内的周围村镇传播天主教。因此，修筑天主教堂是传教士在各县传播天主教的首要任务之一，教堂不仅是传教士的安身之地和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更是天主教向外传播并扩大教徒数量的基本物质保障，所以教堂实际上就是一县天主教势力的中心以及天主教向外传播的根据地，教堂数量之多少直接反映了该地区天主教势力发展程度之高低，因此教堂的分布最直观地反映了天主教在各县内部的传播与分布特点。由表1可知，建有教堂的县分别为榆林府有3县（教堂11座），绥德州有1县（教堂4座），延安府有7县 （教堂36座），鄜州有4县（教堂6座），共计教堂57座。
根据天主教堂数量的不同按照清末各府州的行政区划分，可以分三级：
一级——20座以上地区，有延安府（36座）。
二级——10～20座的地区，有榆林府（11座）。
三级——10座以下地区，有绥德州（4座）、鄜州（6座）。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清末民初陕北有天主教传入的19个县中建有天主教堂的县共有15个，占78.9%，是陕北所有县数的65.2%。而以上2府2州之中，建有天主教堂的县占各所在府州中所有县数的比例依次为：鄜州100%（共有4县），延安府70%（共有10县），榆林府 60%（共有5县），绥德州25%（共有4县）。
以上三级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对教堂数量进行比较，虽然能够初步了解陕北天主教堂的大致分布情况，但仍显粗略，尚不能清楚全面地揭示天主教堂在陕北的分布情况。故根据各县所建天主教堂数量，再划分为四级（表3）：
表3 清末民初陕北各县天主教堂一览表
县名教堂数量占陕北的 级别
（座）百分比（%）
靖边 2340.0
一级
定边 6
怀远（横山） 5 33.3
二级
绥德 4
葭县 4
榆林 2
安定 2
中部 2 17.5
三级
延长 2
洛川 2
肤施 1
延川 1
安塞 1 8.8
四级
鄜州 1
宜君 1
总计 57 100—
一级——10座以上的县，有靖边县（23座）
二级——3～10座的县，有定边县（6座）、怀远县（5座）、绥德（4座）、葭县（4座）
三级——2座的县，有安定县、榆林、洛川县、延长县和中部县
四级——仅有1座的县，有肤施县、延川县、安塞县、鄜州和宜君县
通过以上对陕北有天主教传入之县所拥有的教堂数量统计，可以看出天主教在陕北传播的地域分布差异（图3）：
极发达区：靖边县；
发达区：定边县、怀远县（横山县）、绥德、葭县；
一般区：榆林、安定县、中部县、洛川县、延长县、肤施县、延川县、安塞县、鄜州、宜君县；
落后区：神木县、吴堡县、甘泉县、米脂县；
空白区：府谷县、清涧县、宜川县、保安县。
由表1、3可知，陕北建有天主教堂的15个县中有5个县（占30.3%）仅分布有一座教堂，显然在这些县中教堂所在之地就是一县之中天主教势力的集中之地。从表1教堂的具体分布来看，各县之中教堂明显多分布在县城之外的某个村镇，而非位于府州县城之内。将教堂建于府州县城之内者只见于榆林（2座）、安塞（1座）、洛川（1座）、中部（1座）、葭县（1座）和延川（1座）6县，占所有建有教堂县数15个的40%，共有的7座教堂亦仅仅占到陕北所有57座教堂数的12.3%，而所有教堂中有87.7%（50座）分布在陕北各府州县城以外的农村。由此可见，设在村镇中的教堂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从陕北天主教堂的分布情况看，天主教会在该地区是以村镇为主要传播地域，各府州县治城中天主教堂数量稀少，与天主教在农村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有研究者所认为，“基督教……往往穷乡僻壤，亦设堂传教”(37)；“天主教由于多年来充当封建统治工具，侧重于在农村发展，农民中天主教徒较多”(38)；“在地理分布方面，‘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天主教则更侧重于农村，深入内地”(39)。
(2)天主教堂在县域的微观地域分布特征
清末民初陕北地区天主教堂除明显地集中分布于农村地区外，在各县内部也具有一定的分布特征。由表1可知，除去分布在县城中的7座教堂以外，有50座分布在府州县城以外的地区（见表4）。
从表4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末民初陕北农村地区的天主教堂主要分布在25个地点，可以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类：
（一）一般乡村
天主教堂分布在农村的25个地点中共有9处，占总数的36%，共有15座教堂分布，占50座教堂总数的30%。这些地点均为普通的乡村聚落，但有些规模稍大，是当地的大村，如葭县的宋家山即为“南乡大村之一”(41)。
表4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堂在农村地区分布表
天主堂位置(40) 性质 教堂数
宋家山 一般乡村 1
葭县谭家坪村一般乡村 1
通秦镇集镇1
油房头镇 集镇1
怀远县响水镇集镇1
（横山县） 雷龙湾 属县驻镇 1
拓阳坪 一般乡村 1
马蹄沟集镇1
三川口 一般乡村 1
绥德苗家坪集镇1
高家坪 一般乡村 1
肤施县桥儿沟 属县驻镇 1
延川县永坪镇集镇1
瓦窑堡集镇1
安定县吴家铺集镇1
堆子梁 一般乡村 2
定边县白泥井 一般乡村，4
杨桥畔 一般乡村 1
靖边县海子滩 一般乡村 3
宁条梁镇 集镇19
鄜州茶坊村 属县驻镇 1
中部县桥山镇集镇2
宜君县白渠河村属县驻镇 1
洛川县黄龙山镇 集镇1
延川县永坪镇集镇1
小计 25 — 50
（二）集镇
在农村分布有教堂的25处地点中共有12处为集镇，占总数的48%，共分布有教堂31座，占所有分布在农村的教堂总数的62%。以上12处集镇有的虽未有镇的名称，但实际已完全具有集镇的功能，如“苗家坪，明时已成为大村，清代渐为大理河川大镇”、“清末马蹄沟一带即为西川经济、文化发达之地，民初依然”(42)。
（三）属府州县所在驻地之镇
实际这些教堂仍分布在一般乡村，但又有特殊之处，即位于府州县驻地镇的管辖范围内，故单独作为一类以示区分。共有4处，教堂4座，分别占总数的16%、8%。
在陕北农村分布有教堂的地点中，有12处为集镇，占总数的几乎一半，并且有占总数62%的31座教堂分布于这些集镇之中。可见，清末民初陕北地区的天主教堂绝大多数分布于农村，而在农村之中又相对的侧重分布于集镇，分布于一般乡村中的教堂虽然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明显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此外，还有几处教堂虽未分布于县城之中，但却选择县城驻地的乡村地区作为修建教堂的地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清末天主教堂的分布已遍及陕北各府州，民国初年在近三分之二的县中建立了教堂。绝大多数天主教堂分布较为分散，以点状分布特征为主。
(2)天主教堂在各县分布极不平衡，天主教传入时间较早的延安府西北部靖边、定边两县以及榆林府怀远县（横山县）集中了陕北地区一半以上的教堂，可谓是陕北天主教势力的重心所在。其他北部、东北部靠近内蒙古和山西的各县亦有一定数量的教堂分布。而中部和南部各县则多为一县一堂，北多南少现象较为明显。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山西之间的37.5°N～38.5°N呈东宽西窄的横楔状区域内，形成了一个陕北天主教堂分布的集中区，其中西部教堂数量又多于东部。
(3)除极少数天主教堂分布于县城外，其余绝大多数均分布在各县域内的村镇之中。天主教堂在陕北地区分布的城乡差异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天主教在该地区是以农村为主要传播地域对象的特点。
(4)在广大农村，天主教会侧重于选择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集镇作为布局教堂的主要地点。显然，这与当时集镇具有有利于天主教发展的各种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三 影响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地域分布的原因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大体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空间过程，而最初传入的地区也是天主教堂分布的密集地区，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靖边、定边两县，北部怀远（横山）、葭县以及绥德等地；中南部地区天主教势力相对较弱，教堂不多；传教士深入广大乡村传教，在许多村镇建有教堂，而县城天主教势力反而不大。笔者认为，产生天主教势力空间分布宏观和微观区域差异的原因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故在此初步分析如下：
1.人文社会环境的区域内部差异
清末，陕北地区的教务统归天主教陕西北境教区的管辖，当时陕北与关中同属这一代牧教区，由意大利方济各会负责传教。实际上，意大利方济各会主要是在关中地区传教，很少将势力延伸到陕北地区。虽然天主教传教士也曾多次深入陕北，力图将“圣教”传播到这一地区，但多数都失败了，天主教始终未在光绪初年前真正扎根陕北，例如，“（龚振铎传教士）道光戊戌 （1838年），来华抵晋。……于己亥（1839年）即入陕。……岁庚戌（1850年），秘传教鄜、绥、榆、延，□地苦寒，公辄解衣推食，时济贫乏。未半载召回，时值隆冬，……”(43)。
同治年间，原先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的天主教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来到陕蒙交界的延安府靖边县传教，不久就吸收了一部分教徒，并且修建了教堂。在陕蒙边界地区，天主教会利用蒙地一侧土地广阔、地价低廉且所属不清的特点，向蒙旗购买土地，转租给汉民，以吸引他们入教。这样汉民只要加入天主教会就可以获得一份土地，“赤贫者还可以向教会借用生产所必须的物资”(44)，逐渐在当地形成所谓的教民村，“每处男女百数十名不等，皆以垦地为业，牛、犁、种子多自洋人发给，秋后按粮品分”(45)，加入教会的教民实际上成为传教士的农奴。清末民初，陕北地区战乱、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天主教采取的这种吸引教徒的方法无疑对普通贫苦百姓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尽管天主教“很不受当地官民的欢迎”，但在生存与信仰之间，生存下来往往是最重要的。教会正是依靠这种与教民之间特殊的土地关系，逐渐发展教民、扩大势力的，并且将天主教传入与之相临的定边和怀远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地方教堂林立，教民众多，“俨成殖民区域，根深蒂固，不可动摇”(46)。而榆林府和绥德州以南的陕北中部、南部地区，直到民国以后天主教才有所发展，规模都不大。在这些地区传教的教士尽管也采取各种手段施以小恩小惠吸引百姓入教，但收效不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不再具有像北部那样有广大的可以为教会利用的土地来吸引普通农民加入教会所造成的。实际上，教会正是利用了陕北地区内部这种特殊的区域人文社会环境的差异，从而在北部地区迅速形成了天主教势力的发达地区。
2.区域民间宗教信仰的特定价值取向
陕北民间宗教与信仰呈现多元化的鬼神崇拜的状况(47)是造成天主教势力区域空间分布差异的另一原因。例如，绝大多数中国民间供奉的各种神灵，在陕北地区都能找到。百姓对神灵都信之甚笃，大小村镇都建有的神庙便可见一斑。不管怎样，民间造神的随意性是与其实用性密切相联系的，实际上实用性是民间宗教信仰本质的价值取向之一(48)。如靖边县“贫者崇奉天主教以图存，富者崇奉佛道二教以祈福”(49)，“贫者”与“富者”之间在宗教信仰选择上的差异正是民间信仰实用性发挥作用的突出表现。天主教作为一种西方宗教，虽然传教士一再“宣布他的信息是给穷人的福音”(50)，“耶稣是穷人支持者，是挨饿、失败、无权、卑微者们的支持者”(51)，但这种心灵上的慰藉与精神层面上感化却并不能满足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广大生活困苦民众的实际需要；此外，民间各种宗教信仰在陕北的长期沉淀和天主教把其他宗教始终视为“异端”而不能共存所产生的矛盾，也对天主教的传播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民众对接受天主教的兴趣不大，如“中部僻处山陬，土厚水深，民间惟知尊孔；虽亦有佛道杂祀，然信奉者终属寥寥，又何论西教也？”(52)，“民好神而信鬼，今保安此风仍未泯，但无信从基督教、天主教者”(53)。可见在北部，天主教会利用蒙部大片土地吸引农民入教，在实际利益的驱动下，使其教徒数量大增，势力日强；而在陕北中南部地区当此有利条件消失，天主教不得不在乡村面对广大民众采取“心灵感化”的方式进行传教，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附图
图3 民国初年陕北天主教堂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2卷《行政建置志》第4章《历代行政区划·民国陕西省政区图》，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497页。
3.天主教传播的历史渊源
一些学者在比较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区域空间差异的原因时均认为，这是由两者历史渊源的差异造成的(54)，从而提醒我们认识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特征可能也是受到宗教本身历史渊源的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清末民初陕北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 (87.7%)分布于各县县城外的村镇之中。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主要传教对象就是农民，将教堂设在各县的村镇之中，正是以向农民这一群体传教为目的的行为表现。天主教把传教和执行“圣事”作为中心任务，传教士以感化天下非基督徒使之成为基督徒为己任，并以此“作为他们鞠躬尽瘁的目标和日常的主要任务”。除了天主教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外，尽可能多的扩大教徒数量的迫切愿望和躲避县城中强大的中国传统礼教的排斥，也促使传教士深入乡村进行传教活动。因此，天主教堂就必然会集中分布于一些村镇之中，从而形成“内地乡落，无所不至”的局面。
4.区域小城镇的集聚吸引作用
从传教士角度看，在内心传播圣教、扩展教徒“天职感”的激励下，必然要在一县之中选择最有利于其发展的地点建立教堂，尽可能的吸引周围的民众前来加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村中选择集镇作为教堂设立的首选所在是具有明显优势的。
集镇作为天主教进入陕北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域对象，具备与普通乡村相比更加优越的物质条件基础。集镇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人口相对密集、对外交通方便，一方面为天主教在陕北广大农村生根发芽提供了物质可能，另一方面天主教可以利用集镇对周围乡村所具有的较强的辐射作用来吸引更多的中国百姓加入天主教，从而实现教会迅速传播“圣教”的愿望。这样分布于广大农村之中的教堂，就具有了一定的特殊分布规律，即相对侧重分布于县域内规模较大的集镇上，如靖边的宁条梁镇、延长的甘谷驿镇及安定的瓦窑堡。显然，这些市镇的经济基础、人口密集程度以及交通条件等等都相对比区域中其他地区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天主教势力宏观上主要侧重分布于农村，但又集中聚集在小区域（一般是县域）的中心地，笔者认为这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的最为突出的空间特征。通过传教士对天主教堂选址分布的分析，笔者认为透视天主教会选择建立教堂的这种主观行为现象，实际反映了客观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对天主教传播空间范围的影响。
5.其他因素
除上述诸多因素共同的作用外，天主教传播时间长短的地区差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相对来说，在北部地区天主教传入时间已久，根深蒂固，势力相对强大；中南部地区民国初年天主教才陆续传入，传播时间较短，加之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动荡，势力相对较弱，亦合情理。笔者认为，在区域天主教传播的历史过程中，时间因素对传播空间的影响是逐渐减弱的，越向传播过程的早期上溯，其影响则越为明显。
综上所述，造成天主教在陕北地区分布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宗教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考察天主教的区域传播史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这里所做的分析是初步的，笔者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视角的审视来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任云英副教授提供了诸多帮助，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5-03-04
注释：
①广义基督教即学界通用的“基督宗教”。它的三个主要教派分别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即狭义的基督教）。本文探讨对象是天主教，所引历史文献中虽有“基督教”但实际仍都指天主教。
②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
③实际上，康熙三年（甲辰年）和公元1664年并不完全重合，本文为行文方便，权且如此，下同。
④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徐家汇圣教杂志社，中华民国27年，第238页。
⑤［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⑥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5篇《贺兰山的四边》（十八）三圣宫天主堂，中华民国25年，天津大公报馆出版部，第346-347页。
⑦王金绂：《西北之地文与人文》（十）《西北之民族》丙《宗教》（三）基督教，中华民国24年，商务印书馆，第156-157页。
⑧陈言：《陕甘调查记》第1章《陕西地理》第4节《陕西之宗教》；第2章《陕西政治》第9节《陕北“秘密国”之三边》，中华民国25年，北方杂志社丛书之一，第14-15页、93-94页。
⑨张其昀、李玉林：《陕西省人文地理志》第18章《民族与宗教》，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编《资源委员会季刊》第2卷1期《西北专号》，中华民国31年，第56-58页。
⑩汤开建、马占军：《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4期， 2004年7月。
(11)光绪《靖边县志》卷4《艺文志》。
(12)张应超：《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教案述评》，《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乔明顺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83～291页。
(13)王金绂：《西北之地文与人文》（十）《西北之民族》丙《宗教》（三）基督教，中华民国24年，商务印书馆，第157页。
(14)［法］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
(15)光绪《定边县乡土志》第1编第8章。
(16)韩敏、邵宏谟：《三边教案——1901至1946年陕西三边人民收回教会侵占领土的斗争》，《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17)汤开建、马占军：《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4期，2004年7月。
(18)孙志亮、张应超：《陕西辛亥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19)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
(20)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
(21)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洲县志》第6编《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5页。
(22)民国《洛川县志》卷20《宗教祠祀志》。
(23)黄陵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黄陵县志·宗教社会风俗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564页。
(24)陈言：《陕甘调查记》第1章《陕西地理》第4节《陕西之宗教》，中华民国25年，北方杂志社丛书，第14页。
(25)王金绂：《西北之地文与人文》（十）《西北之民族》丙《宗教》（三）基督教，中华民国24年，商务印书馆，第157页。
(26)民国《续修葭县志》卷1《宗教志》。
(27)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840-191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28)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29)子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长县志》第25编《民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30)韩敏、邵宏谟前揭文。
(31)民国《续修葭县志》卷1《宗教志》。
(32)［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
(33)戴学稷、徐如主编《近代中国的抗争》，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34)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
(35)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
(36)横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横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7页。
(37)张其昀、李玉林：前揭书，第57页。
(38)乔明顺：《浅论基督教的演变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乔明顺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27页。
(39)赵玉华、刘凌霄：《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0)在此均采用教堂建立时所在的区划地名来记述。
(41)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榆林府·葭县》。
(42)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洲县志》第2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43)董国柱编著《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208～209页，括号内说明均为笔者加注。
(44)莎如拉、苏德：《1900年内蒙古西部的蒙旗教案》，《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
(45)童兆容：《童温处公遗书》第2卷，第13页，转引自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60页。
(46)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
(47)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4页。
(48)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49)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8《风俗四》。
(50)［瑞士］汉斯·昆：《论基督徒》（上），三联书店，1995年，第334页。
(51)［瑞士］汉斯·昆：《论基督徒》（上），三联书店，1995年，第335页。
(52)民国《黄陵县志》卷20《宗教祠祀志》。
(53)光绪《保安县乡土志》。
(54)见赵玉华等前揭文；刘世龙：《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乔明顺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