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超越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家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纵观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蕴含着两个鲜明而又强烈的意识，一是反抗意识，即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意识。二是超越意识，即通过学习西方超越西方的意识，它是反抗意识的自然延伸。如果说反抗的爱国意识是文化碰撞中激发出的一种反应，那么，超越意识则代表着近代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思索。在追求近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完全“他者化”，而是以“中华性”的体现为标准，选择一种更加完善的发展模式，试图超越西方模式和标准。因此超越意识作为近代的一种思想传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
所谓“超越”，有着极其广泛的含义，其本质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超越“西方性”，寻求“中华性”。近代思想家们并没有使用“超越”这个词，但他们的言论中却充满着制胜、并立、争雄、并驾、制夷、驭夷、驾乎其上等词语，甚至还有横兵欧美、雄视五洲、问鼎西洋等字眼，反映了近代思想家在思考民族存亡和未来发展问题上由浅及深、由窄及宽、由近及远的思维轨迹。学术界在研究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时，往往把近代先驱看作是寻求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体，从追求、介绍到引进资本主义器物文明和政治制度，而忽略了这些思想背后显现的向西方学习的动机。除求富求强外，实际上正是超越西方的渴望支配着他们的言行，因而，超越西方体现着近代思想家渴望在学习中和近代化的过程中超越“西方性”和保持“中华性”的强烈企求。
众所周知，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在列强的枪炮声中激发而出的，伴随着西方从军事、经济到文化的全面侵入和不断加深，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也渐趋澎湃，超越意识作为这种思潮的底蕴也开始萌发和形成。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遭受的第一场侵略战争，对社会各界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也促使先进思想家认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开始酝酿，以寻求在战争中战胜敌人，维护民族的独立。应当说“制胜”是这一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主要目的，它是超越意识初级层次的表现，魏源和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是突出代表。他编撰《海国图志》的意图恰恰又在于“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即向最强者学习，向最强者挑战， 表现出魏源超人的胆略与远见卓识。
魏源所谓“长技”，指的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主要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军事技术。然而魏源要学习的东西却远不止此，他指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涉及到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要技术成果。章开沅先生对“竭耳目心思之力”曾有过精辟的阐释：“耳目属于感官，是感性认识的来源；心思属于大脑功能，认识进入高层即转化为理性。运用自然力而达到‘夺造化，通神明’的境界，这就绝非仅靠灵巧的双手所能奏效，而必须‘竭耳目心思之力’来制造器械（机器）。我不知道魏源是否听说过科学（Science）这个名词， 但他这里说的‘竭耳目心思之力’实际上就是科学。”〔2〕显然， 魏源的所谓长技是就包括以国防工业和技术为核心的西方科学而言的。他希望通过广泛地习得欧洲各国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以增强国防力量，达到“攻夷”、“款夷”和“制夷”的目的。这里的所谓“攻”，即学习西人之长，抵制西人入侵；所谓“款”，即占尽西人优势，使其诚心归服，其中透露着魏源思想中传统的“夷狄”观念；至于“制”，即通过“师夷长技”，而达到对夷“制胜”的目的，即超越夷，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学习和发展，获得一个“势”，以与最强的欧洲相抗衡，并驾齐驱。相对于被动挨打，赔款割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和胜利。魏源的超越意识紧紧围绕着国防近代化和民族安全这个中心，反映了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屡遭战争惨败、举国惊惧的氛围里，这种充满民族自强意识的口号与思想，无疑有着巨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
二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代中国经历了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历程。东来的西方势力，不但依仗着坚船利炮取得了一次次武装侵略的胜利，而且还利用工业文明的强大优势，在经济领域展开了全面的挑战。面对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进一步把寻求自强富国方法的眼光投向对手，而隐含在这股向西方学习思潮背后的超越意识也从思想家们思想的各个方面显露出来，呈现出纷繁之势。这时，超越意识已非个别人的思想，而成为一代中国人思考民族未来的共同思想倾向。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著名思想家的有关言论进行一番梳理。
王韬的变法主张主要是围绕寻找“驭外”之法的目的而展开的。他认为，“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未可限量。”只要采用西法，中国的富强是不言而喻的。为此，他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工艺制造的思想，认为这是“驭外”之关键。他指出：“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许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讯，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耽耽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3〕“驭外”， 就是“驾驭外”、“驱使外”，包含着蔑视西方的意味，至少可以理解为与西方各国相抗衡。在王韬看来，西人不过是偶得先天之机，只要中国全面效法“西技”，肯定能超过西方。如果说“驭外”的说法还显现出比较浓厚的“仇视”、“卑视”心理的话，那么，在另一处，他明确提出了“驾乎其上”的主张：“铜龙沙漏，璿玑玉衡， 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4〕也就是说，王韬认为，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尽学西人先进之物，百年之中超越西方是确定无疑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民族自强意识和自豪意识，“超越西方”是他强烈主张变法的目的。
何启、胡礼坦的“新政”，是希望通过人才的培养，振兴商务，通过商务的发达以达与西人“争雄”、“并立”的目的。他们建议：“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故加立商部且进之为第一者，欲中国以商务称雄也；学校不设，则国内无堪用之才，故加立学部而进之为第二者，欲中国以贤才为宝也。”〔5〕他们认为， 西方之所以富强在于人才和商务，只要中国在这两方面锐意改革，奋起直追，就能与西方争雄并立，这一思想依然是建立在“赶超”西方的基础之上。
薛福成也是一位极言变法的思想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有力地驳斥了“夷变夏”及其“不屑人后”的言论，主张“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6〕意即要想战胜，超过西方， 必须有一个学习效法的过程。在他看来西方的先进事物并没有什么难学的，“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7〕“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8〕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战胜西方、 超越西方的信念是思考民族未来的内驱力和动力，表现出一代中国人不甘人后、威武不屈的精神风貌。薛福成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9〕
郑观应的超越制胜意识表现在很多方面。他寻求富强的思路主要是基于对西方富强之道的探索，认为西方强盛的原因不仅在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物质文明方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郑观应把议院、学校、商务、技艺看作是中国变革的当务之急，在他的倡议中到处都表现着超越西方的焦灼的心态。在主张开议院时，他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关于振兴商务进行商战，他指出：“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10〕他清楚地认识到，商战乃至超越西方，是“以才战，不以力战”，因此，培养人才乃是富强制胜的关键：“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11〕他真诚地建议：“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之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之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12〕有资料表明，郑观应已把战胜和超越日本作为近期目标，通过商战以富国，然后由亚洲而天下，与西方各强相抗衡。他指出：“夫如是则中国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天下，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以欲邀彼（指日本）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此谓决胜于商战。”〔13〕尽管郑观应这里充满着复仇雪耻的愤懑，但总的来说还是立足于民族安全的需要，只要富强，就没有人敢挑衅和侵略。
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中，超越意识最为清晰完整的表达，要算是冯桂芬的“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思想了，从而把超越意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冯桂芬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认为失败落后的原因，“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具体说来，他认为中国在四个方面不如人，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4〕这四个方面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他主张摈弃无谓无效的嫉恨，虚心向西方学习，踏踏实实地谋求富国强兵、民族振兴之道。
然而，冯桂芬的思考并未到此为止，他曾认真研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并为之作跋，对魏源“攻夷”、“款夷”和“制夷”的思想进行了品评。在他看来，魏源的“驭夷”观透露着过时的气息，特别是用“古旧夷”来看待“现代夷”是一种盲目自大的表现，此种态度不仅难以富强，反而要招致失败。不过，冯桂芬却充分肯定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把它进一步发展为“驾而上之”：“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党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5〕也就是说，只要能广泛地吸收、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发挥中国人的长处，中华文化一定可以再次领先于世界，“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16〕。冯桂芬已明确地把自强意识延伸到“雄长瀛寰”，把超越西方视为自强的当然之意。尽管这一超越意识中还有着浓厚的“复仇”、“雪耻”意识，也不可否认他把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作为要旨，然而，它仍不失为一种超越时空的真知灼见。
三
甲午惨败，给近代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人们惊呼日本富强之快，而中国却步履维艰。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来自西方压力的不断增强，国人的反应也渐趋强烈。“亡国亡种”的呼号、“保国保民”的呐喊，反映着民族独立意识和自强意识的进一步高涨。在上层，这种意识演化成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在下层，它又表现为乡里百姓对洋人、洋教的抗拒。在这个千古未遇的大变局中，先进思想家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民族的灾难，而对中华的未来仍充满了希望，超越西方的信念也更为坚定。联系未来思考现实已成为近代人们关注祖国命运和振兴民族的主要方法，战胜西方、超越西方已成为思考民族未来发展的战略问题，超越意识由此便进入了较高层次，其突出代表人物乃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超越意识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在现实政治领域，成为他鼓吹变法图强的精神动力之一；二是在理想领域，成为他勾画未来蓝图的出发点。变法自强是康有为积极鼓吹维新的重要目的，从超越意识的角度看，大抵经历了由“列国并争”到“全面超越”两个递进的发展阶段。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康有为惊呼之为“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他连二连三地上书清帝，主张变法自强，以御外侮。在这些上书中，他近则以抵抗和战胜日本为目的，远则以经略欧美和全球为目标。在提出广为通商、开矿、办厂的主张后，他说：“此外发金银铁之利，足以夺五洲，制台舰枪炮之精可以横四海”〔17〕；在提出设议郎参政的建议后，他又说：“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然后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凌。”〔18〕他最后总结说：“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以之西挞俄英，南牧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款于小夷哉？”〔19〕可贵的是，康有为并没有停留在雪耻、复仇上，而是把这种屈辱和愤懑转化成了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他在上书中也明确表示，要自强雪耻，舍法西法之一途，别无他策。康有为希望通过全面学习西方富强之术，实现与列国并争、国富民强的目标，把“争雄”建立在民族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上，这无疑是比较正确的看法。
康有为的超越意识，到1898年前后，又进一步发展到以“智胜”西方，通过自身的发展，超越日俄英美的阶段。康有为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后来，他注意到俄国、日本的变革及其取得成功的事实，转而认为不如就近学习俄、日，特别是日本。他在《日本书目志·序》中指出：“康有为昧昧思之，曰：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泰西变法至迟也，自培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已成；日本之步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三年而成，尤可捷疾也。”“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康有为坚信后来者必居上，只要中国锐意改革，超越欧美，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是指日可待的事。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并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这里已不见了浓烈的“争雄”意向，而代之以人才齐备、矿业大开、农工商业的发展、声光电化等科技的细微探求。康有为超越意识的发展，突破了相对而言较为狭隘的“复仇意识”，把超越意识变成了一种发展自己的内在驱力。
总之，超越西方的民族自强意识是康有为从事政治活动的精神动力之一，他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以言行实践着超越西方的梦想。
康有为的超越意识表现在理想领域，主要体现在著名的大同思想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大同书》为代表的康氏大同思想。实际上勾画了一幅超越西方后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尽管大同世界是面向全球、面向人类的，但它是从中国出发的，是把中国命运与世界前途联系起来考察的结果，这一结果本身便深刻地表现了康有为超越先进、重建人类社会的强烈愿望。康氏大同思想的内容十分宏富，仅从超越意识的角度来看，《大同书》表现出了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大胆地抛弃西方模式，独创一套立意全球的新世界。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大批近代先进志士，曾一直把西方看作是楷模，崇尚西方的器物、政教，醉心于欧风美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已近乎迷狂的程度。就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尚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与世界发展潮流的关系，人们多出于对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希望中华民族不再受外族的凌辱，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并不奢望能赶上或超过这些列强。而康有为更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世界并非乐土，在他的人类社会进化表上，西方仅处于升平世，离大同之世为期尚远。而立足于使中国富强的大同社会，则远远超过现存的任何社会模式。康有为创造性地运用了西方已有的物质文明成果，并把它们重新组合到最有益于人道的新序列之中，发挥着西方物质文明固有的优势。康氏的大同社会乃是一个消灭了国家、全球一村的世界，无论现今的文明民族，还是荒蛮的落后民族都在大同公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通过直接民权实施对全球的管理。这种“中国一家，全球一村”的思想，说明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进入到了更为深刻的阶段，不满足于模仿别人，不满足于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充当配角的地位，把中华民族肩负的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责任明确为一种积极主动的意识，从而规定了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康氏的超越意识已发展为一种对人类未来进行思考的境界，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可以说大同思想已成为超越意识的顶峰。
第二，抛弃私产，向往“公产”社会。康有为所处的时代，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程度有异的各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尚绝少有人对财产的私有性提出过挑战和怀疑，人们尚未能就所有制问题的优劣和选择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康有为却深刻地认识到人的自私性和私有制的危害。尽管康氏的思考是从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的角度出发的，但其落脚点却在共同占有社会财富，实现公产制度上，这是一种超越现实、超越欧美的创见。康有为在《礼运注》一文中对人们的私有性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私人占有财富而不均乃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康有为把古代“天下为公”中的“公正”含义引申到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上，把公有制看作是消灭社会不良现象的良药：“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用其私，何必为权求诈，谋害信义，更何肯为盗窃乱贼以损身名，非徒无此人，亦复无此思，内外为一，无所防虞。故外户不闭，不知兵革，此大同之道，太平世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20〕由公正到公有制，康有为把《礼运》“大同”篇的思想升华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正是基于对私有、私心的批判态度，使康氏把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确定为未来的社会制度，这的确触及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康有为的公产之说具有独创精神，它超越了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特别是当时比中国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表明康有为的超越思想跨越了物质层次，深入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与超越。这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的卓识。
总之，如果说在现实领域，康有为的超越意识尚未突破以英美日俄为蓝本的界限的话，那么，《大同书》的问世，展现了一幅远远高于欧美现存社会制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蓝图。大同社会完全抛开了欧美的社会模式，提出了一个人类历史所没有然而却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大同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所蕴含的强烈的超越西方的民族自强意识。
综上所述，超越意识是近代先进思想家中普遍具有的思想。近代中国所遭受的苦难，使他们的强烈的复仇雪耻意识伴随着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心态，无可阻挡地发展为战胜侵略者，与侵略者相抗衡并立，甚至超越侵略者乃至全面超越东西方先进国家的超越意识。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种超越意识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内容，作为一代人的思考，它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注释：
〔1〕《海国图志·大西欧罗巴各国总叙》。
〔2〕《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3〕《戊戌变法》（一）第135～138页。
〔4〕同上书，第131～132页。
〔5〕《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207页。
〔6〕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7〕《戊戌变法》（一）第160～161页。
〔8〕同上书。
〔9〕同上书。
〔10〕《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五。
〔11〕《郑观应全集》第247～248页。
〔12〕同上书，第147～148页。
〔13〕同上书，第591页。
〔14〕《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15〕同上书。
〔16〕《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17〕《戊戌变法》（二）第140页。
〔18〕同上书。
〔19〕同上书。
〔20〕《大同书》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