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出来的“三大”人口高峰及相关学术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悖论论文,人口论文,学术论文,高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关于“三大”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黄金时代”、老龄化危机等人口问题的论述，几乎已成为特有的思维定势而屡见不鲜，孰不知提出这些问题而又给出结论的始作，都是学术上的悖论。迄今为止，因无人对其提出质疑而老调一再重弹，随声附和者也日渐增多。因此，有必要从基本概念上来剖析这些始作，并进行再认识。
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国情分析小组)在其《生存与发展》的报告中提出中国人口增长的未来趋势是：总人口增长高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和老年人口增长高峰① (简称“三大”人口高峰)，将在21世纪相继来临并彼此叠加，从而认为中国将面临着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困境与危机问题。近年来仍有不少人将这“三大”人口高峰视作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与压力，视作人口形势依然严峻的依据，但笔者的认识却与之截然相反。
一、“三大”人口高峰是“三大”人口分别实现零增长与转入负增长的标志
国情分析小组(1989)在人口问题上，对总人口增长高峰的论述是：假定按当时的生育水平② 趋势发展，到2050年中国人口数量将达17.4亿～18.6亿，2100年突破20亿；对老年人口增长高峰的论述是：中国一方面是人口爆炸，另一方面却是人口老化，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的并发症，60岁以上老年人口2040年达最高峰，为3.2亿；今后65岁以上人口增长速度是总人口增长速度的2.8倍；对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的论述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2020年达到最高峰，约10亿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89)。
根据人口统计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可知，一个总人口自身“三大”人口高峰的产生，其生育水平必须降至低生育水平并持续稳定。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条件，“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出现才成为必然。所谓“三大”人口，实质是指一个独立的总人口和其自身的两个不同年龄区间的子人口。因此，“三大”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是同步、一体的，而不是各自独立、毫无关联的变动关系。若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非低生育水平影响下变动，而含在其中的两个子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在低生育水平影响下变动，这就意味着此“三大”人口不在同一总人口中。国情分析小组所述的“三大”人口高峰，因其“三大”人口不仅不在同一生育水平影响下变动，而且所选择的生育水平对人口“内在”本质增长又具质性差异特征。如总人口在更替生育水平以上，将无休止地增长，从而形成凡时间居后的总人口都要大于时间居前的总人口。可见，在高于更替生育水平前提下的总人口变动根本无“增长”高峰，而两个子人口在低于更替生育水平条件下，则有其“增长”高峰。因此可以断定此“三大”人口不是一体的人口，其高峰实质是将一个误认为的高峰和另两个高峰罗织在一起。
在不考虑出生性别比异常对更替生育水平产生影响的条件下，只要稳态人口指标体系中的总和生育率，少受或不受非稳态人口大起大落的生育模式影响，总和生育率为2.1～2.2无疑是中国人口的更替生育水平。因此，以总和生育率为2.3～2.4来推算总人口，则总人口必呈无休止地增长，并且不会出现“增长”高峰。同理，其两个子人口的规模也无“增长”高峰。至于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增长”高峰，严格来说，若总人口是在高于更替生育水平条件下的无休止增长，那么，同一总人口中的另两大子人口“增长”高峰势必就不存在。可见国情分析小组提出的“三大”人口高峰，实际是一个前提条件不具备、概念与结论互为矛盾的立论。
人口统计分析学常识表明，一个人口只有在其生育水平降至低生育水平，即降至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时，此人口才会在低生育水平与低生育水平稳定的基础上，停止“内在”的本质性增长。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增长，只是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而产生的“外在”非本质性增长，或称为没有“内在”质性增长的惯性增长。就当前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而言，只有当其惯性增长消失，人口才会从“内在”良性循环转变到“内在”与“外在”一致的良性循环，或称从隐性良性循环转变到隐性与显性一致的良性循环。惯性增长的时间长短，既取决于降至低生育水平的早晚，也取决于低生育水平低到的程度。中国人口惯性增长的时间长达数十年，惯性增长消失，人口增长才会停止呈零增长，才会增至“尽头”达其峰值。人口的峰值规模，是其惯性增长消失达零增长时的规模，此时的总人口才可称为人口“增长”高峰。此高峰只有在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下，才能从零增长转为负增长，使总人口规模呈现缩减态势。
21世纪来临的中国“三大”人口高峰，既是源于实施计划生育、主动将生育水平降至低生育水平并得以稳定的体现，也是实施计划生育促使其提前到来的标志。笔者认为，若中国在21世纪不出现“三大”人口高峰，那才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困境与危机问题”。
至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不过是在其所在的总人口中，以所定义的年龄区间来划分的两大子人口。所谓“三大”人口，实质是把一个总人口自身的年龄结构变动在作为整体人口变动的同时，把本属于同一总人口中的另两大年龄区间分人口视作另两大人口。因此，从其“增长”高峰看，所谓“三大”人口高峰，实质是在低生育水平前提下，把本属于总人口自身变动产生的总人口高峰及两个子人口高峰，分成总体与部分分别表述。总人口有高峰，包含在其中的另两大子人口也必然有高峰，所不同的是这“三大”人口所指的年龄范畴不同，因此分别达到峰值的时间及峰值规模也不同。
所谓“三大”人口高峰，分别是指总人口及两个年龄区间子人口，在规模上都可增至“尽头”并达其峰值而呈零增长的人口状况。“三大”人口高峰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低生育水平，而通常把生育率视为可控因素。今天，之所以还有人把“三大”人口高峰视为消极因素，主要是误以出生人口高峰中的高峰概念，去理解与认识“三大”人口高峰中的高峰概念。
所谓出生人口高峰，一是指出生人口，因初婚年龄段人群受特殊原因影响而致成的集中补偿性生育，如“二战”刚结束后的一些国家人口出生状况。二是指在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后，将下降前相对较高的特定时期出生状况称为出生高峰，如中国第一、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三是指生育水平在降至较低的条件下，因人口自身年龄结构变动，使过去高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口，陆续在一定时期内进入生育旺盛年龄段或峰值生育年龄段，酿成此时期生育人群的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出生率较此间前后年份相对有显著升高的人口现象，如中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人口学上，通常把这种年龄结构变动视为不可控因素。在生育水平已有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受前期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所形成的年龄结构的影响，生育旺盛及较旺盛年龄段人群也相对大幅增加，同样也会对自身生育周期的人口出生率有较大影响，并较其前后年份的出生率呈回升现象，但出生率却较其上一代大大降低，因此，不能再称其为新一轮的人口出生高峰。如由中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在其相应生育期内，人口出生率虽也会出现类似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那样的升高现象，但其值却明显小得多。如果再称之为人口出生高峰，就会出现无实质意义的“出生人口高峰”循环“复制”问题。因此，在中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后，若无特殊情况，不应再有任何全国性的后续人口出生高峰。然而，最近还有人提出中国目前正处在“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时期”(于学军，2005)。
在实施计划生育尤其是在生育水平降至低生育水平时，一旦此间的出生人口分别开始进入所定义的“三大”人口后，“三大”人口的各自年增量基本是呈逐年加速衰减态势。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出生人口高峰的年出生量、出生率，在未达峰值之前是呈逐年加速增大与提高的态势，达到峰值后，尽管是呈逐年加速衰减态势，但出生量、出生率仍较出生人口高峰期前后的相邻年份大得多。
“三大”人口高峰是各自总量分别可达其不再继续增长的高峰，即可达到零增长的高峰。零增长时的总量也称为峰值或峰值规模，因此，峰值也是各自总量分别停止增长或转入负增长的临界值。出生人口高峰则不具此特征。足见“三大”人口高峰与出生人口高峰中的“高峰”是概念完全不同的高峰，其内涵也不同。
在一定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下，“三大”人口高峰，实质是数十年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相应形成的数十个单岁年龄自身的变动，相继在不同时间跨度上，分别终止其增长并达其峰值的反映。峰值规模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相应增大。
实行计划生育，使中国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的时间，至少提前了数十年。“三大”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下的增长，是受年龄结构变动影响所导致的惯性增长。这种增长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实现零增长的必经阶段。从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来说，人们对人口惯性增长表示担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若将其视为是消极因素、压力、负担与人口形势依旧严峻的理由，则是仅看到其表象而未洞察到其实质，缺乏人口科学常识，从而未分辨清两种不同的高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以科学发展观来认识“三大”人口高峰了。
“三大”人口高峰在21世纪的相继来临，无疑是实施计划生育，生育水平得以有效控制的体现。其来得越早，说明生育水平控制能力越强，计划生育成效也越显著。认为21世纪“中国一方面是人口爆炸，另一方面却是人口老化”，是对“三大”人口高峰的误解。
如果将某一时限内，一体的“三大”人口在相继达到零增长过程中，同步出现的惯性增长称为彼此叠加，是把本属于总人口自身年龄结构变动，分成了总人口与子人口的重复表述。“叠加”一词的出现，一是因未搞清总人口与两个子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是同步、一体的关系；二是因把问题重复而夸大。“三大”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年龄上的交叉。因此，在总人口及含在其中的两大子人口高峰的相继出现，不可能有彼此叠加的关系。“三大”人口高峰到来的前提条件是低生育水平，其增长也只是惯性增长。若是把惯性增长的始终，视为是“三大”人口高峰形成的过程，那么，“三大”人口高峰的形成过程是其惯性增长和增速与增量都呈逐步衰减的过程。因此，严格来说，“三大”人口高峰实质是指其峰值而非其形成过程。
二、“三大”人口高峰与劳动年龄人口“黄金时代”
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若在达其峰值时约为15亿。应该说这是此前数十年持续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条件下，漫长的人口惯性增长停止之果。其间人口从21世纪初始的约13亿增至约15亿，是客观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口惯性增长。
人口总量在达其峰值之前的数十年惯性增长，既是迈向零增长或转向负增长的前奏，也是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此，严格区分在更替生育水平之上，人口无高峰、无峰值的无限期增长，与在更替生育水平及以下，人口有高峰、有峰值的有限期增长，是正确认识与区别此间人口增长变动趋势，正确认识人口总量变化的关键。
劳动年龄(也有称之生产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岁的50个单岁年龄人口。全国城乡自1970年普遍实行计划生育后的出生人口，从1985年开始才逐年步入劳动年龄人口，到2000年也仅占其中的16个年龄，直至2034年，才完全是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后的出生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变动，是客观年龄结构变动结果，是不可控因素；少儿人口(0～14岁)既有客观年龄结构变动因素也有可控出生人口在内的因素。从人口统计中的相关抚养指标看，面对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的少儿人口在实施计划生育后的锐减，即可控因素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大幅下降的事实，有人却将此归咎于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动之果，并认为，“从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角度观察，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上升，意味着被抚养的少年和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生产年龄人口抚养比大幅度下降，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裕且比较低廉，对经济发展说来堪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有利条件”③。
众所周知，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由65年(含65年)前出生的人构成，老年人口余寿的延长虽可以使老年人口有所增加，但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段时间内的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影响却极为有限。众多的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致使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主要成因是生育率的下降。
从“比例”这一指标的特点可知，生育率的持续急剧下降使少儿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主动下降，从而使老年人口比例一定程度地被动上升。同理，少儿人口所占比例的主动下降也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一定程度地被动上升。需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被动上升了，但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却只能是其自身年龄结构客观变动后的尚存数。在国际性迁移影响较小而近似忽略不计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若以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被动上升，反过来推断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下降，实质是将主动与被动、因与果的关系颠倒。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被动上升，并非一定意味着短期内老年人口比例同时也要下降，也有可能是上升或相对不变。
按“黄金时代”论的逻辑，“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占的比例越大，‘黄金时代’水平越高”(田雪原，1984)。众所周知，1983～2000年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完全是由人口盲目增长时期的出生人口构成；1985～2000年，也只是一年增加一个年龄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出生人口到2000年也只不过仅占劳动年龄人口50个年龄中的16个，即其绝大多数年龄上的人口都是人口盲目增长时期的出生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大，实际是少儿人口比例降低的结果。无生育控制时期，盲目出生的人越多，此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应比例就越高。因此，将人口盲目增长时期带来的就业压力与负担反而当作优势的“黄金时代”论，显然是一种悖论。
面对劳动年龄人口中既包括了无生育控制时期出生的人口又包括了计划生育时期出生的人口现实，务必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是盲目生育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就业年龄时带来的就业压力挑战，另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时期的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使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加剧衰减，起着减轻就业压力积极作用所带来的机遇。据笔者计算，1989年，当实施计划生育最初5年的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就已明显减缓，与1984年末相比，年均增量减至1680万，年均增速降为2.36％，1989年末为7.54亿，增加1个亿的时间延长到5.95年；1994年末，劳动年龄人口虽增至8.06亿，但与1989年相比，年均增量却减少到1040万，年均增速降低到1.33％，增加1个亿的时间进一步延长到9.62年；5年后的1999年末与1994年末相比，劳动年龄人口仅增加了4100万为8.47亿，年均增量降低到820万，年均增速已降低到不足1.0％，增加1个亿的时间延长到12.20年。此后，受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的出生人口步入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从1999年末至2008年末的9年间增加了1个亿，为9.47亿，年均增量为1111万，年均增速为1.24％。从2009年起，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进一步呈加速衰减态势，停止增长的时间预计在2026年前后，达其峰值时约为10.3亿。其间的年增量最高不足900万，最低仅有几十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80年代中后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及增速，都锐减了一半多。这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也减轻了就业压力，而且还为此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年龄人口素质的提高、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都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年龄结构客观环境与机遇。由此不难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切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领域，都在从计划生育成效及其日趋明显的滞后效应中受益。
1999年，世界银行以《知识与发展》为题发表了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以劳动力为统计口径，对世界各国与地区的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列表做了比较。本文以14个具有代表性及差异又较大的国家为例加以直观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呈增长的国家，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其余12个国家都呈下降态势。其中下降最快的是中国和日本。1990～1997年，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均为1.1％，较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都低(见表)。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急剧衰减的变动趋势，必将对减轻劳动就业压力及其问题，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表 14个国家1980～1990年和1990～1997年劳动力年均增长率比较％
国 家1980～19901990～1997国 家 1980～19901990～1997
阿尔及利亚 3.7
4.1 新加坡2.3
1.7
墨西哥 3.5
2.8 泰国 2.6
1.5
马来西亚2.8
2.7 澳大利亚 2.3
1.3
印度尼西亚 2.9
1.9 中国 2.2
1.1
韩国2.3
1.9 加拿大1.9
1.1
越南2.7
2.0 美国 1.3
1.1
印度1.9
2.0 日本 1.1
0.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4～195页。
21世纪前10年末，中国劳动力年增长率将低于1.0％，此后，降速急剧加快。预计劳动力年增长率将在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降至为零，并进而转入负增长。然而在科技创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向求其质量转变。中国劳动力增速的大幅下降，以及必将出现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变动趋势，客观上，已无可置疑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目前全国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转入负增长已超过5年，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幅正在逐年大幅锐减，并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恰呈“反向”变动态势。正是人口与经济的如此变动，客观上才形成了那么多的农民工能在城镇就业。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择业观，若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务市场需求且就业竞争力又强，那么，城镇的就业难与就业压力问题就难以形成。可见，就业压力并非单纯来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21世纪20年代中期后来临的劳动年龄人口高峰，既是其峰值的到来，也是其进入端量与退出端量等量的到来。紧接其后的是，退出量将大于进入量，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这对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而又长期处于就业压力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喜而不是忧。然而，在经济发展对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需求方面，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供大于求。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关键是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数量。这就是说，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培养所投资的人力资本是否充足，是能否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市场所需职业技能人才的关键，并决定着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及其收益率的高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劳动力需要的量与质是不同的，因此单纯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或比例来定论“黄金时代”及其水平的高低是不科学的。
若老年人口的初始年龄为65岁，那么1970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后的出生人口，直至2036年才开始步入老年人口行列。在计划生育控制下，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不仅使出生人口锐减，同时也相应锐减了65年及其之后的老年人口。在一定的平均预期寿命下，2036年前的老年人口，都是由无生育控制时期的出生人口构成。其历年的老年人口是相应已确定了的量。老年人口量的变动是客观年龄结构变动之果，人们无法改变。然而，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与老年人口比例，因都是占同一人口总体的比例，所以，少儿人口比例的持续主动下降，势必要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被动上升。同期的老年人口比例无论是升还是降，相应抚养的老年人口却是同一个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无论老年人口比例升幅有多大，同期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都是相应已确定了的量。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加速上升所警示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增加积累储备，逐步扩大社会养老保障。但需要分清楚的是，在一定的经济抚养能力下，抚养少儿人口的减轻，必将有利于抚养老年人口。鉴于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比例动态被动上升的过程，因此，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老龄化不仅利于养小，同时也利于养老。
然而，曾经有学者将人口老龄化误解为生物学方面的老化，并认为“人口在生物学方面的老化速度，无论在工业发达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都大同小异(宋健，1981)。其实人与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个体的人来说，生物老化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可逆转的，而作为人口而言，则不存在生物老化问题。若存在，则意味着人口在其生命周期内将要消亡。人口老龄化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当人口在达到稳定之时，即是人口老龄化终止之时。
1984年，就有人提出，“制定长期人口规划应当避免‘两堵墙’：一是生育率过高造成人口猛烈增长；二是生育率过低形成人口严重老龄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两堵墙’中间找出一条道路，做到一方面使人口的增长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又使人口的老龄化不致发展到过于严重的地步。”④ 5年后国情分析小组(1989)几乎是重复性地得出了一样的结论，即“总和生育率下降越快，人口老化构成就越高，老化速度就越快，年龄构成越不合理，使我们陷入控制人口数量和防止人口老化的两难境地”。在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人口自身年龄结构变动的实质尚未搞清楚前，无论是“两堵墙”论还是“两难境地”论，实际袒露的都是其主张的“紧缩”生育政策与预期结果的自相矛盾问题。
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质也是在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在国际迁移忽略不计的条件下，人口控制越有效，生育率下降幅度越大，少儿人口比例降低速度就越快，从而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加速被动上升，少儿人口抚养费用也相应大幅减少，即所谓的“黄金时代”水平越高。然而，同样是以少儿人口比例大幅下降为成因所致成的老年人口比例被动上升却相反的被认为是坏事。需指出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是由无生育控制时期盲目出生的人构成。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动，主要是从调整出生人口入手逐年调整年龄结构所带来的相应反映。在人口多的问题长期存在、劳动年龄人口也长期处在充足有余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程度再高也只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而老年人口数却不可能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即使假定将人口老龄化程度推迟数十年到来，或是假定以提高出生率来减轻人口老龄化程度，但在各分年龄尚存概率变动不大的条件下，现存人口的年龄结构状况，实际已确定了未来难以改变的理应抚养的老年人口绝对数。若推迟或减轻老龄化程度，就要以多增加抚养数亿少儿人口为代价，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抚养的老年人口却丝毫无关。可见，“两堵墙”论、“两难境地”论，都是将老年人口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与关系混淆所致。
据笔者推算，中国老年人口，2006年末将突破1个亿，为10030万，2010年末为10628万，2029年末突破2个亿，为20320万，2050年末为25897万，2062年突破3个亿，为30019万。老年人口从1亿增至2亿，时隔23年，从2亿增至3亿延长了10年，为33年。足见，1970年全国普遍实施计划生育之后，对未来相应老年人口减少的巨大作用。老年人口增至3亿之后，其增速加速放慢，到21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仅增0.3亿，为3.3亿，之后便达峰值，即老年人口高峰，随后便开始缩减。
实施计划生育，使老年人口在65年后出现了增速急剧减缓的趋势，待趋近于老年人口高峰时，增速降至最低，直至停止增长。可见，老年人口高峰的到来，是老年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与停止增长的标志，其峰值，既是达到零增长的规模，也是开始缩减的标志。
“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到来，是低生育水平效应在“三大”人口总量变动上，相继以峰值呈现的必然反映，依次为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所用时间从1970年全国普遍实施计划生育算起，分别约为50多年、近80年和110年左右。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的时间越早，并持续稳定下去，“三大”人口高峰也就到来的越早，峰值规模相对也要小。因此，真正担忧的不是21世纪中国人口即将来临的“三大”人口高峰，而是“三大”人口高峰来的太迟。
三、“三大”人口高峰到来的意义
21世纪中国“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三大”人口分别都停止其增长并开始转入负增长的标志，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然结果。“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过程，是其增量加速向零增长衰减，直至停止增长实现零增长(或转向负增长开端)的过程，是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与老年人口总量在分别失去惯性增长后，外在变动方向开始与内在变动方向一致，即由外在开始步入与内在一致的显性良性循环。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即使人口已转入日趋缩减的状态，但人口多的问题依然存在。人口多不仅使中国的消费市场颇为广阔，而且劳动力资源也颇为丰富。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随着人口工作重点由控制人口数量转变到提高人口素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也必将大大提高，因此，不仅会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都会随着“人口红利”效益的循环显现而日趋减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导引下，必使全面构建和谐小康社会之路越走越宽。历史形成与实施计划生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人口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有低生育水平才能得以妥善解决。因此，21世纪中国“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不是消极因素，也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与压力，而是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更能加快现代化早日实现的积极因素与重要条件。
注释：
①这里高峰前的“增长”二字使用不妥，理应更为“规模”或“总量”，以下不再赘述。
②总和生育率为2.3～2.4。
③田雪原：《三次人口浪潮的冲击和相应的宏观决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增刊)，1990年。
④田雪原：《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人口规划方案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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