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规划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06)03-0005-07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草拟的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该规划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规划把由粗放经济增长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放到了中心的地位。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主线就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围绕这方面讲四个问题：第一，过去增长方式的由来及其导致的后果；第二，最近两年来关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在我们的经济界和学术界的争论及达成的共识；第三，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战略重点，也就是我们转变增长方式所需要着力进行工作的要点；最后，介绍我自己考虑的如何圆满地实现十一五规划问题。①
一、过去增长方式的由来及其导致的后果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我们曾企图沿着前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条工业化道路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大林提出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这条工业化路线的首要特点是靠大量资源的投入，其中特别是资本资源的投入来拉动经济。这条道路又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把它命名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第二个特点，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这种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造成许多社会经济的矛盾。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已经发现它造成的问题。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著作，主要是《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前苏联这个模式存在问题，造成了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所以他当时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但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都未能够突破斯大林的框子。当1956年提出农轻重要协调发展的时候还是加上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实际上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不可能实现农轻重协调。在这个提法中，把服务业放在了第三产业外面，没有脱离老的工业化思路。接下来1958年的“大跃进”、“以钢为纲”，更加片面地强调了重工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一系列经济乃至社会的灾难。不仅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力图克服这种增长方式、这么一种工业化道路造成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做过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所谓调整国民经济就是要克服这一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农业衰退、轻工业不振的状况，恢复农业，适当地加强轻工业，适度地发展服务业。到了9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转变增长方式这件事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前苏联率先提出的。前苏联在60年代后期总结他们赶超美国的经验时发现，苏联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主要问题不在增长速度上而是在增长质量上，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这种增长虽然速度很快，但是质量很差。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技术水平、生活水平上走在前面，主要原因是增长方式不一样——不是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是靠效率提高，所以前苏联提出要改变增长方式。前苏联在60年代后期以后的每个五年计划都规定要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来实现增长。但是，由于前苏联在体制上、在工业化道路上不肯突破原有的框子，所以一直到它崩溃，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转变过来。
我国在1995年提出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时候规定，要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当时比起前苏联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已经认识到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九个五年计划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1.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2.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党中央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实现这两个转变的关键。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规定》，实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蓝图。从1994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第九个五年计划也在进行中。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导下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宏观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改革是财税体制的改革、银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这几项改革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得比较好，对提高经济效率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微观经济方面的改革进行得并不好。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分化改革，这是到20世纪末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企改革决定之后才起步，而且中间碰到一些障碍，进展比较缓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障碍。正像第九个五年计划所讲，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体制。但是因为我们执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宏观改革方面进行得较多，宏观经济方面如1994年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就相当成功，1994年以后我国对外关系方面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其他方面，包括银行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快。也就是说实现增长方式转换，一些体制性障碍没有扫除，旧体制还有一些遗产严重存在。这两年在讨论体制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对体制性障碍进行了梳理。在2006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在研究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汇集了各方面委员的智慧，梳理出实现增长方式转换大体上有四个体制性障碍：1.政府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利。按照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从资源配置角度，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即要由市场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来配置资源。但是我们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现在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2.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拥有很大权利，另一方面评价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志是GDP的增长。3.1994年进行的财税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中间有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来自生产性的增值税，税收的多少和产值的多少连在一起。这使各级政府官员愿意用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利投入资源，去追求产值的增长。4.要素价格扭曲。由于在计划经济中，资源配置价格不靠价格，而是靠行政命令，因此，价格不起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是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内部的事情。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有一个传统，就是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尽量定得低：原材料价格定得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定得低。这样从下游产品、商业，国家很容易把纯收入、把利润拿走。这一传统，在支持物质生产的借口下延续至今。各级政府之所以愿意把工资福利压低，是因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赚钱，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外来投资。资本的价格低，也就是利率低，利率低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为负的。从经济学上说，如果实际利率为负，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话，借的钱就没有利息，是倒贴的，这样就都愿意用银行的钱。原材料价格是低的，越是上游产品价格越低，这样一种扭曲的价格，刺激官员、刺激企业浪费资源。由于存在这样的体制障碍，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很难进行。特别是到了“十五”期间，这种障碍变大。一方面，各级政府掌握着配置资源的权力绝对地增大，突出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并未加大，旧体制的遗产并没有扩大，但因为经济发展了，经济对于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施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了，但是政府的改革（或称经济改革，或称公共治理的改革，或称政治改革）跟不上，结果造成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改革开放早期，市场局限在地区，这种市场在经济学上叫做人格化市场或叫做熟人市场，熟人市场上的交换合同可以靠血缘关系、熟人关系、乡亲关系等来保证执行。在熟人中履行合同可以靠双边的或多边的信誉来维持。但随着市场的规模的扩大，熟人市场变成生人市场，交换是匿名的，交换时不认识，甚至之后也不打交道，甚至地理位置都很远，甚至在地球的两边也可以做生意。这种市场合同的执行需要第三方执法，特别需要正式的法庭执法，这要求实现法制。但是，我们的法制建设，也就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进展很慢，失信的现象就很严重。市场缺乏效率，腐败就会流行。靠这样的市场要提高效率，就很麻烦。一些经营者与其靠提高效率，就不如靠地域关系，用不正当方法去获得资源。所以，在“十五”期间，由于旧体制的弊端，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旧体制的遗产起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对于经济对它的要求来说，新的体制起不了作用，就使旧的增长模式不退。“十五”期间这种现象非常明显。所以，“十五”期间这种耗用大量资源来支持高指标、高增长幅度、低效率现象就表现得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问题没得到解决，每当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增长9%～10%的时候，很快几个月内就出现原材料、能源、交通的紧张；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简单地判断，就是出现了经济过热。第十个五年计划执行到第三年就是2003年，出现了过热。虽然由于非典的出现有所抑制，但是到下半年就非常危险了，所以，2004、2005年我们都与经济过热作斗争。这虽是坏事，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好事，它促使我们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于是爆发了一场争论。事实上，所有这些现象都可归结为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后果。概括地说，这种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有七个方面的消极后果：1.不能够扬长避短，提高效率。这是总的概括。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提高效率，一个基础性要求，就是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状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是人力资源丰富，其他方面都处于劣势。按照资源禀赋优势，我们应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尽力回避短缺。但是按照旧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恰恰是扬短避长，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重化工业，这就使得效率下降。就是说我们是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这些相对贫乏的资源大多数都是不可以贸易，不可能从国外进口的，其中有的可以从国外进口如石油资源，但是，因为它是很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所以从国外进口也有很大的困难，它是一种准不可贸易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着重发展那些耗费大量自然资源的产业，就是扬短避长了。结果造成马凯主任说了多次的情况：我们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有4%～5%，但我们各种资源的消耗量占世界7%一直到40%、50%。这样的高资源耗费的经济增长是我们完全不能支撑的。土地资源是贫乏的，但我们耗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是脆弱的，但我们发展了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正如胡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能源将会出现危机，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而且没法向历史交代，向子孙后代交代。我们有大量富余的劳动力，但我们没有着重发展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的产业，而是发展了创造就业能力很差的重化工业，使得我们就业状况趋于恶化。我们知道，创造就业能力最强的是轻工业，特别是服务业，其中中小企业创造就业能力最强，但我们因为大量地用我们的资源发展了重化工业，结果我们提供就业机会这种能力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GDP每增加1%，就业可以增加0.453%，到90年代末降到0.11%，到21世纪前4年降至0.098%。这样，使得我们虽然整个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效率很差。我们发展了一些重化工业的产业，比如有色金属，比如黑色金属钢铁业，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电解铝。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电解铝工业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90年代后期，国家对电解铝工业采取了半价的优惠电价政策，加之我们的生产要素定价偏低，刺激了电解铝工业的超常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年产值300万吨，到2004年，年产达970万吨，仅2003年一年出口就达125万吨。当时，按扭曲的价格计算是赚钱的，但按真实的价格计算，按照经济学的隐含价格来计算，其实是赔钱的，出口越多，国民财富损失越大。另外，我们的出口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服务业发展得不够，所以我们的产业主要靠装配加工，这样的产业附加值很低，盈利性很差。结果出现一种现象，在对外贸易方面，一方面，出口贸易数量很大，表面上挣了很多钱，实际上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而利润的大头又并不在我们手里。2004年1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作用，用合资企业苏州罗技的例子来说明。苏州罗技的母公司瑞士罗技国际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周边装置供应商，拥有全世界第一的零售和OEM市场占有率，罗技鼠标单价是40美元，罗技自己获得20%为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37.5%为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获35%为14美元，苏州制造厂包括电力、工人工资和其他经常开支得到3美元，占7.5%。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文章标题是《中国的快速增长加强了美国在世界的经济霸权》。
由此可见，这种增长方式引发一些短期问题，从国民经济大的比例关系上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扭曲，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低。马凯主任在前面引过的这篇文章讲，美国、德国、法国、印度这些国家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们占40%～45%。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它的表现就是产能增加过快，而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我们企业经营上的困难。而短期的宏观经济越来越多地要依靠出口，而出口增加又引起我们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长期的金融风险就更加值得注意。如果依靠投资来实现增长，单纯依靠投资又会造成投资的报酬递减。这样，为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的比重要不断提高，而投资的效率逐渐下降。经济学中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ICOR，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也就是说你要产出1元钱，就要投入7元钱，这个指标的数值越大效率越低。马凯主任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说，美国、德国、法国、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我国2001～2003年是5亿元，也就是说人家增产1元钱大致需要1到2元，我们要5元钱。根据国际接受的数字，我们最近几年大致是5～7倍。这个效率低到什么水平？大致就是东南亚发生经济危机以前，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达到的水平。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里克曼教授在预言东南亚会发生问题时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东南亚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效率太低，存在很多问题。这是1994年他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当时世界银行正在宣传他们的研究课题：东南亚契机，世界银行认为东南亚这些国家发展得很好，但克里克曼认为有隐忧、隐患，存在大的问题，就是效率太低，就是ICOR过高。我们现在要高度注意，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潜在着很大的危险，如果投资收不回来，就变成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一碰到偶发因素，这种潜在危险就会爆发，就会威胁到我们长期的经济发展。
二、最近两年来我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关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的争论及达成的共识
最近两年来，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根据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粗放增长是不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另一个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经之途？
在过去几十年里，在我们理论界有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说前苏联工业化路线是社会主义一定要走的，是社会主义必经之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根据，即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最近一些年又引用了新的论据，就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30年代提出的，重工业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的必然现象。详细分析争论过程中的各种论据、论点，多数人讨论后得出共识：这种说法——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是一般规律，重工业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的必然现象，其实都是早期经济增长的理论总结和反映。现代经济学把现代经济增长进入近代以来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早期经济增长（18世纪后期～19世纪后期），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第二阶段，现代经济增长（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到信息时代开始。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信息时代。早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既然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大量生产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就要大量生产工作母机，就要发展重化工业，所以，产业革命以后，从轻工业逐步向重化工业转移，就要快速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才能实现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所以，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投资，对于这种增长方式，对于它当时造成的恶果如污染、失业增加等等，社会上有很多议论，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作出资本主义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结论，就是从分析这种增长方式得出的。因为根据这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一个结果即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即物质资本对人、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失业增多，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由于平均利润力下降、竞争的加剧和垄断的形成，使大资本代替小资本。结果，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但是，在马克思阵营中也有不是从社会矛盾方面去分析，而是从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去分析，如列宁在19世纪末期就从这里导出在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生产会优先发展。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根据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他要发展重化工业，他又把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和实际需要提到理论上来，就得出在党内斗争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即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路线，用这套理论批判主张平衡发展的布哈林。在西方经济学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确实也是反映这样一种增长方式的理论，在增长经济学上叫做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要点是投资决定增长，投资越高，增长越快。这个理论曾经统治增长经济学相当长一段时期。但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质疑，最有名的批评哈罗德—多马投资驱动增长模型的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他说如果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对的，那么一定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的现象，如果完全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话，投得多了，它的回报就会减少，为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在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下，就要提高投资率。而投资率又不能无限提高，那么，这些国家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增长率就会下降。索罗用这个理论推导的结论与美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通过研究发现没出现这种现象，投资率没有提高，增长率也没有下降。于是索罗对此作了一个假设性的解释：除了投入的增加之外，推动增长的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从生产函数角度看就是余量A——增长减去投入的增加，就是余量A，他把这个数定义为技术进步。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经济指标全要素增长率就是这个余量A。根据索罗的理论，他得出个结论，19世纪后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而不是靠资本投入的增加。很多经济学家对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实际发展情况作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证明索罗的理论是对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库兹涅夫斯基，他做了几十个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分析，证明从19世纪后期以来，这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引用列宁的斯大林的理论，或者引用其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30年代以后的理论，其实都是比较古老的、反映着早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理论。而在争论中，认为这是一个必经阶段的人们，则很少引用50年代以后的理论和数据。
在讨论得出这样的结果后，人们还进一步分析现代经济增长是靠哪些技术进步，哪些方面的效率提高推动的。通过研究发现，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推动力量库兹涅夫把它叫做：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二个推动力量就是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出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制造业内部或在农业内部服务业成分加大，如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由于大规模的生产流通产生的流通部门，还有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租赁服务等；另一种情况是某些业务独立出来，变成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即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供应链产业。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生产型的服务业。到了20世纪50年代，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各个部门，改造各个部门，使经济效益大大提高。科学技术创新、服务业、信息产业的发展除了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降低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生产成本的降低靠分工的深化，分工越深化，交易就会增加，这样在总成本中交易成本比重不断提高，而服务业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因为服务业大体上是处理交易的。这是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一个更深入的发展。
三、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战略重点
得出以上一些结论以后，就为我们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不但提出要加快推进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而且规定了怎样实现这种转变，对有关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社会的具体内容作了一些规定。规定的战略重点及主要措施如下：(1)加强自主创新能力。(2)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3)加快发展服务业，②特别是生产型的服务业。(4)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同时，稳步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指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新阶段、新发展，是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和城市化、工业化相分离、相割裂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低效农业向相对高效的非农产业转移，对于提高我们国家的效率水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我们原来对其内容认识不够深刻。先进的制造业不是简单延续我们过去的传统制造业，而是要延伸它的价值链。关于延伸先进制造业的价值链，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鸿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的概念，他说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就像人的微笑曲线，两端的附加值是高的，中间那点附加值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微笑曲线的弧度越来越大，两端翘得越来越高。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是研发、原材料采购、设计；后端是品牌经营、流通管理、金融服务，等等。这两部分附加价值高盈利性强，而中间一段加工组装制造，附加值低盈利性差，说现在我们的制造业在卖硬苦力，道理就在于此。因此，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制造业规模扩大，产量提高，而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提高附加值。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制造业价值链告诉我们要向价值链的两端找利润。农业其实也是这样。现在，农户自己组织的销售组织普遍发展起来，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产品品质会起很好的作用。把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发展这两个潮流合在一起，就是要进行信息化，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避免用早期工业化阶段只重物质产品的眼光来看待信息业。牢记信息产业本质上就是服务业，它的作用就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各个产业，来降低各个产业的信息成本，所以世界各国信息产业的市场结构是硬件小、软件和服务大，而我们是倒过来的（参见表1），软件部分很小，而服务就在这里。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信息服务，促使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得到提高。
表1 2004年中国和美国信息产业市场结构比较(%)
硬件 软件 服务
美国 32
25
43
中国 73
10
17
四、实现十一五规划制度重于技术，关键在于改革
十一五这些规定都很重要也切中了时弊。这里要强调的是，要实现十一五规划，制度重于技术，关键在于改革。以技术进步为例，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非常重视技术进步，1955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向科学技术进军，要在12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科技先进水平。但到60年代总结时发现，我们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距离并没有缩小，原因在于我们当时用的是前苏联一套办法去发展科学技术。这套由政府选定项目、政府动员资源，给钱，组织人力，进行攻关，攻关取得成绩后，由政府来组织转化为产品的办法，总的效率差。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们知道，为什么在19世纪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科学发明能突飞猛进，技术创新非常有动力。在我国，要实现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关键是改变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实现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拿服务业看，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一定要加快发展服务业。那么为什么服务业发展滞后呢？当然，这里有市场的原因。早期经济增长那种思想对我们很有影响，使我们只重物质生产，轻服务，认为服务业只创造消费，不创造价值。这是认识上的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与狭义的制造业和物打交道不一样，服务业和人打交道，因此，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很高，如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制秩序；要放开我们对服务业多方面的限制，加快以产权保护为基础的法制建设来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关键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该干的事情要干好，如法制建设。如果政府该做的事情做不好，其他方面的改革就很难进行。1986年小平同志说，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很难做好。温总理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一再说过：“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如果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滋生腐败的寻租环境也由此而生。为了保证市场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政府的职能一方面要从不该管的事情中退出来，交给企业、交给市场、交给中间环节去做；另一方面政府有些职能又必须到位：首先，提供法制环境和公正执法；第二，运用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义务教育和构筑基本社会保障网络，等等。所有这些事情要做好，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推进改革。“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胡锦涛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建设好。增长方式转变而且转变得好，我们就能保持今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收稿日期：2006-04-08
注释：
①本文据吴敬琏研究员2006年3月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作的报告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分工的深化是经济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动力，愈来愈多的制造业企业把非本企业核心业务的作业“外包”(Out Sourcins)出去。例如，企业愈来愈专注于自己核心能力（如某项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等）的发挥，而把非核心产品外包给其他供应商去生产。香港利丰集团通过供应链管理创新，将自己从一个旧式进出口贸易公司改造提升为现代商贸业巨擘。在价值链(Value Chain)细分的情况下，作了大量的流通组织工作。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虽然产品的制造成本很低、但总成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交易成本却很高。制造成本（转形成本）很低，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十分有限。但是，由于市场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经济活动缺乏规范，经济行为人缺乏诚信等原因，交易成本却很高，存在较大的降低空间。这样，如何通过与交易有关的各行业的现代化，降低交易成本，以便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便成为中国加入WTO以后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