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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1—0060—0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对外开放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吸引外资，另一方面鼓励扩大出口，逐步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重要支撑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力地拉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了经济质量。但与此同时，由于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也加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保持对外贸易适度增长、提升产品出口结构的前提下，大力实施内需主导发展战略，通过开发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我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到2004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1547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3位。在充分肯定贸易出口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以轻纺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的粗放型出口战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出来，出口效益明显下降，中国正在为这种发展战略付出越来越高昂的成本。
（一）出口导向战略的政治成本不断攀升
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出口规模快速增加，与此同时，所付出的政治成本不断攀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国际贸易摩擦事件逐步增加，恶化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凭借工资价格水平低和已经形成的专业化生产的巨大优势，我国的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加之经济全球化和“入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从2001年以来，在国际贸易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对外出口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态，在有力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产业要求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致使针对我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问题日趋加剧。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受反倾销调查最严重的国家。最近，中美、中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说明了新一轮冲突更加激烈、程度更加严重的贸易摩擦即将来临。我国外贸出口走的是以低价取胜的路子，虽然所赚取的外汇不多，但出口数量十分庞大，所占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比例很高，这样不仅为发达国家制造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牵制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口实，而且也使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发展及所带来的强大竞争力产生疑虑、担心甚至恐惧，从而造成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
二是经济发展的外向度过高，在政策制定上越来越容易受制于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外贸依存度呈直线上升态势，1985年为22.7％，1995年达到45％，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60％，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大约为1.15万亿美元[1]，占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汇率计算2004年中国的GDP为1.65万亿美元）的比重为70％左右，其中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6％。2004年，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仅在25％左右。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一般发展中大国的水平，如印度、巴西。这一方面说明了国内经济对出口和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加大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给出口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必须加大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协商，在政策制定上要更多地关注各国政府的反应和态度，有时候不仅在对外政策制定上而且要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上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同时，由于产品出口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产品出口目的地过于集中，从而进一步对我国制定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造成了更大压力。据统计，2004年我国最大的三个贸易对象地区和国家是欧盟、美国和日本，对它们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当前，美国、欧盟与我国在纺织品贸易上出现争端，他们的重要目的就是利用纺织品出口问题逼迫人民币升值，尽管我国在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方面不会屈从于任何政治压力，但是这样的国际环境无疑会使我国在政策制定与协调层面上付出更高的成本。
三是违规发展问题突出，不利于国内良好发展环境的形成。在出口主导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东部沿海的一些地区利用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通过吸引外资搞“两头在外”等方式扩大出口，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因而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于是各地区纷纷效仿，招商引资和促进产品出口成了发展经济的头等任务。为了在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方面取得突破，一些地区不顾中央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甚至不惜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竞相突破国家所规定的有关外资和出口优惠政策的底线，出台各种更加优惠的措施，有时候为吸引到一些外资竟无偿出让大片土地，美其名曰“以土地换资金”，使违规发展大行其道。各地在发展政策上的差异和混乱，妨碍了正常经济发展秩序的形成，使国内企业的发展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成本逐步提高
必须充分肯定，我国所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战略带有出口产品数量大但附加值低、外资引进规模大但无序的特征，如不根据形势做相应调整，长此以往，我们为此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将逐步变大甚至相当昂贵：
一是扭曲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构建协调平衡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在出口导向战略的主导下，国内的资源被大量投入到与出口加工相关的产业上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资金是有限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和部门的投资，从而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通过这种不均衡的投资，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出口加工业生产体系，但对于增加国内需求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的明显，而且在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剧烈变化之后，其调整难度很大，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因而加大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风险。与此同时，外资的大量进入使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更加严重。据统计，对外开放以后我国引进的外资有将近70％投在了制造业方面。虽然我国在对外资引进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和各种优惠措施加以引导，但由于不正确的政绩导向，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引进外资的冲动，因而投资方向比较混乱，常常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相背离，妨碍我国经济体系完整、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构筑协调的产业体系、经济体系形成巨大冲击。
二是产品出口的附加值偏低，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积累速度慢。我国虽然是一个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在现有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中获益不多。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位置，主要是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这虽然有利于解决就业，但由于产品的技术档次和科技含量不高，因而产品的出口价格和附加值颇低，无法在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现代产业价值链表明，产业链利润呈V字型，得高利润的两头分别是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约占产业利润率的20—25％，而处在正V字型中间和底端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利润只占5％左右。如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所说，“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这种靠价格低、数量大取胜的出口方式，不仅使国内的自然资源难以为继，而且因为利润率过低，资金的积累速度较慢，从而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长此以往势必掉入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陷阱”。
三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了国内居民的购买力。长期以来，为鼓励出口，各级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这在对外开放的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因为这实质上是把企业的负担转移到政府身上，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同时，为维持出口产品的低价竞争力，人民币对外汇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就不仅加重了部分国内企业进口原材料的负担，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成本，给国内物价上涨造成压力，而且使国内居民需要付出更多货币才能购买到国际生产比较优势下国外相对廉价的商品，因而在事实上增加了国内消费者个人的支出，降低了个人购买力水平和消费水平。
（三）出口导向战略的社会成本正在变大
一是低价竞争导致劳动用工价格偏低，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当前，在我国产品出口中，无序竞争、低价竞争的问题十分突出，很多企业常常通过相互压价来争夺市场，导致产品的出口价格一降再降。我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产品是大跨国公司通过订单的方式进行的，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和维持其竞争力，跨国公司常常运用“低价策略”压制产品的价格，甚至使产品的价格水平难以弥补生产的成本。我国企业一般处于价值链的下游，利润本来就很薄，受制于原材料及供应商的影响相当大，风险转移的能力相当差，要想维持出口或获得国外订单，并维持基本的利润率，就只能设法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或者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或者减少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所做的各种必要投入，以降低生产成本。由于缺乏起码的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导致工人的生产环境和条件恶化，工人中毒、受伤害事件不断发生。这种通过牺牲劳工利益谋取发展和出口的增长，不仅导致劳资关系紧张，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积累了社会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二是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抑制了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不利于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在对外开放之初，由于技术管理水平和国外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且发展资金严重匮乏，因而我国选择了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模式。20多年来，我国出口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迅速，对外贸易总额已位居世界第三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产品的核心技术对国外依赖严重，产品技术含量偏低，因而出口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不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现有的出口模式过于依赖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因而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对研发和创新活动重视不够，这是当前粗放型出口导向战略所带来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
这种状况在国际上也曾有过深刻的教训。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实施初期曾取得显著的成功，但到了80年代却纷纷陷入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之中，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失业人员急剧增加，人民实际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贫富分化更趋严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致使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甚至更迭，经济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拉美国家的国情与我国有很大不同，不能也不必去简单的类比，但它们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四）出口导向战略的生态成本逐渐加重
20多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把一些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实际上，这些转移出来的产业往往是污染较大，对环境破坏严重，所使用的资源和能耗较多的产业。目前，我们所出口的产品大都是发达国家自己不生产的产品，外商投资的产业许多是发达国家国内禁止发展的产业。这也是我国对外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和外资引进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这种低层次出口产业快速发展，虽然使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眼前的利益，但却导致环境资源状况日益恶化，付出了深重的生态成本。
二实施内需主导战略应采取的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保持经济的长期快速健康增长，就必须对当前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度调整，把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由过多依赖出口转移到内需、出口、投资“三驾马车”上来，尤其要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作用。实施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与原来的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内需具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指主要通过国内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以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变。为了加快内需主导战略的实施，实现出口主导战略向内需主导战略的转变，当前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正确处理内需主导与扩大出口的关系，改善我国经济外部发展条件
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与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矛盾，特别是近几年在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而不是靠需求拉动的情况下，实施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适逢其时。要增强我国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提高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又要增强对外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就必须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把扩大内需和扩大出口有机结合起来，把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和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有机结合起来。
当前，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是必须对现在的以量取胜、无序竞争的出口模式进行调整，并通过建立有效的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和争端，在不断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附加值的同时，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要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和管理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突出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档次，实现产品出口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考虑到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可利用国内现有的成熟技术重点发展电子机械、装备机械制造业、汽车业、化工业等，这样可以尽快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倚重初级产品、低档次产品的局面。另外，要积极支持企业生产销售自主品牌产品，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提高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加快资金的积累速度，为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按照WTO的规则和国际贸易的通行惯例，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国际间贸易协调机制，保持与贸易伙伴的对话和交流，逐步提高贸易争端的谈判艺术，增强在发生摩擦时的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推动贸易争端的妥善解决。要充分挖掘民间商会、协会、行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依靠这些中介组织，一方面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协调、规范出口企业的行为，防止自相压价、低价竞争局面的出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国外的行业组织、利益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增进了解，化解矛盾。
三是要增强政府对出口的调控能力和服务功能，建立起信息披露机制和政策协调机制，将国际市场信息、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情况、政府在国际上谈判的结果，充分及时地披露给国内企业，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指导，引导企业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出口战略，降低出口的风险。要组织力量加强对WTO规则和贸易对象国法律政策的研究，在合理的框架内制定透明、公开的贸易进出口政策，利用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保护国内市场和促进出口，尽量减少或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
（二）加快建立统一有序的国内市场，改善国内贸易发展环境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市场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国内市场交易没有形成公正、诚信的市场准则，国内交易环境不理想，在国内市场上交易甚至比在国际市场上交易风险更大；加上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人为地分割了市场，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扭曲了市场行为，造成国内市场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许多企业不愿开发国内市场，从而阻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要推动内需经济的发展，必须为促进国内贸易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
首先要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工作，创造各类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要努力创造各类主体进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准入到融资条件的公平，从扶持政策到各种监管的力度，各种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待遇，促使它们通过公平竞争，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加大对企业法律风险的投入，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设，强化执行力度，依法惩治市场交易中的各种违规现象，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为开展国内贸易创造良好的环境。
其次要破除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废除阻碍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规章制度，采取经济、法律、行政、技术等综合手段，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封锁，促进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充分自由流动，降低国内交易的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区域间的生产专业化分工，加强区域合作，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大市场，实现不同区域的共同发展。
三是强化信用系统建设，净化国内市场的交易环境。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快建设信用监控机制，健全符合现代市场体系运行要求的比较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从制度上遏制和约束市场主体的各种不良交易行为，规范市场活动。同时，依法惩治失信行为，追究失信者的法律责任，提高失信成本，使失信者受到严厉制裁。
（三）提高个人消费水平，增加国内有效需求
与国外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偏低，“八五”、“九五”时期平均消费率分别为58.7％、59.4％。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04年仅为42％。而2004年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为70％，在发达国家中消费水平偏低的日本也达到了57％。中国消费率偏低固然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低，但收入分配方式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消费体系不健全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应该从以下方面创造条件提高个人消费水平，以有效增加内需。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打破行业垄断，限制各种不合理的收入，建立起科学透明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税制，严格税收征管，打击高收入者的偷税、漏税、逃税等突出问题，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防止财产过多地向少数个人集聚，缩小由起点不同导致的贫富差距；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能力，完善调控办法，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实现二次分配的更加公平，以更好地向低收入者和落后地区转移，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提高个人消费倾向。
二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为消费者解除后顾之忧。由于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体系、卫生医疗制度等不健全以及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国内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因此，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构筑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消费者的支出信心，增强国内居民的即期消费欲望。
三是积极支持消费服务产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消费支撑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我国已形成了购买力不同的消费者阶层，个人消费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而目前的消费品供应结构比较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要求；包括个人消费贷款在内的等消费支撑体系不健全，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重视产业细化和产品多样化的发展，以保证商品供应的丰富性，满足不同消费者群体的需要；寻求新的消费增长点，鼓励发展为个人消费服务的产业，特别是要不断提高精神文化消费的水平和档次；在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个人消费信贷制度，为个人消费提供便利的金融支持，以促进国内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国内整体消费规模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国内的整体消费规模不大，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就在于大部分人口为农村居民，受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收入水平偏低，购买力较弱，从而影响了国内消费规模的扩大。因此，要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和规模，必须提高这个最大消费群体的收入水平。
一是强化制度创新，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在稳定现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进程，实现农业的适度化规模经营，优化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把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结合起来，在加大区域布局调整、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同时，结合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扩大高档次高质量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为增加农民的购买能力奠定基础。
二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农民的消费环境。要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方式，不断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重点包括道路、电力、通讯、水利、电视传播、自来水等，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基本条件，在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为农民的消费提供便利条件，方便农民出售农产品和购买商品，降低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以有利于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
三是加快改革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不断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创造方便农民进城就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减少农民外出务工的成本，不断开辟农民增收的渠道，以解除单靠农业生产对农民增收的制约。从长远看，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通过工业化的推进，合理规划不同层次产业的发展，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吸引农民到城市生活和工作，逐步把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不断推动城市化进程。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国内整体消费水平的根本途径，也是内需主导战略真正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
（五）制定科学合理的领导干部考核制度，转变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
现有的领导干部考核制度通常把出口额和吸引外资的多少列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有意无意地与领导干部的政绩和升迁挂钩，从而强化了各级领导干部依靠扩大出口带动本地经济增长的意识。这是当前我国实施内需主导发展战略的观念障碍。
要实现发展战略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尽快转变，就必须改变当前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把广大劳动者合法利益的保障状况、环境保护情况、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水平、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以及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要通过考核制度的转变，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思想观念，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从重视发展生产向发展经济与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并重转变，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从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向速度与效益并重转变，走内涵型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通过自主研发掌握生产的核心技术，减少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从重视招商引资和扩大对外出口向既对内又对外，内外兼顾，以外补内，以内促外，双赢互补，良性循环转变。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重视发挥工会的作用，支持工人依法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并严格执行《劳动法》及相关条例，不断改善生产者的劳动条件。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转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5—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