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研究对象的拓展_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研究对象的拓展_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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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4)02-0026-05

近年来,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理论界多有涉猎与研究。 但存在的问题,往往是把二者相互论证、循环解释,以求证其间的一致。这种简单化的 研究方式,既忽略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性内涵,又消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 代意义。笔者认为,围绕着“创新”找出其内在的契合点,这才是研究二者关系应有的 着力之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决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 修修补补”,而是对其对象、内容、体系框架诸方面的创新均有着重大的启示性价值。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从“一大规律”向“三大规律”的转换

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至今的一百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历史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 变化的进程及其结果,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内得到反映和体现。但是,面对生 动的实践展开,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麻木和迟钝,时至今日,历史唯 物主义无论是对象还是内容、体系仍然“风貌依旧”。在时代主题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 砥砺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已成必然。正因为如此,这一问题才构成近年哲学 界讨论的热点和核心。

一门学科的成熟,有赖于其对象的确定。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当前既有把其 归结为“历史”属性的认识,也有把其归结为“社会”属性的理解。这一在理论把握上 的实质性分歧,源于对其对象的认识上缺乏正确而有效的统一标准。解决这一问题,对 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一个虽然艰难但又必须跨越的“卡夫丁峡谷”。“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对解决这一难题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江泽民曾就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 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三大规律认识的结晶,它 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根本体现,是共产党执政 规律内蕴的深刻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 象,拓展出一个创新性思路。

哲学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有着和自然科学发展不同的独特性,即它首先要确定这一 学科的接受对象,然后根据接受主体的特点选择学科研究对象。哲学的使命和功能往往 引领着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深刻、最基础、最富创造性 的内容。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历史性贡献时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 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P776)他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 价值学说一起,视作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贡献,并指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贡献, 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2](P776)恩格斯 为什么如此推崇历史唯物主义?这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所承担的历史 使命来作出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解放的学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性理论。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就在于它在客观把握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着眼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前提下,揭示出社会主义发展的 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性的理论创新,构成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历史唯物主义,隐蕴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体现着社会 主义的理想向现实转化的深刻必然性;内涵着无产阶级政党存在、发展的历史性、客观 性前提。

作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3](P15)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闪电,指引、刻画着无产阶级以及整个人类解 放的道路和前景。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偏狭的理论学说,但在功能性上,则有着鲜明的党 性立场,它是具有社会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性与阶级性相 统一的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其对象上也应体现出 来。但在此点上,我们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却存有明显缺陷。传统上认为,历史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解,这些规律性内容的适应性是覆 盖大时空背景中的所有社会形态的。它对社会主义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它并不仅仅指 向社会主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其所指向对象的过于一般和抽象,其对社会主义 理解的针对性并不强。社会主义形态的特殊发展规律或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 形态中的反映和表现是什么?作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执政的共产党的合理性、合法性如 何理解?换言之,共产党究竟如何体现、契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获得自身执政的合理 性?如何在符合人民意愿、体现人民利益方面提炼、塑造自身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系列事 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核心、焦点问题,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中并没有作 为一个真问题而出现。由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被排除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视野之外,这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多重消极后果。在理论上,只是关注人 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使本应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沾染上浓厚 的抽象性色彩,使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与历史理论文本“衔接”而消解了其现实性功能。 在实践上,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象的单调理解,使人们缺乏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 产党执政规律探索的高度自觉,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真正“理论 基础”,没有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头脑”以及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由此造 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历史实践中使社会主义不断遭受挫折。

作为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创新性成果,作为马克思两大历史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 ,竟难以容纳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恰恰在理论发展的现实 中发生了。正由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一现实性课题漂移出历史唯物 主义的视野之外,而“科学社会主义”与“党的建设”学科又难以承担这一研究任务, 这就导致了探索者的“缺位”,导致对这一现实重大问题探索自觉性的丧失。而对于这 类问题的研究,又是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就不得不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智 慧进行思维操作,但领袖智慧的局限性又难以避免其探索中的失误,这应该是历史上社 会主义出现挫折的原因之一。以往我们常常议论甚至责怪哲学、政治等理论的发展权被 领袖所“垄断”,这不能怪罪领袖的“越俎代庖”,而实属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本身没 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要想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要想在时代的进步中体现自身的 当代价值,就必须在研究对象上形成突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当代发展,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创新,它对于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开阔自身的理论视野,扩展自身的研究对象,即由“一大规律”向 “三大规律”拓展,它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这才是这一学科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旨归,也是其应有的历 史责任和思维自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内在要求。

二、面对可能性质疑的答辩

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以三大规律为研究对象,相对于传统认识,具有某种程度的“颠覆 ”与革命意义,定然会遭遇一些人的怀疑甚至“攻击”。作为一个重大的哲学创新问题 ,只是凭面对问题而升发出的激情来下结论,是难以真正推进哲学的。因此,面对可能 性的质疑,有必要把一些问题在这里预先作一讨论。

第一个问题,把三大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当然要根据当代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变化 以选择其发展路向,这是哲学的基础性问题。但是,既然冠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就 仍然要与马克思哲学文本保持一脉相承的性质,否则,就会混淆不同哲学的界限,可能 就从根基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及其在理论出发点上已经构建的逻辑线索。就此 意义而言,当代理论界所倡导的“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是有其 合理意义的。但就这一理论主张的现实贯彻而言,则是有缺陷的,表现在:一些哲学家 只是侧重于对马克思某些哲学观点的重新解读,而忽视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总体而宏 观的把握,这就相应地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经院”习气,这种方法本身, 是有悖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方式的。我认为,“接近”、“回到”马克思,首先应该“ 回到”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思路,以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思路为观照,从而开拓出当代哲学 发展之路,这才是对“走近马克思”的合理把握。那么,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究竟是一 种什么方式呢?从最近的讨论来看,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围绕体系而创 建哲学,不是像黑格尔一样沉浸在抽象的哲学概念中展示历史和现实,而是在对社会历 史以及现实理论的创造中而呈现着哲学观念的理解。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生动的历 史中形成了理论的“宏大叙事”,从而走出学究的氛围而成为一个实践性的哲学家。把 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发展特点脱节开来进行研究,是在马克思之后理 论家所干的一件“憾事”。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贡献时所说:“这两 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 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 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2](P740)这段话的启迪意义在于:其一,历史唯物 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联系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细节和联系作出新的研究,而这一研究是在连续的历史 中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提倡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把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与共产党执政规律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内,既是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现实的 弊病的纠正,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路的“回归”。可以说,这一理解为从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拓展了无限的创造空间。

第二个问题,把三大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对象,是否以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传统“科 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学科的存在意义?也许会有人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特殊 规律,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已得到反映,作为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在“党的理论和 建设”学科中亦有体现,而把“三大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不就使哲学 有“越俎代庖”之嫌了吗?那么,我们要问,作为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而加 以探索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于需要在哲学意义上进行求解的 “社会历史性”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学科难道真的有能力承担这一 重任吗?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看,在马克思之后一百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理论 发展史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揭示出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外,“科学社会主义”在 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和研究方面,并没有增添有价值的新颖内容。“科学社会主 义”对现实现象的繁琐性分析以及“政策性”论证,由于缺乏规律性支撑,在20世纪社 会主义发展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中,已经验证了其发展的“片面性”与“扭曲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包括其研究对象的拓展,所追求的是这一学科的科学性及其应有 的哲学品质,它所要恢复的是这一学科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实践功能,而并非否定“ 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任一学科既然存在并有其实践 价值,其地位是任何主张也难以动摇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三大规律纳入自身的视野,它 不但没有混淆这一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区别,反而为不同的学科规定了“各司其责”的原 则并清晰地划出了界线。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 ,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所引伸的“理论必然”,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 体”即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而言,它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向规定了明确的接受对象 和研究对象;而“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理论,则是在三大规律的基础上作出 的理论再延伸。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侧重于 哲学上的理解,具有某种程度的“抽象”特性;而“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学 科,则是围绕社会主义和党的实际问题所作出的“实证性”分析。再次,历史唯物主义 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其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如何研究这两大 现象而展现哲学的方法论意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和“党的建设”学科则是以此方 法论为指导,通过对两大规律的具体展开形式加以研究,从而在“政策”层面上呈现自 己的功能。当然,把三大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在某些方面可能与科学社 会主义和“党建”学科有些“重合”,这是难以避免的。各学科都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同一客观基础而展开自身研究方向的,不可能不对这一客观对象形成一定程度 的“重合性”认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新理解的创新之点。当代 科学的发展本来就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这一理解即是对这一趋势的灵敏反应。当然, 在将来的发展中,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三门学科,也有着内容上的 “重组”和改造问题,这有待于不同学科对问题的自觉把握和“竞争”性发展,通过一 定时间的整合,才能使各学科的“划界”更加合理和清晰。

第三个问题,把三大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究竟能 够解决什么问题?理解这一问题,首先应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包含的缺陷谈起。 多年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 与理论具有的开放性、启发性要求相比,它有着一系列的弊病。首先,理论的封闭性。 由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缺乏面对现实的敞开性特征,因此,它在割裂式地继承马克思、 恩格斯哲学话语的基础上,再也无法和活生生的当代世界发展产生认识上的共鸣和互动 ,理论观点的僵硬性使其成为当代实践发展中的“落伍者”。其次,由于悖离了马克思 的哲学研究方式,因此,这种哲学“话语”的堆积使其成为一系列的“理论公式”,缺 乏与现实对话的能力,泯灭了自身发展的空间,失去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应有“解释力 ”。再次,更重要的,它脱离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实和对共产党执政过程的审视, 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运作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行程成为不相及的两条轨线,“上帝是上 帝,凯撒是凯撒”,互不关联,毫无关涉,这在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定位为三大规律,对于克服上述弊病有着前提性意义。这 一理解所体现的方法论价值在于:它使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使 哲学在形而上和形而下、抽象和实证、理论和实践之间具有了发展的张力。它克服了传 统哲学“纸上谈兵”的抽象化倾向,使历史唯物主义与世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 间形成了互动的高度自觉,使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运行和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得 以重新认识和提炼;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则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当代 发展中汲纳着新经验和科学成分。历史唯物主义在三大规律的研究中为自身灌注着时代 性和现实性,使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有用”哲学,成为具有针 对性的“接受主体”的鲜明哲学,这必然会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品位和使用价值。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把三大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 这种理论究竟是“世界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面对这一 问题,我们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以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由于把哲学研究的使 命理解得过于“宏伟”和泛化,总以为理论的旨归即是为世界指出一条必然的轨迹,世 界只要在我们所刻画的理论体系中运作即有光明的前景。其后果是,我们既不能真实地 把握世界,也不能在理论上描述中国。在世界发展多样化的当代,让世界按照我们所提 供的理论模式发展,无疑于异想天开。况且,在世界社会主义探索性发展的今天,也不 可能把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加于人。无论从理论的针对性上来看,还是从其实 践使命上分析,我们所追求和把握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 对此,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为我们如 何领会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榜样和示范。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 就是在世界和中国的互动性发展中所提炼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中国式” 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世界化”,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可能对世 界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启示性价值。也只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走出虚设的“幻境”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寻求到自己的存身之地。因此,把三大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 研究对象,这不是理论创造上的盲目冲动,而是社会现实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客 观要求。

三、以“三大规律”为主干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一个学科能否确立,既要看其对象的指向是否清晰,又要看在对象性研究中所形成的 理论内容能否按着一个明确的逻辑而构成比较完善的体系。

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框架内,由于单纯的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其 对象要求的抽象度使之在生动的世界和社会变化面前很难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相 应的,其体系也就构成僵滞不动且密不透风的堡垒,这也正是人们当前所要对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进行内容发展和体系更新的缘由。有感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的“脱节”,后 来人们对其体系进行了零碎的修补,从而形成了在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对象的框架内 隐藏着与对象要求“相悖”的具体理解。比如,随着形势的变化,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体 系也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问题,共产党 执政中所要关注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问题,这就使体系与对象的关系不伦不类。由于 没有明确把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自觉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因此, 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时显得羞羞答答、支离破碎,没有从整体上揭示出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既不能实 现其所应承担的重任,又难以适应接受主体。相应的,哲学本应具有的对人智慧的启迪 意义和对社会方向的引领价值在这种体系内得以丧失。

克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弊端,面向现实和未来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论框 架,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是哲学创新的紧迫任务。总的思路是:以“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三大规律”为基本主干,按照历史、逻辑相统一以及从抽象到具体 的思维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新体 系。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为主,但要结合时代特 点适当加以更新。这是因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 结晶物,而我们所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新,则是按照时代性要求,立足于当代实践的 需要,以马克思文本为理论前提而追求的理论新解释。这一新解释是在承认传统历史唯 物主义研究对象有效性的前提下而进行的理论构建。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传统历史唯物 主义由于没有对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作出新的概括和提炼,尤其是没 有立足于当代的时代特征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而抽象出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新认识,因而,其中内蕴着教条主义特点和僵滞化色彩。理论更新的思路是:以马克 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理论出发点,以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全球化 的转化为理论建构的着眼点,以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经验为现实参照,以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人的发展理论为基本内容,构成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部分。 这一理解,既吸收了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时代发展中的新鲜特点;既坚持了历 史发展中的客观原则,又参考了当代哲学“主体性”讨论中的新颖成果。因而,为历史 唯物主义的新阐释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开阔了其创新、发展的理论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人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向性 指导。这种基础和指导意义,不应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外,而应是含蕴在这一体系 之中。这是因为,作为实践的、以改造现实为使命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接受主 体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的千百万人民群众,而不只是孤零零的“理论家”自身, 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向群众直接提供方法论功能,而不应在理论和实践之间锲 入过多的任由哲学家作出随意性“解释”的“中介”环节。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历史唯 物主义体系中必须占有应有的逻辑位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独特体 现和意义展示,要求其既要揭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历史必然性,以论证社会 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又要展示出社会主义在跟踪世界发展趋势中的探索意义并显示 其与时俱进的动态品质,从而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理论和实践视野中活生生的“社会有 机体”。理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 使命。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而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只是一种“手 段”,而实现向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过渡才是这一理论体系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不 这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和价值就成为令人难以捉摸的虚幻物。从历史唯物主义 框架内审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内容,其突出的核心在于,透过社会生产力发展、文化 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尤其是人民利益发展规律等方面的内容以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进行全 方位的理解和把握,使其提升、转化为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内容,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 的主题。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承担着起承转合的作用:它既是对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晶物和“目的地”,又承担着拓展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的“出发 点”和“根据地”。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引入自身的研究范围,对于从理 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拓展这一理论体系的价值,均具有重要意义。

把共产党执政规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研究的必然 延伸。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这一自然历史过程与自然界的不同之处 ,在于其中活跃着许多生动的“主体”,这些社会主体通过自身本质属性的展现而生动 地创造着社会“现实”。作为一个高度自觉、自为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有着更高的主 体性需求,因此,在描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时,就要研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按照 社会规律推动着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体。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主体性发挥 的领导力量,是协调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契合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因此,研究共产党执 政规律,是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可以说,共产党执政规律折射 、反映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二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呈现出良性 互动的关系效应。作为研究对象,历史唯物主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应直接以“ 三个代表”为核心来阐述其内容。原因很简单:“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 代化的产物,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发 展,不仅仅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方面,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创新和推进 。这一思想体系如果不能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容,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 会主义发展规律方面的价值贡献就要被低估;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没有在理论 上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品质而就很难说是属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就难以转化为“时 代精神的精华”。历史唯物主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 深化,重心不在于对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的描述上,而在于对共产党如何“代 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的要求和方向方面进行深层次性揭示,以及在规 律性的意义上把握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对共产党执政提出了什么新要求。与把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作为一个“既成物”而加以理解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不同,新历史唯物 主义把共产党执政规律作为一个认识、探索的过程而加以展示,并启迪人们在理解共产 党执政过程中形成一个方法论形态。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 内在要求,得以充分体现,使“人”终于投影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之内。

对于以“三大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确立,是当代理论所面临 的一项宏大任务,需要全体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来完成。当代,人们提倡走进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我认为,掌握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态度和立场,以其为指导重 建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走进、重读马克思的具体体现。历史唯物主义面对人类活生生 的社会现实,应该改变“公式化”的理论传统,通过对三大规律的现实研究,使历史唯 物主义在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的过程中,富有极大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这 才是我们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应有态度和方向。

收稿日期:200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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