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五十年：社会党国际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风雨论文,理论论文,社会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党国际是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政党的国际性联合组织。从1951年6月成立至今， 社会党国际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其活动范围从西欧一隅辐射到各大洲。若将隶属于社会党国际的所有成员党和组织都标绘在世界地图上，可以发现，它们确已星罗棋布于全球。在21世纪初年，回顾社会党国际的历史，审视其实践，透析其理论，关注其走势，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社会党国际的渊源和特质
社会党国际自称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各国政党的国际联盟”[1]，其历史要从1864年第一国际问世时算起。 1964年9月，社会党国际“九大”曾发表《社会党国际百年纪念宣言》[2]。但是，若从其直接的组织联系来说，社会党国际的前驱实际上是1923年建立、1940年停止活动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党国际的建立称之为“重建”。
1944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尚未停息，但最后的结局已经明朗化，希特勒法西斯的溃败不容置疑。此时，战后的政治发展问题提上议程。在这种情况下，逃亡到英国和瑞典等国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率先提出恢复在大战到来之际停止活动的社会党人国际组织，并试图以此为战后各国政党政治的正常化准备条件。在社会党国际的筹建过程中，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不同倾向的分歧和争论，尤其是在“国际”的组织性质、组织原则以及指导思想三个方面的不一致，作为三重障碍，使社会党国际的建立艰难而又曲折。因此，经过长达7年之久的努力， 社会党国际才最终于1951年6月正式成立。
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曾存在若干国际性组织，诸如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第一国际（1864—1876）、第二国际（1889—1914年破产）、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1943）、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等等，仅就延续的时间而言，长则二十四、五年，短则五、六年。而在20世纪下半叶形形色色的国际性组织和集团中，社会党国际却历半个世纪而不衰，且不断取得新进展。
与其他国际性组织相比较，社会党国际独具自己的特色。社会党国际多次申明，它不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高度统一的国际领导中心，更不是一个超级党，而只是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各国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政党按多元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各抒己见、交换信息的国际性联合组织，一个松散的国际协调论坛机构。社会民主党人把较大的异质性和众多的内部争论视为扩大党际联系和国际联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认为，这种尊重各自独立性基础上的广泛的国际协调，有助于把社会党国际从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全球化运动，以便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二、社会党国际的演进
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它只有34个成员党和组织， 且基本上来自西欧诸国，拥有党员978万、选民4354万；到1999年11 月“二十一大”时，社会党国际已拥有成员党和组织143个、党员近3000万、 选民2亿多。总的来说，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社会党国际确已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派别，以及国际政治舞台上规模庞大、实力强盛、影响广泛的重要力量，堪称战后新崛起的国际行为主体。
社会党国际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的力量愈益壮大；其二，它的组织愈益完备和稳定；其三，它的活动范围愈益扩展，活动内容愈益充实。这也是社会党国际具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党国际迄今共召开过21次代表大会。如果从纵向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以社会党国际上述三个方面的总体态势为基本依据，那么，社会党国际的行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各具不同特点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成立到50年代末，社会党国际基本是一个欧洲型的国际组织，它实行的是“欧洲中心主义”政策，它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与欧洲有关的局势及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第二阶段，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社会党国际开始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逐步向亚非拉第三世界拓展，更多地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第三阶段，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从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到苏东剧变。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振兴大会，“十三大”号召开展三大攻势，即争取稳定的和平、争取建立新的南北关系、争取人权，并吸收了第三世界一些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民族民主政党。由此，社会党国际进一步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第四阶段，苏东剧变至今。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挫折以及冷战结束后两极对峙格局的消失，使作为社会党国际主体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呈弱化之势，并导致社会党国际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国际范围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化倾向，又为社会党国际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一般情况下，社会党国际每三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纲领主张，发表有关的宣言或声明。社会党国际的许多成员党特别是西欧国家各成员党，几乎都有过参政、执政的经历，而且有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还很长。它们在执政和参政期间，将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宣言、声明运用于实践，主张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参与，通过立法完善多党自由活动的议会民主，建立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政策。
7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主张缓和、裁军与共处，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倡导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欧洲独立和一体化进程，维护生态环境，关注绿色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人民民主权利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民族独立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威望。但是，总的来说，它们的活动内容，都没有越出资本主义实际发展的框架，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其所在各国和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
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生产停滞，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以及新保守主义崛起，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政策的实施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不仅彻底改变了原苏东地区的社会性质，而且也极大地影响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由于苏东剧变，两极冷战格局消失，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军事方面的对抗不复存在，欧洲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并对欧洲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强烈的冲击，社会党国际对世界事务的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严重的制约和严峻的考验。
三、社会党国际的主体——西欧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的沉浮
社会民主党的现实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组织力量方面。执政或作为建设性反对党，是他们展示自身实力的基本方式。这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凸显。
作为社会党国际的主体，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苏东剧变起初是幸灾乐祸，它认为可以从其意识形态老对手的失败中分享“政治红利”。然而，它很快便不得不分尝自己对手失败的苦果了。这是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眼里，“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应该连带引起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以便使它永无挑战的威胁。这种不利的政治局势加上其传统福利政策的日益明显的局限性，使社会民主党在90年代初同样陷入困境。整个欧洲都在疏远社会民主党，原来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纷纷沦为在野党。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在议会大选中惨遭失败后， 西班牙成为西欧惟一保留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大国。对此，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对策之一，竟然也同它的先前对手一样——改名换姓，即放弃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将其指导思想改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1991年在出版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论》（1980年初版）的修订增补版时，把书名改作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并在书的末尾特意解释道：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从一开始就有三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名称被用来说明同一件事， 即Sozialdemokratie（社会民主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民主的社会主义）和Soziale Demokratie（社会的民主主义），并且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的民主主义。这种解释，显然是与上述背景直接相关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似乎成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都高奏凯歌、庆祝对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年代。可以说，在欧洲范围内，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确立的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长期二元对立的格局已经结束，“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已经退出现实，社会民主主义则面临何去何从的路口。90年代以来的局面更像是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前后局面的颠倒：当时是社会主义政党争相左倾，每一个落在后面的政党都设法拉住前面那个党的后衣襟；现在则是竞相后退，每一个党都用自己的后背贴向比它更靠后的党，惟恐成为前面那个党的避风墙。
但是，一些新当选的保守党政府在取代社会民主党之后，在取消欧洲慷慨的社会补贴制度方面紧跟撒切尔夫人的步伐。它们在减少补贴的同时实行旨在加强同没有社会补贴制度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其结果是欧洲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一些欧洲人的生活陷入令他们感到陌生的困顿境地。这种局面促成了社会民主党重返执政地位的潮流。
自90年代中叶开始，社会民主党逐渐打破苏东剧变后的沉寂，如今的欧洲已遍地呈现出粉红的“玫瑰色”（注：社会党国际以粉红色玫瑰为徽记，国外舆论多以“玫瑰色”形容左翼政党或政府。）了。在欧盟15国中，除了西班牙、爱尔兰是右翼掌权，1999年6月14日同一天， 比利时德阿纳领导的中左政府集体辞职、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未能在选举中保持第二大党地位而导致联合政府辞职之外，其他11国都是左翼执政。在英国、葡萄牙、希腊，社会民主党人是独享政权；在法国、芬兰、瑞典、丹麦、荷兰、奥地利、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是与共产党或中间派联合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在1998年9月的大选中击败执政 16年之久的科尔，与绿党结成联盟，组成中左政府。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其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欧洲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巴西莫·达莱马于1998年10月当选为总理，成为在西欧领导一国政府的第一位前共产党人。施罗德和达莱马成为这股已席卷了英、法、意、德和北欧国家的潮流的最新受益者。他们的当选也使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优势大大增加，为社会民主党的复兴写下浓重的一笔。这些党派都聚集在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组织——“欧洲社会党”（The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之中。欧洲社会党是一个跨欧洲的政党。在1999年6月13 日夜揭晓的选举中，欧洲社会党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626个议席中占180个，是第二大党。
社会民主党驾驶欧洲各国的航船能走多远，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目前来看，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政坛上不约而同地“收复失地”，重返执政舞台，一方面固然是欧洲政党按照伟大的“摆的法则”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否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反思连在一起呢？
四、社会民主党人的反思和新“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强大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西欧国家执政不排除这样的因素：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来与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人相抗衡。东欧剧变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共产党政权不复存在，社会民主党人会不会因竞争对手的消失而使自己失去存在的必要呢？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走出困境，开拓继续发展的进程，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确实都进行了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和修补纲领政策。这从20世纪90年代社会党国际召开的三次代表大会和新“第三条道路”在西方社会的兴起中，即可窥见一斑。
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了“十九大”， 力图明确各国社会民主党对苏东剧变后的世界新局势的态度以及在这一新局势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回避了“民主社会主义”一词，重提“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任务方面，强调了反对新保守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认为新保守主义动摇福利国家、损害国际合作，极端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是新的冲突和战争之源；在国际合作方面，强调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并使之民主化，同时主张建立地区合作与安全体系和实行区域一体化，反对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的“新保护主义”，敦促尽早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等等。“十九大”表现出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和更加务实的特征，这表明社会党国际的力量和影响相对衰落，并力图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的生长点。
1996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二十大”。 社会党国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问题越来越全球化，而联合国是最具有世界代表性的组织，因而在这里举行代表大会最切合社会党国际面临的现实情况。在“二十大”召开前后，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由于欧洲政党格局的变动，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加强，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欧洲左翼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多党制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还由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一些左翼政党正在向社会党国际靠拢，因此，社会党国际的组织力量可能会有所增强，成员党数目可能会继续增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赖蒙德·赛德曼认为，如果把社会党国际“十三大”（1976年）和“二十大”（1996年）相比，其质量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经过20年的发展，社会党国际在问题立场、成员结构和政治目标设置上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组织，从而为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党和执政党在“国际”之内和之外的世界政党合作开辟了广泛的政治可能。[3 ]在社会党国际“二十大”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说，经过40多年的发展，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已经增加到140个，今后力量将不断壮大，成员也许会增加到200多个。不过，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社会党国际这种松散的、简单的规模扩大的潜在消极作用。就连莫鲁瓦在“二十大”上发表的讲话中也不无忧虑地提出，由于组织力量的迅速发展，“国际”的性质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他提议“国际”必须抓紧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重新发动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辨认；2.在进一步扩大成员党数量的同时加强成员党的思想认同；3.调整组织结构，克服结构设置的重叠交叉现象。
1999年11月，社会党国际在巴黎召开“二十一大”，这也是它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巴黎宣言》。它全面回顾与总结了社会党国际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并设计了面向21世纪的发展方略。葡萄牙社会党人古特雷斯当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则被推举为名誉主席。90年代下半叶西欧社会民主党令人振奋的“回潮”，则可以看作是它们向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的“献礼”。
如前所述，冷战的结束带给西方世界的短暂狂喜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一度被苏东剧变的历史背影所掩盖的自身问题开始逐步凸显出来。尤其是客观世界的变化加速进行，新的科技产业与知识经济的兴起，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社会的出现，西欧发达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冷战的结束与西欧社会内部政治文化的变革，所有这一切，使得被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市场化不仅不能彻底解决积重难返的苏联东欧问题，而且在应付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内部问题时也捉襟见肘。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度过了休克打击带来的混乱和沉寂后，逐渐复苏，重新确立目标和口号，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疲惫和乏力，在西欧政坛卷土重来，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又一轮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各国社会民主党继续在纲领和宣言中习惯性地沿袭阶级分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已越来越认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在阵营对立中也站在西方立场上；但是，在国内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较，仍被称为“左”派的政治力量，他们自己也以“左”翼自诩。这样，各国社会民主党就程度不同地陷入了矛盾之中，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或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和它所宣称的社会理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势之间找出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
新“第三条道路”就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为把自己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标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而量身定做的“新装”。它的提出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是一个重要信号，反映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尝试努力，标志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革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又折射了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变迁。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曾多次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口号。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它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经常出现，被具有不同政治信念的作家与政治家所运用。”[4]如果说，50 年代初社会党国际宣传要在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一条“第三条道路”，那么今天欧洲社会民主党则自命要在社会福利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之间走出一条“第三条道路”，以此应对时代变革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新“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以提高就业能力取代就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制度改革，以税收调整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政策，以创造新工作岗位为基本取向的新经济政策等。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历史形成的不同的就业模式，导致了对共同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从而使新“第三条道路”在各国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色彩，其政策侧重点和具体治理方式都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执政实践及其相应的政策宣传体现了这种差异，1999年11月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上的意见分歧也反映了这种差异。原社会党国际主席、法国前总统莫鲁瓦甚至提出，“第三条道路”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不应该再作新的定义。有人主张重提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过时，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可通过不断变通，解决当今世界问题，并且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永远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关系中诞生和成长的。
目前，新“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得到了最全面的论述，英国俨然成了新“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代言人和总后方。除英国外，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前总统罗慕诺·普罗迪，瑞典的佩尔森，丹麦的拉斯姆森，葡萄牙首相安东尼奥·胡铁雷斯，法国总理若斯潘和财政部长施特劳斯—卡恩，德国总理施罗德等都成了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和热心鼓吹者。围绕着新“第三条道路”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群体。新“第三条道路”在90年代的西方社会风起云涌，蔚为潮流，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新现象，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它产生的时代和理论背景。从根本上说，新“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党人与新保守主义政党、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日益趋同的发展态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演变的结果。具体而言，新“第三条道路”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科技革命迅速发展，导致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使新“第三条道路”的崛起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第二，西欧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出现严重的危机，是新“第三条道路”崛起的深层次的原因。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新“第三条道路”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欧洲左右翼政党出现政策趋同的现象，是新“第三条道路”形成的现实政治基础。
新“第三条道路”以务实为特征，讲求实际，注重现实，追求实效。在世界范围无序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新“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表明自己的新左派身份和创新思路，使自己与老左翼和新右翼明确区分开来；二是重构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实现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且要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中间派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以确定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新的中心位置。三是寻找解决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全面方案。它认为，倡导国家干预、福利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都过于狭隘片面，都无法给今天的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因此，必须突破这两种思路和模式，找到新的出路。在新“第三条道路”看来，目前资本主义面临的不单纯是经济增长问题，而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等诸多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的方案。
新“第三条道路”是旧路还是新途？在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内，它的前途现在还难以完全看清，这除了它自身许多亟待克服和弥补的缺点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前途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人执政期间解决以经济为核心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和参与竞选的能力，否则，它将难以为继。
五、正确认识、跟踪研究社会党国际和社会民主党
社会党国际是目前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大的国际性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最大的共产党、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二者之间不能没有联系与交往，而这种联系与交往则须建立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因此，对社会党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跟踪研究。
社会党国际是一个活动频繁而又具有多重复合特性的组织，卓有成效地开展、推进社会党国际研究，应该在方法论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并有所突破。
我们认为，应从纵向和横向双层面、逻辑论证与历史叙述的有机统一这两个角度研究社会党国际。具体而言：1.纵向和横向的统一。按照时间的序列，研究社会党国际的产生、发展及其政策主张和纲领思想的形成、演变，从而体现出其完整性；剖析社会党国际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从而呈现出其阶段性。2.重点和一般的统一。对于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抓住西欧社会民主党这支主要力量，同时也要重视其他地区的成员组织；对于社会党国际的演变，在力求全面性的同时，抓住若干关节点，解剖麻雀。3.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社会党国际有着自己一整套独特的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其实践活动，但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对其理论和实践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4.社会党国际史与当代世界史的统一。社会党国际是当代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与当代世界史在形成中也是交互作用的，因此，研究社会党国际必须和一定时期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的嬗变相联系，否则就失去了立论的大背景。5.理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以科学的治学态度取代简单化的褒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拂去长期若隐若现地蒙落在社会党国际和当代社会民主党研究中的“左”的和右的尘埃，严谨、客观地评判其地位和作用，认清其非共产主义政党的实质。
在研究社会党国际、社会民主党及民主社会主义时，必须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对社会党国际、社会民主党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我国理论界在总结苏东演变和剧变的教训时，曾一度相当普遍地认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是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张全面批判社会民主党。我们认为，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对此固然要负一定的或重要的责任，但苏联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则须由表及里地深究。另一种倾向是右的，认为凡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内容都是对的、好的。
历史地看，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曾同母同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兄弟阋墙，分道扬镳：共产党人“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5]，在“涅槃”中获得新生；社会民主党人承袭了既有的外壳， 其内核则渐渐“异化”。在共产国际时期，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两分天下、互相对峙的局面，且最终也未能补“天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处理两党关系时都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教训。共产国际时期形成的这种两党关系格局一直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乃至世纪之初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成为不争的事实，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有识之士都在反思，譬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埃伦斯特·格玛希尔早在1990年就指出：“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很多共同点，两者同时陷入某种危机绝非偶然。今天东方现实社会主义几乎全线崩溃，西方传统工人运动也正被悄悄埋葬。”他认为，固然不应忽视传统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危机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但共产党人的失败绝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胜利。[6]以史为鉴，在21 世纪之初，全面、客观地认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的曲折性、复杂性，认真、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复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评判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从政党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阶级内部的各阶层和各集团在局部利益上的差异，以及对国事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上的分歧，或者由于各国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不尽一致，不少国家一个阶级内不止存在一个政党；同时，一个政党由于历史的、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理论、知识、力量的对比等原因，分裂为两个或多个政党，是符合政治运动规律的现象。就此而论，在工人阶级中存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十分正常的。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民主党具有双重属性，可以说是左翼的右翼、右翼的左翼，也就是说，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光谱上，相对于共产党，它是右翼；而在各国政党政治的光谱上，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它又属于左翼的范围。的确，社会民主党在目标、性质、任务、价值取向、指导思想等方面都是根本不同于共产党的政党。同时，也应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尽管有向资产阶级新保守主义妥协的问题，但仍然是它的对立面。在一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是能够跟保守党相抗衡的主要力量。因此，共产党在为了改变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对社会民主党要采取争取和联合的态度，争取同它们结成一定的政治联盟。但是，结成联盟决不等于认同，否则就会异化自己的性质和降低水平，导致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某种程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如果推行社会民主党的一整套做法，也只能是倒退。此外，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国际事务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支持发展、反对霸权，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为了和平与发展，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应在国际范围内同它们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关系。但同时又必须警惕和抵制它们利用人权观念、人道主义干涉别国内政等错误做法。因此，共产党人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正确态度应是：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共产党人的同志，但也不应是敌人，它可以成为共产党人解决当代若干现实问题尤其是国际问题的伙伴和朋友。中国大思想家、大文豪鲁迅在1933年写的《题三义塔》的律诗中有这样的佳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21世纪，曾同母同源的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也就是说，两党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阻碍合作；合作是客观的需要，但不能泯灭差异。在这种共识下，淡化（而不是忘记）过去，把握现在，珍惜未来，在求同存异中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大发展各尽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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