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父亲教养方式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养论文,现状论文,父亲论文,趋势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1]。
国外有关家庭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已有不少。在整个西方历史中，父亲在抚育婴儿和幼儿方面被认为只起较小的作用。此外，人类学证据也表明，这种模式并非西方所特有。在许多文化中，母亲均被描绘成是主要抚育者，父亲则起有限的作用[2]。较长期以来，学者们所研究的方向多为父母的教养方式或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然而对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的研究是少之又少，学者们的这种研究方向是受到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强调母亲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另外，这也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关，人们多认为母亲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参与者，因此对母亲的研究相对更多一些。如今，家庭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母亲与儿童，父亲与儿童、父亲与母亲间存在复杂的、交互的亲子互动，其中值得重视的是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父亲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影响渐渐地提到研究日程上。我们也可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在孩子的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父亲对孩子的教养对于男人本身也是有益处的[3]。因此，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我们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父亲教养方式的深入研究。
在西方，早在古罗马时期，父亲（尤其是父子关系）的研究就已为人们所重视。但是，20世纪50年代起，这方面的研究却被学院派的研究者们所舍弃，人们似乎也渐渐地忽略了父亲在家庭教养中的不可替代的突出地位和作用。20世纪80年代，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父亲：孩子发展中被遗忘的贡献者》推动了人们对父亲研究的兴趣。之后，一波又一波研究的热潮将研究引向深入，人们不仅关注父亲在家庭育儿、家计维持中的角色，而且扩大到父亲自身的发展研究，一些新概念，如新父亲（new father）、摩登父亲（modern father）、双性父亲（androgynous father）、养育父亲（caring father）等等相继出现[4]。
1 国外关于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现状
对于父亲教养方式和在家庭教养中的作用以及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社会越来越重视父亲缺失的影响，很多研究者也对定量化的概念更有兴趣，如父亲参与度，时间使用方法论的普及，这促使了一次转变，即从质的维度的焦点（如男子气、支配）到量的维度（父亲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5]。从很多研究者来看，对父亲参与度的研究，讨论父亲参与度与子女精神健康的关系，研究父亲性别倾向与子女心理的关系正在成为研究父亲教养方式的主要内容。
1.1 父亲有养育孩子的本能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母亲有照顾孩子的本能，因此在教养孩子方面，母亲要比父亲做的更好一些。但已有事实证明，在照顾新生儿方面，父亲与母亲一样胜任，并且据报告，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差异[6]，父母双方往往都把学习父母技能当作一项工作来做。通常母亲与孩子的接触要多一些，也许比父亲对孩子的需要和反应更敏感，但这并不能说明父亲在教养孩子方面就一定落后于母亲。归根结底，父母能力的差异只是经验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本能的差异，是父亲对技能的感知水平的差异而不是他们的实际技能水平的差异。发展心理学的先驱Michael Lamb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的内容是测试男人对明显是由于悲伤而引起婴儿大哭的录像的生理反应，并把它与女人的反应作比较。他发现男人和女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反应（脉搏跳动频率增加，呼吸加快，所有感官的激活）和他们对生理上放松的婴儿的随后的放松反应无明显差异。Parke和Sawin发现，父亲和母亲一样养育婴儿是有能力的且有效的，他们顺应了婴儿的气质和敏感性，并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抚慰和喂奶后轻拍他们的后背。不管父亲过去有没有过照顾婴儿的经验，这都会发生[7]。另外，研究发现刚做父亲的人会用比他们平时谈话声调高的音调与新生儿说话，当问及为什么他们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说话时，1/3的父亲说孩子看上去喜欢这样，而其余的人甚至没意识到他们这样做。婴儿学家说明与低音调的词语相比较，新生儿对更高音调的词语反应更好。由此看来，男人有许多我们仅仅刚开始了解的教养儿童的本能和倾向。
1.2 有关父亲参与度的研究
1.2.1 父亲参与教养孩子的范围
父亲参与的模式如“生殖意义上的父亲养育”和“有责任感的父亲养育”，代表了多方面和多维度的父亲参与的本质。它们揭示了父亲不但承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职责，而且还在努力的满足孩子许多的需求。父亲其实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Palkovitz（1997）就认为，父亲在通过许多途径来参与对孩子的教养，包括为教养孩子提供经济支持、通过保护的形式、提供情感支持、教育、监护、情感表露和共同活动。Andrews等在对1010名成人的随机调查中也证实：大多数父亲履行了抚养、经济支持、保护以及与母亲之间合作的义务， 还有对孩子道德和以宗教为基础方面的引导[8]。
研究显示，父亲的参与涉及到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Lamb（1986）将父亲的参与划分为三个部分：婚约、进入角色和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Doherty等（1998）指出，婚约、进入角色和承担责任是与有责任感的父亲教养密切相关的。“婚约”被定义为直接的时间花费，集中于和孩子的相互影响，“承担责任”包括对孩子健康的关心，即使没有与孩子接触。承担责任的例子包括买衣服，生病的照料或为孩子指定小儿科的医生[9]。但是，虽然父亲与母亲共同承担教养孩子的义务，享有教养孩子的权利，研究者已经发现父亲承担相对少的与孩子有关的工作责任。
1.2.2 影响父亲参与度的因素
研究显示，父亲的种族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他们教养孩子的参与度[10]。对于男人成为参与度很高的父亲来说，他们的障碍就是他们缺乏成为参与性父亲的准备[11]。与Belsky的父母教养方式模型一致，Parke（1996）将影响父亲参与度的因素分成以下方面：个人影响（例如，父亲的技能，态度和信仰），孩子的特征（孩子的性别、年龄）；家庭影响（例如，父母关系、母亲的职业）；文化影响（例如，父亲和母亲性别角色，文化期望，民族差异）；还有制度的影响（如，在医院的经历）。
1.2.2.1 身份特征是重要的个人变量
研究证明，身份特征对于研究影响父亲参与度的有关因素非常有价值。人们将身份理论和父母投资理论这两个父母教养方式模型作为对父亲教养方式态度和行为解释的源泉。人们探索了父亲教养方式的四个维度：敏感、严厉、行为约定和情感参与，并将身份理论作为预测因子[12]。身份理论主张，个体是一个从与其他人交往中产生的各种身份的集合体。身份反映了由于个人感知和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反馈，个人对自身的依恋程度。每一个个体都有多重身份（如，父亲、丈夫、儿子、工人）和对于每一个身份的多重角色限定（如，对于“父亲”身份来说，角色可能包括养家糊口的人，玩伴和运动教练）。作为一个父亲，如果他的其他身份很多，那么他就要在很多的角色当中转换，对于参与孩子教养的活动的精力就会相对少一些。如果父亲的其他身份与教养孩子有关，那么他们更容易从事与他们大多数特征身份相关的活动中去，这也会影响到教养孩子的参与度。同时，父亲在家中的角色越多，在家中承担的责任就越多，那么他的参与度也就越高。
1.2.2.2 父亲的性别角色倾向与参与度有关
人们发现双性倾向的父亲比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父亲参与度更高。Bailey（1990）显示，偏女性化的父亲有更多的时间与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呆在家里，他们陪同孩子去医院的次数也相对更多一些。数据显示，双性化性别角色身份和女性化态度至少在孩子照顾的一些方面与高父母的参与度有关。当父亲身份是显著的，性别角色特征不是很稳定的倾向也许会增加父亲参与到照顾孩子当中的意愿。
1.2.2.3 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也影响父亲教养孩子的参与程度
研究者显示了父母参与度和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测定，积极的婚姻相互影响的增加与父母参与度的增长有关，它还与父母对孩子行为上的照顾、共同玩耍以及对父亲身份的满意度有关，还与相对于母亲的父亲参与度，和对照顾孩子的责任感有关。婚姻满意度会促成在父母教养角色方面的相互支持，这会使父亲增加对照顾孩子的感知度及有更大的参与度。Belsky等人（1991）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妻子产后36个月的100名父亲，研究证明，他们对孩子的积极行为与婚姻质量的稳定有一定的联系，而婚姻质量下降与对孩子的消极的，强制性的行为有关。
1.2.2.4 父亲的民族影响父亲教养孩子的参与程度
因为民族性影响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有可能父亲的民族也会影响到他在教养孩子方面的参与度水平。研究者对经济稳定的双亲家庭进行了调查，实际上美国的黑人父亲比美国的白人父亲更有可能参与到照顾孩子的工作中去，他们的信念是照顾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这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的白人父亲来说，在家庭角色，特别是与照顾孩子有关的家庭角色方面，美国的黑人父亲的严格限定要少（如，在功能需要方面更独立）。民族性与性别角色倾向之间也有相互影响，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与父亲教养孩子的参与度有关，更具体地来说，对性别角色没有更多严格观点的美国黑人父亲对那些有更多严格观点的美国白人父亲对孩子的参与度更高。
1.2.2.5 其他影响父亲参与的人口学变量
这样的变量包括父亲年龄、孩子性别和母亲工作地位。年纪稍大的父亲，特别是那些在28、29岁到30出头时有第一个孩子的父亲，人们发现他们对孩子更敏感，更兴奋，更有感情，并且这些父亲在对学龄前孩子的日常照顾上参与度更高，对孩子的行为有更高的期望[13]。但应该注意到在一项对美国黑人父亲的研究中，相反的结果发现，年龄与父母参与度有负相关。数据也显示父亲与儿子接触更多，相对于女儿，父亲更可能去喂他们的儿子，给他们换尿布，触摸他们。相对于女孩们的父亲，男孩们的父亲更可能在休闲时花时间与孩子玩耍，活动和进行私下的谈话。
1.3 有关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
有关性别角色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Mischel的社会学习理论和Parson的功能理论强调与同性别父母的识别过程，他们都认为儿童是文化信息的积极接受者。弗洛伊德以所谓“奥底甫斯”情结来解释孩子对父母的认同。如男孩的某种愿望受到父亲压抑，从而对父亲的地位产生嫉妒，并进而模仿父亲的行为，认同父亲。这种认同，最后导致了儿童自身性别发展和性别角色的形成。相反，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孩子是文化信息的积极加工者，而性别图示理论主张孩子既是积极的接受者，也是积极的加工者。
孩子的性别角色发展几十年来一直是观察研究的焦点，性别同一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认为，父亲对于孩子正确的性别角色发展有重要作用，Langlois和Down（1980）认为，在孩子性别角色及行为的发展中，父亲的角色比母亲的角色更有决定性[14]。Mussen（1969）也证明了孩子怎样感知父亲的教养方式是性别角色发展的主要因素。4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研究评估了父亲和儿子的男性化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这项关于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发现，男性化强的父亲倾向于有男性化强的儿子。有关父亲对孩子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的大多数早期结论都来源于对于父亲缺失的研究。例如，早期的研究者调查了由于二战征兵所造成的暂时的父亲缺失的影响，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由于离婚及死亡所造成的缺失。有人已经提出性别角色发展有一个关键期，在此期间父亲的缺失有长远的消极影响。由Hetherington（1972）的研究看到，早期与父亲分离比后期的分离害处要大。研究者认为参与度高的父亲教养对于女儿性别角色的积极发展是十分必要的。Lohr等（1988）也从临床观察证明，在恋母情结的那些年，离婚造成父亲的缺失对女孩的女性化的获得有明显的影响，它有可能导致（1）加强分离焦虑；；（2）否认和回避与父亲缺失有关的感情；（3）无目标的识别；（4）对男性的渴望。另一方面，Lamb（1981，1987）和Santrovk（1977）认为父亲对于儿子男性化的形成起很重要的作用。例如，Santrock（1970）就发现父亲缺失的学龄前男孩比有父亲的男孩有更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但是在女孩中无明显差异。Biller（1981）也发现，父亲缺失对性别角色发展及男孩的性别类型有不利影响。在从1961到1986年的研究中，Stevenson和Black（1988）也做了类似的调查，结果表明父亲缺失对学龄前男孩有显著影响，但对女孩则没有，并且来自于社会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的男孩要比家中有父亲的男孩更有男子汉气概。父亲缺失的原因，父亲缺失的年龄对性别角色的发展都有影响，但是看上去孩子在4～8岁时，父亲的缺失有最显著的影响。尽管对于孩子性别角色发展和父亲身体的缺失之间的关系已有广泛的研究，但很少有致力于心理缺失的研究。Lamb（1981）指出“父亲在心理上缺失的孩子（如冷淡、难接近）与父亲在身体上的缺失的孩子所受的影响相似。”Fleck等（1980）得出结论，父亲在心理上的缺失（如，缺少父亲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青少年女孩的性行为有关。总体来说，研究者一致认为父亲教养方式对孩子性别角色发展很重要，以上许多研究也都已证明了性别角色发展关键期存在的可能性，但是，Covell和Turnbull（1982）却得出结论，“青少年能克服任何早期不利的影响”，这是对性别角色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的说法的一个挑战，也许是青少年与同伴及与类似于父亲的人交往减小了父亲缺失的影响。
1.4 父亲参与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研究者们已经发现：父亲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其自我认同，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父亲的积极参与和负责任明显对孩子的一生都有益处[15]。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希望有比通常给予的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的父亲相处[16]。在游戏中，父亲诱导婴儿的积极情绪，给婴儿带来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是对儿童的生活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使儿童从中得到对世界、对社会和人的信心和自信，得到对人宽容和忍耐的力量，很少紧张和得到应付环境的能力，帮助儿童成为心理功能完备的人[17]。父亲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母亲分离，教导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法律和规范，并做出适当反应。父亲的支持给儿童带来信心、胜任感，从而有效地克服不良情绪的障碍[18]。因此，父亲成为孩子的除母亲之外另一个能提供指导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避难所，而且他还能帮助母亲避免过度情绪化地处理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另外，父亲对于孩子在经济上的影响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者发现，那些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成人后找到工作的机会比父亲缺失家庭中的孩子大三倍，而他们获得稳定的经济地位的机会则比后者大一倍以上。有趣的是，那些所谓的“长期继父”则未能表现出相同的影响。威尔逊在1980年指出了父亲在减少其儿子犯罪可能性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大量研究证明，父子互动能增加一个孩子的社会适应性，学业成就，甚至对子女成人后婚姻的稳定状况也有影响[20]。有研究者对澳大利亚堪培拉的2404个成年人调查后发现，在父亲表现更高水平的关爱而母亲表现更低水平关爱的家庭中，孩子的精神健康状况非常差，但是，父亲给予越多的关爱并不总是与越低的焦虑和抑郁有关。还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初中生中，父亲的过分保护与女儿的自尊有显著的负相关（r＝0.32，p＜0.01），但在高中并不如此[21]。
2 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趋势
2.1 以往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2.1.1 研究的整体化趋势
研究逐渐不只针对父亲这一独立个体进行研究，而是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来研究父亲，或是将父亲放在整个家庭里去研究，或是从父亲与母亲的关系来研究。例如，研究者在调查当代韩国父亲教养方式的变化时，采用的问卷包括了父母参与、婚姻支持等内容。这样重视各种因素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从而能得出较真实、准确的结论。
2.1.2 缺乏对心理学意义上的父亲的研究
在过去几十年集中于父亲教养方式对子女影响的文献特别地集中于生物学上的父亲，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情感的父亲身份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研究致力于心理学上或“生活上”的父亲，而不是“生产”或生物学上的父亲的研究，关于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会更有意义，研究者们正在逐渐重视这一点。各项研究也在努力将生物学上的父亲与心理学上的父亲融合为一体，而不是将二者割裂开来研究，这样的研究将会更有指导意义。
2.1.3 研究中存在的矛盾
首先，对于孩子是否存在性别角色发展的关键期及父亲是否对这一关键期起作用，文献中存在着分歧。有人已经提出性别角色发展有一个关键期，在此期间父亲的缺失有长远的影响，而Covel和Turnbull（1982）的研究结论是“青少年能克服任何早期不利的影响”，这是对性别角色发展关键期的一个挑战。另外，Raclin（1981）报告父亲参与和来自完整家庭的3～6岁儿童的性别角色发展无关，却并未提出父亲参与与其他年龄段的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关系。还有研究者对129个韩国家庭进行问卷调查， 数据分析揭示了父亲的温暖和父亲的参与（频率和工作分担）与孩子的性别相关并不显著。但大多数研究者，如Hetherington（1972）、Lohr（1988）等都己证明了性别角色发展的关键期存在的可能性，并且Stevenson和Black（1988）已具体提出孩子在4～8岁时，父亲的缺失对其性别角色发展有最显著的影响。其次，对于父亲与女儿性别角色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着矛盾。Jang-Ae Yang对129个韩国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女孩的女性化与父亲的男子气有显著的相关，人们也认为积极的父亲参与对于女儿性别角色的积极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Santrock（1990）发现父亲是否缺失对学龄前女孩的性别发展影响无明显差异，并且Stevenson和Black（1988）也报告了父亲缺失对学龄前女孩的性别角色发展无显著影响。再次，关于父亲年龄与父亲参与度之间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争论。
2.1.4 研究范围较小
大多数学者是针对孩子儿童期父亲的教养方式来进行研究的，而直接针对青少年或成人的父亲教养方式对其生理和心理影响的研究很少。
2.1.5 对于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西方多于东方
在韩国，关于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父亲角色对孩子的认知发展、情感发展、学业成就和道德发展的影响，很少有人了解韩国父亲的教养方式和对孩子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关于父亲教养方式的跨文化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差异，如东西方差异，还包括种族间差异，如美国的白人父亲与黑人父亲在教养方式各方面的差异，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没有。这就不明确是否大多数有关父母行为的研究结果对白人以外的人群也普遍适用。
2.2 研究趋势
著名心理学家格尔说：“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22]。”随着人们对父亲教养方式的越来越重视，对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多。首先，研究的年龄范围会更加广泛，不只局限于儿童，而且对研究对象的年龄段划分也会越来越严格，研究结果会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指导意义。其次，更加重视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这其中包括对生理上的父亲及心理上的父亲的结合研究，以及将父亲放在家庭环境当中去研究。Dollahite和David C就认为父亲教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影响的过程，最佳的父亲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更亲自地介入，精神上的影响和对孩子的敏感[23]。再次，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会针对本国的文化特点加大对父亲教养方式的研究力度，从而指导为本国的父亲教养方式提供理论依据，并与西方的研究进行跨文化研究，取长补短。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父亲教养方式的含义又会有不同的诠释，对父亲身份的期望和参与范围的界定也会有所变化，因此相应的研究重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与父亲教养方式有关的文化相比，我们可能对行为的研究更多一些[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