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的亚洲妇女学述评———名中国学者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亚洲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与概念
(一)背景
1.从“亚洲研究”的冷热反差看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走出国门与欧美同行交流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亚洲研究与中国研究的火爆和强势：在美国，每年一度的亚洲学年会动辄上千人甚至几千人，论坛数百，学科无所不包，还有学会、刊物、研究中心、大学各级课程……一应俱全。欧洲虽规模略逊美国，然而来自欧、美、亚洲的学者在两年一聚的会也在数百人以上。亚洲特别是东亚研究在欧美学术的繁荣，与二战后和冷战期的国际关系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大批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都由政府和私人基金会赞助，甚至由国防部直接出资。如此强大的研究阵容，自然主宰了国际“亚洲”研究的趋势和导向，尽管其中有少数的亚裔学者和来自亚洲本土的学者的参与，但声音微弱且边缘。
与西方亚洲研究热相对照的是亚洲的冷漠。以东亚三国为例，除了韩国与日本比较活跃，频繁举办会议并主动资助合作伙伴建立研究机构外，中国学界很长时间把亚洲研究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并非从世界体系中的区域综合研究出发定位。这反映了中国学者亚洲意识的淡漠以及当局对研究重要性认识和支持的缺位。
进入本世纪，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亚洲人在对自己的亚洲身份的认同上，各国颇不相同。2003年，日本出版的《亚洲：比较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的，越南有84％、韩国71％、日本42％，而中国仅有6％。①认同率从高到低，分析起来，不难理解——越南摆脱殖民统治最晚，痛定思痛，心向亚洲；韩国正在圆世界强国梦，依托亚洲；日本朝野脱亚入欧，人所皆知。唯独中国人如此低的亚洲认同比率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再冷静思索，却也不难破解：古代中国以泱泱帝国自居，近代虽经列强欺侮而从未完全殖民化，而直接受到的侵略恰来自亚洲近邻——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日本对中国和亚洲诸国发起的战争留给人们的伤痕记忆，难以弥合亚洲受害国人民与日本进行亚洲认同的裂隙；冷战时期遭受西方封锁，令中国不得不关起西向大门而从东方寻找盟友，且仅限于政治外交，学术上少有交流。而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后，全中国上下的现代化情结一下子瞄准了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经济、学术无不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榜样，连移民流向也是以北美为主。
看来，对亚洲各国而言，清除殖民主义甚至“冷战”的“精神遗产”尚待时日。追根溯源，连“亚洲”这个词也是欧洲人发明的，欧人将位于欧洲东方的大陆名之曰“亚洲”，又按照距离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些地理概念本身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价值等级上，老殖民主义者和新东方主义者心目中的亚洲是不同于“先进”欧洲的“他者”，正如荷兰女性主义学者乔安娜·格鲁特所言：“欧洲对差异的优越意识是通过一系列对立的定义和针锋相对的形象表达的。这些定义和形象加深了亚洲或非洲社会跟西欧比较时的负面概念，强调非欧洲社会的差异。”②在西方学界，尽管有许多具有自省反思精神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保持警惕，特别是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欧洲中心进行了口诛笔伐，但欧洲中心、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会以各种方式顽固地表现出来，因此引起亚洲学者的抗争也是顺理成章的。
2.亚洲妇女学的崛起：亚洲地域(local)的“亚洲”和“亚洲妇女”意识的提升
(1)回应西方，自主定义
上世纪90年代亚洲妇女学的兴起，既是亚洲和亚洲妇女意识提升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西方的亚洲研究做出的回应。
首先，这种回应针对所谓“亚洲的价值”(Asian values)。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被西方亚洲研究者归结为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亚洲的价值”发挥了作用，如儒家提倡的“敬爱”与“和谐”高于个人、对家庭的忠诚和义务、节俭勤劳、积累财富、尊敬老人、对良性专制主义的容忍等等，都被认为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对亚洲价值(实际上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一边倒的赞扬肯定声中，杜维明等少数新儒学男性精英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杜认为儒家的“三纲”不仅违背了性别平等的原则，而且也与儒家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他指出：“儒家是否真能在新轴心时代大放异彩，取决于其理论和实践能否通过和女性主义的对话而超脱‘封建遗毒’的污染。③杜维明确指出，儒家价值必须经过现代转换才能焕发时代精神，不是提倡简单的复古崇古所能奏效的。在中国，儒学复兴从尊孔、读经到“续三统”、“复纲常”已经搞得沸沸扬扬，新儒学中的新左派、自由派和极右复古派在恢复传统、维护等级、稳定家庭、规范妇女方面已经达成共识。杜还指出，只有女性主义能对亚洲价值和儒教精神的现代转换做出回应。事实也正如此。如韩国妇女学学者金贤美指出，要警惕在强调亚洲价值的同时，伴随西方的东方主义和亚洲的“自我东方主义”，美化东方固有的关于阶级、性别、民族的权力等级。④对此，中国年轻的妇女学学者宋少鹏尖锐地指出：“当一些男性精英把儒家思想抽象成一种空洞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时，掩盖的是试图在已有的现代性社会结构下，即公/私领域的结构下，把儒家的伦理价值(用“传统美德”的话语来掩饰伦常结构下的等级)置于私人/家庭领域中，而在公共领域中同时坚守中性化/无性化的个人。”⑤资深妇女学学者金一虹阐发说：“不根本触动儒学等级序列，新儒家以建设‘东亚文明’和‘新亚洲文明’的名义试图在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冲击下建立的伦常秩序，仍然只能是压制、消解女性主体性，这种‘东方价值’，对女性来说，仍然是一个压抑性结构。”⑥
其次，回应西方学界和媒体对亚洲和亚洲妇女视而不见或有意做歪曲性再现。上个世纪西方持东方主义的学者与媒体，往往将亚洲妇女想象并表现为如下形象：屈从、忍耐、贤淑、体现儒家伦理的“东方女性”，父权制被动的受害者，具有审美、身体消费价值的美丽顺从的性客体，在流水线上无休止劳作、受资本主义压榨而毫无能动性的创收机器……。进入21世纪，全球地方化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亚洲妇女角色、劳动性别分工和人口流动的急速变化，既为理解亚洲妇女多变而相关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条件，也给亚洲女性主义做出亚洲妇女新解释提供了可能性和紧迫性。外国媒体特别是影视中再现的加工区流水线的女劳工、训练有素的菲佣、泰国的性工作者和按摩女、飞檐走壁的中国“打女”、撩人心扉的日本艺伎、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韩国婚居女子、嫁(卖)往中国西南地区的越南新娘……这些纷繁杂沓的妇女形象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西方的想象？哪些背景被抽空、掩蔽、歪曲了？亚洲女性主义者不仅需要对外解释争辩，更主要的是要厘清自己的问题并提出改变妇女状况的原因和对策。如下面的系列问题就需要回答：造成亚洲妇女真实处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儒教控制，公私父权制压迫，还是全球资本剥削？今天的“压迫”、“剥削”、“歧视”与30年前的含义有什么不同？该如何重新定义？“压迫”的系统又是什么？除了性别维度还有哪些结构在交互起作用？……这些都需要在更广的亚洲范围内将不同的广泛的议题概念化，如妇女与民族主义、全球化经济、高科技等的关系；还有各种复杂的差异，如国家、民族、阶级的差异甚至年龄和代际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状况如何？对妇女意味着什么？……人们期待亚洲女性主义学者能够发声回应。在当下正在经历着世界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的那些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妇女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制造业劳动力的主体，处于性别和阶级双重不利地位的打工女的脆弱性，移民劳工、移居婚姻以及强迫性的跨境和国内人口买卖的女性化，都刺激着亚洲女性主义学者对亚洲妇女身份的重新认识和自我再认同。⑦
(2)自我觉醒，自觉行动
亚洲妇女学的兴起，作为亚洲意识觉醒的标志，从进行自我定义开始，继而是采取行动，在建设亚洲妇女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扩展这种自定义、身份认同和集体行动。
亚洲妇女意识的觉醒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韩国。最早成立亚洲妇女学研究机构的是淑明女子大学，今年已走过了30年的路程。1995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中心建立，但妇女学者们关注亚洲与亚洲妇女早就开始了。在这个中心的发起和推动下，十几年间亚洲国家(地区)的妇女学者开展了亚洲妇女学的课程建设和机制建设，并于2007年11月成立了亚洲妇女学学会。
亚洲妇女学的建设是亚洲妇女与性别研究去西方化的一个表现，也是从知识生产去殖民化的需要。妇女学发源于西方，它是建立在本国妇女的经验上的，既不具普适性，也不是性别中立的。妇女学在亚洲各国引进之初，很少不借用西方妇女学的概念、理论和范畴，但很快发现，当深入到当地情况时，西方的概念并不完全适合；相反，在亚洲各国之间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如都曾受儒教深刻影响，被西方殖民，独立后多年来又都是两大阵营“冷、热战”的战场,而现在则成为极有活力的世界角逐与竞争的市场。这些共同的历史与现实使亚洲各国在理解自我和互相理解时，无法脱离亚洲这一共同的场域。因此，与欧美经验相比，似乎亚洲各国的经验更容易相互借鉴。如果说以往共同经历的儒教影响、殖民化和民族独立的历史已经远逝，作为记忆成为建构今日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那么当下的“亚洲妇女”又有哪些共性可以成为“社会事实”的“共同体”和身份归属的构成呢？又如何将历史的和现实的亚洲和亚洲妇女进行理论化和可视化呢？显然，在对妇女学的全球-区域-本土互动与连带关系的认识过程中，作为最早引入西方妇女学的韩国的妇女学者再次着了先鞭，最早意识到亚洲、亚洲妇女研究和建立区域妇女学的重要性，成为亚洲妇女学的领军者。
(3)中国：变后悟迟行为奋起直追
再看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经历了“言必称美国，引必自西方”的阶段，很少了解关注近邻亚洲诸国。笔者1996年才萌生亚洲妇女研究意识，那是因当年三度出席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亚洲妇女研讨会，在震撼之后才有所反思：同处传统时代的东亚儒文化圈，我们为什么从未考虑亚洲父权制和亚洲妇女？为什么不关心邻国的妇女历史和现状？如果说那时的亚洲意识淡薄是受经济条件差和学术准备不足的限制；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呢？十几年过去了，妇女学界依然执泥于本土，即使向外看也总瞄着美国。金一虹教授曾谈到自己被德国同行诘问：为什么中国妇女研究很少从区域角度研究？⑧韩国学者白元淡每见到中国学者总要问：“你们为什么不关注亚洲？”⑨亚洲妇女学在中国长期寂寥无声。尽管最近三年来情况有所改变，在中国了解和参与建构亚洲妇女学的机构和学者逐渐增多，双边和多边举办亚洲妇女研究的会议开始在中国举办，但毕竟不能与亚洲的韩国和欧美学界相比。为此，涉足其间的中国妇女学者有自愧自责之反省。
(二)概念：亚洲、亚洲妇女与亚洲妇女学
“亚洲”、“亚洲妇女”和“亚洲妇女学”三个概念，是建立亚洲妇女学的基本核心概念。⑩它们是如何在亚洲妇女学界被谈论、言说和实践的呢？最近几年的讨论所达成的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亚洲”是“地理”和“意义”的空间，具有共性和差异，是不断变化的实存空间和生成的意义空间；“亚洲妇女”是一个变化的、具有语境的、因而是无限差异性与普遍相似性共存的存在；而“亚洲妇女学”更是一个正在建构创造的新的亚洲场域的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范式和社区。为了深入探讨，笔者将介绍韩国三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将其他国家学者的观点以类相从，简要介绍之。
1.哲学视角：地理空间/认知空间的“亚洲”，地方(local)出发的女性主义知识生产范式的“亚洲妇女学”
(1)地理空间/认知空间的“亚洲”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哲学系李相华教授在《试论亚洲妇女学》(11)一文中，首次从哲学层面将亚洲、亚洲妇女与亚洲妇女学的意义理论化。关于亚洲是什么，李认为：“亚洲是地理空间的具体范畴，同时也是在女性主义政治认知空间里持续重新‘生成’的意义范畴。”李解释道，从“地理空间”看，亚洲有46个国家，数百种语言，世界四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和基督教)皆发源并活跃于此；各国都有历时性的前近代和更古老的历史，也有近代经受殖民和反抗殖民统治民族解放的斗争史，还有民族独立后更大差异的共产主义和后殖民经历。在如此地域广阔、文化多样、变化多端、关系错综复杂的地理空间的亚洲，已经显示出单位间的差异大于共性与同一性。从“认知空间”看，亚洲的概念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是随着使用者的意图或动机赋予特定的价值评价：或者是西方人将亚洲作为非西方的“他者”标记，承载着各种东方主义在亚洲的神秘化与边缘化的再现；或者是站在亚洲人的立场上，赋予亚洲具有肯定价值意义的观念，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标志和与欧美抗衡的自信等等。总之，“亚洲”是在这两个空间持续变化和重新形成的过程中随境而迁意义生成的标记。
(2)“生成存在”的“亚洲妇女”
既然“亚洲”是在地理和认知这两个空间持续变化和重新形成的，同理，李相华教授认为也没有先赋的无归属的个人与集体的固定主体性的差异和共性并存的亚洲妇女，亚洲妇女只能是在具体的历史-空间情境中变化形成的，为此，她提出以“生成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亚洲妇女”概念；同样，亚洲妇女的身份认同也是在被建构和发展中的，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也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而持续变化的，所以没有固定的和本质的亚洲妇女，也没有固定的差异或共性的亚洲妇女身份认同；“亚洲妇女”的分析范畴一定要放在具体情境场所(local)中去考察，探索一种将“差异政治学”和“身份认同(同一性)政治学”合而为一的政治学方法论，并扩展至与西方妇女学接轨。
(3)语境性、实践性和连带性的亚洲妇女学
对“亚洲妇女学”，李相华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她拒绝非语境化的西方/亚洲、全球/地方、同一性/差异性等二元对立的结构，创造出从具体的亚洲现场出发的新的女性主义知识生产范式。在这方面，张必和已经在实际运作中实践了这种理念。第二，在把亚洲妇女作为一个亚洲现场的存在时，不应把亚洲视为一个固定的地区和场所，应警惕女性民族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片面强调地方性而掩盖女性受压迫的问题，从而阻碍女性主义的合作行动；但另一方面，李又援引莫汉提的主张，认为在“强调要学习超越疆界时，同样有必要强调注重疆界”。第三，亚洲妇女学为自己设定的后殖民主义知识生产范畴，目的是为本地区的女性主义实践服务。女性主义学术与运动之间应建立密切连带的实践，在多样的时间空间情境中，在认识到空间性(spatiality)的女性差异的同时，也要将时间性(temporality)的表达——如同时代(contemporary)的概念——加入进去，以便看出代际间的差异，即在理念、议程和策略上的不同。正如菲律宾老一代女性主义学者卡罗琳所说，她这一代多是用马克思主义提高妇女意识，在国际机构的影响下从“妇女受压迫论”转变到“性别平等”观念；那些主张妓女也有自主性并帮助她们的多是年轻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不同代际之间，关注的议题也不相同，如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关注性和身体政治，老一代则关注贫困问题。(12)最后，李认为亚洲妇女学既是立足于差异/生成存在论以亚洲为场所地点的女性主义学术，也必须关注与思考全球化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提倡泛全球性女性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金一虹教授也指出：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面临着两难：在寻求同一性时，须避免产生普适标准下的某种文化中心主义；在强调差异时，又须防止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她还提出比较的方法和全球-历史视野具有重要意义。(13)
2.政治—历史文化视角：变化中的“文化亚洲”与亚洲妇女学
(1)文化亚洲
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白元淡提出应“从亚洲之间互相关系的历史来看亚洲”，并强调“从文化的方面来定义亚洲，建立‘文化的亚洲’的观念，建构一个以平等相处作为价值范畴的新亚洲”。(14)实现这一价值目标，不仅要从知识建构和生产入手，而且要从思想观念、制度和日常生活来阐释和构想，从宏观的思想到微观的日常生活，从历史到未来去寻找实现平等与和睦相处的因子。有着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经历的白氏，其“文化亚洲”观更注重“当下”、“大众”和“行动”。
(2)历史亚洲
白的“文化亚洲”观同样把亚洲看作是非固定的、变化发展的流动的实体。这个实体既具有亚洲的地区性，又具有历史变化性。亚洲地区性的表现如儒文化的影响、城乡二元制、城市居民的性别/阶级分层，尤其是当下跨国的务工、投资和婚居等流动，已把亚洲紧紧联系起来。亚洲的历史性表现在各国经历的前近代的帝国封建和父权制度、近代资本主义与殖民时期、现代经历的战争和“冷战”，以及当下正处于的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不同时期的特点与表现是明显的，但她更看重亚洲地区性的当下特点，特别关注现代向当代变化中从战争-冷战的战场造成分裂的亚洲向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市场统合和文化-消费流动的亚洲。笔者在与白氏多年的交流过程中将其所理解的“变化的亚洲”的含义整理成下表(见下页)。
(3)策略建议
白氏所勾勒的这幅既宏观又历史的“变化的亚洲”的线路图，对我们摆脱殖民、冷战思维和秩序，建立一种去殖民的、冷战的新亚洲关系的文化研究模式有很大的启发，无论是官方政策还是民间交往，无论是学术建构还是文化共处，都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操作性。对妇女学者来说，在全球/地区化背景下，妇女学应怎样构建跨国的后冷战时代的亚洲范围内的知识体系？在当今世界学术话语还未改变权力不对称关系时，亚洲学者应如何建立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知识体系？她提出了一些策略建议：
首先，把亚洲历史化和问题化。历史化需要回到历史和具体的情境中，在对亚洲历史追溯的记忆中处理再现文本，使经验、记忆以及对对方的想象还原到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程度；“问题化”是使“亚洲”成为关注的议题。
第二，建立亚洲妇女交往的伦理原则和地区主权。这对当今由战场亚洲的分裂到市场亚洲的联系至关重要，一个“统合”的亚洲市场，在互相他者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污染空间”中如何建立交往的伦理原则？作为妇女，怎样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市场亚洲”下的资本、劳动与婚姻的流动中，白还提出“地区主权”的概念，如针对移居的群体(如移居韩国的务工和婚姻女性、菲佣等)如何在迁入国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不但需要政府的立法与政策调整，也需要从事知识生产的学界做好准备，妇女学界更是责无旁贷。
第三，警惕以恢复传统、文化霸权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民族主义，白特别以“韩流”为例研究并反省了韩国一部分人群的文化霸权和暴发户傲慢心态。当然，白也对中国目前的文化兴国和文化产业输出战略表示了忧虑。这与中国学者宋少鹏多次撰文深刻论及儒教在中国的复活、韩流在中国的影响所负载的文化民族主义意义的看法互为呼应。(15)
3.学术与教育实践视角：女性主义知识社区的亚洲妇女学
(1)理念与目标：建立亚洲女性主义的知识社区
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研究中心创建人张必和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多年来致力于亚洲妇女学知识社区的建构。“亚洲妇女学”这一概念正是在梨花女子大学设立亚洲妇女学中心以后开始使用的。人所共知，严格意义的妇女学是在高校和社会实行变革的行动，它以建立新的知识领域、新的教学和研究方法为具体目标的伟大的教育运动，也是以教育手段和学术成果影响人们性别观念和行为、改变人们思维模式和道德模式的文化革命。张必和指出：“大学不仅是一个批判的空间，而且是为了更大改变的未来的梦想，以激起年轻人进行人类改革的热情和分享更好生活的热望。”正因为妇女学立意高远、目标宏伟，需要无数人以致数代人努力，更需要一种合作模式与分享知识经验，因此，张还提出了“女性主义知识社区”(feminist knowledges communities)的概念。她认为这个知识社区不仅建立在学校之内，也在校外；在本国内，也在区域中；更是在全球的背景下交流、碰撞、磋商的较量中成长，最终扎根于各自的土壤又丰富着世界的知识经验宝库。这个社区既包括了在高校的课程设置和建立研究教学机制，更包括了女性主义知识生产与女性主义行动——政策和妇女状况改善——的结合，另外还包括与亚洲各国妇女学学者在亚洲认同和概念框架内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创亚洲妇女学知识社区的机制。张还指出，亚洲妇女学建立的基础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亚洲妇女学者的亚洲身份认同。张强调说，以韩国为例，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和未来，韩国都是“亚洲”的一部分，这种认识非常重要。“亚洲女性学”在宣示，无论在何种国际关系中，我们都不能忘却作为亚洲的身份。(16)
(2)亚洲妇女学实践：概念框架、课程建设与机制策略
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中心从建立的1995年起，就开始担负起开展亚洲妇女学课程研究项目的责任，它以“亚洲”、“大学”、“妇女学”为共同考虑因素，组织动员了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学者参加的亚洲妇女学项目。第一阶段以开发女性学课程和妇女学的制度化为具体目标；第二阶段开始建立亚洲妇女学的组织建制——亚洲妇女学会，进行跨国别的亚洲妇女学合作机制。
为达到第一阶段的目标，需要首先在概念框架取得基本一致，然后在各国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细化、补充甚至修正。张必和在1998年3月发表的《亚洲父权制：达成概念和框架共识》一文中，将历史和现实的“亚洲父权制”作了系统的阐释。该文首先把传统的父权制概念作了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狭义的家庭体系的父权制，二是较广范围内的社会系统的父权制。她解释道：家庭体系的父权制从父亲的角度看有三个基本构成：父系制、父居制、父姓制，从夫妻关系看又包括夫权制、夫系制、夫居制。社会系统的父权制又分成社会组织系统、生产方式以及价值体系及其运作三个层面：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因更加看重妇女的生殖力而把妇女限制在家庭领域，并提高公共领域的价值，这些又因得到法律认可而巩固了该制度；在生产方式中，强调物品生产和服务而忽视对人和人的生命力的生产，在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性别等级中，妇女的工作被视而不见，甚至被贬低并解释成为“天生低劣”；在价值体系中，除了男性中心的权力崇拜，还有儒教和基督教中皆含有的强烈的“厌女”成分，以及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的范式，这些都影响着每一个出自父权家庭的个人。
接着，张又把这个父权制的结构整合进当代更广更深的社会系统之中，把个人生命经验中的家庭、身体/性和工作三个范畴与国际人权框架(基本权利和相关权利)和不同国家社会广阔、复杂的语境联系起来，从意识—再现到行动—政策的观察中提炼出在家庭结构中重男轻女的资源分配、工作领域中的男人优先和妇女超时工作以及性领域中的男女双重标准(如避孕、性评价等)。她还把三者之间的交叉部分与两两交叉部分的父权制表现一一揭示：如三者交叉突出性与性别的劳动分工、家庭生养子女的承担，家庭与工作交叉地带妇女的双重负担和家务的无薪劳动，家庭与性的交叉中存在着家庭暴力及男女双重标准等等，于是构成一个系统的具有批判力的分析框架。如图所示：(17)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在亚洲地区具有较强解释性和批判性的区域父权制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开展亚洲妇女学课程建设活动行之有效。
在整合亚洲区域妇女学的力量开展有组织的妇女学知识生产与机制化方面，张和她的团队通过学术会议与出版，将“亚洲区域的妇女学”(Women's Studies in Asia，在亚洲的妇女学)概念转向“亚洲妇女学”(Asian Women’s Studies，亚洲的妇女学)概念。其标志性成果是2005年用英文出版的各国(地区)编写的8部妇女学教材，作为在各国开设课程的基础。(18)正如该丛书《总序》所说：“为了填补英语妇女学材料中所缺乏的亚洲妇女的知识，才将亚洲不同背景国家的妇女学者组织起来，编书、英译出版，为各国开设妇女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教材读本。”这一研究模式与成果具备了女性主义知识社区雏形，也培育了社区成员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为进而建立包括亚洲妇女学学会与各国网络的女性主义知识社区打下了基础。2007年11月亚洲妇女学学会组建成立，标志着亚洲妇女学知识生产第一阶段——课程建设和跨国组织运作的成功。
至此，一个多视角的(包括哲学的、文化的和学术的)亚洲女性主义学者独创的“亚洲妇女学”的概念和实体展现在世人面前。笔者借用梨花女子大学金恩实对“亚洲妇女学”四个可能的赋义作一小结：“一是‘妇女学在亚洲’，它不同于西方和其他区域的妇女学；二是同生活在亚洲、有共同经验(如被殖民、民族独立复兴现代化的历史)的学术社群；三是亚洲作为一种可以创造各自不同的、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等区域的本国妇女学；四是基于不同国家的妇女学的经验分享，建立跨国的亚洲区域的妇女学联盟。”(19)金的概括已经包含了上述三家概念——“生成亚洲”、“文化亚洲”和“知识社区亚洲”的基本构成。
二、亚洲妇女学：历程与现状简述
(一)历程与现状
事实上，不是单一的力量在推进亚洲甚至亚太地区的妇女学，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政府和国际基金会等也都参与了亚洲妇女学的建构和推进工作。只不过从目前来看，最有成效还是大学中学者的行动。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20世纪末，亚洲女性主义学者开始试图建立网络来讨论亚洲的政治、经济、发展、儒家文化与妇女。2003年12月，教科文组织在泰国的曼谷召开了“亚太地区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研讨会，会议成果已经收录在论文集中。会上有印度、韩国、新西兰、菲律宾和泰国等5个国家作了国家报告，澳大利亚、孟加拉、中国(大陆与香港)、印尼、日本、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等作了情况报告；2004年在大连大学举办后续活动。这样的短期聚会也只能停留在“国家报告”层面，由于没有实质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和后续行动，难以为继。
2.扎根大学的亚洲妇女学联动
韩国是亚洲妇女学的始作俑者，淑明女子大学1979年成立了亚洲妇女研究中心，并出版了亚洲妇女研究英文刊。进入90年代，梨花女子大学妇女学研究者全面推进亚洲妇女学课程、教材、刊物和学会的建立，并从1993年开始与亚洲地区其她女性学者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筛选邀请参与共建亚洲妇女学的同道；1995年正式建立亚洲妇女学研究中心；1996年举办“面对亚洲父权制女性主义意识提升”国际研讨会，象征着亚洲妇女学向国际妇女学界的誓师宣言；1997年正式开启亚洲妇女学课程研究项目，得到美国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资助。1998年项目启动后，举办了两次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各国妇女学发展情况，讨论妇女学基础的共同概念框架；第二次研讨会将亚洲在8国(地区)的妇女学者集合动员起来，培养骨干，开展协作。1999年，各国(地区)分别举行了妇女学研讨会，有200余个机构和300多名学者参与其中。2000年，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中心正式举起“亚洲妇女学”的旗帜，邀请有关人员出席亚洲妇女学大会，发表论文和各种观点，这为后来出版成书提供了条件。经过几年的合作，2005年6月用英文出版的8部妇女学教材在世界妇女学跨学科大会上发行。此外，每年还举办不同议题的暑期研讨会和青年女性主义者培训班。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07年11月，亚洲妇女学学会终于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成立，一致选举张必和为首任会长，还有15名理事，她们是参与共建亚洲妇女学的各国(地区)学科带头人。新建立的学会包括原有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八家(地区)，并新增越南、马来西亚等新成员；西亚、大洋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的学者也开始涉足其中，西方学者也不乏参与者。在第9届和第10届世界妇女学跨学科大会上已经展现了亚洲妇女学的风采和强音。
3.政府支持亚洲妇女学立项方兴未艾
就在“亚洲妇女学风潮”在亚洲各国掀起之时，积蓄日久、力度更大的由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妇女研究院主持的“全球文化变迁与亚洲妇女学”又在为亚洲妇女学升温添火。该研究院1977年3月1日成立，1977年9月1日开创了韩国本科妇女学课程，1982年3月1日支持成立梨花女子大学妇女学系，1995年5月1日又支持成立了亚洲妇女学中心。最近，在韩国研究基金的资助下，启动了“全球文化变迁与亚洲妇女学建设”(2005-2014)课题，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来探索亚洲现代化过程中亚洲妇女的经历，并从亚洲的视点探索使亚洲妇女经验理论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完善“亚洲妇女学”课程和“亚洲妇女学”一体化的进程。该课题分三个阶段：(1)重点研究全球文化变迁和亚洲妇女的经验，建构亚洲妇女学的范畴；(2)重点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知识生产与亚洲妇女学建构；(3)建立亚洲妇女学与综合性实践，即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政策。较之已完成的亚洲妇女学课程和机制建设课题，该课题更适应时代变化，关注全球-区域-本土的连带性，进一步从文化视角建立以亚洲妇女经验、知识生产的妇女学与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综合实践(运动、理论和政策)一体化，将亚洲妇女学推向新阶段。
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人文韩国”项目支持下，以“作为文化的亚洲：思想、制度、日常生活中重新建构亚洲”为题，得到10年之久的立项资助(2007-2016)。该课题联合了韩国的延世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日本东京大学外事研究院、荷兰林顿大学亚洲研究国际学院、中国的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及美国新学院中印研究院等机构，进行合作研究。从第一阶段开始就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流动的亚洲”中的弱势群体问题，并与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中心开始合作举办系列研讨会。除了这两家国家级立项的大型课题，在韩国所有的大学都被政府鼓励进行对外合作与交流，亚洲妇女与性别研究在此背景下日益活跃起来。
(二)中国：做了什么并收获了什么
1.做了什么
追溯起来，国内妇女学界与亚洲妇女学界的交往，从筹备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就开始了。北京大学与梨花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曾合作举办NGO论坛，学者之间的交流不断。延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因为同民族同语言的便利，频繁举办中朝韩学术会议和学者交流，为中韩妇女学交流做出了特殊贡献。从亚洲各国联手合作进行的妇女学知识生产活动来看，中国大陆妇女学者作为重要的成员参与其中，但交流的主动性和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除了在1999年组织本国研讨会以外，更多地是参与韩国同行组织的会议、培训、写作、出版和机制建设，包括从1996年到2007亚洲妇女学会建立的系列活动。
就中国本土的亚洲妇女学发育而言，2006年是一个转折。该年10月，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更名建制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举办“通过分享经验扩展社会性别知识：中韩妇女学者的交流”研讨会。会上以“亚洲妇女学”为主旨，张必和与笔者分别作了发言，然后引出如下两组专题研讨：其一，“全球化与社会变革”(包括“妇女与工作”、“妇女与家庭”、“妇女与经济”三个专题)；其二，“全球化与文化”(包括“流动、性别与语言”、“城市与性别空间”、“妇女与文化再现”等专题)；另设“妇女学学科建设论坛”。在每个小专题下，中韩学者展开了深度对话。天津研讨会的另一个成果是创立了中韩双边与多边的在中国定期举办研讨会的模式，于是2007年11月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妇女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全球化、亚洲妇女与亚洲妇女学”为题的中日韩三国研讨会。这次研讨聚焦于全球化与妇女劳工、妇女流动、健康、老龄化与照顾等热门话题，进行了理论、实证和对策的深入讨论。2009年10月，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再续中国第三届亚洲妇女学研讨会。
2.收获了什么
首先，亚洲妇女学推动了中国妇女学者亚洲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对亚洲妇女的身份认同和亚洲妇女学合作生产亚洲妇女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它使我们思考，要想对本国妇女和性别的历史和现状有透彻的了解把握，必须将研究和教学置于全球—地方(亚洲区域)—本土之间，进行穿越和比较，确立全球视野、本土探索和区域比较的研究理路和方法，从而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并为妇女运动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各种参照与依据。
其次，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变革。亚洲是生成的、变化的、多样的和相关的实体，也是认识不断变化的存在，这就促使我们必须放弃二元的、固定的、分割的思考模式。以儒家为代表的亚洲父权制探索为例，以前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儒家妇女与性别观，也就是传统中国妇女受儒家父权制压迫的历史，而没有思考更多国家和地区父权制的参照系。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全球-地区-本土化时代，以流动的亚洲、文化的亚洲这一视角审视新、老儒学的影响，对移居、流动等无数新事物、新问题作出回应，打破僵化和封闭，是必须的选择。
第三，女性主义学术社区带来的共创知识的愉快，以及个人学术成长的喜悦。当本土妇女学不再是单一地羽翼于西方理论之下，而是与亚洲同行共创知识时；当受惠于亚洲妇女学的成果，并在不知不觉中与亚洲妇女学同步成长时；尤其是看到一批批年轻的女性主义学者投身其中，迅速成长，使这个新兴学科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时，没有比此更令人欣慰的了。
三、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亚洲妇女学？
(一)满足三种需求：亚洲妇女学的目标与任务
在2007年亚洲妇女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已经机制化的亚洲妇女学有一种期待和共识：在大学进行的知识生产传承活动必须对妇女生活的改变和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产生影响才有意义。因此，妇女学应该在研究和教育的基础上向两端延伸——影响政策者和引导大众行动，这正是当今国际妇女运动三者(女性主义运动——更特指民间草根活动，女性主义理论——对知识和经验的理论化成果，女性主义政策——国际法、国家的法律与政策等)结合的大趋势。只有满足了这三种需求，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亚洲妇女学。具体而言：
1.作为亚洲女性主义知识社区，要能满足建设本土妇女学的需要，这是亚洲妇女学的凝聚力之所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各国陆续建立了本地的妇女学。当从西方引进妇女学之后，亚洲学者逐渐发现，尽管亚洲国家间的历史文化经历和面临的妇女学建设任务有诸多不同，但因地缘相近且联系密切，因而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和更密切的交往。在合作共建亚洲妇女学的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妇女学发展已受益匪浅，如亚洲父权制概念框架，传统时代的儒文化，殖民主义和革命时期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化时代诸多议题的研究，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本国分享。在共享成果的同时，思考如何处理共性与差异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2.满足国际运动和草根活动目标实现、进行本土诠释和落实的需要，这是亚洲妇女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全球妇女运动的目标实现需要本土的诠释和落实，而本土经验的收集、整理、提炼，进行语境化的研究是基础；同时，区域的比较参照也是必要的。无论是平等、发展与和平的总目标，还是具体的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公约(如消歧公约)、纲领(北京行动纲领)和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如果能在参照相邻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各自国家的背景研究、现状调查、政策制定，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3.建立机制化的亚洲女性主义学术社区，共享知识与经验，珍视和延承过去十几年已经开辟的路径，在实现女性主义学术目标的同时向着更加实体化、合法化、规范化和可持续性的方向努力。
只有整合了学术(研究和教育)、运动和政策三层面(方面)的学术共同体，才是理想的亚洲妇女学知识社区，才能实现共同的亚洲妇女学目标和宗旨。
(二)亚洲女性主义知识社区内涵：四个层面
建立亚洲女性主义知识社区是亚洲妇女学最基本的策略目标。这个知识社区的内涵是什么？怎样建立？笔者认为：
1.合作生产女性主义知识的社区。这个知识社区超越校界、国界、洲界等疆域，是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区域的合作与比较，在时空交汇的情境中进行本土的探索，不但要在每个具体的学校进行知识生产的运作，还要走向广阔的社会/社区进行实践，包括影响政策和落实行动，直至实现女性主义平等公正的伦理价值目标。
合作生产知识何以可能？尽管亚洲各国背景不同，然而却面临共同的问题，如公共卫生、防治艾滋病、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老龄社会和养老等；也有互相连带的问题，如跨国务工和婚姻移居、人口贩卖等，都需要在跨界域的、情境化的理论研究支持下拿出可行的对策。像白元淡谈到的，由于亚洲人口流动加剧，应建立“地区主权”以维护移居妇女的权利，就带有普遍性和紧迫性。
理论突破和立法政策上的创新，需要真正的广泛比较，如亚洲父权制有无更多的文化模式可参照吸收以进行改造？中韩学者已经开始从多民族性别制度的探索中吸取营养进行合作研究，如圣公会大学从民间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层面建立沟通理解的渠道也不失为一种路径；而中国妇女史学者则提倡用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重新解读儒家经典，进行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儒家文本与实践的性别研究，开展与新儒家的对话，这也是一种建立新知识体系的策略取向。
2.传播与分享女性主义知识的社区。典型的分享知识成果的事例是本文前面提及的张必和的亚洲妇女学概念框架和李相华教授的“父权制与儒文化”等研究在中国妇女学界被征引。同时，我们也开始了解到，近代以来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妇女运动也曾有过与中国相似的经历——将阶级分析和民族独立置于性别平等之上，而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也面临着人口流动、发展中相同的性别议题。同样，中国学者关于父权制的研究，也受到韩国同行的关注。这种女性主义知识生产应该得到更广泛的交流和传播，如东亚与东南亚甚至南亚、西亚的连带与交流都需要加强，而合作研究、举办研讨会、著作翻译等都不失为有效的方式。
3.知识传承的代际合作/交接的社区。在知识传承的代际关系上，亚洲妇女学一贯重视青年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的培养，每次会议或为她们另立论坛，或为之举办专题培训。这一优良传统也影响了每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亚洲妇女学因此而具有可持续性。
4.学术女性主义全球对话的社区。李相华提醒亚洲妇女学必须关注与思考全球化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提倡泛全球性女性主义视野下各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样，既保持了亚洲妇女学的主体性，也不把自己游离于世界女性主义知识社区之外。这是全球女性主义学术对话的至境，也是沟通东西南北的通途。
(三)怎样做和做什么
为了实现亚洲妇女学的目标和使命，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1.敏锐的女性主义批判和扎实的知识重建。无论是对以往知识的反思、批判和重建，还是对目前剧烈变动的复杂世界，如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军事帝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特别是目前回荡在各国上空的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复古主义，如目前在中国以儒学复兴、尊孔读经为名提倡的泛道德主义、商业化市场主义和文化消费主义，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民族主义与复古主义对妇女运动的压制等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回应。在这方面需要交换各国的新经验和新知识，更需要将批判的视角与自省结合起来，一味以受害者自居，很可能成为施害者。
2.女性主义知识社区建设和机制化、网络化建设。亚洲妇女学会需要建立跨界域的机制，以进行各国间、各学科间的合作交流，开展有关重大议题之间的知识、政策和行动的共同研究，这是非常重要，也是相当困难的。目前可以尝试通过学会、国家(地区)和学校以及学科等各种层面的组织机制结成广泛而有效的网络，如建立国家层面的亚洲妇女学分会，在大学成立亚洲妇女学研究中心，从基层夯实亚洲妇女学的基础。同时，专题研讨会、课程、网站、资料信息中心也是机制建设的重要构成。
3.需要从学理层面对政府立法与政策调整进行积极介入，从知识生产环节做好准备。应克服关门研究和教学的旧学术传统，将学术女性主义与行动女性主义沟通整合，为实现性别公正、平等做出切实的贡献。
注释：
①⑤⑥⑧(13)转引自金一虹：《全球地方化语境下中国女性的“亚洲”认同》，2007年11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女性研究院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②[荷]乔安娜·格鲁特：《正确的概念和错误的概念：讨论妇女与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背景》，载马元曦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8页。
③杜维明：《儒家与自由主义——和杜维明教授的对话》，载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页。
④转引自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⑦以上论述综述了金一虹的《全球地方化语境下中国女性的“亚洲”认同》和2009年2月笔者出席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探寻变化的亚洲妇女学：妇女、国家与知识生产”研讨会上的有关讨论。
⑨见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白元淡博士2007年12月17日访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座谈会纪要，和王向贤2009年2月《韩国之行感想》，皆见本中心网站www.gendercommunity.org。
⑩在汉译中常用“女性”、“女性学”，这里为概念术语一致，皆用“妇女”与“妇女学”，无辨义作用。
(11)该文为李相华教授2007年11月23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化、亚洲妇女、亚洲妇女学国际研讨会”的主旨发言。
(12)杜芳琴、蔡一平：《理论化亚洲妇女的经验，创建亚洲妇女学批判性知识》(2005)，www.gendercommunity.org。
(14)白元淡2007年12月17日访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座谈会纪要，见www.gendercommunity.org。
(15)宋少鹏：《后革命时代中国的儒学复兴和文化民族主义：女性主义者如何应对？》，载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全球化、亚洲妇女、亚洲妇女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11月23-24日；宋少鹏、伍璇：《观剧中的国族身份和社会性别意识：围绕＜大长今＞的争论对大学生观众的调查》，载杜芳琴等主编：《社会性别》第4辑(亚洲妇女学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张必和：《在亚洲国家创建妇女学的苦与乐：大学内妇女学的制度化课题》，载杜芳琴等主编：《社会性别》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张必和：《亚洲父权制：达成概念和框架的共识》，1998年3月梨花女子大学举办的“亚洲妇女学的开发课程和建立机制”课题启动会主旨发言与6月北京大学“21世纪妇女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主题讲演(英文版)，中文将发表于天津师范大学主编的“亚洲妇女学”翻译系列第一卷，2009年12月出版。这里patriarchy仍沿袭“父权制”汉译。
(18)2005年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各卷分别为：《韩国妇女的经验与女性主义实践》，《妇女学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政策变迁中的妇女生活》，《性别、文化与社会：妇女学在台湾》，《权力、知识和公正(泰国)》，《性别、文化与社会：菲律宾妇女学文选》，《社会变迁中的印度尼西亚妇女》，《印度的妇女学：当代走向》(说明：日本卷，待出)。
(19)转引自杜芳琴、蔡一平：《理论化亚洲妇女的经验，创建亚洲妇女学批判性知识》(2005)，www.gendercommun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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