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国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历史转变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我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8)05-0025-06
一、西方伦理学研究的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发生的深刻的历史性巨变，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
对西方伦理学思想的介绍、资料编选和著作的翻译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第一步。我国西方伦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从一般性的介绍、概述到原著资料翻译汇编，从经典著作的完整翻译再到外文原版的直接引进出版的发展过程。章海山教授于1984年出版的《西方伦理思想史》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的专著。罗国杰教授、宋希仁教授于1985-1988年间编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对欧洲古希腊时期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道德思想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万俊人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了一百多万字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对现代西方伦理学各流派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基本特征、理论得失和历史地位给予了全方位的阐述和恰当的历史评价，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版的对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研究最为系统、全面、有相当深度的专著。这三部关于西方伦理学的通史著作，为人们提供了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历史全貌。宋希仁教授于2006年主编的大部头的《西方伦理学思想史》从学科史的角度梳理西方伦理学史，第一次在时间上把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贯穿在一起，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所创新。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伦理学界即编译了一些西方伦理思想史的资料，例如周辅成教授编著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即是典型；建国后不久出现的左的思潮，特别是十年文革，使我国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完全中断，西方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恢复，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也逐步恢复。正是在这种拨乱反正的形势下，周辅成教授编著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才得以出版。20世纪初万俊人教授主持编译了《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4卷本)①，该书按照20世纪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选取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伦理学流派或著名思想家的著作进行翻译，力图完整地呈现20世纪西方伦理学演进的真实图像和知识面貌。改革开放之后，商务印书馆更是着力推进包括伦理学著作在内的世界名著的翻译出版，从1981年起到2000年，商务印书馆以开放式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形式分九辑先后印行了世界学术名著——主要是西方学术名著——360余种，到2004年底，已经编印至第十辑，出版总数达四百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西方伦理学名著译丛”的形式开始大规模翻译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随着广大学人对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深入，译著或编译的资料能以满足研究者的理论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外文原版的“西学经典”(Western Classics)100种，其中直接属于“伦理学”类的有10种②，另外，在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中蕴涵丰富伦理思想的著作也为数不少③。除国家图书馆外，各著名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专业资料室也引进收藏了不少的有关伦理学的各种外文原著和期刊资料。
就研究内容来看，我国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从个别概念、范畴的分析研究到人物、著作的整体研究，从学派研究到思潮研究，从个别问题研究到整体框架研究，从通史研究到断代史研究，从传统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到现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逐步推进，呈现出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阶段性发展。这一发展过程与多种因素联系在一起。西方伦理学研究主题的选择首先与外文资料的翻译紧密相关。大多数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偏好、知识结构、外语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各自选取西方伦理学中的某一内容片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次，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1980—1984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冲击，在我国哲学界引起了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一问题一度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伦理学对相关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讨论是1991年伦理学界的理论热点，相当一部分集中批判了个人主义和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实用主义人生观、存在主义人生观)，伦理学界对人生观的讨论也促进了对西方伦理学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内容的扩展还与世界范围内伦理学的兴盛密切关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算机、基因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世界性的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以及世界性相互联系的加强，世界各国的伦理学研究密切关注着世界性的现实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方伦理学的研究重心从古代转向近代和现代；从以西方为中心转向东西方兼顾，从理论伦理学转向应用伦理学；研究内容开始从纯粹的西方伦理学扩展到基因工程与生命伦理、计算机(互联网)伦理、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经济伦理学与政治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力图把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30年，对外学术交流取得了长足进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逐步扩大。一方面，我国学者积极走出国门，到欧美各国进行访问研究，积极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进行切磋交流；另一方面，邀请西方知名学者到我国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进行讲学，并积极组织和主办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交流既促进了很多学人外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又开拓了学术视野，提升了科研水平。
我国西方伦理学研究在国家课题立项方面也不断取得进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于1991年启动，这一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和伦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虽然西方伦理学的国家课题立项要少很多，但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十年间关于西方伦理学研究方面的国家课题立项大约有5项④，从2000年到2008年，每年都有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立项；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西方伦理学研究各有3项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立项，2005年有7项⑤，2006年有2项⑥，2007年有4项⑦，2008年有6项⑧。从总的趋势来看，是不断增多的。
二、改革开放30年我国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两个历史转变
改革开放30年间，西方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从宏观角度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历史转变。
心态的转变。人们对待西方伦理学的心态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转变过程。这种心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待西方伦理学的心理态度，另一个是对西方伦理学的评价态度。
首先，人们对待西方伦理学的心理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转变过程，从“恐西”、排外的心理到媚外的、美化西方的心理再到自我肯定、自我认同、中正平和的心理。在改革开放初期，长期的自我封闭和对西方思想的不了解造成了人们的思想僵化和对西方伦理思想的恐惧和排斥，思想家中相当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社会群众的大多数对西方伦理学都持有一种本能的排斥的心理，认为西方伦理思想——特别是西方现当代的伦理思想——完全是西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理论表现，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人们对西方世界开始有所了解，人们的观念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极端转变为另一个极端。人们的心理从恐惧、排斥一转而为崇洋媚外的心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从物质产品到社会制度以及思想学说都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肯定，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对西方伦理学各种学说更是极力肯定和赞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高，大多数学者和广大国人在心理上开始走向自我肯定、自我认同，既不排外，也不媚外，既不自傲也不自卑，而是能够较为客观地、中正平和地正视自己和他人。
其次，人们对西方伦理学的评价态度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评价存在两种较为偏激或片面的态度，一种是还没有对西方伦理学进行具体深入地研究，就对其进行政治上的阶级划分、定性和哲学上的阵营⑨划分。改革开放30年，对西方伦理学的评价也经历了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片面否定、批判或驳斥，到从学术的立场片面肯定、继承或接纳，再到从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相统一的立场辩证对待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伦理学思想的介绍和著作的翻译，不是着眼于学习和借鉴其有益成分的目的，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仅供批判的靶子，作为反证自身的正确性的批判对象来予以看待；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分析评价，不是从研究对象本身的具体内容客观地切入，而是大都着眼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从外部来展开批判。伦理学史上的阶级斗争固然存在，但学术思想的斗争不是敌对阶级之间斗争的直接表现。到20世纪中期，这种对西方伦理学以政治为主的评价开始让位于以学术为主的评价。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学术理论研究采取政治评价的做法感到厌倦和鄙弃，强调学术思想本身的价值。但这一时期以学术为主的评价并不是客观冷静地去分析评价西方伦理学，而是不加分析地片面肯定西方伦理学的各种思想和体系，对它们采取单纯接纳的态度。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逐步发现，评价西方伦理学的纯粹政治的立场或单纯学术的立场各有自己的偏颇或局限性，试图克服其各自的局限性而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结合起来，对西方伦理学的学术评价与产生该学说或理论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恰当地把握其历史贡献与局限；把对西方伦理学的学术研究与服务于我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
研究方法的转变。研究方法的转变是指研究西方伦理学的方法从形而上学方法转变为辩证方法。这一转变呈现为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转变与对待西方伦理学的心态转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西方伦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从形而上学的否定一切到肯定一切，再到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面对打开国门后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与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排外心理相适应，大多数人为了抵制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不良影响，对西方伦理思想特别是西方现当代的伦理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即便是西方伦理学经典著作的翻译，也是作为一个仅供批判的靶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人们对待西方伦理学从排外心理转变为崇洋媚外心理相一致，对西方伦理学的片面肯定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抛弃了初期研究西方伦理学的“有色眼镜”后，人们惊叹于西方伦理学的丰富性、深刻性、严密性，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伦理学的知识，一味重述或转述西方伦理学的观点和学说，以西方伦理学的代言人为荣，把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中本有的理性批判精神置之度外。上述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历史的失误或挫折之后，各位学人开始走向辩证否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中，抛弃了过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模式，既适度考虑到西方伦理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其阶级局限，但更多地是从学术的层面展开研究。对待西方伦理学既非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而是采取辩证否定的方法，通过对西方伦理学具体理论学说的深入研究，对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研究角度、逻辑论证、历史贡献与局限给予全面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改革开放30年，与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等伦理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进展缓慢，创新性成果不多。总的来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经过了从片面批判到片面肯定(盲目吸收)，从片面肯定再到辩证批判(开拓创新与服务现实)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最初阶段)，随着国门的打开，大多数人对西方的各种伦理思想采取片面批判的态度。在第二阶段，人们侧重于从学术思想上片面接受西方各种伦理思想，对外界知识的渴求使人们不加选择地盲目吸收西方伦理学思想。在这一阶段上，总体而言，片面批判甚于片面吸收。在第三阶段，人们在吸取和总结前两个历史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西方伦理学采取辩证批判的态度，既对西方伦理学的学术予以深入研讨，又立足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其历史功过；既注重学术研究本身的开拓创新，又力图立足于和服务于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来选择研究主题。
三、当前西方伦理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我看来，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方面。
问题意识欠缺。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的发展源于对世界的震惊或惊奇；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家对问题的高度关注。从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多数思想家不是去追求建构大而全的理论体系，而是力图从前人的思想或学说中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意识在众多西方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研究中非常显著。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中所蕴涵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或批判意识，正是他们的问题意识的表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人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也不少，创新性成果不多。诸学人大都只是根据个人自己的知识偏好或兴趣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也不过局限于转述、分析和简要的评价，对西方伦理学的理解与解释多于怀疑和批判。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我国学者的知识准备、研究方法和理论功底等方面，而是在于问题意识的欠缺。既缺乏提出问题、展开追问的勇气，又不善于提出问题。这种非问题的研究即便偶有所得，由于不是建立于浓厚的问题意识上，也很难生发和辐射开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理论创新需要有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胆识和勇气，怀疑和批判也就是要形成浓厚的问题意识。处处抱着问题、带着问题来研究西方伦理学，从问题出发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形成自己的学术生长点。当然，个人不能追求全部问题的解决。不同学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地钻研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整个研究队伍都以浓厚的问题意识来展开研究，就会造成一个理论创新的良好局面。
外语水平参差不齐。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没有取得较多的创新性成果和重大理论进展，研究者的外语水平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从事西方伦理学研究的这一群体，其外语水平参差不齐。对群体而言，少数人好，大多数人差；对个体而言，阅读和写作能力较强，听说能力差。虽然经过30年的发展，从事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学人的外语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能够经常性地利用外文资料和用外文写作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学人仍然依赖大量的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能够经常性地阅读外文原著和期刊等资料，能够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交流、特别是深度的学术交流的人非常少。在这样一种研究群体中，思想的创新性很难得以呈现。翻译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翻译的过程同时是译者对原著的理解过程；译者的理解决不能代替研究者本人的理解。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切近或把握作者的真实思想，对外文原著的阅读不是简单地意指用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去阅读，而是指要用作者写作该著作的语言去阅读原文。例如，阅读康德的英文版的《实践理性批判》，即便是公认的权威版本，也已经经过他人的过滤，融入了他人的理解，当然，他人的理解固然为我们理解经典著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这种借鉴决不能代替研究者本人对原著的阅读，这是研究者与作者之间的直接对话与交流。要真正深入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只是通过英文版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研究论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古希腊文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才能在研究起点上直接面对事情本身。理想的治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学者，至少应熟练地掌握三门外语⑩；达到这一要求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熟练掌握一门或数门外语。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要真正把握、学会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思维方式，不熟练掌握其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研究方式或方法单一。虽然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从形而上学方法转变为辩证方法，但辩证方法本身主要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而存在，对具体学科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起指导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学者对待西方伦理学已经不再是采取过去那种要么否定一切、要么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其方法仍然显得单一。在主要以辩证方法研究西方伦理学时，还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辩证方法仅仅从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哲学性质、内在逻辑结构或矛盾等宏观方面展开研究，不能代替具体学科的多元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多学科的渗透非常明显。我国学人的西方伦理学研究，往往缺乏多学科的方法或视角。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西方伦理学就是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西方伦理学的问题或内容，把西方伦理学的内容或问题与其他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问题是伦理学的，方法则是其他学科的。例如，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西方伦理学，就是用“经济人”追逐利益、时刻考虑成本和受益关系的眼光来考察西方伦理学的各个事项。在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中，我们仅仅对哲学的思辨方法或辩证方法的运用较为熟练；而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则较为陌生。西方伦理学的研究迫切需要加强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条块分割严重。当前我国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条块分割问题仍然严重。与过去相比，现阶段我国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在心态上已经较为中正平和，在方法上也极为多样，在内容上也涉及到了西方伦理学的方方面面；但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视角来看，条块分割的问题仍然很严重。这种条块分割的问题既表现在哲学层面也表现在伦理学层面。在哲学层面上，就是研究者局限于“中、西、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条块划分，各自为政，井水不犯河水；通常是治“西学”者满足于“西学”、自限于“西学”，治“中学”者满足于“中学”、自限于“中学”，治马克思主义哲学者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伦理学层面上，就是研究者局限于中国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条块划分，研究西方论理学的不太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人则不太关注和研究西方伦理学和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不太研究西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种条块分割还表现在西方哲学和西方伦理学的关系上，有相当一部分治西方哲学者不关注和研究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动态和问题，研究西方伦理学者不关注和研究西方哲学的动态和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者也不怎么关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动态和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者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力甚微，缺乏研究。这种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条块分割有时甚至使不同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者之间在学术交流上发生相当的困难。这种条块分割不仅严重阻碍了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理论进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问题域，使很多问题不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11)。究竟是条块分割造成了我们知识结构的缺陷？还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条块分割式的研究？抑或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严肃对待和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30年，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显露了诸多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的提出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对西方伦理学研究存在问题的揭示，有助于我们去及时地解决问题，推进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发展。西方伦理学之成为西方伦理学主要不在于其地域性，而在于其文化和思维方式。正是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造成了西方伦理学的独特面貌。我们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迫切需要学会西方式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问题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西方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
注释：
①该书第1卷、第2卷、第3卷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第4卷于2005年出版，共计256万7千字。全书以20世纪西方伦理学名著为主，另特别选取了19世纪两位重要的伦理学家尼采和詹姆斯的著作以及21世纪西方伦理学的少量著作。
②它们分别是：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Jean-Jacques Rousseau，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Immanuel Kant，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穆勒《功利主义》)；G.E.Moore，Principia Ethica(摩尔《伦理学原理》)；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罗尔斯《正义论》)；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 and Utopia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麦金太尔《追寻美德》)。
③例如：哲学类中的Plato，Republic(柏拉图《理想国》)；Schopenhauer,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Jean-Paul Sartre，Being and Nothingness(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福柯《性史》)等。宗教学类中的St.Augustine，Confessions(圣·奥古斯丁《忏悔录》)；R.Niebuhr，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R·尼布尔《人的本性及其命运》)；Karl Barth，Church Dogmatics(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等。
政治学类中的Aristotle，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政治学》)；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卢梭《社会契约论》)；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等。经济学类中的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国富论》)；A.C.Pigou，The Economics of Welfare(A·C·庇古《福利经济学》)；A.K.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阿玛蒂亚·K·森《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等。社会学类中的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心理学类中的A.H.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A·H·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等。
④它们分别是：邓卓明“西方社会思潮与我国当代青年人生观问题研究”(1991年立项)，江畅“近现代西方价值观念及其对我国影响的现状和前景研究”(1994年立项)，傅有德“现代西方的犹太人本主义哲学”(1994年立项)，龚群“当代西方道义论和功利主义的追踪研究”(1996年立项)，欧阳谦“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1997年立项)。2002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的有：艾四林“哈贝马斯伦理思想研究”、靳凤林“东西方生死观之比较与信念伦理”、杨君武“第四条思路——西方伦理学宏观综合研究”；2003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的有：王雨臣“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唐文明“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系”、李桂梅“中西家庭伦理的比较研究”。
⑤它们分别是：江畅“当代中西价值哲学的比较研究”、张荣“中世纪哲学的道德阐释及其当代意义”、聂文军“西方伦理相对主义探析”、张之沧“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林晖“康德与兴趣问题：近代实践哲学的困境”、应奇“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践理性转向”、刘余莉“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中外伦理思想比较)”。
⑥它们分别是：龚群“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比较研究”、王正平“当代美国职业伦理研究”。
⑦它们分别是：丁立群“西方实践观念与实践哲学源流研究”、高国希“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研究”、向玉乔“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王柯平“柏拉图晚年的道德诗学研究”。
⑧它们分别是：黄裕生“对康德实践哲学与美学的存在论阐释”、刘素民“托马斯·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的人学解读”、廖申白“希腊罗马伦理学史”、田海平“英国当代道德哲学研究”、戴茂堂“道德价值论视域下的中西和谐观比较研究”、黄瑞成“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注疏》：翻译与评注”。
⑨判定西方伦理学的某种理论学说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
⑩英语、法语、德语三门现代语中要掌握两门；两门古典语——拉丁语与古希腊语——至少应掌握一门。
(11)例如，这种条块分割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西方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根本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各自的研究视野。在哲学层面上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打通“中、西、马”，但切实实行这一点的学人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