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与生物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物技术论文,战争论文,生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自然科学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一次是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次是世纪中叶的分子生物学革命。物理学革命使我们分解开了原子核，生物学革命使我们分解开了DNA。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 每当我们分解开自然界的基本构件时，我们既面临幸运的边缘，也处于灾祸的可能。1939年，我们分解开了原子核，如今我们拥有了核能、核医学，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令人恐怖的核浩劫。在70年代，我们分解开了DNA， 如今我们拥有了基因治疗技术和大量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生物制品，但人们又担心它会不会像核裂变一样被用于人类的毁灭。 虽然生物战争（Biological Warfare）一惯为国际社会所谴责，生物武器（Biologicalweapon ）远不如核武器那样受到军界的青睐。 但随着重组DNA （Recombinant DNA）技术的实现， 生物技术便显示出军事应用的潜在价值。由于科学的抽象性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会发生主观和客观、愿望和结果的矛盾，不能否认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发生现代生物战争的可能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迹象表明世界许多国家的军界都在生物技术领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世瞩目的伊拉克武器核查的焦点也包括生物武器。如果新的生物战争一旦发生，过去曾经横行于世的一些传染病可能会重新出现，甚至一些无法预知的病菌会席卷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此都极为关注。因此，在战略上研究生物技术的发展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以防患于未然，避害于长远是一个极有必要的课题。
1 发生现代生物战争的可能性
生物战争本身并不是一种新战争。古代就有许多根据流行病学知识使用“生物武器”的例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战比较突出，生物战只有零星的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主要是日本，受害者主要是中国。美国的约翰·鲍韦尔（John W.Powell）曾根据大量档案资料揭露日本关东军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在哈尔滨附近进行人体细菌试验的大量事实和1940年秋用飞机在浙江的宁波、金华和湖南的常德进行的生物战试验[1]。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也曾利用日本的细菌战犯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并多次在中朝军队被俘人员中秘密进行试验。1952年上半年，美军对朝鲜北方和我国东北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争。经检验表明，美军使用的生物战剂有鼠疫杆菌、霍乱杆菌、伤寒杆菌等10多种[2]。
1984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拉克联合使用生物战剂（一种霉菌毒素）和常规化学战剂对伊朗的马伊农岛进行攻击，使5000多名士兵受伤，死亡率约为15%[3]。
两伊战争后，被充分证实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例不多，但这并非说明人类已经放弃了生物武器的研制。尤其是70年代后，重组DNA 技术的诞生使许多国家看到了这项技术的军事应用的潜在价值，生物武器的研究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重组DNA 技术军事应用的潜在价值主要表现在：①重组DNA 技术能较容易地把一些非致病的有机体改造为极毒的使敌方毫无所知的生物战剂；②过去传统生物战剂不易贮藏和战时应用不稳定等缺陷可以通过重组DNA技术得到令人满意地解决； ③对一些无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来说，重组DNA 技术使生物武器成为一种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武器。正是由于这些潜在的价值，一些国家的军界对生物技术研究给予极大的关注。
美国最早注意到重组DNA技术军事应用的可能性。在70年代末， 重组DNA技术刚刚出现， 美国人就提出如果生物战军备竞赛重新开始的话，首先要考虑的是重组DNA技术[4]。所以在投资方面，美国国防部一直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它是美国政府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第二大投资者（第一为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防部1990～1993年每年投资1亿美元，1994～1996年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500万美元。 这是美国少数几项每年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关键技术之一[5]。而且，研究项目也在不断增多。美国专门从事生物战、科学与国防事务的皮勒尔调查发现，在国防部的研究课题中，直接与生物技术有关的项目有329个， 其中军内研究项目143项（43%），与军外单位合作研究的项目186项（57%），采用重组DNA技术研究的有126项（38%）。在329项中有86 项可能涉及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究，包括缺乏疫苗的、不易诊断的生物战剂，毒素生物战剂（用基因工程增毒）、抗菌性生物战剂，增加毒素产量能力等等。由于生物技术潜在的军事应用价值的存在，美国商业部开列了限制出口与军事应用有关的生物技术清单[6]，其中有：多种细菌， 真菌原生动物和病毒；还有七种型号的基因工程装备，包括大型生产设备所需要的隔离和净化设备，高效的生物反应器、分离器、提取器、干燥器以及能对生物学因子进行高空喷雾散布的喷嘴等，禁止运向东方集团国家。
随着生物技术的军事应用研究的进展，美俄争论不断加剧[7]。 美国宣称原苏联一直在利用重组DNA技术秘密研究遗传工程毒剂。 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表示担忧，并决定寻求完全终止这计划的途径。1992年4月， 俄罗斯总理叶利钦发布了一项禁止生物武器计划的法令。5个月之后，俄、美、英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重申完全遵守1972年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但是，美国认为俄罗斯并没有覆行这一诺言。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西方多次请求俄罗斯提供已经停止这一计划的证明，但俄罗斯一次也未作出答复。这些官员担心，由前苏联提出的这项秘密计划可能并未完全受到叶利钦总统的控制，其中一部分可能被希望继续这项计划的俄军方人士所隐藏。
生物武器的扩散范围也是发生现代生物战争的隐患之一。1995年《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无期限延长的决议刚刚签署，生物武器扩散的问题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目前，世界上拥有进攻性武器的国家在不断增多。1989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1972年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国家仅有4个，1988年增加到10个， 其中包括伊拉克在生产军用的内毒素及某些类似的生物战剂。目前，估计有25个国家可能拥有生物武器[8]。 生物武器的这种扩散无疑增加了发生生物战争的危险性，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安全。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国家对发展生物武器感兴趣？原因就在于生物武器与传统武器相比有许多优点，概括起来主要有：①成本低廉，而且容易制造。联合国化学生物武器专家的报告指出：为杀伤敌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每1平方公里所需要的费用分别是：常规武器为2000 美元，核武器为800美元，化学武器为600美元，而生物武器仅为1美元。 虽然这种估计可能是粗略的，但生物武器的成本比其他武器便宜是可信的。甚至有人宣传，生物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②使用方便，而且杀伤力大。使用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人工、飞机、导弹、火箭等，把经过遗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带有细菌的昆虫和带有致病基因的微生物投入敌国的主要河流，城区或交通要道。杀伤力大主要表现为单位重量的杀伤面积大。联合国《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可能使用前景》一书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核武器（百万吨级）的有效杀伤面积为300km[2]；化学武器（15吨神经毒素）的有效杀伤面为60km[2]； 生物武器（10吨）的有效杀伤面积为100 000km[2]。这充分说明生物武器杀伤力之大。③保密性能好，而且难防难治。一个生物武器工厂，表面上可能是从事食品、药物和疫苗的生产，但它实际上可能是在生产生物武器，或者说它实际上也许是在生产药品、疫苗，但它却很容易地转为生物武器的生产，而不需要添加任何设备，所以很难检查。所谓难防难治，是由于经过现代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病毒或病菌基因，只有制造者才知道它的遗传密码。一旦被基因武器伤害，受害方就难以找出有效的救治方法，而且无法制造出有效的疫苗和药物加以防疫和治疗。
可以说，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为生物战争准备了足够的技术和知识，应用的钥匙，就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
2 和平力量对生物战争的约束
1964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六卷专著《化学生物战问题》，它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生物武器的起源，分析了影响生物武器的产生，发展和使用的社会、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武器未被使用的原因是生物武器的不完善。而今天，生物战争的抑制因素早已不再是技术问题。政治、法律和社会价值已成为抑制生物战争的重要因素。
关于生物战争，在国际上有两个公约，一个是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该议定书是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或其他的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的方法，已经为文明世界的公正舆论所谴责的背景下，要求各缔约国“同意将这项禁令扩大到不得使用细菌方法作战”[9]， 该公约的着眼点是禁止在作战过程中使用细菌武器。我国于1929年8月7日以“中国”名义加入该公约，1952年，周恩来总理又发表声明，重新予以承认。
另一个公约是1972年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该公约承认并高度评价了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重要意义及其贡献，并进一步要求“各缔约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发展、生产、储存或以其他方法取得或保有：①凡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②凡为了将这类生物剂或毒素使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10]该公约的特征是签订国在任何情况下，即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年代，都不得发展、生产和储存生物武器。1984年我国加入此公约。
这两个国际公约对抑制生物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重组DNA技术的出现， 它的一些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目前这两个国际公约已显露出三个明显的不足：①还允许研究、生产和改进用于防御目的的生物制剂；②对生物技术的研究是否用于和平目的，或者说是属于防御性研究还是属于进攻性研究还缺乏有效的核查机制；③无法对民间有关生物技术军事应用的研究加以限制。所以国际法专家呼吁修订生物武器公约，联合国已分别于1980、1986、1991和1996年开过四次关于生物武器核查措施的会议，对推动全世界的生物武器裁军事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抑制生物战争的另一个非技术因素是政治家们对生物战争所持有的观点。一般地说，使用生物武器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生物武器的受害者不仅是敌方的士兵，最主要的还是受害国的广大居民。因此，无论谁先使用生物武器，都不仅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且也要受到本国人民的反对。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所以政治领袖对生物武器的使用也是非常谨慎的。这从美国几届政府的政策就可以看出：二战期间， 罗斯福总统执行的是单纯报复政策（simple retaliation policy），即只有当敌人首先使用生物武器时， 美国才以生物武器进行报复。[11]50年代，杜鲁门总统则主张只要总统批准，不论敌方是否是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国都可以使用；而到了尼克松时代，尼克松则主张即使敌人对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国也不用生物武器作为报复手段。[12]国际舆论必须使政治家们深刻认识到生物武器的残忍性，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范围内使用生物武器的行为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也不失为抑制生物战争的有效办法之一。
一些军备控制团体，一直在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来检查生物武器公约的遵守情况。1991年，《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签字国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来专门研究生物武器研究的核查问题。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已决定今后每隔5年举行一次生物武器研究核查措施条款的谈判。这些条款可能会要求对工业界和政府的生物技术设施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以及要对双重用途的研究作出详细的年度报告。这是迈向全面禁止生物武器的关键步骤，但要真正实现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为如果这种核查过于严格，过于详细，必将引起生物学家们的反对。生物学家们认为，在这种核查条件下从事科学研究，他们已经失去了科学研究的自由。尽管大多数生物学家都反对生物战争，比如Biltomore， 因反转录酶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对生物武器的活动，但他也不同意过多地干涉科学家们正当的研究活动。 美国工业生物技术协会（IndustrialBiotechnolegy Association简称为IBA ）主席查里德·歌顿（RichardGodown）则明确呼吁“应给予那些从事合法的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以充分的保护”[13]。
由此可见，生物技术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许多研究都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地步。因为重组DNA 使许多生物技术的研究既可以用于和平目的，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当你要做出判断时，几乎处于两难境地。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怎样增加生物技术军事应用研究的透明度及核查制度，都难以保证不出问题。所以，目前许多国家都默默地把力量用于生物防御的研究上。
3 生物学家的两难境地
进攻—防御理论（offense-defense theory）认为，当防御占优势时，大的战争就可以避免。但是这一理论在生物武器研究和生物防御研究之间却遇到了麻烦。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填平了防御性研究和进攻性研究之间的鸿沟，同时也给1972年的《关于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执行带来困难。因为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发展、生产及储存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的生物制剂。但目前生物技术的发展已使某些生物制剂的存在只在于它的目的性，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在本质上已没有任何区别。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杰伊·雅各布森（Jay Jacobson）说到：“生物武器防御研究就像试验一个防弹背心一样，你首先需要有子弹”。[14]这种观点给那些从事于生物防御研究的生物学家们将了一军。且不说研究防弹背心一定要有子弹，就是纯粹的防御性研究，也可能在必要时候很迅速地转为进攻性研究，这时候恐怕科学家本人也无法控制自己研究成果的应用。
当然，这不能全怪生物学家。一方面这是由他们的双重身分所决定。每个科学家都是世界范围科学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同时又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当对科学共同体道义上的忠诚和这个国家的忠诚发生冲突时，潜在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使得他们必须为国家的安全服务，同时还必须注意调整对本国安全和对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工作性质所决定。探索自然是他们的天职， 打开原子核和DNA是科学家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里程牌。虽然科学本身是无错的，可它又毕竟是军备竞赛的一个源头。“当今的军备竞赛主要是基于科学研究上的技术进步的竞赛。因此，科学家们就有意或无意地成了这场竞赛的始作甬者，他们的成就对他们为之工作的国家或工业组织的军事潜在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5]，这一点生物学家也是无法否认的。
对于生物防御研究的有效性，在生物学家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生物学家正在研究几种有关的细菌和蛇毒毒素的表面抗原，以便发现一种抗体能对几种不同的抗原起作用；或者在寻找和创造一种抗体能同时对抗几种不同的病毒。如果这些研究能取得成功的话，无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平民都具有保护和预防意义，但是反对者们却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他们认为， 即使是从事生物防御计划（Biological Defense ResearchProgram BDRP）研究的生物学家确能产生出对多种不同病毒具有抵抗作用的疫苗，那么，敌方的生物学家也可以通过基因突变创造出全新的病毒来对付你的免疫，甚至是你还没有发明出来的药物和疫苗。因此，防御性研究只能解决一时，无法解决长远。分子生物学家、生物防御计划的反对者基思·雅玛姆图（Keith Yamamoto）就认为：“一个病毒改变了他的外衣，但却又穿上了不同的大衣。军事上不能使无限数量的疫苗来对应无限数量的战剂”[14]。看来，只有全面停止一切与军事应用有关的生物技术的研究，生物战争的阴霾才能彻底烟消云散。
令生物学家困惑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经费的不足。现代科学技术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科学家为了从事科学研究不得不到处申请资金。尽管有些科学家从内心不愿从事与军事应用有关的研究，但他们却必须想方设法得到资金支持。以美国为例，NIH （国立卫生研究院）资金支持不足时，国防部的资金投入却日益增加，于是，国防部便吸引了许多优秀科学家参与它的生物防御研究计划。虽然也有些生物学家拒绝了五角大楼的资助，但同样也有些生物学家认为这是对科学基金不足的一个补充。 美国高级防御研究工程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Project Agency DARRA）里查德·李尔纳（Richard Lerner）就认为五角大楼把科学家们的研究方向从核武器转向生命科学，毕竟成为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新的资助者。他说：“如果把这种研究看作为一种和平的红利，那有什么不好呢？”[1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防御性的研究，同样会激起其他国家来研制其他的生物武器，那么，生物武器竞赛又将趋向活跃。这种投资到底是和平的红利还是生物战争的催化剂呢？
随着对生物武器研究的各种猜测日益增多和生物防御研究的兴起，对生物技术研究进行核查的呼声日隆。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也在设法使这种核查成为可能，以便对疾病的蔓延——无论是人为造成的，还是自然发生的——进行监控和迅速作出反应，并旨在通过核查措施，包括从科技文献的监控，到潜在的生产区域如实验室、发酵厂和制药公司之类的现场核查，以加强《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有效性。但这些提议却遭到一些生物学家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这些措施有可能导致技术秘密和专利信息的泄漏。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优先权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生物学家的这种信息保密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管怎样，就生物武器的发展形势来看，有核查制度总比完全没有核查制度要可取得多。条约，核查以及病原体交易的控制都是生物武器控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制度的实施还需要工业组织，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工业组织真诚的配合。这是人类和平事业的需要，生物学家应以此为己任，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地造福于人类。
随着生物技术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生物学家在国际国内事务中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生物学家有责任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给予高度关注。帕格沃什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都是科学家为和平和裁军事业尽力的好场合。他们面临的两难境地必将激励他们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生物学家对人类和平的作用最终取决于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愿望和结果的矛盾常常发生在人类自以为是掌握了能够达到目的的强大技术手段的时候。因此，当人们忙于从事技术活动的时候，哲学的思考又重新提起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究竟向何处去？技术是征服自然的武器，哲学是征服自我的武器。征服自我要比征服自然更难，这里需要的是智慧和胆识。只要生物学家身先士卒，牢固树立起禁止生物武器研究的理念，并勇敢地加入到反对生物战争的行列中，生物武器的恐怖就会减小或消失，人类就有可能生活在一个不受生物武器威胁的和平的环境里。
收稿日期：1999－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