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然而时至今日效果仍很不理想。据说，被派往国企的稽察特派员发现国企100 %有问题，20%有严重问题。厂长经理的短期行为相当严重，有些国企的厂长经理甚至表示，对国企“无法负责，无权负责，更无心负责”（“三无”中尤以无心更可怕）。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流行着“58岁现象”，这个年龄的经理厂长的经济犯罪案件特别多。这一现象据说目前有提前的趋势，56、57甚至50岁的人，就在考虑如何把企业利润转移到私人小金库上。那么国企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究竟能不能搞好国企改革？
国企为何没能搞好，是否如一些地方的领导经常说的，国企之所以没搞好，是因为几年来我们削弱了党的领导，忽视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有学者指出，有关国企问题，目前仍假话盛行，这是要误国误民的；为了利国利民，要有勇气说真话。当前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仍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讨论不能越过某个框架，把重组和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把调整当作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些思想问题必须澄清。也有人指出，现在，一些人把国企当作烫手的山芋，我扔给你，你再扔给他，只要问题不出在我这一任上就行，谁都不想说真话，谁都不想认真解决实质性问题。经常搞一些小打小闹，发发债，平衡一下利益集团，改改统计数字。只要中国经济在大的层面上不出问题，不出现大的衰退，这样走下去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有人估计，中国会像日本一样跌入长期衰退，如果是那样，恐怕不做大的改革就不行了。
国企搞不好，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有各种解释。有人认为国企面临着债务约束，资产负债率太高，增加了破产的概率；有人认为国企扮演着多种角色，承担着多种功能，各角色、各功能之间存在着冲突；也有人认为，国企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则认为，国企的根本问题在产权，必须进行产权改革。
张维迎多次强调建立自然人财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这就好比在马背上画道道企图画出斑马一样。国家持股制度不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因为国有持股公司的人员仍然是政府官员而非资本所有者，政府官员有权力选择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但他们不必为其选择承担任何后果。因此他们没有被激励去发现和任命有能力的经理；国家持股制度不能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实际上，公司化以后的国有企业经理对政府干预的抱怨比公司化以前还要多。一旦官员成为合法的“老板”，他们就可以利用控制权名正言顺地干预企业；另外，国家持股并不能保护国有资产不被经理侵蚀。如果国有持股公司的官员是国家的惟一代理人，但没有最终剩余索取权，则他们搜集信息的动力就非常有限。而且他们可以与经理合谋侵吞国有资产。
张维迎还从国有企业兼并中存在的问题、国企的恶性竞争及声誉机制的建立等方面谈了产权改革的重要性。例如，为什么增强效率的兼并在公有制下更难实现？障碍就来自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在私有的股份公司，如果兼并的货币收益足够大，外部股东可以通过“赎买”的办法使经理层不再抵抗兼并，而我们并不存在类似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张维迎认为，企业收益可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在公有制下，一方面控制权收益由在职经理或相关的政府官员占有，而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尽管在职经理和官员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占有权，但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只能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另一方面，即使兼并带来的货币收益非常大，“全体人民”也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因此，才导致明明应该有10个汽车制造厂却出现100个的局面，因为10个厂子只能安排10个总经理，而100个厂就有100个位置。可见，只有改革产权制度，使得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价值更为对应，或创造出有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才能更好地推进有效率的兼并的发生。再如，为什么有着言而有信传统的国人现在不讲信誉了？这也是有产权基础的。只有对长远利益的考虑才使人们有积极性建立好的声誉，而产权制度是决定人们耐心的最重要因素。因为产权制度决定声誉的收益权。如果声誉的收益权归别人所有，一个人是不会为了别人的未来收益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的。于是，大家都不讲信誉，企业说假话，信用评级机构也说假话，谁都知道假话盛行，但都没积极性戳穿假话。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认为，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有缺陷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缺陷有关。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他们不可能直接去经营，国务院成为代理人，政府机构又把权力下放给部委，再下放到司处级。代理机构是多层次多环节的。这样一种条条块块的委托代理关系带来了许多问题。某家冰箱厂的工人能把公司董事会包围了，起因是董事会决定追加5000万元投资，工人不干了，认为应该把钱先发给大家，而不是进行投资。双方僵持不下达3天之久， 打得一塌糊涂，最后董事会屈服，把3000万元分给了工人，2000万元用于投资。这就是最终所有者、部分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矛盾的明显表现。因为政府是国有资产的部分所有者，政府官员是控制权的实际占有者，所以经营者只能陪着政府官员到处旅游；因为企业职工是“主人”，所以经营者只能和企业职工一起搞高工资。所有制结构中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才能有出路。
魏教授说，因为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大家都不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问题。企业资产大量虚亏，却没人有积极性去清算。一些从账面上显示已走出困境的企业实际的情况却让人十分担忧。比如，它的账面资产有40亿元，它要为这40亿元保值增值，而实际上却只有20亿元资产在起作用。那么，为什么没有清盘呢？事实上，企业本身就没有这种积极性。有40亿元资产的企业就算正厅级企业，20亿元则只能享受处级待遇，这对企业的经理们来说，货币收益和政治待遇是大不一样的。实际上，国企谁都不想卖，卖了国有资产就流失，原来值50万元的企业，一卖就剩下20万元了，谁敢卖？
针对这一现象，张维迎解释说，一筐西红柿委托另人看管，如果一两个烂了，看管的人也不敢和不愿扔掉，一扔筐中的西红柿就少了，就会产生许多说得清和说不清的麻烦。而如果是自己管理这筐西红柿，他一定会尽心尽力，惟恐一两个有问题污染了其他的西红柿。国有资产现在就处于这种没人关心的局面。
私人产权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带来效率？它与效率是直接联系着的吗？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张春霖博士认为，私人产权要想有效率，中间要有许多条件，其中之一是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波兰、捷克通过投资基金代表大家行使控制权，这被称为第三条道路，可10年运作的结果并不理想。最后还是要依靠战略性投资者。战略性投资者从何而来？或者是在国内“培育资本家”，或者来自西方大公司。有人认为，一旦私有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可以硬化，但俄罗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后，预算约束并未硬化。另一个关键是私有化后能否实现政企分开，如果工商界与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只是被少数富豪控制的工具，那样即使私人产权也是不可能有效率的。如果破产制度软化，不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样也谈不到有效率，另外还有就业安排等许多其他问题。因此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具备，单有私有产权是不能保证有效率的。离开了许多前提条件，私有产权也许就象小孩子拼命想打开的神秘盒子，一打开才发现里面其实什么也没的。
原载《中国企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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