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Klaus Schwab，2010)。自2007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或者说是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的增长”(马岩，200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伟(2011)。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增长难题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则完全不适宜于用于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迈进。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虽然胡鞍钢使用了“发展”一词，但他实际上是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来看，可以认为他的观点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在某个阶段的增长驱动因素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或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不同，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以及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增长模式选择不恰当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一个经济体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原因的实质就是驱动因素的选择不恰当。
第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关于经济发展问题。蔡昉从经济学出发，把收入陷阱定义为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上面。一个国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甚至有人均收入下降的危险(蔡昉，2008)。这个定义明确将中等收入陷阱纳入发展经济学范畴。郑秉文(2011)也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结合外部环境(如贸易环境)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已(郑秉文，2011)。他还进一步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次跨越与四个阶段，并指出第三次跨越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李扬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含义之一是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经济发展停滞、长期徘徊不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因此停滞徘徊(权衡，2010；Bellagio，2002)。
第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含糊不清，如世界银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对于哪些原因造成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时经常使用“可能”的字眼。如江时学就认为，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与2010年《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两份研究报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就是含混的。并根据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其要害是使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将人均收入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GDP崇拜(江时学，201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研究员(刘福垣，2011)。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是人们对于“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其实，任何国家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聚能量。
无论是把中等收入陷阱归于增长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学者们大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经的阶段。成思危、林毅夫、高伟等也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增长或发展陷阱。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认真面对。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有鉴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出发，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讨论。由于视角不同，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1.社会建设滞后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George et al，2004)。郑秉文(2011)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昉(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2.转型失败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2011)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2011)。胡鞍钢(2011)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2011)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郑秉文(2011)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80～90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3.社会流动性不足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如蔡洪滨(2011)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4.发展模式缺陷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吴敬琏(2008)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进程的后果是收入分配不断扭曲，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一过程也被描述资本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吴敬琏，2008)。其次，资本积累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使得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必然会遭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此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投资率毕竟不能无限上升，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使得采用这一战略的经济体迟早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陈亮(2011)则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困境”这一角度证明了发展模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如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搞进口替代和加强出口等。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着重发展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技术最好是采用在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不能也不应进行自主科研开发，这主要是因为自主科研开发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因而企业产品换代升级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产业转移的方式，或者靠对发达国家模仿技术的方式，甚至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知识来分享国际技术溢出所带来的好处。但是这样将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核心技术多为国外发达国家掌控，成为技术的追随者；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出现木桶效应、整体竞争力难以提升，抑制产业升级换代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将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陈亮，2011)。
从Garrett(2004)的研究出发，蔡昉(2011)总结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蔡昉将其概括为“比较优势真空论”，用以解释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尴尬处境。
如果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驱动要素需要由市场和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郑秉文，2011)。如果能通过人力资源和科研的投入来换取创新能力的提升，则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例子(刘伟，2011)。马岩(2009)也指出，中国如果想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能力的提升必不可少。
5.“福利赶超”引致“增长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陈昌兵(2009)通过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支持系数这一参数，由此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不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技术创新也就增强；当政府公共支出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时，政府支持系数下降，企业技术创新就会减弱，增长就会落入??增长陷阱。他的这一结论与樊纲和张晓晶(2008)对拉美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陈昌兵(2008)在进一步分析后指出中国财政支出体系由生产支持型向公共支出和行政管理型转变，如果此时公共财政支出超出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中国将难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虽然郑秉文(2011)提到了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以实现“包容性”发展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强调社会福利体系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既不能落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他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的“福利赶超陷阱”。
6.消费不足论。认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如周学(2010)的经济大循环理论。周学认为，社会经济按照农业社会阶段→轻纺工业社会阶段→重化学工业阶段→服务社会阶段的顺序发展是受消费者消费需求支配的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和服务等四大类不同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如果食品需求是主导需求，则社会经济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相应地，衣着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轻纺工业社会阶段，住行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最终服务需求的主导地位对应着服务社会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对应的是重化学工业社会阶段，如果在这一阶段的主导需求不够旺盛，即对住行的需求不够旺盛，社会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进入服务社会阶段，即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则意味着消费者的住行消费需求是主导需求，但却又不够旺盛。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扩大消费者的住行需求。
三、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人民论坛2010年七月就“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对社会公众和各领域相关专家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社会公众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指数低于50％，只有8％的公众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相关专家的调查结果则显示出较为乐观的结果，42％的专家对于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低于50％，只有6％的专家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其余专家则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百分比为52％。事实上，对于中国是否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现有文献也呈现出较大的争论。
1.中国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现有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对上述观点持支持态度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是支持上述观点，但是其根本论据则是截然不同的。江时学(2011)和刘福垣(2011)分别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就不存在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他们指出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同时由于收入等级的划分本来就具有相对性，因此不应当直接将在此阶段的发展问题都归结到特定阶段和收入水平上来。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现代化陷阱”，如果按照“中等收入陷阱”来对我国的改革开出药方，其结果肯定是在“现代化陷阱”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
还有一种认为中国一定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建立在中国具备现在深陷陷阱中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上的。这一观点首先认可“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必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和艰巨挑战，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也能顺利跨越这一陷阱。胡鞍钢(2011)认为虽然“中等收入陷阱”日益迫近中国，但是“中国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优势”。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时候，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三个有利条件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决策能力、国家领导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以及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三个面的优势将最终一定会使得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郑秉文(2011)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和已经完成的两次跨越和将要进行的第三次跨越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以及进行第三次跨越的过程中中国将要面对“转型陷阱”、“拉美陷阱”和“福利陷阱”。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挑战。即便如此，改革开放33年的经验以及前两次跨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中等收入陷阱’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历史”。
刘伟(2011)指出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同时潜在的城市化空间也能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另外，从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度增长的潜力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反而变成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了。以上三个方面被刘伟(2011)认为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优势。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改变微观上资源配置的方式以及宏观上经济调控的方式，可以促使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方式的实现。最终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此外，马克(2010)也认为中国经济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经济发展不会步入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侯永志(2011)在分析拉美和中东地区国家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参照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速度后认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
2.中国很难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与上面的观点相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会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掉进这一陷阱。李扬(2011)认为，由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迄今为止收效甚微以及三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增长导向都将导致中国很难规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王一鸣(2011)意识到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将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如高储蓄率趋于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诸多挑战，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得极其困难，因而中国非常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
杜传忠和刘英基(2011)注意到，由于我国在需求结构方面，作为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比重过高，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失衡状况依然较为严重，使得导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风险增加；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积聚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增加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风险；以及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早就的利益群体的阻挠则增加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风险以及全球化风险，使得中国具有极高的概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优化需求结构与政府治理模式等途径都是使得中国最终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手段。
马岩(2009)认为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315美元，进入了中下收入国家的上限，这一阶段规模性收益仍处在递增阶段。但这一时期已经处于发展与转型的时期，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才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有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停滞阶段。他通过运用其六要素交叉式网络框架的分析表明中国目前正处于该网络框架中，十分不利于增长机制的转变，因而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为了最终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当从交叉式网络的六个要素同时入手设计全新的增长机制。
马晓河(2010，2011)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换产业结构，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极难克服的困境。国际压力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压力看，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第二，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受到了来自美欧国家发展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虽然有如此空前的压力，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却还面临着如下几点困境：第一，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第二，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着明显的结构虚高度化；第三，从第三产业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内部结构矛盾；第四，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必将十分迫切但又异常艰难，因而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可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去。
3.无法确定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一种关于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则没有明确表示出中国是否会最终跌入该陷阱，只是就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蔡昉(2008)、George等(2004)通过对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虽然收入分配的不均是导致该陷阱的主要原因以及中国当前基尼系数已经较高，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并未伤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还不能判断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蔡昉(2008)同时也指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中国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必修功课。
曾铮(2011)认为，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的改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文化相似、国情相近，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他并没有明确判断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通过对这些典型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验的总结，得出了四条基本启示：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相结合；三是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方向；四是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通过这些途径，中国就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四、认识与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在理论还只是一种假设，在实践上也不具有必然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个假设是对一些已经陷入陷阱、而且目前还在陷阱中苦苦挣扎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总结，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无疑值得中国这个刚刚跨入中等收入门槛的发展中大国借鉴。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最具有代表性主要有以下观点：
刘伟(2011)、Kenichi Ohno(2008)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包括微观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和宏观上调控方式的转变。微观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一方面需要从体制改革中寻求增长的动力效率。刘伟的这一观点与吴敬琏(2008)关于中国新型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是一致的。吴敬琏(2008)以前苏联的经济发展为例，虽然前苏联经济学家和执政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意识到需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但是由于前苏联领导人一直不敢触及实现经济转变的两个根本性障碍：计划经济制度和重工业化路线，直至前苏联解体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也一直没有实现。这说明了体制改革在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性。微观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另外一点是在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改进中寻求技术能力的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转移则必须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
蔡洪滨(2011)认为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陈亮(2011)在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固有缺陷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体系下的经济发展将以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着力培育长期竞争优势；以产业转型为跨越途径，着力提升国际分工位势；以加大创新投入为契机，着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保障，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助力。
蔡昉(2011)从人口转变、资源禀赋变化以及增长方式等一系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入手，分析了中国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严峻挑战，并在此基础上，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入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蔡昉(2011)认为：“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瓶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基础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变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旦实现了这个转变，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可持续性。”
这些认识与建议无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应对全球化挑战、实现包容式增长和社会收入的公正合理分配，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Alesina，Alberto & La Ferrara，2004)。必须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兴利除弊，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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