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功起飞的奥秘(下)——1.机遇大于挑战：崛起不是梦——2.“中国奇迹”至少持续20年——3.高增长率并不代表强竞争力——4.六大瓶颈制约经济增长——5.中国经济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6.高速增长更要和谐理念——7.中国将进入高成本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并不代表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增长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述篇
机遇大于挑战：崛起不是梦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我国经济发展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后发优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然而，保持增长面临着来自经济的周期波动、城乡差距扩大等方方面面的挑战
后发优势创造发展潜力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俱在。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年到30年的快速增长。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决定于以下三个因素：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利用后发优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实现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经济的快速转型与增长，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了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在2000年的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韩国1970年时的发展水平。因此，从后发优势所存在的技术潜力，我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未来发展面临挑战
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同时，我国也存在一系列可能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归纳起来，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经济的周期波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很不平衡，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近来这种周期似乎更加频仍。伴随着周期波动，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最近的思考使我认为，国民经济的波动可能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升级的产业容易达成共识有关，在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下，就会形成一波一波的“潮涌”现象，所以，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的治理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城乡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近10年的不断扩大过程。如果把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其差距更为悬殊。与此同时，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减少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阻碍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还将会降低我国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从而降低我国的总消费需求水平。所以，需要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以缩小城乡差距；也需要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同时，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区的改造，以缩小地区差距。
就业压力。2003年我国就业缺口已达1643万人。据估计，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除现有的失业人口，我国年均增加劳动力将达到6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越来越小的趋势。按最乐观的估计，即假设增长就业弹性为0.1，我国在2010年、2015年和2020年，都将有4000万以上的就业缺口。如果出现大量的失业人群，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我国必须健全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
金融体系的隐忧。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比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的呆坏账还高，当时，由于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这场金融风暴。经过这几年的治理和改制，四大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但是，这个成绩的取得来自于政府的注资和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如果经济处于下滑的周期，增长速度减缓，呆坏账的比例有可能反弹。我国必须巩固目前商业银行改革取得的成果，强化银行贷款的信用文化，防止银行危机的爆发。
贪污腐化的滋生。改革前，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贪污腐化现象容易察觉，也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变得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在提高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为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力，换取各种物质利益而难以被察觉。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会扩大改革后原本就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出口总额从97.5亿美元上升到6599.5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6.9％。我国的出口增长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压力，从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头号目标。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的重复程度会更大，这会给我国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例还会越来越多。另外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渐调整发展战略，也在遵循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而我国和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类似，出口的产品也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国的企业除了应该在WTO的框架内，据理力争，积极应诉，维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正常权益的同时，还必须改变旧的产业组织形态，以跨国公司的形态走出去，要充分利用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绕开或者部分绕开反倾销壁垒。
在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现存问题的复杂性。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要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市场的统筹发展，以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是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正确反应和回应。相信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将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专家点评
马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林毅夫教授一文根据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理论和国际比较，对中国未来20到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肯定判断，同时也归纳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这是机遇和挑战，但机遇只是一种可能，只有在应对挑战中才会产生。虽然限于篇幅，作者对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问题只能点到为止，但仍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亮点。例如，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与企业对升级的产业容易达成共识有关，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以及强化信用文化等，如果深入分析，应对得当，中国的巨大发展潜力将进一步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中国奇迹”至少持续20年
海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展望发展前景，其动力来自四个方面：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潜在的市场规模产生的内需，中国深入改革产生的制度变迁和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28年仍保持着近10％的高速发展并不多见，因此，被称之为“中国的奇迹”也并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成为国际上十分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能够继续？能持续多久呢？
他们的关注是有道理的。首先，从时间上看，战后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周期大多在30年左右。但日本奇迹到1990年代初就结束了，之后日本经济出现缓慢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10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持续了30年左右。到了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一些国家在危机后都经历了长达4—5年的经济调整。
其次，从发展模式和经历上讲，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也非常相似，都是靠外贸带动经济起飞，且在外贸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如遭遇反倾销，还有日益增多的贸易纠纷。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对美贸易出现大量顺差后，美国国内曾出现过对日货的抵制以及要求日元升值。中国现在也面临类似问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不降，美国也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会不会像当年日本一样，人民币开始持续升值，逐渐失去出口竞争力并最终导致经济出现衰退？
再看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也同样让人担心，如银行里的坏账，社会分配问题，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等。这些情况又类似南美一些曾经高速发展国家的情况。考虑到这些因素，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发展产生怀疑。
我国政府非常有信心。这在“十一五”规划等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表示。我认为中国还有继续增长的动力，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当然，这种高速是相对的，年增长率大概在6％—10％之间。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人力资源、劳动力成本至少还有20年的竞争力
为什么韩国，包括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到后来失去制造业的竞争力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
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仍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竞争力，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有13亿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要达到4、5千美元，需要比日本、韩国、台湾更长的时间。他们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就能富起来，我们则起码需要50年的时间。第二，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从硬件上已经可以和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人均收入也会很快达到5000美元，但中西部、东北地区还相当落后。第三，由于户籍制度和其它方面的管制，我们的农村人口远远超出目前这个经济水平所应该有的比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人口下降的过程。日本的农业人口在战后50年中，从50％下降到5％。韩国从63％降到11％。台湾地区从56％降到7.8％。而我们到2004年仍有70.8％的人口是以农业为主，有58％的人居住在农村。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真正完成起飞，其农村人口一定要降到20％甚至以下。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农村人口的转移有多长时间。如果我们还需要20年的时间把我们的农村人口从60％降到20％，那么我们在这20年中还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在未来20年中，除了发展高科技产业，我国的主要产业仍是制造业，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国内市场规模产生的巨大内需将成为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现代经济尤其在工业生产中，市场规模对企业和对整个经济来讲都非常重要。以前，要保证生产规模，可以采取专利保护的办法。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知识更新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单靠专利来保护企业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你可能仍然持有某项专利，但其它企业已经发明了更好的产品，使得你的生产还没有达到需要的规模就已经落后了，就没有市场了，企业就会亏损甚至破产。一个产品的生产如果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也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其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国民的购买力。13亿人口的购买力提高了，我们的国内市场就自然形成了。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用国内市场带动经济的增长。
和任何发达国家一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两个支柱产业，一是汽车，一是房地产。中国的汽车人均拥有量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近期有些过热，也有许多制度上的问题，但房地产本身到了一个该发展的阶段了。今后20年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本国汽车和房地产这两个支柱产业带动其它行业的需求。我们可以乐观地想像一下，未来有多少人需要购买住房，有4亿左右的农民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居住，这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讲了这么多，强调的还是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13亿人的购买力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未来20年中，我们国内的市场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外贸外资是推动我们经济起飞的第一节火箭的话，国内市场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将会成为我们未来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第二节火箭。
中国深入改革产生的制度变迁将进一步产生创造力和提高生产力
千万不要小看制度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以粮为纲，主要是种粮食，农业学大寨，土地边边角角都要利用上，还是不够吃。当时认为，我们人太多，土地不够。可现在人口增加了很多，耕地比以前也减少了，现在为什么就够吃呢？最主要就是体制的变化。体制变化可以提高人的积极性，积极性提高以后，资源不够也能想尽办法创造出资源，这就是改革创造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行将近30年了，但市场经济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在加入WTO时，还遗留了一个尾巴，即中国在15年之内还可被看成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在要求国际上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欧美主要国家仍不愿承认。为什么说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呢？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讲，是不是市场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和程度。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的主体不是政府，经济的决策是企业。政府只是起一个调节作用，干预的方式主要是间接的。另外，政府基本不控制价格，基本由市场供求决定，除了一些特定的行业以外。并不是说国家完全不干预，主要看怎么干预，在多大范围内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市场不是完美的，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需要出来干预。市场能做的决策，应该让市场去做。我们在改革前是计划经济，什么都由政府定，现在虽然好多了，但在许多方面政府仍然管制着商品的价格，对经济的干预仍然是行政的和直接的。
另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我们的重要行业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如石油、钢铁、交通、通讯、金融等。市场经济中，尤其在竞争行业里，国有企业不能成为主角。WTO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其它条款都是围绕这两个原则制定的。不是不要国有企业，而是可以在那些不竞争的或市场失灵的行业里有国有企业。当初在加入WTO谈判时，欧美国家认为，中国需要一段时间完成市场经济的改革，我们当然不希望有“非市场经济”这一条款。在这一点上双方不断争议和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为15年。我们加入WTO已经5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进行10年。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可以继续提高生产率，可以使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比如能源问题，稀缺是一方面，但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浪费也很严重。能源需求增长到一定程度，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节，价格就应该上升，人们就会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和节约能源。
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
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发展的时期相比，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环境更加开放。一个重要的标志是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前每个国家都进行自我保护，国内利益集团的自我保护阻碍了自己的发展。现在通过WTO的条款，使这些利益集团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保护。某些基础行业的保护实际上是阻碍本国经济发展的。比如，通讯业和金融业的保护往往造成本国企业的信息成本和融资成本比国外高，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现在要打破这种保护，使我们有更加开放的内外部环境。当年的日本和韩国其实并不很开放，他们是外向型经济，但不是开放型经济。韩国的汽车几乎是不进口的，也不让外商投资，都是自己生产。从经济学角度讲，这不是理性的做法。韩国后来遭遇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也有一段时间的停滞不前，这和他们经济不很开放有一定的关系。韩国后来也反省应该如何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大宇集团曾是韩国的骄傲，后来破产了，在国内引起一些争论，当时美国的公司要来兼并。民众出于民族情绪不同意，他们认为国内有钱，为什么让美国的公司来兼并，而当时的总统金大中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开放的理念和政策问题。韩国从1998年的经济危机中学会了开放，如果不开放，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大宇集团最终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兼并。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我们比亚洲其他国家有更有利的条件，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增长。不过，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中国经济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的高增长也不一定能实现。
专家点评
马克：海闻教授的文章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从人力资源、潜在的市场规模、制度变迁和国际环境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经济具有的独特比较优势以及能够继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支撑条件。不过作者也指出，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从作者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到，15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挑战；也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潜在的市场规模之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可能也存在一定变数。这些不是文章的重点，但具有深入思考的空间。
反思篇
高增长率并不代表强竞争力
赵彦云，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确实到了不能就增长看增长，更不能单一追求增长的时候，因为高的增长率并不意味着强的竞争力，只有拥有核心技术的经济增长才是增强国力的根本之道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界震惊，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并不令人满意，甚至许多方面严重缺乏竞争力。
中国国际竞争力缺乏核心支撑力
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贸易市场份额逐步增大，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非常强。其实，这是一种表象。因为，在出口份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加工贸易占了较大的比重，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高端产品等并没有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领头羊的大型企业群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只是从小做大，并没有从大做强。
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绝非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强大的单一表现，还应该有比较强的创新能力，有比较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支撑，有比较强的人才队伍，有比较好的竞争环境等等。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创造价值和财富的综合能力，根本的是效率水平具有持续的发展支撑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想通过国际竞争，抓住机遇，更有效地吸引和获得全球性竞争力资源，以达到积极有效培育竞争力优势，保持高质量的持续发展。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还是一种外延粗放以规模取向的简单增长方式，与国际竞争力提倡的以效率、质量、环保取向的内涵集约式增长有很大的不同。
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的教育意义
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有很多教育意义。第一，GDP不是竞争力的首要标志，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持续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比GDP重要得多。第二，政府管理制度和效率非常重要，但是制度和效率取决于许多政府机构和职能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必须基于市场经济操作基础平台和原则，并以追求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目的，没有任何其他标准。第三，以人为中心追求系统发展，其中包括从人民的价值观、生活观向事业心、公平心、竞争心的社会教育大系统和由此激发发展创造力和奉献精神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新时代生产力。第四，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要对人类健康发展负责。第五，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水资源服务设施和信息技术设施、社会设施的规模和效率，是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对于中国现阶段，提高基础设施的效率比规模更重要。第六，不仅要培养具有国际标准的工程师，而且要用工程师精神教育每个人追求做事精益求精的良好习惯。第七，企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根本和基础，但是，要实现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国际化企业，必须保证企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和谐稳定关系。
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是国际竞争力评价的两家权威机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2005年第四十九名，2006年第四十八名(1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中国国际竞争力2005年的世界排名第三十一名，2006年急升至第十九名(6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侧重经济效率和制度效率的软竞争力评价各国的国际竞争力，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则是侧重以综合福利效率的硬竞争力评价国际竞争力。尽管IMD的2006年评价看到中国一个比较好的提升，但是结合世界经济论坛的2006年评价，我们仍然不能从IMD结果中判断中国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因为WEF2006年的评价结果说明中国在效率和制度两个方面仍没有明显的系统改变，这将直接影响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稳定提升。
中国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2001—2006
Source:IMD《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2005,2006
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国际竞争力整体上(见上表)确实不强，其中主要问题是竞争力的要素水平极不平衡和不协调。中国的经济实力一直保持在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阵营队伍之中，最为突出的是增长速度世界最快。但是，在市场竞争效率、法制环境、金融效率、企业管理结构和能力、健康与环境基础、教育基础和能力等方面，中国却一直是比较弱的。然而，从2006年的评价结果看，中国在软国际竞争力方面终于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中国确实到了不能就增长看增长，更不能单一追求增长的时候，应该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力，赢得持续高速、高效、高质的三位一体发展。从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关键来看，一个是低成本，一个是自主创新。中国在劳动成本方面仍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我们还要提高生产率，用相对成本(生产率/劳动成本)优势赢得增长，即保持成本适度提升来激励人力资本潜力，创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关键的问题是在高等教育、基础研究、政府投入、企业投入、金融互动等创新体系上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在上述两个核心竞争力的运作上，我们不能不考虑外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问题。具体而言，应该就国家的重要产业，深入研究外商投资的有效性，研究外商投资企业的积极影响，以便对整个产业的竞争力有个全面的认识，做好战略规划和相关的积极政策，以保证不断有效地提升中国重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保证中国未来持续高速、高效、高质的发展，离不开四个基础：一是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水资源的基本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我们目前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服务管理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由此大大增加了我国的物流和网络信息等的成本。二是人才基础。中国在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专门技术工人等方面的人才需求表现出严重不足，这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取向和质量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人才培养，切合实际需要，面向国际水准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三是法制环境。要在保证市场有效竞争、减少风险、保证生活质量上，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四是政府管理。在我国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赢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认可，但是，政府职能规范和管理服务效率，还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特别是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提供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和支持。如果在四个基础上做好工作，中国就会实现既有高的增长率又有强的国际竞争力。
专家点评
马克：赵彦云教授的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警示效果，在自豪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确实需要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作者指出了中国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一些薄弱点，这些薄弱点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释放，具有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已经意识到以往“低成本”扩张的不可持续性的条件下，提升“软竞争力”的替代或接续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正如作者所言，“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研究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观点，如“GDP不是竞争力的首要标志”，“以人为中心追求系统发展”，“工程师精神”等。
中国的经济成就值得欣喜，然而未来发展道路仍然荆棘丛生，持续高增长需要挣脱六大瓶颈：消费需求不足，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不平衡发展，经济体制不完善和廉价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等
六大瓶颈制约经济增长
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无疑，中国正在创造世界经济史上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奇迹。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仍然荆棘丛生，持续高增长需要挣脱六大瓶颈。
挣脱“消费需求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改革开放早期，消费需求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超过60％。那时风起云涌、刮遍全国的“抢购风”曾经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兴奋剂”。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在2000年至2004年间，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只有61％，59.1％，56.8％，53.2％和54.1％，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同比数字。消费需求低迷，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且造成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和商品积压，进而不得不依赖“扩张投资”和“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由此必然继续恶化“产能过剩”和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然而，扩大消费需求并非易事，因为从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来看，如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挤压效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或服务价格昂贵所导致的“消费谨慎”等因素，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得到根治，所以消费需求不足仍将继续成为束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羁绊，并且消费需求启动越迟，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挣脱“自然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客观地讲，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一种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5％，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许多学者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将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脚步。
摆脱“环境污染严重”的瓶颈制约。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环境保护不力，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常常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由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过去高速发展的28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
“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诱发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将成为社会政治瓶颈。一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矛盾继续恶化，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5年的3.22∶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收益，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5∶1或6∶1。因此，能否消除贫富差距，进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将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扩大。许多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被东部地区远远地甩在后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不仅使东部地区过剩的生产能力无处消化，而且使区域经济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团结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影响和阻碍中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
“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由此导致的低效率和高交易成本将成为体制瓶颈。一是不健康的银行体系将成为威胁或延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隐患。由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并服务于国有企业，几乎很少考虑贷款者的偿还能力和贷款风险，所以许多贷款“有贷无还”，进而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据中国官方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量高达3000亿美元。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并允许外资银行经办各种金融业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的金融风险。二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仍然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占城镇职工就业总数的59％，但到2005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20％。尽管如此，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兄弟关系”和其在股票市场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却占用和消耗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管理混乱和竞争力缺乏是国有企业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比，广大的个体私营经济却表现出非凡的效率和活力。然而，它们不仅大多被排斥在股票市场之外，而且也很难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支持。融资难、贷款难成为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此失衡的资本配置，极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三是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诱发的财政风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隐患。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繁荣与其实施较长时期的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有关。2003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还能力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水平。与此相比，作为财政赤字“巨无霸”的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只有4％左右。上述财政赤字是中央政府的，其中并不包括地方政府欠下的大笔债务。许多乡镇和村债台高筑。特别是中央政府实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以后，使原本就十分困难的基层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如果再考虑弥补巨额的养老金缺口和充抵银行不良资产所需要的财政资金，最终将导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财政风险，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廉价劳动力供给能力下降”以及由此诱致的劳动成本上升将成为劳动力短缺瓶颈。一方面，“民工荒”的出现已经昭示中国将逐渐结束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此可能增加各类企业的劳动成本进而会形成对资本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中国新增劳动力的速度下降，进而使中国持续增加廉价劳动力的能力不足，进而逐步失去其经济高速增长赖以维系的劳动力优势。
专家点评
马克：韩保江教授一文列举的“六大瓶颈”，涉及了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社会结构、体制结构以及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这些都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中长期因素，其中若干方面也是以往经济发展中矛盾累积而成的，甚至是一种发展“代价”。作者虽然只是强调要挣脱“六大瓶颈”，并没有具体阐述如何“挣脱”，但问题的提出本身，仍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中国经济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相反，它对世界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另外，思想和创新也是中国经济对世界影响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经济对世界并不构成威胁
郝福满，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在过去28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而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同样令人注目。从1978前年处于经济封闭状态，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跻身世界上比较开放的经济体之列，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60％以上，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非常高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里是最高的。中国自己的海外投资也已起飞，已成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投资来源。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所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对世界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开放对其他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当然取决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取决于中国影响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各种渠道，包括贸易、投资、援助、全球环境，而且越来越多地还包括知识和理念。
贸易的进口增长和出口增长
无论中国确切的经济规模有多大，中国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中国的GDP增长更显著的是中国的贸易增长。1978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年平均增长超过16％，进口增长也不示弱。只是近年来出口增长速度比进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使得贸易盈余增加到空前的水平，也造成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引起世界上部分国家更多担心的很可能是目前的出口增长(增速超过35％)以及中国迅速进入一系列新的产品市场。中国的贸易构成比其收入水平预计达到的更先进，这就意味着中国比其他国家更直接地与先进国家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贸易当然对世界是有益的。同时，中国生产某些产品的效率比过去生产这些产品的其他国家要高，而效率的提高对世界也是有益的。此外，中国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日益成为重要的出口市场，不仅仅对于自然资源生产者，对于中间产品生产者以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者亦然。事实上，对于亚洲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部分推动因素是中国加入WTO引发的生产网络的结构重组，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长期和可靠的最终产品生产基地。
外商投资和资本输出
与中国的贸易表现相关的是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非常成功。其他国家有一种担心，怕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成功会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这种担心似乎没有多少依据：中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份额在过去10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个亚洲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度压抑，但很快出现回升。2005年流入东南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出现强劲复苏，达到了150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流入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加，尽管在印尼出现收缩。东南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对外投资过去两三年也迅速增长，主要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反映出崛起的东南亚跨国公司在推行自己的境外投资和生产战略。
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大的境外投资来源。事实上，虽然数字并不总是很清晰，从净值看，中国是资本输出国，而不是相反。按照某些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储蓄输出国，因为其储蓄盈余(相当于经常项目盈余)目前超过GDP7％以上，中国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比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债加起来还多。外汇储备过多对中国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但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却是好事。有些人会认为美国虽然储蓄率很低且政府预算赤字高涨，其利率水平却一直很低，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一直在购买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投资手段。自从今年落实了合格境内金融机构安排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想要“走出去”，这种资本输出可能还会继续，不过其推动力越来越多地是回报率而不是外汇政策和汇率市场干预。
对外援助、环境污染及其他
一个较新的现象是中国在援助领域的出现。尽管中国的对外援助额还比较小，但增长很快。此外，如果考虑到出口信贷，中国进出口银行目前的贷款业务规模相当大，每年支付额超过150亿美元，那么中国就成了官方贷款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中国对“重债穷国动议”框架下经合组织国家所作的减债努力做出了自己独立的贡献。最近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也重申了双方都希望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可以从中国减贫和促进增长政策的大量成功经验中受益。
许多人担心中国影响的一个方面是全球环境。由于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生产，造成的污染也很严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使用国，同样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根据最近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中国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10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些看法和预测需要有两个注解：第一，目前的趋势不大可能持续。第二，中国的污染不仅仅是中国造成的。
另外，在中国对世界经济日益增大的影响中，也许最不显眼的一个方面就是思想和创新。中国的研发费用只占GDP的1.4％，仍然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是近年来增加很快。除此之外，中国在过去10年对高等教育投入很大，适龄群体的大学入学率从6％提高了两倍，现已达到近20％。这些投资已明显地产生效果，中国授予的专利权数目已从10年前每年不到5000，根据可以获得的最新数据，到2004年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以上是授予中国公民的，而其他国家授予中国人的专利权数也在上升。所以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和新产品更加重要的来源。
中国可以通过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把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的强项最优化地结合起来，建立更好的创新制度，加快扩大在知识创新领域的影响。
专家点评
马克：郝福满先生的文章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并客观地回应了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存在某些方面的担心。作者的表述方式和风格似乎更像是面向海外读者的，但其分析问题的多视角特点仍然对国内读者有所启发。特别是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暗示”，如贸易构成变化带来的“更直接地与先进国家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口径问题，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推动力问题，等等。
展望篇
高速增长更要和谐理念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导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各种质疑和批评之声，警惕拉美化现象和经济有增长无发展问题的出现。和谐理念将会催生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告别“GDP崇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普通百姓享受到经济高增长带来的利益
主持人 曹钰 蒋海洋 周晓燕
人民论坛：中国经济在高增长的同时，各种质疑或者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比如，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统计数据是捏造的，说经济增长成就多么显著是虚假的，中国经济看上去很强大，有活力，说不定是个泡沫。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质疑？
袁钢明：要辩证分析这些质疑和批评。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确存在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内外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人民收入不平衡等。农民收入增长得特别慢，城市存在着贫困和失业问题。还有，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比较大，与收入的增长不成正比，不能抵消这个压力。另外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人们对不可预期的未来充满担忧。
然而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又是实实在在的。最明显的首先是出口，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口。我国外汇收入现在是一万亿了，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只有一亿，外汇收入是用物质出口换来的。在国外，到处都是中国商品，外国人总说中国太强大了、中国增长太厉害了。
其次是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发展高度繁荣，现代化程度已达国际化水平。
另外，重视大型的基础设施、大型工程项目的投资和建设等。从财政上可以看出来，中央财政增长速度过快，国家把钱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很显著，中国的高速公路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城市建设发展迅速，还有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500强。所以说怀疑增长是泡沫是不对的，主要是增长出现了不平衡问题，其实，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是可以通过措施来解决的，增长总比不增长要好。
人民论坛：根据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中国经济发展势头，需要警惕哪些方面的问题出现？
周天勇：最关键的是要警惕滑向“拉美陷阱”。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由于一味发展大企业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大量借债和吸引外部投资，不重视内资积累来发展经济。中小企业少，失业人口多，穷人多，中等收入的人少，导致基尼系数越拉越大，贫民窟现象也非常严重。同时由于民主化进程快，使国家不得不靠借债或财政赤字维护福利，使国家债台高筑，通货膨胀严重，甚至发生金融危机。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创业环境不是很好，中小企业比较少，就业问题严峻，经济增长主要靠外资、大型企业、政府投资和出口需求等来拉动，如果这种局面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下去，也可能会滑向“拉美陷阱”。
袁钢明：另外，我们要警惕的就是有增长无发展问题。我们的高增长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怕出现一些经济增长不平衡等问题，增长过快，大多数人却没有得到实惠，矛盾过大，最后造成经济萧条。这个问题需要高度警惕。
还要改变一些错误的看法，比如说，我国经济可以先发展，先追求效率，发展到一定时期再解决公平问题，这是不对的。发展要注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相对公平的发展才更加稳定、更加科学，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注重公平和社会分配较为合理的发展，所以他们的发展又快又有实效，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目前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提得很好，生活的提高不能体现在少数人身上，而要体现整体水平。
另外，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对宏观调控的目标要清楚，就是要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哪怕牺牲一点其他的代价，比如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为抑制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而把经济发展速度压下去的做法不可取。
人民论坛：如何让普通的百姓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切实利益？
周天勇：最关键就是鼓励老百姓创业和就业，让老百姓富起来。如果不从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仅仅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角度去考虑公平，会形成重税抑制创业和就业，失业和贫困人口更多，财政赤字和外债扩大，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局面。鼓励老百姓创业和就业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和对策。
袁钢明：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明确发展目标，转变发展方式，发展实惠要落到老百姓身上。一种是以利润或者以资本扩张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这就要压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成本，最后，利润和产值提高了，但却是以压低劳动收入为代价的。另外一种增长方式是以提高劳动收入为目标。人们的收入提高，消费就会提高，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虽然也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但这是可以解决的。这两种模式完全可以找到结合点，增长可以偏向提高劳动人民收入，哪怕经济增长、技术积累稍微慢一点。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农民收入很高，安全得到保证，社会得到稳定，农民城市化进程也很快。反而，把农民工资压得很低，看起来当时是支持工业，但是农民的问题永远是个包袱，解决不了。这说明，经济发展朝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的方向走，就会实现良性的、可持续性的、结构合理的增长。
人民论坛：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对于政府而言，尤其要注意哪些方面？
袁钢明：政府应该起到一个尽可能促进经济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竞争体制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府不应该过多参与竞争或者站在强势竞争者的立场，政府应该让资源配置更合理、经济结构更科学、社会分配更公平。
周天勇：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市场经济迈进，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大趋势，要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宏观调控。
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管大的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二是在宏观调控中，中央管总量，然后以这些总量指标的形式对地区进行严格的考核。如果中央针对各个部门都要亲自去审批每一个项目、每一段路、每一亩地，这种宏观调控的方式肯定不是市场经济所应有的。
人民论坛：和谐社会的理念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袁钢明：和谐发展不只是简单的GDP提高的问题。提和谐，是针对不和谐而言的，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合理等情况。我们提出和谐发展，从经济角度来讲就是追求公平。当经济不公平时，追求效率是没有益处的。效率与公平要有个界限，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当追求某些部分效率而严重损害公平时，我们应该追求公平，可以牺牲一些效率。但这个牺牲是指对过去过高效率的调整而不是真的牺牲效率。
周天勇：我觉得，首先要强调积极的和谐社会，而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不是一味指望国家和政府埋单来解决问题，要鼓励老百姓创业、就业，使整个经济充满活力，加强竞争；要告别“GDP崇拜”；要节约资源，遏制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保护生态环境。事实上，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了。
中国将进入高成本期
要辩证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成本的上升，它虽然给经济的继续发展带来风险，但不会带来根本的伤害，并且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有积极作用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过去28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既有发展中国家进入起飞阶段后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作用，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因素，其中包括拥有以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城乡土地双轨制带来的农村土地低成本供给、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偏低等“低成本”因素，这些因素使中国经济表现出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的特征。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国际大环境，外部环境比较有利，国内社会结构转型刚刚开始，潜在矛盾尚未显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总体上处于一个“低成本、低风险”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生产要素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同时，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快，潜伏的深层次矛盾有可能集中显现；经济国际化程度提高，来自外部的摩擦和冲击必然会增加。也就是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将进入高成本和高风险期。
导致成本上升的几个重要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分析得出我国经济低成本优势减弱、发展成本将加大的判断。
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变化，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不仅现有就业总人数超过7亿人，而且农村还有1.6亿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使得过去一个时期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偏低且增长缓慢。中国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约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20到1/30。但近两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明显加大。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及其对提高工资的诉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压力。而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劳动力供需将出现结构性短缺，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
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有限、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过去一个时期，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扩张将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一些地方大量低价征用土地和招商引资中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的现象，使得土地价格被人为压低。随着国家加快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以及规定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不能低于当地基准地价等措施的实行，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
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和产业结构变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加快，以及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和生活方式改变，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等资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石油消耗的第二大国。今后一个时期即使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能源和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将持续提高，这些都将推动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
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扭转，有些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标准和准入门槛，加大对污染物排放经济处罚力度，用税收和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控制排放，这些措施都将直接和间接加大环境成本。
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纠纷和摩擦增加，处理不当可能会使潜在矛盾显性化。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尚未形成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机制，不同群体分享的改革和发展成果有较大差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纠纷和摩擦增加。一部分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可能产生挫折感；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局部性事件，使潜在矛盾显性化。
贸易摩擦增加和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提高，外部风险也可能增加。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可能继续保持高于经济增速的态势，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和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可能继续提高，贸易摩擦和潜在的市场风险可能加大。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金融、证券等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资本流动性和市场投机因素也会增加。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2005年，我国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分别在42.9％和50％左右。在全球能源、资源供给偏紧和价格趋升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面对价格波动带来的成本增加和商业风险，还可能加大潜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此外，加强环保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公共服务，无疑也会增加成本，但这些正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支付的成本。
辩证认识成本上升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上升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但我们要辩证、客观看待，需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和高估其风险。从劳动力成本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不会绝对减少，劳动力供给不会短缺，劳动力供求关系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而且随着出生人口比重下降，我们还会持续一个“人口红利”时期。地区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还会形成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不同地区的接续。从能源和矿产资源成本看，一些资源价格大幅上升主要是经济进入上升周期对资源需求增长过快，加之国际矿业垄断集团趁势涨价，以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随着我国经济逐步降温和出现产能过剩，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将有所回落。
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作用
成本上升会推动价格上升，减弱出口产品竞争力，甚至会影响到百姓生活。但是也会对矫正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成本上升有利于企业转变生产方式，从以成本为中心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和品牌竞争；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资源的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有利于形成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企业和全社会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同时，劳动力工资上升还会扩大消费需求和内需市场，使劳动者更多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专家点评
马克：王一鸣研究员的文章提出了“低成本优势在减弱，潜在风险有可能加大”的判断。作者强调对成本上升长期趋势性判断的辨证思维，既不能过分夸大其短期负面影响，也要看到其积极作用，同时更要看到我国应对和处理风险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其中，把部分成本上升因素看成是“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支付的成本”这一观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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