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建柱
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刊发《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此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需要面对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还是“沽名学霸王”满足于“南北朝”?
而此时,苏联领导者斯大林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
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1)高校教师数据意识与态度。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内蒙古17 所本科高校中教师使用数据解决问题的意识中,36.7%的教师数据意识较强;33.3%的教师对于数据意识没有概念,也从不留意身边数据;其余30%的高校教师偶尔关注周边数据,并将其应用教学实例中。在数据态度方面,考察教师使用数据的伦理道德方面,是否合理、安全地使用数据,并对所含隐私数据是否进行保护等方面,其中83.3%的高校教师选择从合法渠道买卖数据并保护隐私数据。
同年12月,斯大林又转给毛泽东一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信件。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的“调停”,步朝鲜半岛的后尘建立南北分治政权。
其实,苏联、美国等对中国的图谋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有端倪。1945年2月8日,在美、苏、英三国首脑第五次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与斯大林进行了私下会晤。这次会晤共涉及3个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东北亚的利益分割,总的结论是朝鲜托管,蒙古维持现状,苏联获得中国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也就是说,从蒙古到东北整个属于中国的地区均可被苏联纳入其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一切岛屿。二是印度支那实行托管,但实际上是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三是日本将台湾、澎湖群岛及满洲的主权交还给中国。这实际上是将远东利益一分为二。
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金融业带来了创新,也让金融面临信用风险、系统性风险、新的信息安全风险,和原来没有面临过的监管套利风险,从而威胁金融稳定。
美国和苏联从对付欧洲的经验中懂得,一个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控制和肢解中国——这实际上还是日本人“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战略的翻版。而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于是,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在力促国共和谈的背后,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使中国政治破碎化的目的。
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先斩后奏”,明确宣布:
1945年4月15日,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与斯大林面谈,确定了苏联对中国态度不变的底牌。
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对美苏两国的图谋,毛泽东心若明镜、洞察其奸。他曾在1956年9月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和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这个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事后多年逐渐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也证实了毛泽东的话并不是情绪的宣泄。在整理俄罗斯解禁档案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沈志华教授也证实:“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
所以,三大战役后,在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情况下,毛泽东于1949年元旦以“新年献词”的形式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也算回应了斯大林的暗示。毛泽东写道: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毛泽东在北京香山阅读刊有南京解放消息的报纸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945年12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
由此美苏走向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台海两岸的这种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与此同时,苏美还需要以官僚买办为基础的蒋介石政权的配合,以达到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中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的目的。在此目的下,美国和苏联两国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后来,人们通过四则运算和极限运算把数由自然数扩充到实数,但用以表达数的、抽象出来的度量单位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毛泽东写的这篇新年献词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同样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亲自从幕后走向前台,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毛泽东施加高压,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其二,罗塞蒂坚信:人人皆可成为艺术家,非但能从事一门艺术,只要愿意,一个人可以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游刃有余。他本人就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基于深厚的家学修养(父亲老罗塞蒂在其祖国就是令人敬重的文人,妹妹克里斯蒂娜也是著名的诗人)和广博的知识涉猎(不仅精通意大利文化,对英国远近时代的文学也兼收并蓄),罗塞蒂诗画兼工,他也曾经表示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陈嘉先生在其《英国文学史》当中论及罗塞蒂诗人兼画家的双重身份时说:“他的绘画具有叙述的特征,而其诗歌则具有画面的质感。”[2]独一无二的诗性气质和浪漫的玄想构成了他的艺术价值,也限制了他在绘画的技术层面上的爬升。
斯大林知道毛泽东的底线后,最终放弃了直接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想法。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上了下面的指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等,应完全拒绝之。
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在内。这份文献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调停”有着高度警觉。
喜爱他的外婆下达了两道命令:所有人洗澡都不许关门,必须满足孩子;在儿子观看某人洗澡的时候,其他人一律不准走动,集中在客厅看电视。于是,只要有人洗澡,儿子就有了看成人身体的机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两个月后,儿子对我们的洗澡完全失去了兴趣,不再坐在浴室门口看每一个人洗澡了,他的兴趣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集函数多用于博弈论、优化算法、复杂网络等学科领域[7-11],由定义可知[12],给定有限集E={1,2,…,n},设f为相应的集函数f:2E→R,若对于∀S,T⊆E,存在f(S)+f(T)≥f(S∪T)+f(S∩T),则称f是次模集函数(submodular set function).若对于∀S,T⊆E,当T⊆S时有f(S)≤f(T),此时则称f为单调非增次模集函数.下面用该函数及其性质证明投资组合对非系统性风险的发散作用.
随后,中共中央果断作出渡江作战的战略决策。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马歇尔、斯大林合演的将中国南北肢解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终成南柯一梦。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首: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为化名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国共谈判问题。斯大林转告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月9日发来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1月11日,斯大林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追加电报给毛泽东……斯大林电报中的要求遭到了毛泽东婉拒。1月12日,毛泽东回电称,对于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应该告诉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在中国内战交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直率告诉斯大林:“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的政治手段利少弊多。”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基于此,本文不赞同那种仅仅侧重于“行为的组织性”而理解有组织犯罪的观点(即只要复数行为人有组织地实施了犯罪,就应当认为是有组织犯罪,而不论这些行为人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组织)。[2]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有组织犯罪概念外延的扩张;相反,如果基于“成员的组织性”而理解有组织犯罪,则其外延会大大限缩。此外,有组织犯罪既然已经从犯罪学的概念上升为法律概念,那么,一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外延就应当紧密结合该国立法的规定进行界定。据此,在我国大陆法律语境下,有组织犯罪应当包含普通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组织犯罪。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到0.93 V,体偏置从0.6 V到-1.8 V,而PMOS阈值电压从-0.32 V降低到-1.01V,体偏置从-0.6 V到1.8 V。
毛泽东的这首诗既是言情,又在言志,更是对斯大林与马歇尔合伙上演的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冷眼蔑视。
“隔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中国。关于此,蒋介石下野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国民党方面代表李宗仁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忏悔。他说:“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登有南京解放消息的《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李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