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西安事变重大问题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重大问题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近十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广大学者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西安事变进行研究，展开讨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将其中存在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舆论反响问题
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国际国内的舆论是对张、杨的是劝、谴责和警告，一致指出其莽撞发动事变可能带来恶劣的后果。理由是：1.国际上，首先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苏共《真理报》也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事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说张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反对南京政府。其次，英美等国都声称事变为“叛变”，认为“这次事件与其说增强无宁说削弱中国抗御外侮的力量”。再次，日本因为“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对事变不便表示出过份高兴的情绪，但其反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则是十分露骨的。2.当时的国内舆论也是普遍反对西安事变的。各地方实力派的表态大同小异，都要求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许多一贯反蒋的民主人士也不赞成发动事变，例如马相伯〔1〕。
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后，国际、国内的舆论回响应作具体分析。理由是：1.当时国际、国内的舆论，并不是一致对张、 杨发动西安事变持规劝、谴责和警告。国际上，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态度并不一致，有对事变持谴责态度的，如苏联；有对事变持幸灾乐祸并希望从中渔利的，如日本；有对事变希望和平解决的，如美、英。国内持反对态度的多是国民党集团和依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文人，而广大爱国群众和学生甚至许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刘湘、宋哲元等都支持西安事变。2.就国际、 国内部分对西安事变表示反对、谴责的舆论来说，也应作具体的分析。持谴责态度的，有的是出自本集团利益的态度，有的是因为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封锁消息和乘机造谣、歪曲事变真相， 使许多人产生误会〔2〕。
二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首倡者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经过学者们的热烈讨论，目前主要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方针首先是中共独立自主决定的。理由是：1.在未接到共产国际指示之前， 中共已经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五个步骤。2.中共发布的一系列电报均证明其力举和平解决。3.中共在提出和平解决方针的过程中， 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分析和看法〔3〕。
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无疑应该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直而言之，张学良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理由是：1.事变发生前， 张学良“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2.事变过程中， 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并采取各种措施“保其安全”——这无疑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前提。3.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倡和平解决， 力促早日放蒋，并亲自陪蒋回宁复职——这是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所以，捉蒋——事变由他首义； 放蒋——和解由他首倡〔4〕。
三 关于西安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史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也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大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愿望，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会走上抗日道路。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西安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从而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出乎蒋的预料，日军侵占东北之后，并未将矛头指向苏联，而是进占华北，日蒋矛盾激化。其次，日本进军华北，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平衡，损害了美英在华利益。第三，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中取得胜利，同时打击了国民党内部分裂势力，巩固了个人的独裁统治。从华北事变开始，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作了修改，抗日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并没有签订什么书面条约保证实行抗战，如果他不愿抗战，反悔轻而易举，就是蒋临行前许下的六项口头允诺，唯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项兑现，其它的完全翻悔。所以说，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不是西安事变逼成的，而是日军出兵华北逼成的〔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西安事变的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绝不可能走上抗日道路。理由是：1.九·一八事变后， 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蒋介石面对共产党的存在和日本的入侵，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强烈要求，而把“剿共”作为时局的关键，灭共是蒋介石最强烈、最为迫切的愿望。2.蒋介石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尔后才能抗日， 而共产党又确难“剿灭”，共产党不消灭，蒋介石就不可能停止“剿共”战争，“剿共”战争不停止，蒋介石就不会抗日，蒋介石集团的抗日要求和愿望就不会转变为抗日的实际行动。3.蒋介石的“剿共”决心至死不变， 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对蒋介石的多次劝谏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仍然一度顽固认为自己的“剿共”政策是正确的，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后，仍一度要撕毁在西安的承诺，继续其“剿共”政策，并企图镇压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再次挑起内战，只是由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宋子文的坚决反对，内战才没有重新爆发。因此，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就不会放弃“剿共”政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因此也不可能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6〕。
四 关于西安事变是否给亲日派提供了一次兴风作浪、挑起内战的机会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史学界也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张、杨主观上是为逼蒋抗日，挽救民族危难，客观上却使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虚惊，担心陷入动乱和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理由是：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形成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何应钦等力主武力讨伐张、杨，扩大事态以便混水摸鱼；主和派宋美龄等则坚持和平解决。但事变初期主战派占了上风，何应钦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积极调遣军队组成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并于16日布置就绪。同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批部队进攻西安，并出动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一带，内战一触即发。西安事变的发动客观上给了亲日派一次兴风作浪、挑起内战的机会，这是张、杨所始料未及的〔7〕。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安事变的客观效果达到了逼蒋抗日，挽求民族危亡的历史作用，实现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认为，尽管蒋介石并非心甘情愿，但他毕竟是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被迫答应了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实现国共合作，推动挽救民族危亡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发动创造了前提条件。论者进一步指出，那种认为西安事变客观上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给亲日派提供了一次兴风作浪、挑起内战的机会要作具体分析。理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确实妄图借机挑起中国更大的内战，从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既定国策决定的，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他们也总是寻找事端，制造借口，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步步侵略和一次次挑衅，日本帝国主义都是依据这一逻辑发展的，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对日妥协，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甘愿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处处兴风作浪，挑起内战，也是他们媚日、卖国的反动本性所决定，他们有风作浪，无风也要作浪。因此，亲日派的所作所为，不能看作是西安事变的必然结果〔8〕。
五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台湾省学者与大陆学者存着很大分歧。台湾省学者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三种：1.一种意见认为，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因为蒋介石“不可动摇的伟大人格所感召”，是因为宋美龄对周恩来、张学良等的“反复开导”和“劝告”，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不起什么作用〔9〕。2.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并非心甘情愿的主张“和平解决”，“实际上却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施展谋略，以期获得最大利益”〔10〕。3.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共之所以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因为中共濒临灭绝边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被国民党消灭。
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理由是：1.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国际紧张复杂的形势，独立自主制定的。2.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既巩固了与张、 杨的三方联合体制，也协调了西安与南京的关系，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3.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抛弃旧怨， 轻内争而急国难，坚决反对内战，力争和平解决事变。4. 蒋介石接受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条件同意中共和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11〕。
六 关于西安事变是否是“时局转折点”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国内战争转变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国共两党实行重新合作的重要起点，是时局的关键，开辟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因而是“时局转折点”〔12〕。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安事变不是“时局转折点”，“时局转折点”应是八·一三事变。理由是：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局势并未好转，反而急剧恶化，红军西路军全军覆没，三位一体联盟被拆散，国民政府继续坚持反共独裁战略。2.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虽然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但同时又说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以暴力手段危害民国，无论用何方式，必须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2.1937年8月13日，驻沪日军以租界为依托，突向闸北进攻， 八·一三事变爆发。侵略者将战火烧到国民党政治的心脏，迫使蒋介石走上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抵抗侵略之路，遂使时局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迅速转变。在八·一三事变的促动下，8月18 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大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中国出现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释放一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允许人民有一定的抗日自由权，并和苏联缔约，获取外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充分发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体作用，努力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三年中，取得极大的发展，一举超越了十年内战和建党16年取得的成果，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使共产党和红军起死回生，由小到大。所以说，时局的转折点是八·一三事变而不是西安事变〔13〕。
七 关于西安事变对中共历史发展提供的机遇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台湾省学者和大陆学者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台湾省学者认为西安事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可以说，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中共和红军的发展与壮大。理由是：1. 西安事变前，中共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而在长征过程中，红军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虽到达陕北，但势力已非以前相比，处境困难。2.中共与红军到达陕北后，一反常态， 改变一贯倡战作风，提出停战议和，以求自身发展。所以，中共的发展与西安事变所提供的机遇密切相关，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中共的发展〔14〕。
大陆学者就台湾学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西安事变给中共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它将自己的命运置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而并非西安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1.西安事变前， 中共就已具有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中共在陕北的绝望处境在西安事变前已结束。中共虽然处境仍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难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2. 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3. 西安事变虽带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介石“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它形式表现出来，中共的发展置于历史规律之中，是由历史发展推动的，关键是中共对机遇的把握〔15〕。
八 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问题
这一问题是近几年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点，也是一个热点，论者各抒己见，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是由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动机，以及他和蒋介石在该事变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一句话，是应肯定的。理由是：1. 张学良陪蒋回宁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是要督促蒋实现其承诺，共同抗日。2. 张学良陪蒋回宁是为了挽回蒋介石的声誉，以进一步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推动全民族的抗日。3. 张学良陪蒋回宁有利于进一步澄清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使人们不为亲日派所制造的烟幕迷惑，自觉支持抗日运动。所以张陪蒋回宁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其必要环节〔16〕。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学良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一句话概之，是错误的。理由是：1. 张学良陪蒋回宁离开西安，不仅使他本人遭致被扣，而且引起东北军的内乱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迅速瓦解，三位一体随之解体，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归国后长期被囚最后惨遭杀害。2.假若张不陪蒋回宁， 而是留在西安善后，就能统一东北军的思想，协调三方的认识，三位一体的联盟得到加强，蒋必不轻易以调防、改编来吞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不敢用武力解决。这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会瓦解，三位一体不会被拆散，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为团结抗日作出更大的贡献。3. 张学良陪蒋回宁并不是为宣传事变的内幕，以消除人们对事变的种种疑虑，而是为给蒋挽回面子，维护蒋的威信，去负荆请罪的。就是张真心为揭露蒋，替西安方面造舆论而去南京，客观上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条件，南京是蒋氏的天下，除了去“认罪”和“忏悔”外，绝容不下一个反叛者有半点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所以，张陪蒋回宁是令人遗憾的，是个画蛇添足的败笔〔17〕。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张学良送蒋返宁问题应从张的爱国拥蒋抗日的历史渊源出发，站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环节上来分析，指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义无反顾的行为，这一牺牲赢得了停止内战，实现了国共联合抗日，为取得我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理由是：1.张学良送蒋返宁有着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 张学良爱国抗日但不反蒋，拥蒋抗日是他一直所坚持的。2.张学良送蒋返宁，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由当时国内外的各种条件促成的。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我中华的严酷现实，迅速使国内各种矛盾降为次要；其次，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舆论的主流是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反对内战，呼吁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送蒋返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张之所以发动兵谏，纯粹出于爱国、救国、爱领袖，为蒋所逼而成，并无真伤害蒋之意〔18〕。
第四种观点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张、蒋之间笃厚的私交感情密切相关。理由是：1.张数次挽救蒋于危难之间， 与蒋感情极深。九·一八事变，张集家仇、国难与一身，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抗日”呼声中，却听从蒋的号令，依然率东北军入关，替蒋背上了“抗战不力，丢失东北”的黑锅，使蒋“舍车保帅”，维持了蒋的领袖地位。2.张旅欧回国后，受法西斯主义影响， 笃信蒋的武力统一政策，就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蒋介石最忠实的信徒。即使是思想转变，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仍坚持抗日不反蒋。3.张发动西安事变，并非报复蒋介石， 而是他的爱国、拥蒋、抗日逼出来的，是他爱国拥蒋抗日思想的综合表现，他说：“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本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也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4.一心拥蒋使张学良不顾各方反对，毅然躬亲送蒋返宁，在送蒋至洛阳时，蒋曾暗示说：“汉卿，南京有人对你不理解呀，你还是回去吧。”但张仍坚持送蒋到宁。所以，张送蒋返宁决不是一时冲动，感情用事，而是在他的忠诚拥蒋抗日的思想指导下，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张与蒋的笃厚的私交之情〔19〕。
第五种观点认为，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功过得失，要作全面的分析评价。指出，有得亦有失，得失相较，各占其一。论者认为，张陪蒋回宁，客观上造成东北军群龙无首，西安局势混乱，最后导致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联盟完全瓦解，而张学良本人也被推上审判台，终生陷于囹圄，结束了其政治生涯，这是失；得处则表现为陪蒋回宁给蒋留下了一个绝大面子，保护了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官兵的安全，最重要的是终于促成了国共合作，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20〕。
注释：
〔1〕〔5〕〔7〕张仲良：《西安事变新论》。 《江汉论坛》1989年第七期。
〔2〕〔6〕〔8 〕李佩良：《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三期。
〔3〕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二期。
〔4〕蒋文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新探》。 《唯实》1987年第五期。
〔9〕〔14〕《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第96页。
〔10〕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第233页。
〔11〕秦兴洪：《试论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一期。
〔12〕《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
〔13〕白杰：《八一三事变才是时局转折点》。《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二期。
〔15〕王真：《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二期。
〔16〕朱谷生、杨唐清：《张学良陪蒋回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曲靖师专学报》1991年第四期。
〔17〕谷丽娟：《西安事变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一期。
〔18〕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
〔19〕刘红旗：《也谈张学良送蒋返宁》。《社科信息》1994年第十一期。
〔20〕熊靓：《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宁得失评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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