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营科技的历史贡献与历史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使命论文,民营科技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发布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历史的新篇：一个动员全党全民实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开始启程。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一高度，通过对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
从《决定》和大会精神出发，分析研究民营科技的历史贡献与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民营科技曾经做出光辉的历史贡献；民营科技负有伟大的历史使命。
一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过新中国40余年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实践，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取得了共识。
美国俄勒岗大学R·萨特迈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虽然中国从许多角度讲还仍旧是一个久发达国家，但在一个方面——其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它更像是一个发达国家。”笔者对这段话颇有感触。的确，虽然我国在经济上是发展中国家，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却具有超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和潜力。她所拥有的科技工作者人数为18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国家的人口。
为什么在较长时期内，我们一方面科技上较有实力，而另一方面经济上却很不发达呢？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体制。过分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使科技独立于经济之外自成体系，科技缺乏经济的支持，而经济更缺乏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带动，形成了两张皮独立运行，而且长期难以突破和改变的局面。一届届大学毕业生满怀科技报国愿望，一旦进入科研院所，都会逐渐习惯于“一个课题年年搞，阶段成果年年有；论文发表，职称到手”这种悠哉然而又是十分清贫的生活。30多年来，尽管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完成学科建设和国防任务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其作用却是微乎其微。如果以不甚恰当的比喻来说，现在的“通俗”文艺泛滥，“高雅”文艺贫乏，过去的“高雅”科技太多，“通俗”科技太小。科学工作中的两大弊端——科技与经济脱节、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使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都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
从80年代起，一批批民办民营科技企业在我国大地上诞生。如同一切新生事物成长的过程一样，尽管10余年创业历程中，民营科技的发展艰难曲折，也有不少企业已经衰败和消亡，但是民营科技这杆“大旗”还是牢牢地竖立在中国大地上，成为《决定》第21条所阐述的“建立起包括企业技术开发机构、精干的独立科研机构、重点高等学校、农村技术服务体系、民营科技企业在内的全社会科技进步体系”中的“第五方面军”。
民办科技企业的创办是我国改革大潮中的伟大创举。其首要的历史贡献是民办科技企业是为科技与经济架设了“桥梁”，而民办科技企业家是“架桥人”，民办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要通过研究、开发、小试、中试、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使用户简易、方便、可靠、安全、有效地使用科技产品或由产品群体组成的工作，才算是完成了科技活动的全过程。民办科技企业创建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科技与经济相脱离的弊端，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商品化，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一大批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新的觉醒的民办科技企业家，他们毅然扔掉手中的“铁饭碗”，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深院大楼，通过艰苦而带有风险的产品开发和销售服务劳动，为社会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四通的打字机、联想的系列汉卡和微机，以及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生物工程公司的“名帮”牌肥源、云南技术经济咨询开发公司与元谋县联合创办钙镁磷肥厂、云南路达公司与昆明西山区厂乡联合开发钛矿资源、昆明培高科技研究所与盐津县落雁乡联合开发铜资源等等，都是架设科技与经济之间的“桥梁”，使科技生产力实现转化的典型代表。因此，民办科技企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突破。
民办科技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贡献是，民办科技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民办科技也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改变国家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模式，使之以新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经过15年时间的探索，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其中民办科技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和促进作用。
民办科技在她创立之初，就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市场经济的特色。“两不”和“六自”原则使这种新生事物成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叛逆”。她不要国家一分钱拨款，不要国家一个人员编制，完全依靠自筹的资金、自组的人员、自主经营并承担盈亏和风险。这种“叛逆”的特征又决定了她必须以市场需求为自己开发产品的导向，眼睛盯着、脑子想着市场从中获得经营信息，到市场中营销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中为顾客和用户服务，从市场中获取利润。总之，她游离于计划体系之外，靠着市场求得生存和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第一、产权清淅、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第三、赋予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新的职能，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民办科技企业相对于传统国有企业而言，她们更加符合、适应和要求建立具有以上五个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
二
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办科技这个新生事物以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特征，呈现出猛烈的发展势头。从民办扩展到民营的概念，是在改革大潮中历史性创举的重要延伸。
“民办”者由“民”筹资兴办和经营也，非“官”列入计划拨出经费来办。由于“民办”的提法与“官办”相对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具有针对性和生命力。而所谓“官办”就是指“国营”。“国营”这个提法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定位，当然也是为了与“私营”这个概念相对立而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下，似乎想当然地决定要消灭“私营”，使“私营”过渡到“公私合营”，又从“公私合营”极快地跨入“国营”。几十年过去了，经济体制带来了许多弊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提出用“国有”代替“国营”更为确切。因为从企业资产的归属而言，应该叫作“国有”，至于由谁来经营或者说采取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那就可以有不同方式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看好“民办”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更适应改革开放，推动发展。因此，一批又一批的国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利用开发、咨询、服务和承接横向课题和项目的收入节余，在国家计划体制外，创办科技企业。人们把这种在运行机制上同民办科技企业相似的经济实体称为民营科技企业，由“民办”的提供推进到“民营”这样一个内涵更丰富的概念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概念上的一次飞跃。
从民办到民营，民营科技企业不仅包括以往由科技人员创办的实行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的民有民营科技机构，而且更包括后来的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中型企业创办的国有民营科技机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所有企业都要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迈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核心和关键，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现代企业应是产权清晰，职责分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守法经营，能对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能对投资在资金保值增值，按照市场需要组织开发生产经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企业。按照产权的不同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公司、股份合作企业等。
现代企业按其对社会的责任或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可分为垄断型企业、福利型企业和竞争型企业三类。所谓垄断型企业是指哪些必须和只能由国家投资和经营的特大型垄断企业，如邮电业、铁路、航空、航天、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核电站、军工企业等，所谓福利型企业是指那些为社会福利事业服务的非盈利机构，如医疗卫生机构、环保工程、气象、地震预报机构、福利院、城市公交、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等。除此之外的所有工商企业都是竞争型企业，这类企业从数量上说可能占全部企业的90%以上。实际上这类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竞争型企业，无论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服分制形式，其实质均可视为民营企业，当然也可称为法人代表经营的企业。这些在社会上受法律保护而独立存在的“无主营企业”，其经营管理行为都遵照国家法律和企业章程进行，谁也无权加以干预。只有把占全社会90%以上的竞争型企业改造为同政府完全脱钩，而在法律的准绳下实现平等竞争的法人企业，才能使我国各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增加竞争能力，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实力有实质性的增强。
应该遴选什么样的人来担任企业的经营者呢？笔者曾在“市场如战场，营销即战争”（《科技开发动态》1994·1）一文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社会之大，无奇不有；人口之众，无所不需要。要让各行各业，各种各样，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男女老少，都能方便地买到各自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社会难题。不管多么庞大的政府机构，不管多么精明的政府官员；无论多么高级的科研院所，无论多么聪明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有能力解决这个社会难题的唯有商人。”而商人之所以比别人更“聪明”，是由于他们要在合法经营和取之有道的前提下赚钱。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他们就会不让市场存在需求空白，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去迎合顾客和用户的购买心理，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降低产品成本，他们就会殚精竭愿地提高产品质量，他们就会增强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就会尽心竭力地提高管理效率，他们就会敢冒经营风险利用环境机遇去创造机会。总之一句话，商人是自觉地遵照价值规律去指导自己行为的人。官员和科学家担任法人代表来经营企业不是更好吗？政治素质高的官员和科技素质高的科学家，难道不比高人强吗？然而，实践证明，官员身份的厂长、总经理，头上戴的是什么什么级别的官帽，他们一般以对上级负责，让上级满意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科学家身份的厂长、总经理，头上戴的是研究员、教授的桂冠，一般是将追求科技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首创”为目的，学术水平往往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唯有商人身份的厂长、总经理，既不承认可以干预自己经营的“上级”，又不想把自己的产品变成只赔不赚的“展品、样品、礼品”，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时刻都在考虑哪种商品适销对路，哪种商品滞销积压，质量不好人家退货，服务不佳人家不上门，一旦在市场面前失算，轻则遭受损失，重则倾家荡产。因此，唯有商人才能充当商品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主角。
我们现在的厂长、总经理大都是由官员和科技人员转过来的，其中不乏成功者。而这些成功者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主要靠他们官员资历深、科学家学术水准高，而是主要因为他们把原来的官员、科学家的头脑换成了商人的头脑，把遵从价值规律、研究和实践营销、作为其全部工作的首要。
从民办到民营，一直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们完全可以预料，民营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三
从90年代初开始，民营科技企业提出了“二次创业”的经营战略。从以“六自”原则为基础的主要为了求得生存的“一次创业”，向以“六化”为目标的主要为了求得发展的“二次创业”过渡，是民营科技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什么是“六化”？“六化”即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经济国际化、融资多元化和管理科学化。在这“六化”中，资本股份化是企业的体制基础；产业规模化是“二次创业”的核心目标；技术创新化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经济国际化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必然归宿；融资多元化是实现产业规模化和经济国际化的必要手段；管理科学化是企业实现上述目标的组织与制度的保证。
相对于“一次创业”而言，“二次创业”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从创业环境来，80年代中期以及以后的若干年份，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实施，经济建设速度发展较快，市场留有的空白和缝隙较多，经营机会俯拾皆是，而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也不那么显现，竞争的态势相对缓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改革深化已经融及难点，同行企业纷纷进入市场参与市场分割，原先有的市场空白和缝隙大都已被挤占，特别是外商加速进入，同行业中的合资和外商独资的成份越来越大，而国际市场的进入仍十分困难，国内外的竞争态势日趋严峻。
第二，从经营方式来看，10年以前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技工贸一体化的相对层次比较低，多数企业在许多年内仍以贸养技，以贸促技，简单的贸易运作占企业总收入的很大比例。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不仅技工贸一体化的相对层次提高，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影响和运行加重，多元化、多角化经营的内容更加丰富，并具有更高的层次。
第三，从产品和生产规模来看，“一次创业”期间，产品的技术含量从总体上说相对于国际水平不是很高，其中有不少产品是属于在引进的基础上经二次开发而进行销售。产品的生产规模较小，升级快，销量少，周期短，定型水平低，采用通用的国际标准少，企业对产业化模式多数采取“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利用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队伍进行加工，而自己着重把握开发的销售。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由于竞争环境和整个竞争态势的变化，要求产品具有更高的技术集成度和知识产权的优势，要有较大的生产规模，采用国际标准，销售较高水平的定型产品。要重视自身的产业基地的建设，重视自有固定资产的增长。固定资产积累不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得到担保和借贷信誉，反过来会使发展速度和规模受到限制。
第四，从管理方式来看，以往的企业管理大都是创办人个人的素质和性格起较多作用，或者是从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移植的改造过来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企业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健全的环境中，更要强调按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或国际惯例、标准，来进行规范和管理。
第五，从国际化的标准来看，“一次创业”的时候，所谓国际化最多是简单的商品进出口，创得一定的外汇，以及小规模的同外商合资合作。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二次企业”所提出的国际化，就是要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向“跨国经营”、“全球经营”、全方位参与同国内外联动的方向发展，最终使企业获得在国际金融、技术、商业市场与其他大型公司进行平等交易的资格。
第六，从企业人员的结构和素质来看，同“一次创业”时期相比，“二次创业”的企业人员结构和素质，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法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人才结构和素质要向高级化、综合化、国际化发展。
要实现“六化”就是要根据“二次创业”新的宏观环境特点，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着重抓好以下“四个创新”，实现重点突破。
首先是坚持技术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引进技术，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大多数坚持技术创新的民营科技企业都能对自己推出的拳头产品进行不断创新，形成具有强劲竞争能力的系列产品长久地在市场上称雄。北京大学在20年前抓住了一个机遇，当时日本流行的是光机式第二代照排机，欧美流行的是阴极射线管第三代照排机。北大于1976年作出一个比美国、日本早许多年的决策，就是跳过二代、三代，直接发展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激光照排到1985年国外才流行。针对汉字字数多、字形信息量大这一特点，他们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即信息压缩的数学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所以激光照排系统一到市场就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占领了国内外中文照排的大部分市场。1991年他们又抓住了一个重要机遇，即彩色出版系统的市场。我国的彩色出版领域过去20多年是被国外四家电子分色机厂商的产品所垄断。过去在国内仿制一代，很快被国外新产品淘汰，始终未能进入市场。北大方正于1992年推出彩色照排系统，首先在澳门日报投入使用，取代了电分机，成为世界上首次实现彩照和中文的合一处理，并整页输出彩色报纸版面。北大和后来的北大方正就是靠着这种自主创新的能力一面把国外竞争对手挤出中国市场，一面带着自己的技术优势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另外，像四通的MS系列打字机，目前在国内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联想的VGA卡在世界市场上能保持每10台微机有一套。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要按照国际惯例，尊重知识产权，拼争知识产权，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应当有志气通过创造性的研究开发工作取得自己的知识产权并竭力维护其合法权益，而绝不做任何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事。
其次是坚持制度与机制创新。民办民营科技曾经在“一次创业”中创造了以自主经营为核心的一整套良好的企业运行机制。在“二次创业”中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在制度创新上积极进行探索。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以后普遍地遇到了“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的关系问题，民营科技企业要在股份制改造后，在完善会计、审计、监督制度和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上述新老关系，并继续创造适合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鲜经验。
第三是实现金融创新，资金不足是民营科技企业的普遍困难，微弱的自有资金在创业的历程中向前滚动，发展速度毕竟太慢。银行贷款又受信贷资金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投资结构调整的影响，吸引外资又缺乏国有企业现成的厂房、土地等生产要素。因此，要使民营科技实业有更大的发展，必须探索新的筹资融资渠道，特别是要利用国际通行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概念，开拓和接通国际金融市场，敢于并善于运用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开发、生产能打入国际市场的高技术产品，使企业逐步同国际轨道接轨。据笔者了解，以王治国同志为新一届理事长的中国民协对金融创新非常重视，正在积极开拓这方面的融资渠道。
第四是坚持管理创新。企业管理是一个最普遍、但也是一个最基础和最核心的问题。管理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管理创造经济价值，管理提高企业效益，管理也是社会生产力。民办民营科技企业在其初创阶段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运行机制良好而企业管理薄弱，主要表现在决策轻率、挥霍无节、财物混乱、监督不力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使企业管理走上制度化，但制度化并不一定就是科学化。今年5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的新华社通稿：“‘春兰之谜’试解”及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把企业管理提高到一个新层次》，介绍和评论的是地处江苏扬州市的一个县级市泰州的春兰集团公司企业管理经验。一个拥有6000名职工的国有企业竟在许多国有企业处境困难的情况下，经过9年时间的奋斗，如今净资产从280万增加到12亿，工业产值从1000多万增加到52亿，确实令人称羡。他们总结的抓住七个战略——产品战略、技师战略、名牌战略、管理战略、科技战略、营销战略、投资战略和三个“率”——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市场覆盖率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学会在资金层次上的运作、超脱出一个在资本运营层次上的决策机构的三点主要经验，对民营科技企业具有主要的借鉴作用。
民营科技曾经走过了她的一段光辉历程，她已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文明、富强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她作为我国社会科技进步体系中的“第五大军”载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历史性文件之中。民营科技的前程十分宽广遥远，“第五大军”中的广大科技人员和其他各种人才在这广阔天地里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让我们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在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部署下，沿着《决定》指引的道路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