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悖论:在没有中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有所改善_巴西经济论文

巴西的悖论:在没有中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有所改善_巴西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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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9X(2007)03—0056—04

2006年年中,瓦加斯基金会社会政策中心与联合国驻巴西利亚贫困国际中心的专家们联合研究提出一份报告。认为,近年来巴西的社会发展状况在挑战传统的经济理论:1995~2004年间,巴西的人均收入基本呈下降趋势,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程度也在下降。报告将此现象称之为“巴西悖论”(Paradoxo Brasileiro)。这一现象的本质在于,近年来巴西的增长虽然缓慢,但增长的结果却有利于穷人。有利于穷人是社会发展的正面现象,这是对穷人生存与发展权的维护,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与穷人经济地位改善的同时,巴西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却未得到明显改善,甚至下滑。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巴西目前所存在的这一社会现象,即穷人经济地位在改善,而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在下滑,从理论上说不应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二者亦不是一种互为伴生现象。它的出现是政府政策缺位所致。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应当汲取的教训而应予以避免。

一、穷人经济状况在改善

巴西前总统卡多佐认为,巴西不是一个穷国,但它是一个有很多穷人的国家。全球78%的人生活在比巴西更穷的国家里。有一种说法认为,巴西的贫困主要由不平等所致。巴西某些反贫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同这种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巴西官方文件界定,在巴西所谓穷人(Pobre)是家庭人均收入少于半个最低工资的人(目前为190雷亚尔,自2007年4月1日起最低工资由350雷亚尔提至380雷亚尔)。而赤贫者(indigente)为家庭人均收入在1/4个最低工资以下的人。巴西政府(当然不只是鲁拉政府)反贫工作成绩显著。其表现是:首先,穷人人均收入增加。1995~2004年间,巴西国民的平均收入下降了0.63%,但同期穷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0.73%,其中在2001~2004年间穷人人均收入增加的幅度更大。这说明在卡多佐政府的后期,特别是卢拉总统自2003年执政以来加大了扶贫的力度。2004年巴西人均收入增长3.7%,是近年来增长较高的一年,当年穷人人均收入增长更高,达到14.1%。这种现象被舆论称之为“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其结果缩小了贫富差距。10%最富有的人由2002年占国民收入49.47%降至2006年末的46.31%。而巴西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NDES)所提出的资料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上述结论的准确性。2002年巴西50%最穷的人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3.2%,而到2006年,上述指标升至为15.1%。目前巴西的社会差别程度是1960年以来最低的。其次,穷人数量大幅下降。2001年巴西有穷人6090万人,2005年降至5390万人。同期赤贫人口由2750万降至2030万人。再次,穷人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他们参与国内市场的份额扩大。最近20年,有更多的巴西穷人购置家具、家用电器,甚至汽车和住房。“50%最穷的人参与购置住房的比例增加了一倍”。自2002年以来,穷人集中的东北部地区,居民消费增加了143.5%。

减贫是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不仅关系穷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与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密切相关。巴西的反贫工作走在世界前列,它的零饥饿计划为世人所称道。巴西的社会舆论为其减贫工作创造了条件。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阿埃西佑·内维斯在回答《请看》杂志(Veja)记者问时说:“巴西现在需要第二次大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20年前,由军事专制到民主化。现在(社会的关注)要从富人转向穷人。现在是社会包含时期(inclusao social)”②。所谓社会包含,其含义是不使任何社会阶层被边缘化。近年来巴西穷人经济地位的改善和提高是政府多项扶贫政策实施的结果。但其中各种所谓的“社会恩惠计划所发挥的作用是根本性的”③。这类政策是通过一系列计划,诸如家庭资助计划(Programa Bolsa Familia)、人人照明计划(Programa Luz para Todos)、巴西厨房计划(Programa Cozinha Brasil)、巴西百姓药房计划(Programa Farmacia Popular do Brasil)等实施的。比如家庭资助计划,到2006年它已惠及1120万户穷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20雷亚尔)。巴西厨房计划更是巴西的一个创举。依该计划所建的社区饭店仅在巴西利亚郊区就有8家,穷人在这里用餐一次仅需1雷亚尔。这些计划的实施使穷人的实际收入得以提高。在1995~2004年间,穷人取之于劳动的收入年均减少1.49%,而同期得自于社会恩惠计划的收入却在增长。如社会保险的收入年均提高3.25%,其他类型的社会恩惠计划的年收入平均增长5.77%,其中2001~2004年间年平均达到13.26%。因此,巴西经济学家进一步强调,1955~2004年间,巴西的人均收入尽管下降了,但这一时期不能称之为“贫穷的危机”。当劳动市场萎缩的时候,穷人来自于社会保险和政府转移资金的收入,在总体上,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未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巴西全国经济社会开发银行行长德秘岸·菲奥卡认为,就改善穷人经济状况的作用而言,资金直接转移计划是第三条腿。另外两条腿分别是发展穷人的教育和卫生事业④。但是,以资金的直接转移实行恩惠计划进行扶贫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必然对其他阶层产生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

二、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在下降

巴西社会学家以5个等级,即A、B、C、D、E对本国作社会分层划分,它们所指分别为精英、上中产阶级、中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和穷人(包括穷人和赤贫者)。[1] 以货币收入而论,将其月收入3000~15000雷亚尔之间的家庭定为中产阶级家庭⑤。其人口总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21%,即3700万人左右。近年来,巴西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与穷人经济地位呈改善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社会现象在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为巴西所独有,已引起巴西国内外舆论关注。首先,巴西中产阶级队伍未有得到明显扩大。这是穷人经济地位虽然有所改善,但其程度尚不足以使他们的多数进入上一个社会阶层,以及部分中产阶级经济地位有所下滑的结果。在1996~2006年间,巴西中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仅增一个百分点,即由20%增至21%。而同期在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里,这一指标确有明显的增长。比如墨西哥由19%增至43%,印度由4%增至13%,俄罗斯的这两个相应指标分别为9%和34%。仅仅在一个10年里,墨西哥和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就上升为其社会的主体阶级,而巴西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仍然有限。其次,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严重萎缩。在最近20年中,他们参与国内市场的消费份额不仅未有增加,其比例反而由68%降至64%。其中在不动产市场中所占份额尤为明显萎缩,即由29%降至18%。在巴西东北部53%的中产阶级家庭支付水、电、煤气费只能在领取工资后才能进行。在上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收入的15%可用于投资,而今平均不足5%。他们现在“不能储蓄,只能应付日常开销”。

中产阶级目前这种状况成为他们在政治上不满政府的原因。“中产阶级是卢拉时代的牺牲品”这句话,已成为巴西舆论的一种说法。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明显表现在200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上。卢拉虽然取得了连任总统的胜利,但他所得的选票主要集中在穷人占较大比例的东北部和北部。而在中产阶级集中的东南部和南部,他得到的选票少于其对手。中产阶级的状况和态度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一问题在10月大选之后成为巴西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中产阶级因受到良好的教育,它是现代社会发展和创新的中坚力量。不仅如此,中产阶级还是社会的稳定器。缺少中产阶级和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紧张加剧的重要原因。这正是现代国家力求建设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所谓“橄榄型社会”的原因所在。美国社会被誉为是典型中产阶级社会。在那里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大致为55%至60%[1]。俄罗斯目前也正在积极建设中产阶级社会,并争取将其比例提至60%。专家认为,只有这样,中产阶级对社会才能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巴西中产阶级的成长环境显然不利于巴西在短期内建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稳定型社会。巴西中产阶级成长环境的形成是多种原因所致。其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汲取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借鉴。

三、巴西经验的启示

从目前巴西穷人与中产阶级的现状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巴西从总体上说虽然是一个向上流动的社会,但这一流动不够强劲有力。这说明巴西经济缺乏活力。穷人虽然向上流动了,但难以进入中产阶级范围;与此同时,中产阶级队伍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经济实力未有壮大,反而呈现出下滑趋势。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巴西国民经济发展缓慢。自1994年实行雷亚尔计划以来,巴西政府所追求的基本上是以宏观经济稳定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战略。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而阻止了经济增长。国民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处于低迷状态。1996~2005年,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2%,而同期主要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其中中国为9.1%,印度为6.4%,墨西哥为3.7%。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但落后于主要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2.7%)。历史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力量的增强是发生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就现代意义上的巴西中产阶级而言,它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行的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此后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两个经济增长飞跃时期,巴西的中产阶级最终得以形成,实力有所壮大。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说明了国家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成长之间的关系。以1996~2006年为例,我们考查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期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0%,中产阶级队伍增长了126%,(其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19%升至43%,下同)。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的上述指标分别是:100%,225%(由4%升至13%);55%,278%(由9%升至34%);160%,1100%(由1%升至12%)。而巴西的情况与此形成明显对照。在这一时期,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30%,中产阶级队伍只增长了5%(由占全国人口的20%升至21%)。是经济发展迟缓造成了巴西中产阶级目前这种状况。但是巴西中产阶级这种成长环境目前还难以改变,因为诸多的因素的存在使巴西经济尚不能快速发展。为反通货膨胀而实行的高利率政策至今未有改变。资料显示,巴西的实际利率为14%,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它们分别是6%、6%和1%。巴西是世界上少有几个实行高利率国家之一。“钱贵限制了企业家投资”,基础设施状况恶化。近年来,巴西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严重下滑。1988年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2.4%,200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0.6%。结果导致基础结构状况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目前巴西75%的公路路况极差,而火车的平均速度每小时只有25公里。在巴西办事行政手续非常烦琐。据世界银行研究,巴西是世界上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行政手续之烦琐增加了企业成本。在巴西,企业家为付税每年需耽搁2600个小时,而在挪威只需87个小时。在巴西港口装船需要39天,同样的情况在丹麦只需5天。以上例子说明,巴西经济快速发展条件的形成尚需时日,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对中产阶级发展造成影响。

其次,税赋繁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巴西的税赋是较高的。以2006年为例,在所谓的BRIC4国中,巴西的税赋最高,达到38%。而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分别为31%、17%和16%。巴西的税赋不仅重,而且呈现出一种增加的势头。其特征自1985年军人还政以来表现非常明显。这说明巴西私有化的进行并未改变国家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仅以联邦级公务员数量之增加说明之。佛朗哥总统任期(1992/94),巴西联邦政府有公务员34000人。卡多佐总统执政末期达到15.4万人。卢拉总统第一任期结束时增加至18.2万人。巴西学者认为,自1988年宪法颁布以来,公共开支在增加,因而阻止了经济增长,“在巴西所增长的是国家”。应当指出的是,在巴西如此严重的税赋主要是由中产阶级来负担的。中产阶级43%的收入被国家的税收吞掉。巴西联邦政府81%的税收来自南部和东南部7个州。这7个州是巴西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是中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地区。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之沉重。据巴西税收计划研究所(Institnto Brasieiro de Planejamento Tributário)的统计,巴西的财产税,诸如IPVA(州税)和IPTU(市税)的70%是由中产阶级交纳的。此外,中产阶级还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的60%。巴西中产阶级所交纳的税赋不仅支持着国家的发展,而且国家用于扶贫的资金也大部分取自于中产阶级所交纳的税金。中产阶级抱怨说:什么是家庭资助计划(Bolsa Família)?家庭资助计划就是一部分巴西人工作,向政府交税。政府以此向另外4400万巴西人分配钱的计划。此语道破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再次,与其发展模式相关。巴西实用经济调查研究所(Ipea)经济学家法比奥·詹宾吉在其新近出版的一部专著《巴西:落后之根源》中,对当前巴西的经济模式作了如下的描述:“巴西经济模式非常关注分配而胜过关注财富创造。”⑥ 他进而指出,今日过得好的人是那些依赖国家生活的人,而不是那些进行革新、创造,向国家交税的人和企业。目前,存在两个巴西。一个巴西支撑国家,另一个巴西由国家来养活。

在上世纪军政府统治巴西时期,巴西经济奇迹之父德尔芬·内托所提出的“馅饼理论”,大家至尽记忆犹新。那是强调生产在先的理论。而今,依照法比奥的说法,巴西的发展模式已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强调分配在先。他的这种关于巴西发展模式的说法未必得到普遍的认同,但他的提法却说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巴西的国家规模自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来,未有明显缩小,反而近年又有所膨胀,从而导致行政开支巨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税赋的增加便不足为怪。但是税赋的增加并未导致生产性开支明显扩大。以公共工程建设而言,卢拉总统是自库比契克总统以来的13位总统中,任内年均修建公路最少的总统之一,仅修136千米。梅迪西总统任内年均修3572千米,卡多佐总统任内年均修700千米。目前巴西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不到基本条件予以支撑。

总之,经济的快速增长应当是扶贫工作的前提。为扶贫而采取的社会政策对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应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政策的实施不能损伤社会中坚力量,给他们的负担以不影响他们的发展为限。扶贫的力度应与国家的实力相适应,而且在方法上不应以实行恩惠计划为主。“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国家单项目标政策需其他政策配套实施,以求得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收稿日期:2007—06—11

注释:

① Ipea:Gasto e Consumo das Familias Brasileiras Contemporaneas(见ib online.terra.com.br)

② Veja,11 de outubro de 2006

③ http://www.pnud.org.br/pobreza

④ http://www.radiobras.gov.br/material

⑤ Veja,20 de dezembro de 2006

⑥ 7 de marco d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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