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视角下的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初探论文

整体主义视角下的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初探论文

整体主义视角下的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初探

阿库浪金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083)

摘 要: 疾病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在疾病的治疗实践中,凉山彝族有着集合了西医治疗、中医疗法、毕摩苏尼仪式治疗、个体经验疗法的多元医疗体系,病患及其家庭可根据自身的病情来选择具体的治疗实践。将凉山彝族的多元医疗体系置于整体主义视角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对文化的集体认同、多种医疗方式的兴起、物质条件的改善是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形成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 凉山彝族;整体主义;治疗实践;多元医疗

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与疾病打交道。“对于疾病的诊疗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文化地域中,人们形成了有关身体、疾病乃至生命活动本身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这也构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阐释多元文化世界的道路。”[1]世居于祖国西南的凉山彝族,从解放前处于遗世自主状态的“独立倮倮”,历经以废除奴隶制为目的的民主改革,再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凉山彝族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也对疾病治疗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彝族的疾病治疗实践由原先的毕摩苏尼治疗为主,演进成以西医治疗、中医疗法、毕摩苏尼仪式治疗、个体经验疗法等多种混合治疗法,形成了多元的医疗体系。

2018年8月,笔者正巧在西昌市中心的胜利大桥看到毕摩在河堤上给病人做仪式治疗。当地民众称大桥附近的片区为“石码子”,经常会有不少彝族同胞延请毕摩在河沟做仪式治疗。石码子周围分布着凉山医疗水平最好的几所医院,为什么病患及其家庭选择去医院看病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毕摩仪式治疗的使用。据此观察,笔者又提出了进一步的疑问,为什么会存在多元医疗共存的现象,彝族群众是如何对多种医疗方式进行选择的。带着这些疑问,在整理分析了部分学者在彝族多元医疗方面的已有研究后,开始去寻找答案。在2018年9月、10月两个月中,笔者通过网络访谈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先后对多位研究对象展开以具体病症、治疗历程、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访谈。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医学多元主义(medical pluralism)是对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多种医学体系并存现象的描述。”[2]在已有的凉山彝区多元医疗体系研究成果中,代表性的主要观点如下:巴莫阿依、周如南认为,凉山彝族的疾病认知与医疗实践活动和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仪式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3][4]刘小幸、曲比阿果、张实的研究则指出,彝族社区现存的多种疾病治疗形式并非矛盾对立,反而互为补充。[5][6][7]唐钱华则认为彝族有自己的疾病分类逻辑,他们懂得“医院的病医生治,彝族的迷信先生治”。[8]

已有的研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凉山彝族的疾病治疗实践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但是并没有把彝族群众的疾病治疗置于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疾病是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影响治疗实践的因素也是多样的,而目前已有的研究显然无法对复杂的疾病诊疗选择具有较高的解释力。由此,本文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文献梳理与个案访谈提炼影响凉山彝族疾病治疗的整体性因素,把疾病治疗这一行为置于整体社会生活的框架下归纳分析。

新生活运动虽然效果不彰,但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蒋介石已经开始拥有意识形态阐释和宣导的主导权了。有论者指出,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汪、蒋对新运的不同观点不仅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有更深层次的路线分歧。在新运的发轫期结束后,1934年7月初全国新运会改组,蒋介石自任总会会长,名正言顺地成为新运的唯一领导人。⑰

整体主义(Ho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或方法论,不过“整体主义”这个词却逐渐传播开来。而社会学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他认为“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只有一种正确的途径即方法论整体主义,也就是“借助于整体的系统观察各个部分”。涂尔干在其名著《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论述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绝不能把社会事实化约为个人的心理层次而加以研究,只能用一个社会事实去解释另外一个社会事实。涂尔干的方法论中始终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探索的出发点,“因为它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它们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发挥制约性影响”[9]

综合两位学者的观点,整体主义就是借助于整体的系统观察各个部分,以及整体下的社会事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对个体产生制约与影响。同样,在凉山彝族群众的疾病治疗实践中,也存在着各样的“社会事实”在制约和指导人们的治疗实践。“采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社会学家,他们所关注的重点都是社会现象、社会规范、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等整体性概念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制约。”[10]

首先是ATP生物发光法。研究发现,所有活体的生物体中都存在着ATP,其是生物体的重要能量来源。通过对样品中的ATP浓度进行测定,即可对食品中的细菌数有效获取。在ATP的作用下,发光光度计内荧光素酶氧化荧光素会有一定的荧光强度产生,通过对荧光强度进行检测,即可对菌量进行有效测定。实践研究表明,和传统检测技术相比,ATP检测技术更加高效和快捷,能够快速检测食品现场,且能够对大量食品样本的菌类污染情况进行有机检测。近些年来,在乳酸菌检测、啤酒中菌落总数检测中,都开始广泛应用ATP生物发光法。

二、凉山彝族主要的医疗方式

凉山彝族的多元医疗体系具体是什么,包含哪些疗法。“民族地区的多元医疗实践是由特定的病因观念所引出的一系列行为模式,构成了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行为和治疗方法是由社会成员所处的一定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疾病的名称、治疗方式、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的评价都是由其社会文化所建构的。”[11]而徐义强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医疗体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专业生化医疗(西医)、中国传统医疗(中医)和民族民间医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一框架来划分,但其中各个组成部分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却有很大不同。”[12]根据徐义强提出的划分体系,凉山彝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医疗方式:强调疾病生物性的西医治疗、中国传统中医疗法、毕摩苏尼主持的民间仪式疗法、普通群众所掌握的由疾病经验积累而来的民间世俗疗法。下面将详细阐述四种疗法。

(一)西医治疗法

现代医学认为,疾病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体的免疫、调节和适应等功能与致病因素相对抗处于弱势时发生的,西医治疗就是根据这一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大部分凉山彝族同胞并没有机会接触西医治疗。凉山解放以后,国家开始在凉山彝区建立现代医疗体系,各级各类医院逐渐设立。据《凉山州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凉山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8个,妇幼保健站18个,乡镇卫生院545个。”[13]不能忽略的是,在本世纪初以前,由于交通条件落后、经济条件较差,很多居住偏远地区的人们无法到医院看病吃药。随着“新农合”的推行及近年来凉山实施“村村通”工程,彝区的医疗卫生水平也随之得到了较大改善。山区中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及时从山里送出来,到城里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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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治疗法

中医在凉山兴起的较晚,但是目前也成为彝族群众疾病治疗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平时常见的一些疾病,慢性病患者和无法查出具体病因的患者更是偏爱找中医诊疗。一些医术较好的中医会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一些彝族群众会跨县市寻访名中医看病。笔者一位友人就曾经带着其母亲从攀枝花赶到西昌找一位老中医看病。据了解,一些痛经或身体较为虚弱的彝族年轻女性,也较为青睐选择喝中药来调理身体。虽然中医治疗也时有争议,但是它在治疗实践中颇受追捧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些彝族群众在谈病说痛时,会相互推荐中医、中药等。特别是随着各地中医院的诊疗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彝族群众选择以中医疗法诊疗疾病或是日常保健,中医疗法已成为凉山彝族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毕摩苏尼仪式治疗法

阿凉一直感觉乳房不舒服,后来长出了一个硬块。2017年10月,阿凉去西昌父亲家,在睡前与其母亲聊天时聊到乳房的问题。其妹夫刚好在那几天要参加单位体检,妹夫便把名额让给她去体检,检查结果疑似乳腺癌,进一步确诊后医生说需要做手术和化疗。2017年12月中旬,第一次化疗完回家,阿凉家马上就请毕摩用乳猪为牺牲做了驱鬼仪式。一直到2018年8月治疗结束,在去医院化疗之前或化疗完回家,阿凉家每次都会用鸡、猪、羊等不同牺牲做仪式。阿凉的丈夫与儿子如此解释他们的治疗逻辑,“医院治疗与毕摩仪式治疗两样都做才能治好病。医院治疗只能消除表面病症,只有毕摩仪式治疗才能彻底祛除引起疾病的恶灵或不洁之物。”

毕摩苏尼治疗虽然不是一门科学,但是作为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是由彝族群众以灵魂观念为核心的鬼神观念发展演化而来的,因此在探讨毕摩苏尼医疗时应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从“当地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理解。

(四)个体经验疗法

阿嘎的患病经历中出现了多种治疗方式,我们也可以用逻辑链条来展现其治疗实践中的复杂多元,镇上输液——毕摩用乳猪飨鬼——到州二医院、攀钢西昌医院检查——请民间疗者诊断——私人诊所治疗——州一医院检查——毕摩用母猪再次飨鬼。

诚然,凉山彝区现存的治疗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研究,目前凉山彝族主要的疾病治疗选择仍然是各级各类医院为支撑的西医治疗,政府举办或个体经营的中医疗法,民间毕摩苏尼仪式治疗,以及由个体患病经历积累而习得的个体经验疗法,以这四种疗法为主。

三、凉山彝族的疾病治疗实践

笔者记得在校大学生吉各曾在微信朋友圈上发过请毕摩在石码子做仪式的图片,对此事印象深刻,便对吉各展开访问。以下是对话节选。

(一)个案1:失眠的吉各

在上文中,笔者介绍了彝族群众生活中几种常见的治疗选择。在这一部分,笔者试图通过个案来展示在凉山彝族的治疗实践中,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思想观念、疾病种类等多方面差异,所以患者具体的治疗实践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从凉山彝族的整体层面分析的话,他们的治疗实践却有很多相似性。笔者试图通过以访谈了解到的三个典型个案为基础,分析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共存的关键因素。

笔者:好像你以前有在石码子请毕摩做仪式?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关小美哭着责备郭启明。郭启明说:“还不是被你爸爸逼的?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才会这样……那些钱我一分也没敢拿。”关小美说:“赶快去自首吧……”郭启明摇头:“抢银行是重罪,我还捅了人,弄不好要被判死刑。我先回老家看看老人再说……”“要走我们一起走,我要陪着你。”糊涂的关小美在惊慌中也跟着郭启明踏上了逃亡之路。两人从后门匆匆逃出,来到长途汽车站,准备逃往西安。路上,关小美还接到关云飞的电话,问她交了房款没有。关小美哭着说:“爸爸,闯大祸了,郭启明抢银行了……”说完,她就关了手机。

吉各:是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而且睡觉还经常做噩梦,于是心想着请毕摩做仪式能让情况好点。

笔者:大概是何时开始觉得不舒服,为什么没去医院,而是找了毕摩?

吉各:2015年10月。我这情况去医院查是查不出什么病的。

笔者:做完仪式之后有没有效果?

吉各:是用一只公鸡做的驱鬼仪式。

笔者:用什么牺牲做的?

由于阿嘎的病一直没有起色,在外打工的老公便在2月初回来带她到各处看病。听说西昌有个诊所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于是阿嘎交了2万元做一个月的疗程,可惜还是白忙活一个月。2月底,阿嘎的老公带着她到凉山州一医院检查,检查完医生只是淡淡的说没什么事,只是保不准以后会成乳腺癌。3月中旬,阿嘎回到家里再次延请毕摩用母猪为牺牲做飨鬼仪式。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仪式后,阿嘎的病竟然慢慢好起来了。大约一个多月后,阿嘎的病痊愈。

吉各:还是有点怪,效果还是挺好的,所以说这东西有时候还挺神奇的。

(二)个案2:久治不愈的阿嘎

这是一个关于彝族女性患病的案例,由于所患疾病的特殊及文化传统,不便对患者进行访谈,所有资料皆由其丈夫提供。2017年11月中旬,阿嘎在生下小儿子一个多月后,发现左乳里有个硬块,且两只乳房都有些酸痛不适。于是阿嘎在婆婆的陪同下到山下镇医院输液,可过了两周却未见起色。12月初,邀请毕摩做仪式治疗,用一只乳猪为牺牲做飨鬼仪式。从12月到后一年1月底,家里的亲戚又带着阿嘎先后在凉山州二医院、攀钢西昌医院检查,却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结果。同时这期间他们还找了几位擅长诊断的彝族民间疗者诊断,他们也没看出什么。

实现数据库模型的映射,主要通过以下方式:①将单个对象,给映射成表;将对象名,给映射为表名;将对象的属性,给映射成为表的属性。比如将网络对象,映射成为表格后,为网络ID、拓扑结构。②将对象之间的二元关联,给映射成表。比如设备和接口的关联,将其映射成新表,作为设备ID或者接口ID保护装置多采用103继电保护设备信息接口配套标准,以及104标准,制定将ASDU(103协议定义的)和IP相互结合的网络访问标准。为确保数据交换的便利性,采用COM-TRADE暂态数据交换通用格式,采用不同优先级有序传送的要求。

想要确保整个建筑工程现场施工管理工作的稳定开展,需要将监管制度和奖罚机制明确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施工建设工作显得更加合理、有序。除此之外,为了实现工程建设质量的全面提升,管理人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出不同制度内容,实现建筑质量和水平的有效强化。在管理方式的选择上,管理人员也要以工程实际情况为主,确保管理方式的科学合理,将监管工作作用展示出来。通过制度内容的合理设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能逐渐激发出来,看清自己在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利用自身价值发挥,维护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此种情况之下,整个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真实、可靠[2]。

个体经验疗法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的自我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在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年代,人们患病时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患者自我诊断与治疗,经过个人患病经历的积累以及病患间的交流,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掌握一定医疗保健知识。一些知识与技能突出的人会成为村落里擅长治疗技艺的治疗者,他们擅长正骨、按摩、针刺等,用自己的技艺为社区邻里提供医疗服务。如果手臂脱臼了,就去找擅长正骨的疗者;如果感觉浑身无力背部疼痛,那就找擅长背部挑刺的“针刺”疗者;如果做农活受伤了,则找擅长按摩的疗者按摩相应部位。这些疗者不仅为彝族社区的邻里服务,甚至有些人会带上他的手艺进城揽活。在西昌市石码子,经常能看到一些疗者坐在小板凳上揽活,小音箱里播放着彝语录好的介绍技艺的广告:头昏脑涨的、腰酸背痛的、手脚疼痛的,过来按摩哟……由此看来,个体经验积累而成的个体经验疗法也在不断演进,并成为彝族群众十分重要的治疗选择。

(三)个案3:患乳腺癌的阿凉

阿凉在2017年10月查出乳腺癌,从查出乳腺癌到2018年8月,阿凉一直在做手术、化疗、请毕摩做仪式,前后近10个月的治疗,花费了医药费20余万元。

毕摩是彝语“bi mox”的音译,“毕”为念、诵之意,“摩”为长者、智者之意,“毕摩”可理解为念诵经文的智者,是彝族社区的神职人员,彝族群众认为毕摩是连接人与鬼神的中间人,其主要职能有主持各类防病治病与健康祈福仪式、占卜、天文历法的占算,有时也会做一些诅咒他人的“黑巫术”。毕摩一般家传,传男不传女。人们患病后,会先请毕摩占算病因与疗法,然后根据占算的结果,准备好做仪式需要用到的牺牲、粮食、神枝等。等到举行仪式当天,毕摩会边念诵经文,边让助手按程序对牺牲进行宰杀与处理。在做仪式的过程中,毕摩可能会开具一些矿石药物、动物药材或草药让病人服下。苏尼是来自“su nyit”的彝语音译,其主要职能驱除病鬼。苏尼男女都有,经过神选产生,一个人成为苏尼的征兆是患上特殊的疾病或胡言乱语,这说明“瓦萨”(wa sa,神灵)附身于他,他得到了神的旨意,需要当苏尼。彝族群众认为疾病是由超自然力量所致,只有延请毕摩或苏尼进行驱鬼祛污才能恢复身体的正常,所以无论是简单的头疼脑热或是无法治愈的重疾,彝族群众都热衷于邀请毕摩苏尼做仪式治疗。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山区,人们生病后的第一反应仍然是选择请毕摩占算,请毕摩或苏尼做驱鬼仪式治疗疾病。

如前文所述,毕摩苏尼仪式治疗是以彝族灵魂观念为滥觞形成的鬼神认知,因此在三个案例的呈现中才会反复出现对所谓鬼怪的讨论、禳解。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疾病虽然是一个物理性的病变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下却有不同的阐释,如果脱离地域文化而去讨论疾病自然也就缺少了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疾病的意义。

四、多元医疗体系共存的成因

通过前文叙述的三个案例,分析各个研究对象的治疗过程,笔者发现即使每一研究对象所患疾病及治疗选择各不相同,但是影响他们做出具体选择的因素却有一致性。笔者通过文献阅读梳理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系统的整体性来讨论分析,认为主要有三个关键因素对彝族群众的治疗实践产生影响,对文化的集体认同、多种医疗方式的兴起、物质条件的改善。

(一)对文化的集体认同

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4]凉山彝族对其共同文化的集体认同也表现在整个族群对于疾病观念上的共识,在病因观念、治疗实践上皆有一致的看法。“生病的那一刻起,人们就选择用占卜来寻找自己的病因和补救措施,补救措施的实现靠宗教仪式的实践。毕摩和苏尼操纵着所有的仪式,他们将病因解释为来自鬼、神、祖三界的非人格力量对人间原有平衡的扰乱,因此要用宗教仪式来实现平衡的恢复。”[15]三个个案中,吉各、阿嘎、阿凉都有请毕摩做仪式治疗,而他们的这些选择都是基于对传统文化信仰的认同。

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考虑先平移原有的征缴措施,采取委托征收方式,确保平稳过渡。适时根据不同人群缴费需要,考虑提供移动客户端、自助终端等多平台,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方式,实现多渠道缴费。

在当下,彝族群众仍选择邀请毕摩占算病因或进行仪式治疗,彝族群众仍然坚持其文化传统,仍对自己的族群与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根据长期的治疗实践,他们相信,有些疾病只有毕摩才能治愈,医院的治疗范围是有限的。

(二)多种医疗方式的兴起

在当下,人们的治疗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而各级医院组成的单一治疗模式显然无法满足患者多样化的看病需求。既然有多元的治疗需求,那多元的治疗方式也会随之出现、发展。在西昌市石码子,河堤公路上是宣传自己按摩技艺的民间疗者,河沟里是毕摩在为患者举行各类仪式,好不热闹。在个案2阿嘎的数次治疗经历中,她接受了西医疗法、毕摩仪式治疗、个体经验诊疗、私人诊所治疗。若是在以前,可没有这么多的医疗方式可供阿嘎及她的家庭选择。

西医治疗、中医疗法、毕摩苏尼仪式治疗、个体经验疗法都在不断的发展,它们的发展也为病患的治疗实践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治疗选择,病患及家庭可根据病情、治疗偏好、经济情况等来综合考虑具体的治疗实践,可供彝族群众选择的治疗方式日益多元、不断发展。

本文对比了基于严重拥堵里程比例和基于行程时间比的交通指数计算模型,分析了两种模型在不同区域范围的适用性,确立了小区域更宜采用行程时间比的方法计算交通指数,对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共32个街道进行了典型工作日的交通指数计算. 为分析不同街道的交通运行特征,利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对所有街道的工作日交通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得出了5种典型特征的街道指数模式曲线,从出行特征、交通需求、用地类型等角度,对不同类型街道的模式曲线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交通运行特征. 该研究成果可服务于北京市精细化交通治理工作,在数据条件丰富的情况下,评价范围可从核心区扩展到全市,为不同类型的街道交通管理和拥堵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三)物质条件的改善

疾病的治疗需要消耗大量的钱财,如果经济条件较差,个人治疗实践必然也会受限。在个案3阿凉的患病经历中,若是在以前,对于普通群众而言,花20万来治病肯定是无法想象的,贫困的人们只能请毕摩做基本的仪式为患者做最后的临终关怀,患者及其家人皆只能认命。好在彝区群众的经济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政府的医疗保障在不断完善。再一方面,就是交通条件的改善,改革开放以前凉山彝区交通条件差,大部分山区仍处于肩挑马驮式的交通,无法及时将病人接出山到城镇里接受治疗,很多病人只能在家接受毕摩的仪式治疗或民间疗者的治疗,那些耽误了最佳诊治时间的重病患者纷纷殒命。而现在随着凉山彝区很多乡村都通了公路,人们可用摩托车、小型客车等交通工具把病人运送到集镇或城里接受治疗。综上所述,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是凉山彝族多元医疗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

将关键故障、主要故障、次要故障这3个灰类作为聚类决策,提供决策规则。经相关专家给定,得到这4个决策指标关于3个灰类的白化权函数为:

选取我院2016年1月~2018年6月诊疗的94例高脂血症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各47例。其中男54例,女40例。年龄51~78岁。所有患者治疗前停用降脂药4周以上,同时肝肾功能正常。经t检验,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经x2检验性别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五、结语

现阶段“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这种差异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这就使得各区域医疗医学体系在中国呈现不同的境况。”[16]彝族群众对疾病的看法基于其特有的文化逻辑和社会生活条件,在具体的治疗实践上也有多样化的治疗选择,经过长期发展,凉山彝族正在形成一套多元医疗体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发展。身处这套多元的医疗体系中,彝族群众并不是盲目的、被动的,他们有自己的选择理性,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具体的医疗方式,他们知道如何让这套体系更有效地为促进身体健康、回归平衡的日常生活服务。

总之,疾病诊疗不单是科学意义上的冰冷实践,也是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化活动。西医治疗、传统中医疗法、毕摩苏尼仪式治疗、个体经验疗法四者在功能上互补,是彝族群众通过对自然的认识、文化传统的继承、长期的实践而得来的自我保护知识。彝族群众在多种治疗方式中自由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一种疗法,也可以多种疗法组合,其目的都在于更好地消除病痛,回归正常生活。四者的结合,既发挥了现代医疗的优势,又挖掘了传统医学和民间医学的潜力,为病人提供了更多的医疗选择,满足了病人需求。因此,尊重不同医疗体系对疾病的认知及治疗的方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让它们共同为人们的健康服务才是对待多元医疗的应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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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ulti-medical System of Liangshan Yi Ethnic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m

AKU Lang-j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Disease is a common topic in the life course of an individual.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the Yi Ethnic Group have a multi-medical system that includes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Chinese medicine method,Bimo-suni ritual therapy,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rapy.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can choose one therap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hysical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preference.The multi-medical system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s analyzed and research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m.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e,the rise of various medical methods,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conditions are the dominant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Yi ethnic group multi-medical system.

Key words: Liangshan Yi Ethnic Group;Holism;Treatment Practice;Multi-medic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39(2019)05-0053-06

收稿日期: 2019-07-08

作者简介: 阿库浪金(1996- ),男(彝族),四川凉山人,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健康社会学。

(责编:李布都莫 责校:明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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