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提出的“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学术前沿性问题。（注：参见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在我看来，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因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都是在全球化当中提出来的新问题：第二是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东方不是在那儿嘛，谁去发现？怎样发现？发现它干嘛？第三是如何在坚持文化拿来主义当中，走向文化输出。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即“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下面加以分梳辨析。
一 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但是，人们却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误读东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看东方，将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化。这其中，现代化指的是一种科技制度层面，西化是指后殖民文化层面，美国化则是指霸权化和世俗化层面，而基督化指的是宗教层面。如此比附，将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用一串等号来诠释现代化的内涵。似乎全球化就等于世界性的单一化。这里面问题很多，不可轻易放过。
“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就是同样的性质，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本原，亦即“同一”。也就是说，在几百年的全球化过程以后，全球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全球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全球只有一种制度那就资本主义是制度。我对这种看法是持置疑态度的。
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本质主义的过程。相反，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在我看来，全球化可分成四个层面加以分说：第一个层面是科技一体化，对高科技对新科技人们基本上是认同的，所以可以全面向西方学习，在这一方面，科技一体化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第二是制度的并轨化，中国是一种窄轨，需要走向一种宽轨而变成可以与国际轨道相通的一种制度，这方面中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在人权在某些制度方面可能还有些保留。这意味着，科技一体化可以几乎是百分之百，制度并轨化则是百分之九十，差异出现了。第三是思想对话化，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的差异却不可抹掉，所以才有了思想对话化。不可能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哲学，而叫世界哲学或通行哲学；最后，是信仰的差异化，或者是信仰的冲突化。当代有两位著名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文明冲突理论，一位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已是耳熟能详。还有一位是现在很走红的思想家齐泽克，齐泽克提出的理论是，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一种文明冲突”，而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注：参齐泽克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应该说齐泽克的思想更值得注意。中国有儒家，有道家，有佛家，但有一种理论认为，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救中国，因此把中国的道家、佛家、儒家的路都堵死了，只剩下一条基督教之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是要信仰基督耶稣是个人的行为，是个人的默默的向上帝昵近的过程，但是它不能变成一种独断的、惟我独尊的、命令式的，要求放弃其他信仰，只葆有这一信仰。
因而，全球化是一个逐渐的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的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注：参荷尔穆特·施密特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34页。）但问题在于，既然是一个逐渐差异性的过程，世界却并不按国人的想法去发展，甚至很多问题正好跟我们的想法相反。比如，“四大发明”是我们的骄傲，但是现在四大发明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两大发明遭到了国外的置疑。韩国学者提出纸不再是中国的发明，他们提供了一张纸用碳14测验，比蔡伦造纸还要早，如果这个事实确凿的话，问题就很大了。我们提出是蔡伦造纸，其实蔡伦之前已经中国在西汉时期有很多不同的纸，比如灞桥纸等，但是由于我们提出的时间是比较准确的蔡伦造纸，所以韩国人提出新的造纸术时间就使得事情变得棘手。同时，海外有人还提出了活字印刷的问题。活字印刷在很早的时候就遭到了置疑，有一位德国人，认为是德国一位学者在公元1450年发明的。其实，活字印刷是中国的毕升在很早——公元1041年就发明了，如果根据发明成熟期以前的半成熟期的作品时间，可以说活字印刷时间更早。
我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周边发达的国家不跟我们比军事、比政治、比经济，却要跟我们比文化，甚至比古代文化的发明权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日本有一位重要的考古学家频频做假，把一些伪造的文物埋在地下，然后不断地挖出。他想干什么呢？无非是想证明日本文化其实没有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是一种独立的不断发展的文化。我认为，今天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自己可能不太重视文化的时候，而周边国家却非常重视文化，文化问题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一个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必须意识到，中国文化如果不通过一种新的交流渠道，打通世界的多层沟通和多元对话，那就有可能不断地被误读被妖魔化，最后就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被不断瓜分和孤立。
面对全球化我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全球化距今可以说是已经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现代性是从文艺复兴以后从西欧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500年了。那么，中国落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记忆无误的话，我们在很早以前可以说是世界上相当优秀的民族，但是到了公元1840年，中国第一次被外国人打败，公元1894年“甲午海战”时，更被一个小国日本打败。这样一来，大中国的那种巍巍雄风不再见到，西方人从此不再认为中国是“国中之国”，而仅仅是一个大而无当、大却疲弱的边缘国家（远东）。如果西化是五百年，而我们的失败只有160年，那前此340年国人在干什么？那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现代性是阻挠呢还是支持呢？我的看法是，在现代化或者全球化初期时，全球不是“西化”，而是“东化”。（注：参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以下。）就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性初期很长时间内，对整个西方文化具有滋养作用，这种滋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注：参艾（法）田浦著《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可以这样说，欧洲文明的来源是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成功地使他们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高峰。同时，西方也吸收了很多中国文明的滋养，比如说在我所看到的一些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文化的书中，可以注意到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兹这样的大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都做了很多吸收，甚至有一些传教士，把中国渲染得可以说是美仑美奂。（注：参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马可·波罗曾经到中国的杭州，他所看到的景色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到了纽约、东京、巴黎一样，也就是说五百年前的前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在很多方面对西方是种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
但是正因为如此，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举一个例子，中国在很多方面到了近200年时，发展突然缓慢下来。比如说中国的纺织工具，就是手摇纺车，发展到那种多锭纺车的时候，经过了1300年，而西欧从手摇纺车到现代化的纺车出现只需了200年，少了1100年。中国冶炼生铁，可以说是从公元前600年就开始了，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时，跟西方技术恰好相当，中国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十五世纪一共用了2100年，而西方仅仅用了400年，节省了很长时间。还有，专制王权从秦始皇开始，到晚清王权的没落一共是2100年，但是在西欧呢，专制王权只存在了数百年，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恰好到了现代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是在各个方面速度突然减慢，而且在制度方面突然闭关自守，加强海禁。而西方却开始了拓海，远洋巨轮，飘洋过海，其实当时中国的船比他们大的多。
于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谁可以为中国说话。她曾经辉煌过，但是落后了以后就一无是处了。所以赛义德提出了“东方主义”。（注：赛义德著《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东方主义其实只提出了两个东方，那就是“近东”和“中东”，于是有一个东方——“远东”被忽略了。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文化，日本早就不认为是远东，它要脱亚入欧，认为自己是欧洲七国七强之一，那剩下的就是中国。赛义德不可能为我们说话，那谁为中国说话？如果没有人为中国说话，是不是中国文化就不断地被误读被妖魔化。因而，在全球化中，出了两种不和谐声音，一个是“七国论”，一个是“四大发明”被瓜分，然后中国自己不再说话，于是被妖魔化，动则就要挨打。在我看来，在这个时期提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的主动输出比被动输出、被动介绍要好得多。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今天应该是全盘“西化”。我在强调“发现东方”的新世纪意义时，有一位教授则认为这完全不必要，而且是过分的乐观主义。我认为不是乐观主义，恰是过分的沉重，过分的担忧，才产生了主动的文化输出。这种西化理论认为今日中国应该全盘西化，西方的制度无疑是今天世上最好的制度，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制度和中国的文化一无所有，一无所是，一无可观。
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我这样看：人类的文明发展都需要反思和批判，人类的文明发展都经历了血腥的过程。在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血腥专制。有人说今天西方的制度很完美很民主很平等，但是它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血腥到文明的过程。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认为今天西方的劳动福利非常好，比如说一旦失业下岗可以不愁吃穿，可以基本上保证温饱的解决。其实劳动福利法在英国的圈地运动的时候，却完全不同。当时丧失了土地，被圈地运动剥夺了家园的那些农民到处流浪，到各个城市去乞讨，于是专制王朝颁布了一系列惩治乞丐的严苛法律——第一次抓住了以后实行鞭打，第二次抓住以后割掉半个耳朵，第三次抓住了以后处以死刑。想想连乞讨都不合法，当时有这么完美的劳动福利法吗。亨利七世时英国绞死的流浪者有七万两千多人。（注：郝侠君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确实不是那么美妙那么优雅，它通过竞争、掠夺、战争、瓜分，逐渐满足了现代性的庞大的基本需要，然后才可以开始坐下来更加民主化。
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当前的所谓包括沙尘暴在内，都是中国传统劣根性给中国造成的，我觉得把这个板子打到传统上也有一点问题，沙尘暴在美国30年代非常厉害，但是他们突然意识到不能过渡地开发，不能过渡地竞争，才慢慢地恢复了。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文明的发展，使得中国文化逐渐地落后了，而今天事后再来认为中国各个方面都不如人，这种态度值得深加反省。
二 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
新世纪发现东方，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于中国的言说方式已经全盘中断。中国文人可以说是写了一辈子的散文，从《左传》开始，《战国策》，诸子百家，到了明清的议论文，都达到相当的高度。近代以降，优美的文字却突然被西学言说方式所中断。今天，我们所有的论文必须按照西方的论文方式进行。所以，钱钟书的《管锥篇》已经明确表明，这种中国的写作方式变成了西学中心主义之外的“另类”学术。很多人都说钱钟书是一个大学者，他应该写出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大著作才行，怎么能写一些短篇的东西呢，这就是用西方现代论文论著的方式来要求钱钟书。这样，中国的言说和写作方式被中断，起码今天没有一篇博士论文敢用钱钟书的《管锥篇》的方式去参加答辩。那么，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是不是就永远这样下去呢，我们仅仅只有200年的落后时期，是不是就要变成两千年呢？我想不一定，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就是说，也许东方的美文传统可以弥补西方，起码在蒙田、在歌德、在很多西方的学者当时接受中国文化熏陶以后，写出了非常优美的文字。西学论文不能够成为今天文章的惟一尺度。有学者焦虑说今天学者的文章不美，论文变成了求真，所以不再是神妙绝伦，美仑美奂的可陶冶情操的文字。那么，这种“西学”遮蔽“中学”，这种“西学”一言独尊，其他文字其他形式不成立的情况，是不是不可以置疑呢，是不是惟一的合法的呢，是不是完全合理的呢？我想是可以置疑的。所以钱钟书也许给我们开了一种思路，用这种方式来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点评式的写作。王国维用《人间词话》的方式也为我们留存了一种新的可以保存传统的方式。可惜今天的人们已经觉得他们太古旧，已经不愿意去继承传递。我不反对现代论文，今天要进一步严谨学术规范，要运用现代论文的方式，但是这种论文里边可以注入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感，独特的情感方式。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文化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那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他者”的言说，一种对西方的置疑和对话？我们知道，大学者王国维做学问前后转型数次，第一次几乎是全盘西化，他早期翻译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可以说不遗余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迫切要求启蒙国智，启蒙民智，让老百姓知道西方的大哲学家在思考什么问题。然后他研究甲骨文，为什么突然转向中国问题了呢？他要守先待后，延续不绝如缕的三千年教泽，荷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他提出甲骨文上记载的文字可以与纸上的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以严谨的现代论文的形式，论证和捍卫中华文化传统的意义。第三，他注意到了“敦煌学”，因为西方的探险家和学者不断在中国西部挖掘出新的文物并进行研究，既然敦煌是中国的，那么“敦煌学”也应该是中国的，所以他的每一步学问都跟中国的命运紧密相关，同时也跟世界的学术前沿问题紧密相关；到了晚年，他研究的是“蒙古史”，这是因为当时蒙古也就是外蒙很快就要被切割，就要分化出去。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可以说王国维做的学问跟当时的国运、国情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紧密相关。但是，我们今天不少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这种令人焦虑的环境中，却丧失了自己的基本判断，将一切学问都是关乎当代意义的问题，变成了一切学问都关乎自己生存的境遇问题，过得好不好，过得舒服不舒服，是否提了教授，如果学问这样做，我觉得非常遗憾。正是因为具有高蹈的境界，所以王国维才可能从一个大师的角度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注：王国维著《国学丛刊序》，载《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因为无论研究古代还是当代，无论研究中国还是西方，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现世虽不见用，或能有裨后人，只要关注的是它的意义。
我们“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我们是要把中国当代新问题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比如说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基本术语和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诗学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这样才可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诗性的哲学和一些独特的理论。
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去关注和“拿来”，“拿来”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一个任务，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最近西方提出来一种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注：当今出现的“生态批评”，或者又称为“生态诗学”(Ecopoetics)，注重当代世界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和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诸多复杂的问题有新的透视角度，值得重视。可参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很多好东西，比如说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在我看来，中国今天的“发现东方”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可惜，有的“知识分子”今天慢慢地不再是担当道义的知识分子了，变成了“知道分子”，他们知道很多消息，很多知识，很多生活状态，甚至还有一些变成了“知了”分子，天天在树枝上吱吱呀呀地叫，在传媒上不断地播洒一些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见惯不惊的东西。我们不缺乏日常生活，我们缺乏的对日常生活的穿透。因此“发现东方”不再仅仅发现一般的思想，而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变成我们民族一种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发现”还远远不够。
我注意到海外华人学者并没有走向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进行着积极的中国文化重建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注：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68页。）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其中尤以“文化中国”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他认为，“文化中国”是从宏观文化视域来理解广义的中华世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应除儒家传统外还有许多源头，因此儒家传统的意义不能涵盖“文化中国”。杜维明倡导的“文化中国”，从深层次看具有相当的文化忧虑，即对中华文化的前景的深层考虑。在他看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如此薄弱，而价值领域如此稀少，和近百年来儒家传统在中华大地时乖命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并不坚持唯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注：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478页。）“文化中国”的提出，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反响，使人们面对中国文化时，关注文化中国的多种层次和多种力量的交错，同时对文化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保持关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中国将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进去，使“中国”的含义过于膨胀。但是不管怎样，这位中国文化拓展理解的世界性空间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行动的方略。
中国不可能被他者发现，我们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自己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发现东方古国经过现代化洗礼以后的新形态，可以说中国学界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三 中国文化输出的战略意义
消费世纪是资本符号下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因而这个世纪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逻辑成为整个人类生活的逻辑，犹如一种迷醉剂，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生产的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在博德里亚看来，“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注：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224页）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
在这种消费世纪背景下，我提出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化输出”，“文化输出”一提出来以后，受到了一些人的置疑。有一位学者说，中国一无所有，你还想输出，输出什么？谁爱听？还有一位博士置疑说，你认为中国还有哪一样东西在当今世界上具有一种高势位呢？还有哪样东西你觉得别人听了以后觉得很稀奇愿意接受？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在整个世界上成为一种风潮时尚？确实，按照这些学者的要求，中国文化的确处境艰难，它不可能成为世界新时尚，也不可能被追星族所需求。但是我想回到一段历史——中国人的文化输出最早是由西方人完成的。
较早的一位是利玛窦，公元1552到公元1610，他在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进入中国的时候，将中国的《四书》翻成了拉丁文，首次推动了“中学”的西传，还有当时很多的耶稣会使，都是在一方面传播科学，一方面把中国思想传播出去。（注：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房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有一本书《中国之欧洲》认为“中国人没有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请注意这里用了一个“发现”，或者创造他们，他提示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创造自己。唐代的基督教教使当时称为景教，于公元635年抵达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玄奘和尚六年以前已经到“西天”取经去了，比景教传教士来中国早了6年。公元647年，也就是说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的第二年，印度发生了二十几个民族的重大战争，结果佛经被战火全部烧毁。到了今天，印度的佛经有相当部分需要把当时玄奘取回来的经的汉译本重新译成印度文。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很优越的，但是到了今天，被很多国人看不起。举一组数据：从公元1900年到公元2000年100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将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有多少册呢，不到500册。这100年，大家觉得这是该的，因为中国落后了，没有什么书可以翻。那么我再提出另一个数字，公元1894年，就是“甲午海战”之前，日本每一年要翻译70本中国的著作，可以说对大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公元1894年打败了中国以后，再到公元1911年16年期间日本翻译中国的书一共只有3本。非常可悲，那么在这个世纪2000年到这个100年，我们还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翻译西方的，而西方不再翻译中国的呢？回答是否定的，我坚持认为中国应该重新来看待自己和审视西方。
审视西方有三种视角。一种是“仰视”，我称之为叫做后殖民主义，把西方看得高大无比；第二是俯视，觉得是自己是老大，这叫做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第三是平视，我觉得这是一种学术的态度，良好的品质，我很重视第三种，就是对西方是平视，平视中东西方面对了共同的问题，平视我们就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海德格尔面对同一种生存困境，面对人类的未来。因此中国学者就需要对当今世界性的困境，比如说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战争升级，心灵焦虑，以及基因转换等等，提出中国解答的方案，比如说辩证适应，多元并存，平衡生态，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等等。这样对西方过分的竞争，过分的往前追新而造成的文化断裂，可以说是一种本体论抑制。同时，中国人再也不可以一味地“审父”——审判自己的传统，把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上面，都是因为儒家搞坏了，都是因为道家搞坏了，都是因为孔子搞坏了。错了！当时恰恰没搞坏，我们失败就是最近200年。同时也不能完全是审“他者”，他者是西方，所以我们批评起西方什么腐朽没落，什么资本“吃人”等等这种词尤其要谨慎。我们应该把视野从“审父”到“审他”变成“审己”，审判我们自己，看看我们什么地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哪些地方不如古人，哪些地方不如西方人，我们面对的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能提出前沿性的话题，我们只能跟着别人后面去提话题，我们只能跟着别人后面去走，总是做第二第三。日本在公元1985年提出日本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因为日本人已经发现，西方人包括中国人东方人把日本看成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它的国际形象不好，因而它开始输出文化，由政府投资几十个亿，开始全盘输出他们的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而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使日本进一步变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
我认为，应该重新审理自己的文化。看自己的文化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就是说中国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这在前些年“中国说不”丛书可以看出来；还有一种是虚无主义，自卑主义，奴性主义，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行。有人说，中国如果全盘西化100年就好了。这不值一驳。我们知道，印度和我们周边有几个小国就是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但他们现在的处境还不如中国，所以被西化或者被殖民并不意味着更逼进现代化。日本人十几年前已经开始文化输出，中国现在做文化输出并不晚；第三是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是将文化意识形态化，同样值得注意。这三种“主义”都有自己的盲点，需要重新获得文化对话的新视野。
众所周知，《道德经》是当今西方翻成英文著作当中仅次于《圣经》的名著，五千言的《道德经》中蕴含巨大思想库，对现代西方人无疑有巨大的震撼。但西方人知道中国有《道德经》，却不太清楚有《十三经》，这些众多的中国思想经典，需要中国学者用当代视野重新阐释。文化不是一个后来者居上替代，而是经年历代的积累。清代的鼻烟壶、景泰蓝还不一定有新石器旧石器的黑陶、彩陶、以及汉代陶罐的那种雄浑气象和大气浑穆的造型。文明的发展是累积式的生发式的，是需要被不断阐释和重新发现的。我们不是才几百年的落后吗，几百年的落后只是在科技和制度方面，但是在文化方面我们要有新的拓展。当然，在制度方面和科技方面，我提不出更好的想法来，因为让人文学者去大谈科技和制度，就有像做眼科的医生去做心脏手术，所以还是让那些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去解答这些问题。
在大多数人将现代化作为自己主要目标时，我坚持提出“文化输出”的新世纪策略。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势力越强，它的文化势能就比较高，比如说美国的历史很短，但是美国自从在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以后，日本就特别佩服他的征服者美国人甚至包括美国文化。其实美国文化是很浅薄的，其张扬的大众文化现在变成全球流行的文化，这值得我们思考。人类大概就是这样，佩服自己无法打倒的对手，而藐视自己能够战胜的对手，所以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之内都被认为是一种柔性文化，也被西方人称为是一种“女性文化”——缺乏雄强和征服。但是文化也不能完全来算权力征服帐，后现代时期对此种说法是报以质疑的。后现代时期是一个电子传播媒体时代，它不再是过去的政府或者达官贵人把持的言说方式，今天每一个人上网都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多元的平台，一个圆桌会议。后现代时期尊重差异性，现代主义强调强就是强，弱就是弱，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后现代不这么看，它关注弱势群体，重视那些必将消失的文明，拯救那些濒临于危险的文明，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可能会在人们更开放多元的心态下做出新的言说。这时提出“文化输出”，或者是“发现东方”，一方面可以解救世界性的危机，做出中国式的回答，同时可以使得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误解和敌视得以减轻。
我注意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基本上在器物类。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思想文化，即哲学文学历史，迄今这方面翻译出去的著作非常少，第二种文化是艺术文化，这方面有一些，第三种是民俗节日瓷器陶器，以及工艺品和杂技等等，恰好是第三部分的实用文化传播出去的特别多，而思想文化就是精品文化传播特别少，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不需要自己花很多精力去传播杂技，去传播游戏，去传播中国的小布老虎，相反，应该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精品传播出去，所以这是触动我必须要做出精品文化输出的一个根本动因。（注：参约翰·汤姆林森著《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章“世界主义的可能性”。）
四 从文化拿来到文化输出的问题
在我看来，在文化输出方面我们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表征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心理被打败了，拼命跟西方。我注意二十世纪中国跟西方赶超英美、赶超俄苏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世纪的思想，但是缺少真正对话，缺少对自己文化的评估，数典忘祖，反之则什么都好。我曾经与一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对话，他说中国的编钟别听说的那么好，没什么好，它连是十二平均率都不是。我听了以后，确实为中国音乐抱憾。其后，我到湖北看了编钟和学者研究的结果，发现编钟使用的就是十二平均率，它每个钟体可以敲出两个不同的音，有完善的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和十二平均率。为什么2400年前战国时候就已经有十二平均率了，音乐学院教授却视而不见呢？还有一位美术教授宣称，中国先秦的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看中国的青铜雕塑，充其量就做几个大鼎。这种说法相当片面，商周青铜器中包括从祭祀庆典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器具，以及形式各异的兵器，前不久我去四川的三星堆考察，3000多年前居然用青铜造出巨大的人形面具，而且鼻梁挺直，有千里眼和顺风耳。西方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文明、是外星球文明、是天外来客文明造成的，就是不相信是四川人造的。三星堆文明距今有3000年到3500年，如此辉煌的文明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它的权力关系与中原文化差异显著。中原的青铜文化是以鼎为权力象征，问鼎中原就是一种权力僭越。三星堆文化的权力关系是金杖，一条一米四几到一米五的纯金皮做的金杖，这一点恰好跟西方权力象征很接近。所以，中国人完全不用自卑，三星堆文明几乎与古希腊文明之源头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同时，我们有什么必要自卑呢？
另外，是我们文化的水不够满，只有半罐水，自己都心虚，怎么去输给别人呢？所以文化输出变得很艰难，同时，又缺乏具备文化输出胆识的人。应该将我们的文化精品整理出来，即使人家不要我们还要送出去，而且不仅是送一次，要可持续发展地不断地送出，要让海外知道中华文明是值得平等对话的一个维度。
有很多文化事业在普及的基础上没有提高，比如说，中国书法经过这20年的振兴，书法界现在已经有百万大军，仅仅全国书法家的协会就有五千多人，但是出了几位像王羲之、苏东坡、沈尹默、林散之这样的大师呢？很多人满足于能写好字，能够送一幅字给外国人，但是没有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命脉和内涵。并且缺乏可持续的文化发展眼光，将文化也搞成急功近利的一次性行为——短期行为，这种做法使得传统士人必备的琴棋书画素养中，琴变成了少儿的素质教育，棋变成“老头乐”，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包涵着深刻的含义。就像“茶道”，这种源自中国的艺术行为在日本被提升到和、敬、清、寂的境界，提升到哲学高度的精神位置。而中国呢，却蜕变为街头大碗茶的喧嚣，丧失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事实上，中国文化不是没有而是太注重实用、功利和世俗，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提升，长期以来我们在普及和提高当中，总是把握高扼杀掉，总是牺牲大师，牺牲三名三高，总是需要大呼隆，大碗茶。所以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长期不断的努力而不是一次地去发展文化。
最后是我们缺乏输出的资金。今天如果政府行为还不能顾及的情况下，民间资金是可以启动的。很多文化的醒悟都是从个人醒悟开始，启蒙不是启他人之蒙，而是启自我之蒙，当有一天知道自己之蒙醒悟了就开始做，什么时候做都不晚。
“文化输出”的整体工程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性的输出用英文译成的中国思想文化著作，分成古代、现代、当代三个部分，古代的从孔子开始到晚清一百本，而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成果；第二，输出经过20世纪西方思想洗礼的现代中国思想家，像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目前正在进行，每一个人选择几十万字精华把它译成英文整体性地推出；第三，关注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比如说中国书法生态，中国电影生态，中国建筑生态，中国前卫艺术生态，中国文学生态等等，每本书30万字译成英文，这比西方的某一个汉学家到中国来，看上了甲看上了乙去简单片面地介绍，甚至撕裂性地介绍要全面得多；第四，用制作精美DVD的方式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包括刚才说的三星堆的青铜器，湖北的战国编钟和成吉思汗历程等等形象化立体化地介绍出去。这方面中国已经晚了一步，西方人做了一组精美DVD《发现》——"discovery"，有关于中国建筑、中国水墨，中国瓷器的内容。其中《中国水墨》——包括书法绘画山水和墨，庞大无比的艺术思想仅仅用40分钟就给解决掉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所以，我希望中国学者撰稿出一百盘DVD，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输出中国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
最后，中国经典和文化中国通过电视卫星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东方如果不自己传播，西方就会不断地误读你，它就会觉得中国是好战的，中国习惯撒谎的，中国是在很多方面缺乏远大目光的，是没有同情心的。其实这都不对。当中国把自己的文化持续地输出，可以去掉很多不必要误解，去掉很多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而使得中国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同西方文明进行互动的民族。（注：参吴经熊著《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在我看来，全球化就是让西方的中心主义者学会尊重和宽容地看待其他文明——看待弱势的文明；全球化也是让东方的文化终于有一天可以在多元边缘文化中，变成和西方可以平等对话的一种声音；在走向世界过程当中，全球化也是中国为自己寻找到新的崛起的一个理由。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为2050年中国将赶上美国。他说：“中国新一代正不断地学习英语，使用互联网。他们对知识的饥渴，使他们不断要学习新的知识。他们要赶上世界。为提高生产力，他们学习西方国家，学习美国的经营模式。20年后，我们将可看到一群截然不同的中国新生代。……美国得准备在2050年看到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大大提高的中国。到时世界就会产生变化。”“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是这个是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的前提条件。（注：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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