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发展回顾与思考*
● 张惠娜1,2，周京艳1,2，刘 如1,2，李 辉1,2，梁俊兰3，吴晨生1,2
(1.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 100044；2.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询中心，北京 100044；3.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目的/意义]深入研究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沿革、使命与历史发展，旨在为我国社科情报工作未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方法/过程]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走访以及历史研究法对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历史发展与现状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价值意义与功能特性。[结果/结论]系统总结和思考了社科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工作内容与价值特性，指出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未来之路。
关键词： 情报机构；社科情报；情报工作；智库
社科情报涉及各种社会发展趋势、社会思潮、政治现象，反映整个社会生活，与科技情报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1]。社科情报工作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观点进行搜集、加工，在综合分析之后，再传播出去[2]。社科情报工作的目的，是对社科情报的生产、流通、处理、蓄积及利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从情报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社会科学性的解释阐明、分析与预判，最终实现“为科研服务、为决策服务”[3]的目的。社科情报工作有着与科技情报工作不同的组织管理方式与特点，具有科学性、服务性、政治性、社会性、政策性的特点[4]。尤其是面对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发展，社科情报工作能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重要作用。梳理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历史沿革与发展，对开展新时代社科情报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发现其内在的演进趋势，找准社科情报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是社科情报工作者认清工作本质，进而更好地发挥社科情报工作价值的重要途径。
然而，目前，学界尚没有对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发展历史进行科学梳理和深入研究，但有一些相关研究值得参考。如党跃臣从社科情报理论综述的角度，对1979—1996年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及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5]；杨沛超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历史发展为视角，总结了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6]；蒋颖从社科情报学会发展的视角，梳理了社科情报学会30年的发展历程[7]。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研究”为主题召开了学术年会，专家们通过报告的形式总结了过去的成就，探讨了现在的困境，展望了未来的发展[8]。本文基于社科情报工作的视角，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走访、电话咨询以及历史研究方法，对我国社科情报机构发展历史、工作内容变化、里程碑事件等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分析总结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价值意义与功能特性，揭示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根本使命和战略方位，以期对我国社科情报事业未来发展及组织机构的革新提供参考与借鉴。
1 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历史沿革及主要任务
图1 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历史发展阶段
军事情报工作是情报工作的鼻祖，但为适应不同时代发展需求，情报工作逐渐产生了多种非军事领域的情报工作类别。社会情报(Social Intelligence)思想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著名竞争情报学者S.Dedijer提出[9]。社会情报摆脱了科技情报的信息资料工作传统，使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和解释社会中的经济—技术情报活动，这与竞争情报有着一些重合，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分。竞争情报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对抗性，主要是针对竞争对手开展的一系列情报工作；而社会情报更侧重面向社会发展的经济和技术情报活动。社会情报概念提出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对当时混杂概念的规范和统一，将“社会与经济情报”[10]、“工商情报”[11]、“经济—技术情报”等进行了理论归纳，摒弃了当时情报学经典的文献资料范畴的传统概念。1991年，作为第一份以“Social Intelligence”命名的期刊——《社会情报》(后更名为《经济与技术情报》)，在其创刊号上明确指出，社会情报的核心目的就是解释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和原因，以便获取竞争优势[12]。1992年，日本东京大学成立了社会情报研究所，并开展了对社会情报的生产、流通、处理、蓄积及利用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从情报的视角对人类社会进行解释。
2）大数据时代的城乡规划计量可通过考虑物理环境计量与人、社会计量的实际情况及要求，在有效数据处理方式的支持下，保持这些方面良好的计量工况，同时，通过对关系数据库、数据挖掘及数据可视化等技术的科学使用，丰富城乡规划计量内涵，满足其在实践中的高效规划计量要求。
与国际上社会情报发展路径与旨归略有不同，我国开展更多的是社科情报(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工作，这与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起源有关。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开展起源于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在“大情报观”视野下，我国的社科情报既离不开科学情报，也离不开社会情报[13]，属于社会情报的范畴。
结果显示，本实验中所加入的普萘洛尔和维拉帕米浓度要适中，即两药对心脏的抑制程度要相似（抑制率P＞0.05），这样才有可比性。当在心脏被抑制的情况下再次加入异丙肾上腺素后，普萘洛尔组再次兴奋的程度远低于维拉帕米组（增加率P＜0.01）。说明异丙肾上腺素与普萘洛尔两药间相互作用更有特异性。因为前者为β受体激动剂，后者为β受体阻断剂。而异丙肾上腺素和维拉帕米因作用机制的不同，相互作用缺乏特异性。由此说明普萘洛尔和维拉帕米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
195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标志着我国社科情报事业的开始。1963年，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更名为学术资料研究室。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以及当时的领导决策机制限制还有社会科学学科自身发展等历史原因，这一阶段的社科情报工作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社科情报工作者无法参与社会发展的决策，只能在“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框架中做学问[16]。或进行部分文献编译工作，或为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专题的信息检索、编译和文献服务。可以说，刚刚起步的社科情报工作，处于服务手段较为单一、服务范围较为局限的阶段，主要工作内容是建立组织机构、进行资料整理编译及文献查询与传递。
在社会需求推动下，我国的社科情报工作逐步发展成为与科技情报工作不同的工作领域，发展出了特有的工作模式与机制，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科情报事业道路。纵览我国社科情报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大致可分为起步与曲折发展期、恢复与再生期、发展期和转型期四个阶段，具体如图1所示。
胸部CT平扫经常可见心腔内密度低于室间隔密度，通过胸部CT平扫肉眼区分室间隔及左心室密度差来推测患者贫血状态。现对212例胸部CT平扫诊断贫血患者进行无呼吸伪影与有呼吸伪影分组研究讨论，以此探讨胸部CT平扫对诊断贫血的临床价值。
1 .1 社科情报工作的初建期：机构组织的初步成立与曲折发展(1957 —1976 年)
对于社科情报的概念界定，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范并思认为，社科情报系统地研究了社科情报问题的活动及成果[14]。梁邻德认为，社科情报是通过搜集、加工、存储、检索等手段研究社会科学情报的构成与特性、社会科学情报活动的规律的特性要求[15]。通过对“社会情报”“社科情报”“社科情报学”等概念的梳理和总结，从我国社科情报的历史发展和工作实践的角度出发，本研究认为，社科情报是基于信息获取、评价、分析和预测等科学方法，解释和说明社会科学问题，为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环境而支持和引领决策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
1)在社科情报组织机构建设方面。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社科情报事业在中国的出现[18]。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在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于中央搭建了一个平台，开展实际的社科情报研究和社科情报传递工作。随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社科院系统的社科情报机构。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初步实现了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党校系统、军队院校和新闻系统这社科情报五大系统的联合规划、协调发展的局面，社科情报工作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重要事业[19]。
1 .2 社科情报工作的再生期：社科情报事业的恢复与再生(1977 —1985 年)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发展得以恢复与再生。这一时期，我国的社科情报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得到了加强，情报产品的科学化、系统化和整体化方面有了明显提高。我国社科情报工作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变革，使社会科学内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科情报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在于传统的社科情报服务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科情报需求。而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变革[17]。日新月异的社科情报理论与实践研究及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情报产品的生产，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的社科情报实践活动[16]，我国社科情报工作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智能变电站利用统一的信号传输进行建模，并构建了基于一致性基础信息的信息平台系统。可以实现信息的实时换，这使传统变电站的自我封闭和信息交换能力差的问题得以有效的改善，解决了信息孤岛的问题，在智能变电站中都采用IEC 61850通信网络规约来进行信息的交换和传输，实现了站内信息量的全景采集和交换工作，这与原来的不同厂家的设备在通信规约及交互接口方面参差不齐的情况导致各子系统之间信息的不通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满足了装置互换性的要求，建立了信息平台系统，使变电站安全操作和用户之间实现了互动的需求。
2)在社科情报事业的规划与顶层设计方面。1981年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座谈会，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以及工作内容等进行了规划、设计。1983年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规划会议，探讨了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并商定了“六五”期间协作项目，酝酿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的筹建事宜。1984年，全国社会科学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七五”规划会议提出了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方向：即“为推动科研的发展服务，为党政领导的决策服务，同时也为广大社会科学爱好者服务”。1986年讨论制定的《社会科学情报系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对社会科学情报网络的建设提出了规划与设想。这些建立起来的规划、设计以及方案，为我国的社科情报事业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
规划水资源论证应重点从几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规范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的编制、审查、审批、资质管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强化取水申请者违反水资源论证义务的法律责任。二是扩展水资源论证制度适用范围。将自来水、水库水及非常规水资源纳入水资源论证适用范围，强化国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宏观管理能力。同时，应当进一步明确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的具体范围，提高规划水资源论证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是明确将规划水资源论证作为规划审批的刚性条件和规划编制的必经程序，为保证规划水资源论证的全面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4)在社科情报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逐步实现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层面的社科情报学教育体系。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社科情报专业本科教育，作为我国社科情报教育的开始，为我国的社科情报领域培养专业人才。1984年，武汉大学组建了全国第一所图书情报学院，增设社科情报专业[20]。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着力培养社科情报专业领域高层次人才。
3)在社科情报理论阵地建设和学术平台建设方面。1980年，《情报资料工作》杂志创刊，该刊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会刊，逐渐发展成为社科情报领域学科学术交流与展示的平台与阵地。
5)在社科情报研究成果方面。20世纪80年代，一些体系化的、相对成熟的社科情报研究成果相继面世[21]。比如，赵惠丰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易克信、赵国琦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等。《情报资料工作》也日益为社科情报研究者所接受，并成为社科情报理论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一时期，社科情报领域体系化、系统化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的发展与日趋成熟。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社科情报主要工作内容是从顶层规划、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推进社科情报工作的开展，在情报产品的科学化、系统化和整体化方面有了明显提高。其历史使命是为我国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提供专题检索、编译和研究服务，为向决策层传递社科情报研究成果搭建平台。
1 .3 社科情报工作的发展期：情报学会助推社科情报工作发展(1986 —2010 年)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将分散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力量组织起来，为社科情报工作者们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形成规模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学科信息的需求达到一个新高度的必然结果[16]。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之后，各省及相关系统纷纷成立社会科学类情报学会。1987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此后，陕西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全国党校文献情报学会、中国新闻资料学会、北京市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河北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福建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山西省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资料分会等学会纷纷成立[7]，这些学会的成立推动我国社科情报事业蓬勃发展起来。社科情报学会不仅仅是对研究力量的有力组织，更是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迷宫式密封，迷宫橡胶件内侧装有板簧，在板簧的作用下将密封件压紧在罐壁上进而达到密封作用，每一个密封件下部均有挡堰，克服浮盘上下运动时油品进入到密封内，储运中应用较少。
这一时期的社科情报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信息化建设水平显著提高。这源于全球信息化发展热潮促使社科情报工作开始重视数据资源建设。在社科情报研究方面，也开始基于文献计量的特征与文献内容的发现增强决策层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 .4 社科情报工作的转型期：智库化转型(2011 —)
21世纪初，梁战平从信息链视角对情报做了明确的解释，即情报是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智能五个要素构成的信息链，信息的上游面向物理属性，信息下游面向认知属性[25]。该解释对信息上下游的界定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不谋而合，而“三个世界理论”被布鲁克斯视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26]。从信息链和三个世界理论视角出发梳理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社科情报工作正是沿着信息链的价值转向逐步演进的：
这一时期，我国的社科情报工作主要以新型智库建设与服务为主，其历史使命是促进社科情报工作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战略决策及社科研究提供情报支撑。各地社科情报机构还聚焦地方特色领域，不断创新智库服务模式，在社科情报工作方式方法上，通过大力推进网络信息化环境下情报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推动地方情报机构的智库服务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社科情报机构从面向服务中央、地方等上级单位传递研究成果的社科情报研究工作，逐步拓展了工作外延，成为汇集社科情报资源、产生科学思想产品、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库，使社科情报机构更加有立场、有理论、有数据、有研究成果、有专家团队、有社会影响力。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首届年会探讨了社科情报服务的相关问题；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讨论了社科情报服务手段和工作环境建设的相关问题；1995年，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重点讨论了社科情报服务如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求等相关问题。学会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层面，融合社科情报力量与社会需求，极大地推动了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在学会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2]。
缺陷限定这个属性是针对缺陷类型的进一步限定，它指出缺陷类型是缺失、不正确还是多余。即修改要做哪些工作，是增加缺少的功能代码、修改不正确部分还是删除多余的代码。
2 社科情报工作历史变迁述评
知识经济的兴起，尤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推动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的社科情报工作逐步进入智库化转型时期。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的成立，成为我国社科情报机构向智库转型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的定位就是要促进社科院发挥党和国家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以其成为社科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送决策参考信息的重要平台、国内国际重要思想理论与战略决策的重要信息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转化并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渠道[23]。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将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列为首批25家试点单位之一。在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化转型战略布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作为中国社科院19家专业化智库之一，重点围绕关系着国家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开展智库研究工作[24]。这是我国社科情报机构在国家智库战略布局和智库化转型过程中的改革和实践，也是社科情报机构发展的风向标。
在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初建期，社科情报工作都是在物理态客观世界里展开的。从1963年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更名为学术资料研究室的名称变更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社科情报工作集中在文献资料的编译、汇总、研究、传递等方面。
在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再生期，社科情报工作依然在物理态的客观世界里展开。在这一时期，由于联机检索技术的发展，可以以文献数据的形式提供专题检索服务，使社科情报机构开始积累资源、构建数据库，通过联机检索技术，获取、查询、传递具体的社科情报信息。此外，以《情报资料工作》杂志创刊、众多理论著作的发表为标志，社科情报工作逐渐地将工作重心向意识/精神态的心理世界转移。
在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发展期，社科情报工作进入了意识/精神态的心理世界，通过学会的力量，开始寻找跨领域、多学科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这些相关性的中间变量，来挖掘和研究社科情报，并向思想客观态的知识世界转移，社科情报工作开始提供更多的知识服务产品。
在我国社科情报工作转型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社科情报工作开始向智能化服务迈进，以全信息链个性化服务，通过提炼有价值的社会科学思想，在思想客观态的知识世界里去影响社会舆论、引导决策。我国社科情报机构的智库化转型，成为这一阶段社科情报机构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从社科情报的服务边界上看，社科情报机构智库化转型不仅仅满足了社会科学研究、战略决策的需要，还快速延伸到宏观社会管理、公共安全、产业政策研究等领域，为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提供具有战略性的智库服务；从社科情报的服务层级上看，社科情报机构智库化转型不仅仅满足了认识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和判断发展趋势的需求，还演变为一种实施社会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的重要工具或者手段，使决策者在战略布局和决策过程中，拥有竞争优势。社科情报机构的智库化转型，并不是将社科情报机构变成一个智库，而是让这些机构拥有智库功能，不但能提供社科情报信息以及专家智慧，更能提供更多智力产品。
3 社科情报工作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决策、社会管理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27]。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发展有着“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28]。由于我国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并不是社会内部分工的自然产物，这使其发展面临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情况[29]。尤其是大部分社科情报机构依附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而不是面向社会[30]，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科情报工作由于课题的选择、产品的设计与用户的需求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脱离社会发展、脱离实践需要，又缺乏主动出击的紧迫感和推动力，使得社科情报工作与整个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距离[31]，为宏观决策、企业发展和社会服务提供的情报支撑还远远不够。而各类社科情报机构在组织、协调与分工方面还存在着“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问题[32]，因此，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社科情报工作面临着资金、体制、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变化，“摆脱困境、求生存”曾一度是社科情报工作者不得不面临的问题[33]。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智库建设的国家战略，促使情报工作开始向智能服务和智库化转型，带来了社科情报工作发展的新的春天。
纵观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历史沿革与传承，结合社科情报机构自身特色，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智库化转型的建设路径：
1)充分发挥社科情报工作的功能特性。纵观社科情报工作的历史沿革，无论时代任务与历史使命如何变迁，其社科情报的科学性、社会性、政治性、时效性都不会改变，其“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定位更不会改变。即便向智库化转型，社科情报机构作为产生科学思想产品、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库，依然是基于服务决策、支撑决策的视角去实际工作的。社科情报机构的智库化转型，其本质不在于这个机构是情报机构还是智库，而是在社科情报机构的发展过程中，依托社科情报工作的特点和能力，拓展工作边界，提升服务质量，创造更大的价值。在实际的工作中，社科情报机构不仅仅是社科情报资源的整合和传递平台，更应该培育一批以数据科学家为背景的智库专家，形成国家倚重、大众信任的智库团体，发挥好“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定位的同时，不仅要支撑决策，还要引领决策。
2)提升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采集、管理与服务能力。社科情报工作的根本是基于对采集到的情报信息加工、挖掘、分析，实现决策支撑。大数据环境下，社科情报工作所采集的情报信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图书情报工作方式，基于智能信息技术采集、构建全领域跨库异构的信息大数据，成为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34]。现代社科情报工作不仅应基于专家模式生产情报产品，更要随着社会发展，协同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大数据处理技术手段加强数据的智能采集和管理能力，提升社科情报机构的情报服务能力。社科情报机构应在提升数据采集、管理与服务能力的前提下，展开情报识别、情报跟踪、情报预测、情报预警等工作，走出一条具有情报特色的智库化服务道路，为决策层提供及时、全面的智力产品，支撑决策。
有限元法需要如图1（a）所示的兼容网格，然而，网格加密和部件集成等许多技术原因会导致如图1（b）所示的不协调网格。
3)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切实瞄准重大问题和需求，产生更多的思想产品，支撑决策，影响社会发展。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6年，习近平在“517讲话”提出，“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为社科情报工作向智能服务与智库服务方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给社科情报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任务。鉴于社科情报工作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从这个维度上说，社科情报工作是国家安全情报体系中重要的一环，社科情报工作应在国家安全情报体系中发挥出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未来，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出对策、出思想、出声音”方面[35]，我国社科情报工作者们仍大有可为。新时代，社科情报工作应有新作为、新方位，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社科情报工作者应该牢记“支撑决策、引导决策”的根本使命和“耳目、尖兵、参谋”的重要职责，借助智能化信息技术，采集、管理更多的社科情报资源，产生社会科学思想产品，影响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历史变革的只是社科情报工作的手段、研究的方法、服务的模式，新时代，社科情报聚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承不仅不会改变，还会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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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Conside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 in China
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 through studying the evolution,miss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 in depth.[Method/proc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field visit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 in China,and summarizes the value,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 in China.[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content and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and points out the future road of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 in China.
Keywords : information agency;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information work;think tank
DOI: 10.16353/j.cnki.1000-7490.2019.09.029
*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1)和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科技情报服务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BTQ054)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惠娜 ，女，1978年生，副研究员。周京艳 ，女，1986年生，助理研究员。刘如 (通讯作者)，男，1982年生，助理研究员。李辉 ，女，1975年生，研究员。梁俊兰 ，女，1959年生，研究员。吴晨生 ，男，1967年生，研究员。
录用日期： 20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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