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移民趋势及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移民论文,趋势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5）06—0031—06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极对抗的危险局面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较长时段的总体和平局面。一直不断发展的移民活动，也相应发生了由现状到动因方面的变化，本文拟从分析冷战后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入手，揭示其主要动因，并探究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影响。
一、冷战后国际移民流向的地缘特征
自冷战结束以来，受经济全球化、局部战争等国际国内原因的影响，跨国人口流动呈现加速趋势，国际移民在数量上明显增加。1990年，有1.2 亿人长期生活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2002年，这一数字超过1.5亿，是35年前的两倍。2003 年全球国际移民总数更是已超过1.75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1] 在新的世纪，国际移民的地缘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发达国家、富裕国家仍是主要移民目标国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2003年6月发布的《2003年全球移民报告》，在2003年全球1.75亿国际移民中，约3／5去往发达国家。目前，有5600万移民居住在欧洲，5000万居住在亚洲，居住在北美的有4100万。到2000年底为止，世界上共有难民1600万，其中900万在亚洲，400万在非洲，剩下的在发达国家。[2] 从地缘角度来看，国际移民的总体特征仍是人口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主要目的地分别为美国和欧洲。欧盟新成员国之间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俄罗斯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1.美国。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之国”，除了其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外国移民外，美国历来都是外来科技人员的流汇之地。就近年的情况看，根据美国NSF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0年发表的“科学与工程学指针”，目前在美国全部科技人员中，约有1／3科技人力为移民，其中：在美国博士级科学家中，在20世纪80年代有1／5是移民者，1990年上升到1／4，1997年又上升到1／3；美国的高等教育吸收了大量的来自各国的留学生，1997～2000年间，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在美国就业或停留的比例高达30～40％。同时，美国是短期移民最多的国家，每年大约有100 万合法短期移民，另有30万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墨西哥。[3]
2.欧洲。冷战结束后，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快速增加。1990年，居住在欧共体国家的外国侨民约有1300万人，占欧共体国家总人口的4％。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最发达国家中的外来移民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移民来源地主要是：一是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地区，这个地区过去长期向西欧输出移民劳工，现在大量移民则是家庭移民；二是中、东欧国家，原来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型国家开放后，大量人员流向或打算流向西欧高工资国家就业；三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难民和非法移民。[4] 欧洲也是国际非法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国际移民组织西非地区代表阿尔芒·鲁斯洛指出，非法进入欧洲的非洲移民从1991年的200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300万人。这些非法移民主要来自尼日利亚、象牙海岸、马里、苏丹、塞内加尔和金巴布维等国。西班牙是拉美移民选择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意大利和葡萄牙，英国则接受更多的加勒比移民。现在拉美和加勒比移民在欧洲分散的情况也将推动更多的移民，今后到欧洲的拉美移民可能继续增加。在西班牙，拉丁美洲的移民从1995年到2003年增加了4倍，达到51.4万人。[5]
欧盟东扩和一些新成员国的加入，在客观上给欧盟新成员国的人口进入老欧盟成员国提供了便利，此外，为了吸引科技人才移民，诸如英国、奥地利、芬兰等老欧盟国近年来都采用了一项促进科技人员，不分性别、不分专业、公私机构，无阻碍地流动计划，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新老成员国之间的人口流动。
3.俄罗斯。对于一些前苏联共和国的人来说，俄罗斯是他们期望移居的目的地。国际移民组织驻塔临时负责人弗里德里克认为，很多塔吉克斯坦公民把俄罗斯作为打工的首选地，再苦再难也要去俄罗斯打工。弗里德里克说，塔每年有63.2万人出国务工，其中95％选择俄罗斯。这些在俄的塔吉克斯坦公民主要从事建筑业，月收入在400美元左右，与塔平均工资不足20美元相比，诱惑是不言自明的。
（二）华人移民目的国的多样化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始摆脱长达30多年的封闭状态，中国人开始涌向一些传统的移民地，如北美。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共有46万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定居，使得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增长了一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在2000～2002年间，每年约有3～4万中国人移民加拿大。与此同时，中国移民也开始涌向一些非传统移民目的地的国家和地区，从西伯利亚到南美洲以及这之间的其他许多地方，到处都有中国人落脚。近10年来，涌入欧洲的中国移民数量大幅增长。国际移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在2001年前的10年间，进入西班牙的中国移民增加了6倍，达3.6万人。同期移民意大利的中国人则增长了260％，达到了将近5万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进入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几乎从零增加到了4万人，占到该国人口总数的1％。匈牙利目前约有3万中国人。去年居住在德国的中国人达到了7.5万人，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人则有4.2万人。①
中国人并不是只限于前往那些遥远的发达国家，他们也开始到临近的欠发达国家定居。仅有270万人口的蒙古最近颁布了一项法律， 规定在国外出生的居民数量不得超过总人口的1％，显然这一举措完全是针对中国的。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随着大量中国商人及农民在边境城市和村庄定居。在外资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人正随着一股出国潮，涌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工作、旅行和学习。
二、冷战后国际移民的新动因
移民往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其最显著原因多在于“世界各个地区之间在收入、就业以及社会福利之间的差异”。[6] 这一分析在冷战后仍基本适用，不过冷战后移民又有了一些新的因素和推动力。冷战后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之所以仍是北美国家和欧洲，华人移民目的国出现多样化的特点，其主要原因与当今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这些移民原住国所发生的变革有关。
（一）信息技术革命，高度发达的文化教育科技事业是冷战后美国仍为移民重要目的国的主要原因
美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目的国并非始自冷战结束，但是，冷战后移民移居美国的主要原因发生了一些内容上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不久，克林顿任期伊始，美国就开始大张旗鼓地领导了一场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它从无数个层面上改变了科技发展的平台、生活的状态以及科学发展的前景。与信息技术革命成功相伴随的是美国经济长达10多年的持续增长，到2003年底，美国GDP总量已达10.98万亿美元，[7] 遥居世界各国榜首。高度发达的经济以及持续增长的经济带来的是工作机会，特别是与高科技相关的职位大量增加。高科技公司希望放松移民管制，吸纳移民来填补工作空缺，并减少培训美国员工的费用，降低工资水平。[8] 由信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不仅仅是高层次移民潮，同样，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把美国当作理想的移居国。印尼工人就瞄准美国， 期望在那里寻找到高薪工作。1994～1999年期间，共有超过12万印尼人赴美工作。[9]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墨西哥与美国的地理与历史联系使得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
美国西南部地区在19世纪中期仍属于墨西哥领土，原本就有一定数量的墨裔居民。多年来移居美国一直是墨西哥人的传统。北美自由贸易区于1994年正式成立以后，形成了新的移民运动，但“其渊源应该追溯到两国间80年代以来悄悄进行的一体化，尤其是两国采取的产业重构以及灵活性策略。新形式的移民一方面是由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造成，另一方面是由墨西哥的就业和劳动力再生产条件更加无保障和日益恶化造成的”。[10](P162) 大量墨西哥人借助毗邻美国的地理便利，以各种途径进入美国工作。根据2000年的美国移民管理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年度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为84.9万人，其中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达17.4万。[11] 目前在美国总共有大约800万至1400万非法移民，其中一半左右来自墨西哥。墨西哥贫富悬殊，对其贫民来说，富裕的北方邻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那里的工资再低，也比他们在墨西哥挣到的多。由于以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数量庞大，墨政府为维护移民利益，近年来一直积极与美国进行移民协议的谈判，争取墨移民获得美国居留权和工作权。墨政府的努力也从客观上促进和鼓励了赴美墨籍移民的进一步增长。
（三）欧盟的成立和扩大以及局部冲突和战争是欧洲成为移民重要目的地的主要原因
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传统上一直是移民的迁出国，直到20世界后半期，才逐渐成为一个移民迁入国。一些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等直到1990年代才成为移民迁入国的。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半岛民族、宗教冲突越演越烈，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的解体、分裂，并引发科索沃战争。伴随战争而来的是大量难民涌向欧盟各国，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12]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以后，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组织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进一步增加。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很大，特别是后加入的欧盟成员国与原先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追求高收入和舒适生活，大量的新成员国公民涌入到老成员国。所以，在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家，从90年代开始，来自中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人数（包括合法或者非法的移民）与日俱增。今年欧盟扩大为25国后，外部边界扩大，偷渡现象频繁，多国合作协调不易，给打击带来一定难度，这从客观上增加了前往欧盟的移民。
（四）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移民目的地因而出现多样化趋势
1990年代以来是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年代，经济发展不仅增强了国力，也使得众多商务人员移居国外。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家庭有条件将子女送往国外自费留学，而那些贫困者的生存境遇日趋艰难，其中一部分人沦落为经蛇头组织非法进入他国的偷渡者。留学者多数选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偷渡者的去向则趋于多样化，意大利，英国甚至南美的巴西都可能成为目的国。中国沿海某些地区有出洋务工以及偷渡的传统，乡亲朋友相互带动，使得到达欧洲某些国家的偷渡者属同乡的情况较为普遍。移民人数的增多，移民群体层次的差异性增大，其移民目标国也因而出现多样化迹象。
三、非法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
在冷战后的移民潮中，大量移民属于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活动不仅在其原住国引发犯罪活动，更给目的地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下文将主要分析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和危害。
（一）借助有组织偷渡是非法移民的主要方式，涉及巨额资金的非法移民活动成为一种猖獗的犯罪现象
尽管许多国家为了遏制非法移民不断增长的势头加强了彼此的合作，但是为了到达目的国，许多人仍然铤而走险，利用各种非法途径踏上异国土地。2003年9月，在国际刑警组织阿比让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指出，非法移民交易成为继毒品交易之后的非洲第二大犯罪问题，全球非法移民交易涉及的总金额高达90亿美元。每年估计有70～200万的妇女和儿童在人贩子的帮助下越过国境。大约每年有50 万人非法进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人数大约在12～50万之间。在中国的移民中，非法移民也占据了很大比例。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7年6月3日援引我国官方统计数字，每年有数万名中国人通过多种途径被非法走私偷渡出国，走私团伙钱财高达30亿美元以上，每年偷渡成功、真正逃离国境的估计为每年1.8万人左右。[13]
（二）非法移民的增多对居住国的就业、社会治安、配套生活设施等构成较大压力，与移民有关的民族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险因素
据美国人口统计局估算，2001年，生活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大约有800～900万，并且以每年大约50万人的速度递增。[14] 这些人给美国的治安环境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他们由于语言不通，受教育程度低，无法律保障，因此容易受到犯罪威胁，受害后往往因害怕遣返或无经济能力而放弃起诉，同时他们本身许多人为生计所迫，进行犯罪的几率也较高。
随着大量移民涌向美国，稳定或增加移民数量的意见渐渐遭到某些团体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移民会与本地人争抢就业机会，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工会组织等都希望筑起反移民樊篱。1996年，国会内反移民势力通过了一项综合议案，经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在移民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做了严厉的规定。拥护该项立法者的论据之一就是外来移民消耗了美国的财富。该法律规定， 任何希望为其家庭成员作移民担保的人， 其收入要达到贫困线水平的125％。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还将非美国公民排斥在福利制度之外。[15]
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紧张关系也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冲突的来源，由于移民的到来使得工资水平下降，就业形势趋紧，生活环境也相应发生改变，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上升，一些排挤移民的现象也陆续在欧美国家出现。其中法国的右翼人物勒庞和奥地利的海德尔都曾借反移民主张在大选中名噪一时。
（三）非法移民人权缺乏保障、人权遭受侵犯，妇女、儿童被拐卖等现象形成新的社会问题
非法移民的人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很多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无法得到保障，人身安全常常受到威胁，每年许多非法移民由于种种原因，命丧他乡。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边境接壤的沙漠地区是偷渡活动最多的地段。据统计，从2002年10月1日至2003年9月30日，已有154人从那里偷渡进入美国时丧命， 其中多数人死于沙漠的酷热。自2003年10月至2004年8月，已有115名非法移民在偷渡途中丧生。[16] 另外，借助货柜车偷渡因而被闷死在车内、海上偷渡组织者为逃避检查将偷渡者推入大海造成死亡等事件时有发生，非法移民入境后因身份问题，被迫从事条件差，报酬少的工作，身心遭受严重损害，这些问题都对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构成严重侵犯。
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70万妇女和儿童被拐卖，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从中非法牟利多达数十亿美元。但由于有些国家和地区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致使国际有组织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17] 其中不少妇女和儿童被迫在境外从事色情工作。
四、全球化加速背景下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关系在两极格局瓦解后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经济一体化不断升级，其中关于成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已于1992年签署。在过去12年中，欧盟已经发展到拥有25个成员国的庞大国家集团。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恶性对抗逐步减少甚至趋于零。国际合作中，经济合作，特别是经济一体化建设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地区冲突，特别是所谓“文明的冲突”，在一定范围和层次上时常发生，并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这一根本的国际背景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移民活动与全球化以及国际关系又有了新的互动关系。
戴维·赫尔德等给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民族国家的自主和主权带来的影响作了简要归纳：首先，非法移民流的存在表明许多民族国家独立保护自己边界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二，边境监督难以阻止非法移民的迁移；第三，控制和调整各国移民政策、跨边界合作成为一种必需；第四，迁移已经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产生了重大影响。[18](P448)
一方面，过去10多年来的国际移民潮流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移民体现了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态势。全球化的表现包括生产的空间重组、产业的跨边界相互渗透、金融市场的扩大、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作为一种全球化活动，合法移民体现了全球化市场对人才的合理需求和调配，它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移民的全球化导致了移民对全球流行观念的追捧，如服装、电影的流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交流关系也日趋紧密和频繁。另外，“世界范围内（尽管不是全球性的）正在出现对民主的偏爱”。[19](P19) 随着交流的发生和增加，人们对政治文化的观念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在国际社会这个公认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家所持有的社会共有观念势必造就对外政策行为，这种行为又加强和再造这样的观念。”[20](P41)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以相互敌对的方式思维，国家间关系将呈现出敌对的状态。而国家如果通过充分的认知和验证，确认对方是“朋友”，那么国家间关系将呈现出友好与和平的状态。今年10月，欧盟25国签署《欧盟宪法》，标志着这些国家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正日益形成“永久和平”的政治文化。而在这些国家之间，历史上，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相对十分便利，将来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朝着基本不受限制的方向发展。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认知也随着人与人交往的增加而改变，其总的趋势是朝着理解和认同的方向发展，从这一意义上分析，移民活动有利于国家间关系的和解与改善。
另一方面，移民活动也揭示了某些国家发展中的难题以及全球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弊端。冷战后对抗格局消失，地区纷争中凸显出一些所谓“失败国家”，即政治、经济和社会陷入全面无序、混乱与动荡中的国家。这些国家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问题之一就是大量战乱移民。难民的形成不仅进一步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更给国际社会增添了巨大的发展负担。在一些对外关系极端紧张的国家，如古巴和朝鲜，由于遭受制裁，民众生活水准降低，促使大量人口以偷渡的形势前往邻国，如美国和韩国，以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人居环境。而围绕非法移民所产生的纠纷又进一步恶化了它们之间的认知和原本恶劣的双边关系，如指责地方对偷渡放任不管或有意吸引他国公民参与偷渡等。所以，移民的方向和潮流反应了近10多年来全球化发展的基本特点，即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全球化获益更多的一方，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拉大。移民也因此继续主要在经济引力和环境引力的作用下，由动荡地区向安全地区，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
在移民大潮面前，为使移民在合理和有序的轨道上进行，各国被迫强化了移民问题合作，移民问题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议题。以美墨关系为例，由于在美墨裔移民数量庞大，对于美墨两国政府来说，如何处理好移民问题都已成为施政重要议程和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墨希望美国停止遣返非法移民并给予相关福利待遇。而美国一方面需要移民从事大量苦累且报酬低的工作，另一方面，非法移民带来的社会和安全问题也给美国政府增添了巨大压力。近年来，双方为此举行了多轮谈判，但在美方的边境管理要求与墨方的经济需求之间难以寻找到利益平衡点，至今仍未形成共识。
国际移民所带来的国际关系新问题是普遍性的。欧盟扩大后，其外部边界大大延长，反偷渡和打击非法移民活动的任务加重。许多非法移民将新加入的成员国，如匈牙利，当作进入欧盟其它国家的跳板，欧盟国家必须协调关系，共同应对严峻的反非法移民任务的挑战。“9·11”事件以后，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与反恐和安全问题联系到一起，出于反恐的需要，美国和欧盟不少国家都收紧移民政策，针对外来移民的法规和一些现实措施一度引起激烈争论。在中国，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的增多，与侨民利益保护相关的问题凸现，对于中国政府的内政与外交而言，这是一项重大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总之，冷战后全球移民活动有着新的动因，带来了许多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它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现象。各国必须在管理上加强边境控制与监督，在制度上完善跨界合作与管制，在移民使用上协调好利益与矛盾，在民族关系上促使其走向认同和和谐。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它给全球政治添加了新元素。如何使国际移民与全球化、国际关系的发展和谐共生应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研究焦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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