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洛杉矶骚乱历史根源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杉矶论文,探析论文,骚乱论文,根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59 —8095（2000）02—0069—07
1992年，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发生了一场大骚乱。这次骚乱是因为法庭判决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四名警察无罪释放而引发的。骚乱的发动者是黑人，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偏袒白人的司法机关和压迫黑人的社会制度。然而，无论是参加骚乱的人数还是在骚乱中被捕的人数，最多的不是黑人，而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此外，在骚乱中遭受损失最大的不是白人，而是韩国裔。此次骚乱从萌发到结束，前后13个月，其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死伤人数和造成的财产损失之惊人，社会性影响之大，都是美国城市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使洛杉矶这座向来以民族多样性和因其在20世纪迅速崛起使市民感到骄傲的西部大都市，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多民族冲突的场所”。洛杉矶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都市为何爆发了20世纪美国城市史上最大的一次骚乱？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何在？本文将从中心城市的贫困化、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不公正的社会司法、新闻媒体的作用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心城市的贫困化
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洛杉矶的社会经济经历了快速、持续的发展，成为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龙头。本世纪初成为西海岸第二大城市，30年代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1990年一举变成美国第二大城市。对个人而言，城市的发展孕育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为那些雄心勃勃者创造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洛杉矶被一些美国学者誉为20世纪实现“美国梦之都”。
与洛杉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极不相称的是十分严重的社会贫困问题。这种贫困问题在洛杉矶市中心商业区附近的市中南区最为突出。也是因为这一点，中南区才成为1992年骚乱重灾区。在洛杉矶市中南区，社区服务差，教育设施很不完善，学校拥挤不堪，许多学生辍学。种族歧视限制了黑人的流动性，他们居住在破烂不堪的老房屋里，市区绝大多数住房是40—50年代建造的，卫生条件十分恶劣。从人口贫困率和民族构成来看，洛杉矶中南区的贫困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以上。在各民族中，黑人和西班牙裔所占比率最高，分别为56%和42%，而亚洲裔和白人分别为12%和13%。〔1 〕中南区的贫困率比全市和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单亲家庭又比双亲家庭高，黑人和西班牙裔为最高。此外，洛杉矶市中南区大量闲散人员的存在，尤其是大量青年的存在，是骚乱爆发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洛杉矶市中南区失业者、辍学者所占比重较大，在16岁以上人口中，失业者占42%，约有5万人口。
那么，在洛杉矶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阳光带大城市为何会出现反差如此强烈的现象呢？究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首先，城市郊区化加速了城市财富和就业机会的空间转移，导致就业机会和经济资源外流。5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的推动，使资本、商品、信息和劳动力的流动空前加快。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加速发展，既缩短了各国和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交往，也促进了各地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到70年代初，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美国各地城市郊区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美国由此也步入郊区化时代。这是“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以来又一次历史性转折”。〔2 〕更重要的是，郊区化步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加快。在人口向郊区迁徙的同时，资本的投资和企业也在向郊区转移，造成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机会流向郊外。就全国而言，在80年代初各城市平均每年有近100万份就业机会流往郊区。〔3〕中心城市就业也有部分增长，但多为科技含量较高的服务业部门，与被困于中心城市的文化素质较低的下层劳动力无缘。在城市郊区化进程中，西海岸城市是“先行者”，而东部城市效行其后，从而改变了“在城市发展方面追随东部的局面”。这种特征和作用在洛杉矶非常突出。无论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是洛杉矶地区，郊区化的结果之一是，部分白人居民迁居郊区后，仍然在中心城市就业，使郊区具有鲜明的“住宅郊区”特色。随着人口外流，各种购物中心和商城相继在郊区出现。许多大型企业为了谋求发展，也纷纷关闭了其在市区的企业和工厂。80年代的10年中，从洛杉矶中南区先后迁往郊区的大大小小工厂和企业多达220多家，相应地， 一大批高科技中心、工厂、办公大楼以及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中心等，也分别在洛杉矶市外缘地带拔地而起，形成了一个个“外缘都市”或“边缘城市”。在各大公司纷纷迁出中心城市后，那些与大公司在业务上密切相关的数百家中小公司也因失去了服务对象而相继停业，造成了中心城市低素质劳动力可以利用的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资源的减少，〔4 〕并进而加剧了中心城市的失业率和人口的贫困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那些技术和文化含量较低的低薪就业机会减少。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加速了产业向自动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向两极化发展。一方面，制造业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产值所占的比重在整个经济中比重大幅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却在迅速上升。在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就业机会日益萎缩的制造业部门，就业机会和工薪也在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就业机会增多，而对技术和文化要求较低的行业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第二，在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70年代的8%增加到80年代的16%， 加大了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但是，随着国际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贸易受到了日本和西欧的挑战，进出口贸易在70年代由顺差转为逆差，到1987年，美国的进口比出口多出40%。国际竞争对制造业中如汽车、家用电器和玩具等行业对技术素质要求较低的低薪就业机会冲击较大，为了谋求生存，不少厂家关闭了在洛杉矶市的工厂，到海外办产业。〔1 〕那些在美国国内继续谋求发展的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发展，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发展，一方面尽量压低工资，另一方面在签订合同时实行转包合同制的方式。这样，在货源充足时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在货源紧缺时又能避免因本单位生产不足而劳动力过剩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洛杉矶象其它外贸发达的城市一样，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短工人数迅速增加的现象，表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明显增加，也就意味着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增加。
再次，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加剧了洛杉矶市区的贫困化。就联邦政府而言，在战后，南加州一直是美国联邦国防支出的最大收益者之一，“南加州经济一直是国防工业这个类固醇促发起来的”。〔5 〕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国防开支，洛杉矶首当其冲，其直接表现就是一些大公司接受的联邦合同锐减，公司被迫大批裁员，社会失业率迅速增加。到1992年，洛杉矶市中南区“最大的雇主”是联邦、州、县及市政府的一些部门和学校。而各级政府在教育和其它福利方面支出的减少使市中南区的贫困人口丧失了必要的生活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一直在削减对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资助，削减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联邦资助的减少，迫使市政府压缩其市政开支，导致市中南区那些旨在帮助贫困人口的社区机构纷纷解体。贫困人口的收入受到了影响，作为市政府了解中南区的社区状况的窗口也不复存在。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洛杉矶市中南区成为政府的“弃儿”。
最后，外来移民特别是大量非法移民迁入洛杉矶市区。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改革以后，到90年代入境的各类合法与非法移民共达2000多万，他们中间以青年人口最多。〔1 〕合法移民中高中以上学历者比重较大，而非法移民中以低学历和文盲者居多。从全国看，洛杉矶与迈阿密和纽约市一起成为当代外来移民入境人数最多的主要口岸，其中绝大多数移民都在洛杉矶地区定居。这些移民成为劳务市场中的有力竞争者。雇主愿意雇佣非法移民，是因为非法移民在非法入境后最为迫切的就是在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时尽快找到活干。而雇主利用非法移民担心身份暴露后被驱逐出境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压低工资和工作条件，从而最大限度地谋取高额利润。因此，在洛杉矶市中南区的贫困人口中，除了失业或半就业的黑人外，又多了一种新的贫困人口：就业的非法移民，其中西班牙裔最多，他们没有购买任何保险，也没有资格和权利享受美国政府规定的其它福利，加上文化层次低，经济上比较贫困，而洛杉矶市区又因外来移民人口增加过快，造成房源紧张，房主也无意改善住房条件。所以在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市中南区特别是西班牙裔居住密集街区，同黑人居住密集的街区一样，破败现象严重，民怨积深，一旦遇到爆炸性事件，自然会引发社会性的大骚乱。
总之，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洛杉矶市中心市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日益恶化。黑社会经济、毒品和社会犯罪等问题进一步泛滥。洛杉矶警察局在骚乱后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到1992年，洛杉矶中心城市区的各种问题——黑邦犯罪、毒品、贫困、无家可归者以及日益升温的民族紧张关系——越来越支配着洛杉矶大多数市民的日常生活。洛杉矶市已经成为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的炸药包。”〔6 〕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有两件事情发挥了导火索的作用：一是黑人青年罗德尼·金被殴打后失之偏颇的司法审判结果；二是1990—1991年美国经济衰退，洛杉矶在这一年间就丧失就业机会24万个，市政府也因经济衰退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一些市政计划相继被迫终止，这使那些参与这些项目和计划的劳工丧失了就业机会。在经济状况不见好转的情况下，罗德尼事件的发生为那些被贫困和各种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们发泄自己的各种不满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二、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
自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作为一州加入美国联邦大家庭以来，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外来移民赋予了洛杉矶以人口多样性特征。在1970年以前，洛杉矶市人口中，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11%，到1990年上升到32%，是美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中最高的。在同一时期，该市人口的民族结构中，盎格鲁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50%以下降到40%以下，成为“少数民族”。1990年洛杉矶市中南区的总人口中，黑人的比重为49.2%，拉美裔为44.8%，盎格鲁白人为3.6%，亚洲裔为1.8%（主要是韩国裔和一部分华人）。（注：关于1965年移民法改革及其影响，参见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第288 —302 页。 关于洛杉矶市民族人口比重变化，见George O.Totten Ⅲ and H Eric Schockman,Communityin Crisis,P.50.）
在各个民族群体中，黑人比较引人注目。居住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黑人占加州黑人总数的80%。〔7〕在洛杉矶， 黑人主要集中在中南区的瓦茨区定居。40年代时这里的人口仍以白人为主，工业云集于此，就业机会较多。黑人在经济上贫困，文化素质又较低，大多数人住在比较破旧的房屋里。五六十年代，随着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化的加快，洛杉矶中南区成为一个黑人社区。二战后由美国南部地区迁徙而来的黑人也纷纷前来定居。
就在洛杉矶市黑人不断增多的同时，该地区的西班牙裔也与日俱增，到1990年，其人口数量已达1330多万，其中80%分布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新墨西哥等州，另一部分散居在美国各地。西班牙裔人口中贫困率较高，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移民入境时经济上比较贫困，文化程度较低。洛杉矶的西班牙裔居民人数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是最多的。
由于50年代以来黑人和西班牙裔这两个民族人口的增加，洛杉矶市中南区的民族人口的结构也就发生了变化。黑人主要居住在该区内的西南区，拉美裔主要居住在东北区，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韩国城。自1965年以后，入境的韩国裔移民日益增多，他们大多都是在韩国受过教育，具有一定经商经验的中产阶级，不少人选择洛杉矶中南区开办商店和杂货铺等。到1990年，在南加州，共有3320家韩国裔各种小商店和杂货铺，年销售额达18亿美元。
在战后郊区化不断发展、中南区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必然会加剧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洛杉矶市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中，首先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矛盾。由于60年代以来，拉美裔移民的迅速增加，两个民族在就业、住房、政治权利乃至毒品走私等主面存有不可避免的竞争，尤其在就业和政治两个方面最为激烈。
亚洲裔和拉美裔两个群体的人口在70—90年代增长都较快，外来移民较多，但不同的是，亚洲裔中的学历普遍较高，因而在就业市场上谋职相对容易，经济收入与白人平均水平接近，他们与拉美裔就业取向方面冲突少，在整体上彼此矛盾相对较小。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南区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都对韩国裔持有一种强烈的敌视态度和情绪。不少黑人和西班牙裔认为，黑人和西班牙裔居民的消费为韩国裔开办商业提供了产品销售市场，是黑人和西班牙裔不断购买韩国裔的商品，才养活了韩国裔商人，而韩国裔提供的服务却很糟糕，他们既没有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将所得利润投入当地社区的发展，或者以任何方式给当地的消费者以回报。
尽管韩国裔和黑人领导人为缓解双方的矛盾曾进行了协商，并采取一些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两个民族的关系。双方的冲突之所以频繁和激烈，除了日常商业活动中的业主与消费者关系所引发的矛盾外，还有文化和其它方面的因素。黑人认为，韩国裔持有一种与白人相似的种族歧视，对黑人顾客和消费者常有失礼和失敬现象。韩国裔做为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与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黑人和其它民族在民族意识、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用本民族的理念去衡量和要求对方，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磨擦。而且黑人还认为在商业方面，韩国裔采用了不公平的手段与黑人竞争。1991年3月—5月间，洛杉矶市中南区发生了两起韩国裔枪杀黑人的事件，使双方关系极度紧张。因此，在罗德尼事件发生后，黑人在观望着，等待司法机关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而在锡米谷法庭宣布四名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无罪释放时，蓄势待发的怒火终于转换为巨大的社会能量，其打击对象自然而然地转向韩国裔社区的各处商店。
三、不公正的社会司法
以警察和法庭为核心的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政治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治安管理、维护各民族人民的自由平等、推进民主进程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职能。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由于从建国初开始白人歧视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并且融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所以，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制度，以及所有法律的原则，都首先是以服务于白人的利益为首要前提的。虽然历史的发展促使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民权法，废除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联邦政府随后也实施了旨在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的“肯定性行动”，使黑人和少数民族在平等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不能否认，直到90年代，不仅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依然很强烈，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种族主义仍然“深深地隐藏于政府的战略与策略、政府职能与党派竞争的概念中，以及每个投票人的政党认同的潜在意识中。它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两党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但丝毫没有改变其种族因素的内在实质。”〔8〕在社会生活中， 当代美国白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排斥在各大城市仍然十分突出，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和司法机关主持正义和公道。然而在警察和司法机关方面，自60年代以来没有明显的改善，美国各大城市中的每一次骚乱，都是因为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肆意施暴而引发的。在洛杉矶市，警察局与其管辖的社区居民的关系自80年代以来一直因警察肆意施暴而比较紧张，市民投诉警察滥施暴力的次数逐年增加。
黑人和拉美裔之所以经常成为警察施暴的对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这两个民族群体是中心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他们所在社区的贫困和失业人口多，黑帮与毒品走私严重泛滥，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犯罪率较高，是警察防范的“重点区”。自80年代以来，“毒品、犯罪、黑帮暴力和其它社会问题在洛杉矶中南区和市内其它区都很严重”。〔9 〕而且在这些社区，由于贫困人口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比较强烈，他们能经常接触到的“政府权力机关”的代表者便是警察。因此，警察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众发泄的对象。二是在上述条件下，警察出入少数民族社区的概率比白人社区要高得多。在心理上，虽然他们对黑人和拉美裔社区的贫困现象抱以同情的态度，对其促成因素，深感无力回天。然而，作为警察而频繁地出入于这种多事的社区，他们逐渐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他们的职责就是用代表政府司法机关的合法的暴力去打击和镇压社会上犯罪分子的非法暴力。这种以暴力打击暴力为主要活动内容和方式的职业使警察潜移默化中染上了易于施暴的“职业病”。因此，每当他们到黑人和拉美裔社区后，“警察所持有的种族偏见比任何人都强烈，在他们眼中，每一个黑人和拉美裔男性都有暴力犯罪嫌疑。”〔3〕
洛杉矶市警察局出现如此糟糕的问题，还有其它多种因素。首先，警察局长达利·盖茨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忠实信徒，他认为美国的黑人无论怎样提携，都不可开化。他们作为一个劣等民族，根本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甚至不应该在美国社会上存在。其次，在警察局的组织和管理方面，警察局内部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长期以来，警察局在管理上过于松散，奖惩不明，措施乏力，不仅内部的帮派问题突出，而且不少警察参与毒品走私、行贿受贿等问题。由于没有任何执法部门监督和规范警察局在执法过程中的运作机制，所以，警察来到少数民族社区后，必然会出现恣意妄为、执法犯法的现象。再次，警民关系严重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与警察局的职业主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会管理方面，盖茨不是以预防社会犯罪为主，而是按照军事组织的方法，把警察训练成为打击犯罪为主的准军事组织。警察与社区居民的交往相应减少，警民关系生疏。警察的职业特性以及在执法过程中过多地使用武力和暴力行为常常遭到社区的指责，而过多的失误又加剧了社区居民对警察的不信任感。
警察与市民不信任的对峙情绪直接导致了警察频繁施暴的现象，而每一次冲突后又加剧了警民关系的恶化。洛杉矶的警察频频失误，以致于许多警察施暴，已成为其职业的一部分。所以，洛杉矶市民已见怪不怪，只要法庭能最终还以公正，他们还能承受。但是，在80年代，洛杉矶和圣安东尼奥等城市多次出现警察施暴后，“警察的种族主义暴行仍然得到最高法院的宽容”。〔10〕尤其是在1991年3 月罗德尼被打之后，洛杉矶的黑人并没有立即发动骚乱，因为他们在等待司法的判决，等待社会还他们以公正。令人失望的是，在1991年涉及黑人的两桩案件，都以黑人不利的结果而告终。罗德尼被洛杉矶警察殴打，经过一年的审判，结果仍然不利于黑人。这在客观上激怒了黑人社区的民愤，认为美国社会已经没有公正可言。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下，黑人中的年轻人和好事者在黑邦的带动下，决定运用暴力的方式，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惟有暴力才是迫使美国的白人和各级政府倾听黑人呼声的最佳方式，舍此别无选择。
四、新闻媒体的作用
战后美国新闻媒体借助科技的发展，作用凸显，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从正面讲，现代化的新闻媒体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传递信息，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根据情况变化，作出最快的反应，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从反面讲，恰恰是由于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的快捷效用，任何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如果在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情况下，随意发送或播放出去，则会产生煽动民情、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洛杉矶骚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美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就有双重影响，其中，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就正面作用而言，骚乱爆发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是以电视宣传为先导。正是由于见证人乔治·霍利得（George Holiday）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用家用摄影机把警察毒打罗德尼·金的全过程都拍摄下来，才使洛杉矶乃至全国民众亲眼目睹了警察施暴的每一个细节；也正是电视的及时报道，在骚乱爆发后，正在郊区参加黑人教会活动的洛杉矶市长布雷德利闻讯后急速赶回工作岗位；正是由于可视电台的及时报道，加州州长获悉了骚乱的进展情况后，多次召开电话会议；恰恰是电话可视技术将决策信息及时地传达到前沿的决策者。在骚乱过程中，“有关现场的电视转播和录像，成为骚乱后拘捕参加骚乱分子的记录材料。此外，这些录像也成为分析警察为何在最需要的地方迟迟不能到位的原始文献。”〔11〕可以说，现代化媒体为各级政府尽快地平息骚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美国民众了解到洛杉矶市中南区少数民族日益恶化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这对唤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促使政府加大对中心城市的投入，都起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但是，无法回避的是，各种新闻媒体对洛杉矶骚乱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概括说来，新闻媒体所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6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新闻媒体，凡涉及城市问题报道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些敏感的词汇，有时附之以夸张的手法，从反面而不是从正面对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客观的报道，结果在电视画面或报刊杂志上描述和塑造出一种按常规或常识难以想象的事情来，久而久之，便不知不觉地使人们在印象和心理上形成一种固定的偏见和思维定式。所以，有关城市问题的报道大多是犯罪、失业、毒品等社会问题的报道，人们往往不看便知其内容，并有一种“未闻其详，先有感观，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觉。比如人们在电视中常常看到的是黑人如何参与暴力犯罪和毒品走私，而实际上，美国的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白人。绝大多数的制毒者、贩毒者和兜售毒品者，也都不是黑人。新闻媒体所设定的报道思维定式和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其中不乏各级政府的决策者。
新闻媒体促使黑人和韩国裔的矛盾扩大化。自从60年代韩国裔在洛杉矶市中南区开办商业店铺以来，这两个少数民族的关系日渐紧张。但是，如果不是新闻媒体的宣传，其矛盾不至于由一个城市性的民族矛盾演化为全国性的民族矛盾。对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新闻媒体并没有从历史和文化背景入手，客观地追索双方差异的根源，并从中寻求两者的结合点，而是按照盎格鲁白人的新教观念去解释和分析这两个民族矛盾的起源和实质，结果凸现在民众面前的是：夸大了韩国裔歧视黑人的种族观念，进一步削弱了黑人对韩国裔的容忍心理。在报道社会问题时，又以白人的偏见，把黑人描述为又黑又丑又懒惰的刁民，结果增加了韩国裔对黑人的不信任感。
其次，在1992年骚乱中，警察作为司法机关的代表和象征，成为全社会的众矢之的。这与警察局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有关。但是，警察机关在民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很大程度上与新闻媒体的导向和报道密切相关。据美国学者罗纳尔多·雅各布斯（Ronald N.Jacobs）的统计和研究，在整个洛杉矶骚乱期间，仅《洛杉矶时报》从1991年3月6日到1992年4月29日骚乱的爆发， 前前后后共发表各类与罗德尼被警察殴打事件相关的文章357篇， 几乎每天都有一篇。而另一家报纸——黑人的喉舌《洛杉矶哨兵》——也在同期相继发表137 篇文章，平均每两天一篇文章。《洛杉矶时报》是全国性的，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后者是洛杉矶地区最受黑人欢迎的地方性报纸。从两家报纸报道的阶段性内容来看，实际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时间上基本是相同的。它们作为市民了解政府决策内情的重要窗口，其对警察局的报道和民众对警察局的评价，起着导向性作用。例如《洛杉矶哨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洛杉矶时报》在3 月12日到16日，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其矛头主要指向警察在殴打罗德尼过程中的残暴行为，文字中的火药味也更加浓厚。从3月17日起， 该报又将矛头对准警察局长盖茨，把他的公众形象描述为一个目无法纪、蔑视民众、玩忽职守、言而无信、为所欲为的官僚。在整个骚乱期间，类似的夸张性报道，在其它报刊中也屡见不鲜。这样，在新闻媒体托出的公共形象中，洛杉矶市警察局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均被夸大了。
再次，在整个骚乱期间，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现场转播，成为暴民和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了解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他们参加骚乱、伺机破坏创造了便利条件，因而对整个骚乱的发展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整个骚乱期间，忠实的电视观众中，除了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外，还有数百万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正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电视镜头中大量只能适合于成年人的刺激性镜头，在道德和行为上，对未成年人产生了一种十分恶劣的误导性影响。
洛杉矶骚乱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有关方面统计，在骚乱结束后，洛杉矶市共有850个家庭无家可归，2万多人失业，有58人死亡，2383人受伤，被捕的1.9万人中被判刑者达6000人。虽然1992 年洛杉矶骚乱主要限于洛杉矶市区，但是，其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在洛杉矶骚乱期间，旧金山、拉斯韦加斯、西雅图、纽约和亚特兰大等城市也相继爆发了骚乱，虽然其波及的范围、参加的人数和破坏程度等都远远不及洛杉矶骚乱，但是，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的贫困化、民族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政府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政策方面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等几个方面。
收稿日期：199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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