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独特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独特论文,道路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近代工业，是指工业生产由手工工场发展到资本主义机器生产阶段。中国近代工业是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一开始就走着一条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所不同的道路。
一、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腹地，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解体，给中国造成了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所必须的三个条件：
（一）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扩大
毛泽东分析指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1〕外国资本主义大量向中国倾销廉价商品， 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市场。上海更是集散商品数量最多的中心市场。1890年，全国棉纱、棉布进口值为4500多万海关两，其中汇集于上海的外洋棉纱线和棉织品总值即达3159.1万海关两，占全国棉纱布进口的2/3。〔2〕显然，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在逐步形成。
（二）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大批自由劳动者的出现
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取得一系列特权，其机器制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如：“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才；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3〕江苏川沙女工“多有迁到沪地，入洋纱厂、 洋布局为女工”〔4〕。农村中，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灾荒频仍，农民大量破产，逃亡流徙，成了工矿企业自由雇佣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国内封建剥削的加重，造成了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破产，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
（三）积累一定的近代企业的货币资本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上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人有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他们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的重要来源。中国工业资本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地主、官僚的投资。官僚地主通过剥削、掠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以及在官场上贪污受贿积累了巨额财富，用其中的一部分投资办企业，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中国官僚几乎都是地主，而开办近代企业的地主不是具有实职的官僚，就是捐有官衔的地主，或者是当权派大官僚的幕僚。二是买办的投资。买办资本是分润外国资本主义残羹剩饭积累起来的资本，随着外国侵略的不断扩大而增加。“1895年以前，买办的收入累计不下6.4亿元，这是中国社会未曾有过的巨额的货币积累”〔5〕。三是商人的投资。在中国， 有三种商人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第一种，由鸦片战争以前从事商业高利贷剥削的旧商人转化而来。他们通过贱买贵卖，欺诈掠夺和高利贷盘剥积累财富。第二种，由依靠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的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第三种，由在英国、日本、南洋等地经营商业的华侨商人转化而来，他们把一部分货币资本投向国内工矿企业。
于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上产生了一批资本主义新式企业。
由于这些新式企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控制下产生的，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
第一，中国的商品市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使用暴力，取得政治、经济特权，进行商品倾销的情况下，强制扩大的。为外国商品所霸占，留给中国商品销售的空间极为有限。而中国工业品在国外的销售市场则更为狭小。1873年，中国机制品的出口仅占生产量的1.7%，1893年占2.5%。〔6〕中国近代工业由于缺少国内外市场而难以发展。
第二，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很不充分。中国社会上的货币财富大量落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剩下的一部分又大量流向土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还有一部分投向商业经营。这样，留给投资工业的货币就少得可怜。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走着一条与世界各国不同的独特发展道路。
二、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独特性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虽然有着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三个前提条件，但它的道路却呈现出与之不同的独特性。
（一）产生方式的独特性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都是从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发展到机器大生产。中国近代工业一般不是由原来的手工工场直接发展而来，而是超越了这一发展的阶段，跳跃式地进入机器生产阶段。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批机器工业，是外国资本家从国外运进机器设备投资开办的。从鸦片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家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91个工业企业，投资总额2800万元；第二批机器工业， 是洋务派官僚集团购买外国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民用工业企业；第三批机器工业是国内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投资创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1894年，共创办制造业、采矿业180家，投资额722.5万元。当然这并不排斥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少数行业和部门中由手工工场直接发展到近代企业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后，而不是在它之前。
（二）组成结构的特殊性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国则不同，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一开始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受官僚的影响和支配，采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形式；另一部分则由中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集资创办，这些企业为了得到大官僚的庇护，创办时多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名义和形式，或依附于外商，打出洋商的招牌，其实质仍是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与此相适应，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也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三）行业发展的独特性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的发展都是走着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则是从清政府洋务派官僚集团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开始的。它走着一条从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从重工业到轻工业的发展道路。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官僚为适应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在标榜抵御外侮的幌子下，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创办了近代军事工厂和船厂24家，所费资金约6千万元，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官僚为了解决近代军事工业所需的资金、原料和燃料问题，以冀“稍分洋商之利”，又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主要是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企业22家，投资2790万元。其中创办最早的是轮船招商局，较著名的有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湖北炼铁厂、上海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等。另外还修筑了400 公里的铁路，架设了“遍布22行省”的电报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是走的另一条路，他们多从资金需要少，生产周期短，容易获利的棉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榨油、肥皂、造纸、印刷、火柴等轻工业开始发展。
（四）资本积累的独特性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它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并由此产生的垄断组织，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则不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没有形成工场手工业时期，因而没有完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民族资本更为薄弱，企业规模小，设备简陋，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低，竞争能力差，随时有破产倒闭的危险。因此，中国民族资本较早地采取了资本集中的办法，并在这种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具有一定垄断能力的资本集团。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 张謇大生资本集团。这是中国民族工业资本集中最早出现的一个资本集团。该集团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包括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以及蚕桑染织、酿造、造纸、肥皂、印刷等27个企业，在20年代初期，拥有资本2400多万元。（2） 荣氏资本集团。它是以茂新、福新面粉业和申新纺织企业结合而成的资本集团。 在20年代初，拥有资本1927.4万元，其面粉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1/3 ，棉纱、棉布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5。（3）周学熙资本集团。它是一个包括轻重工业、保险、金融业在内的庞大的综合性资本集团。1928年，其主要企业的资本额为4260万元。（4）刘鸿生资本集团。 是一个包括火柴、 水泥、毛纺、煤矿、码头堆栈、 金融保险等行业的综合性资本集团。此外，近代民族资本集团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以棉纺织工业和百货公司为中心的永安资本集团；以面粉业为中心的通、孚、丰资本集团；以制盐、制碱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久大、永利资本集团和烟草工业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本集团等。这些资本集团多属于划分市场和规定短期价格的卡特尔形式，只有荣氏资本集团靠其具有康采恩式的垄断组织“三新总公司”的作用，在上海面粉、纱布市场上起到了某种垄断作用。其他的垄断资本集团则都属于垄断初级形态，表现出了一种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其组织形式和社会作用，都无法与同时代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相比。它的垄断只是为了在帝国主义强大的侵略面前求得生存，避免被帝国主义分化、瓦解、挤垮和兼并。
三、中国近代工业的特点
与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独特性相适应，中国近代工业呈现出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所不同的特点。
首先看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它以洋务派官僚创办的近代企业为代表。第一，洋务军事企业不仅在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目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在技术和生产资料上都极大地依赖外国。洋务官僚聘外国人做顾问，依靠外国顾问或驻外公使在外国购买机器、采办原料、雇佣外国技师和工匠。这些外国顾问，并不是生产上的内行，如李鸿章在苏州洋炮局、金陵制造局主要依靠英国军医马格里，天津机器局依靠曾经经商、后又当过驻美国等国领事的英国人密妥士办理，福州船政局在1875年以前由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和军官德克碑主持。这些人或不懂技术，或技术并不高明，所募外国工匠也是技术平平，所造机械多为旧式。他们购买的外国机器设备，也是外国淘汰下来的废旧产品，而且价格高昂，赚中国人的钱肥他们的私囊。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在生产技术、机器设备、企业管理方面受制于外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权，因此，使企业带有一定的半殖民地性质。
第二，洋务民用企业，是在封建政府的控制下建立和发展的，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结果是：（1）在企业内， “权”与“利”都归于官，商无权并受鱼肉。有人评论说：“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7〕至于其中贪污浪费、中饱侵蚀的现象， 商股更不敢过问。企业的资、产、销大权控制在封建政府委派的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封建官僚手中。这批封建官僚把封建官府衙门中的一套腐朽制度和官场中的腐败作风照搬到近代企业中来，他们不懂生产技术知识，不是按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企业，致使企业经营多年并无成绩，结果，“致商民百万资本，尽付东流，今日偶及开矿一端，已几几乎望影惊心，谈虎色变”〔8〕。这样， 商民遇到和“官”在一起创办企业，就往往裹足不前，“商民愈涉疑惧，一闻官办，动辄蹙额，视为畏途”〔9〕。（2）在企业外，由于洋务民用企业享有特权，因此在生产上具有优势，对商办企业形成垄断，阻碍和限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而对外国资本，由于洋务民用企业不能联合民族资本的力量与外洋竞争，反而“损华益洋”。如上海织布局规定了垄断生产的10年专利，从而限制了民族资本办纺织厂。轮船招商局有官方规定的垄断工农业的专利，使民营轮运局的建立受到限制。它与外轮怡和、太古公司订立“齐价合同”，压低水脚，又使民营轮运遭受到很大损失。当时人评说这个三家合同，只能压抑华商，不能遏制外人。（3 ）洋务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一样，一切仰赖洋人。如轮船招商局船主司机皆由洋人充任，电报局更是掌握在洋人手中，其他工矿企业也多用洋人，因此有人说，洋务官僚是“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10〕。由此可见中国官僚资本工业与西方国家资本近代工业的不同之处。
再来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国民族资本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出现的，表现出与西方国家民间资本近代工业不同的四个特点。（1）从发展行业看， 大多集中在洋务企业发展的薄弱部门和为外资企业服务的行业。如机器制造、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碾米、榨油、制茶、制糖、缫丝、轧花、医药等行业。在洋务企业享有专利的轮船业、棉纺织业等部门，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2）从地区分布来看，绝大部分建立在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则很少或根本没有。据统计，到1919年，全国85%以上的工厂都集中在江、浙、粤、冀、鲁五省。特别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几个沿海大城市里。工业布局的不合理和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使民族资本企业既远离了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地，又过分地集中和靠近外资企业，容易受到资本雄厚、设备先进的外资企业的冲击和压制，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相当险恶。（3）与封建势力、 外国资本存在又矛盾又依赖的关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身决定了它与二者存在先天的联系，同时，民族资本又是在内外二者的夹逢中成长起来的，它只有托庇本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它与二者存在相依赖的关系。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便利用这种依赖来限制和束缚它的生存和发展。它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摆脱这种限制，所以它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又存在相矛盾的关系。（4）力量极其微弱。从数量上看， 民族资本企业似乎要多些，但它大多投资少、规模小、设备落后，其资本总额比同时期洋务企业、外资企业少得多。它从诞生到1894 年， 资本总额只有722.5 万元，大致同时，洋务民用企业就有资本2796.6万元， 外国在华资本有5433.5万元〔11〕，即民族资本总额占洋务民用企业的 1/4强， 占外国资本的1/8强。到辛亥革命前后，获得初步发展，从1895年到1913年，平均每年增设28.9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达12029.7 万元〔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又利用有利的政治、 经济形势使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了所谓“黄金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初，初步形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但由于它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阻挠，起步晚，起点低，资本来源匮乏，技术设备落后，因此它的发展更明显地受环境的影响。当外界压力减轻时，它的发展速度就快，当外界压力加大时，它的发展速度就减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又卷土重来，对中国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掠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进入了停滞状态。
四、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
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独特历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一，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来看。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固然能刺激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但它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致命打击，导致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失业沦落街头，这是其一；其二，其物美价廉的机制品虽然对中国产品质量的提高有着刺激作用，但对中国民族近代工业更有排挤、摧残作用。如何创造出既能保护民族工业不受摧残、又能促进产品质量提高、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国内环境，是一个重要课题。
第二，官办民用企业由官僚集团掌握，资、产、销大权都控制在封建官僚手中，政企合一，企业按官僚的旨意经营管理，必然导致办无实效。
第三，没有国家的独立，便不会有工业化的实现。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教训尤为深痛。外国资本主义并不希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成长起来，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它的发展。英国公使就曾经说过：“（中国）机器进口，恐非西国之福也。”另一英国人也认为：“中国多织一匹（布），即我国少销一匹。销路既阻、出货必减，将来船行受亏，姑置不论；我国所有各厂，不久已将停闭，致工人无处营生也。”〔13〕它们仇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为此，它们采取多种手段阻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一是商品倾销，1894年洋货进口净值比1864年增长4倍，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威胁。 二是在中国经营企业，这些企业倚仗着政治上的特权和雄厚的资本力量，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对中国近代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许多企业就是在外资企业排挤和竞争下倒闭的。三是从技术、设备等方面阻碍中国近代工业的顺利发展。对此，李鸿章曾深有感触地说：“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14〕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虽经过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它的发展水平仍非常低下，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微小。1920年，近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9%，到1949年也只占17%。 中国离近代工业化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卷第589页。
〔2〕《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3页。
〔3〕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第7卷第20页。
〔4〕《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34页。
〔5〕〔11〕《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27页、318页。
〔6〕《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集》第73页。
〔7〕《皇朝经世文编》卷26，第9页。
〔8〕〔10〕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41、247页。
〔9〕《东华实录》卷185，《蒋式理奏（光绪三十年三月）》。
〔1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内市场》第122页。
〔13〕杨松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88页。
〔1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8，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