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还是“两种图景”与“两种裂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图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4)01-0005-05
所谓“历史的终结”，是当代世界自由主义者们在人类进入新世纪和新千年的全球化时代，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将终结自己的生命进程，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必将是未来世界千年王国唯一选择的一个基本判断。“历史的终结”论者所依据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期间，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加速导致的一个总趋势，即“苏维埃共产主义终结、中国共产党仓促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之后，只剩下更精明、更刻薄的新品种资本主义将触角延伸到全球各地。”[1](P3)在他们的视野中，这几乎是20世纪后期世界全球化加速进程中唯一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图景。
如果客观地观察20世纪后期至新世纪之初全球化的加速进程，我们可以说这唯一图景的描述并不是对今天世界大势的正确展示，而是带有偏见和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主观解读。
20世纪后期至今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跨越的时代。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将人类全球化进程置于一个崭新的社会范式的序列变化之中，这种全球化使得金融市场、国际贸易、跨国生产以及某种程度的科技和专业分工，可以在全球层次内展开。当然，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人类社会生活的变革，对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尤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上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制度，在这一人类历史的空前跨越中，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迁。对此，笔者试图从两种社会制度受到全球化冲击所导致的现状，来解读这一时段历史大势变革和发展的趋向。
一、20世纪后期至今，世界全球化加速进程中给世人展示了“两种图景”
20世纪中期，新一轮全球化到来之前，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各自相对独立的体系。法国学者雅克·阿达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全球化所导致的基本格局，作了这样的描绘：“19世纪末，尚未全球化但已高度国际化的经济达到鼎盛时期，国家间的对立与民族资本主义的竞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一些周围地区处于附属地位以及中心民族的社会团体之间争斗。第一次世界性冲突标志着这种国际秩序的崩溃，拉开了大动荡的序幕，使俄罗斯最终摆脱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并且使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取得了执政地位。清除了蹂躏整个欧洲的野蛮纳粹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是一种集两次大战之间在欧洲出现的社会进步和在美国出现的劳动组织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于一体的方式……因此，追溯以往，凯恩斯式的国家成为历史上调节资本积累的活力和维持一整套保护社会肌体不受资本积累负面影响损害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的唯一尝试，并使资本积累的活力得益于它所带来的经济发展。”[2]事实上，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后果，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由在苏联的出现发展至十几个国家，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自身的体系内不断的扩张，使得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体制从19世纪末全球性世界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灰烬中诞生，并各自相对独立发展了几十年，直至20世纪中后期，形成两种体制板块状的碰撞结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以电子信息和计算机通信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使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这一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全球化的当代模式，不仅在量上超越了前几轮全球化，而且也表现出无可匹敌的质的差别。这一全球化“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汇合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军事事务、文化联系以及人口迁移，并且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国都面临的全球环境威胁。而且，在这个时代，交通和通讯设施出现了重大的创新，全球治理和管制的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3]正是这一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全球化，才将20世纪中期的世界格局深刻改变。但是，这一变革给世界呈现了出的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和制度体系较量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和制度体系板块式碰撞结构的终结；世界在这种全球化面前不是呈现出历史终结后的一幅图景，即资本主义的千年王国，而是在这种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中呈现出“两种图景”。
第一幅图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相对繁荣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困境。资本主义几乎是历史的终结论者所断言的唯一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中生存下来的社会制度。弗朗西斯·福山说：“人类越接近千禧年的终点，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式中央经济计划越面临相似的危机。以隐涵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站在战斗圈内的竞争者也只剩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4]毫无疑问，这种资本主义所展示的图景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片繁荣。然而，就是这幅图景也是片面的。整体来看，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资本主义是相对繁荣和全球性困境并存。
相对繁荣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在全球化的最前列，并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等各个领域实现着向更高级的技术形态跨越。对此，出现了许多所谓“新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描述：对于美国，“在20世纪中，由于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巨人和超级大国的出现，全球化又获得了额外的巨大提高”；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最终融合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技术与财富的强化和资本主义之间为市场与原材料而竞争的激化，使得欧洲各强国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他民族服从它们的规则，这无疑导致了整个市场的扩大和欧洲语言、社会、政治制度的广泛传播。”[5]因此，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当代资本主义相对繁荣图景的一面，它是人类社会自从形成农业文明模式、工业文明模式以来，又一次在社会进化中形成以信息系统革命所引发的社会模式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所导致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变革，确实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在世界发展和繁荣的最前列。
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困境是指全球化“引起竞争的无情的冷血逻辑”，所导致全世界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的交错发展，使人类的苦难呈现出新的面貌。[1](P73)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繁荣对应的是，在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中，全球资本主义表现出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对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全球化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世界所有人带来福音，在发达国家相对繁荣的阴影下，全球化同样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苦难。根据联合国的发展报告，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20%最贫穷人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比例由2.3%降到了1.4%，20%最富的人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则由70%上升到85%。结果是最富有的人与最贫穷的人之间的比例呈数倍增长，由1960年的30∶1变成1997年的74∶1。1994年全球358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超过了全球45%人口的国民年收入总和。从1980年开始，约有15个国家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约有15亿人收入剧增。与此同时，约有100个国家经济下降或停滞，人口约为16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极度贫困的人口达到13亿，约占发展中国家的33%，他们每人每天不到1美元。而发达国家内部贫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共增加1亿人，在英国增加了60%，荷兰增加了40%[1](P87-91)。繁荣与贫困交织、发达与苦难并存，这是当代世界在经历了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仍然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图景。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一幅图景。
第二幅图景：世界社会主义面临重大挫折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迎接挑战的改革和开创的新局面。与历史终结论者判断截然相反的是，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加速进程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两种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板块碰撞式结构，遭到了全球性科技革命和经济一体化两个巨轮的碾压，被彻底粉碎和再次重组，呈现出一幅新图景：即社会主义确实遭遇重大挫折，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整体并没有随之终结，而是在它的另外一面，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改革和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挫折是指面对资本主义继续全球化的拓展，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虽然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然而它却在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继续证明社会主义自身的价值性实践上遭遇重大挫折。它集中表现为，一是社会主义在自身的建设中出现了制度建设与其自身价值性脱节、制度建设不支持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失误，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出来的制度和体制；二是对全球化的世界缺乏本质的了解，一味地企图追求在社会主义自身封闭的体系内扩张，希望依靠自身体系的膨胀，挤垮体外的资本主义体系，即封闭的经济增长和革命的输出来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从而违背了全球化的基本规律。最后耗尽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积聚的全部能量；三是面对全球化加速拓展的世界，社会主义长期排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企业管理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等，不但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拉开了差距，更重要的是与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潮流逐渐偏离，“社会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自身的价值目标。终于在20世纪末，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加速进程的世界剧变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滑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迎接挑战的改革和开创的新局面，是指在全球化加速进程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遭受重大挫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包括一些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无畏的勇气和创新的实践创造性地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马克思、列宁100多年以后的当今世界，在前人难以想像的资本主义新情况、新变化的条件下，反思在与资本主义对立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当今全球化世界面前的根本转型，在面对全球化趋势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强势地位的环境中，建构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中国正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创造了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顽强的生命力。连资产阶级的学者都客观地描述这幅图景：“中国，打破千百年绝对或相对孤立模式，谨慎地将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在‘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全世界最快的。其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也让各国政府或厂商们感到吃惊并产生矛盾复杂的感觉。”[1](P346)的确，那些希望历史终结的人不愿意正视这幅图景，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
二、透过20世纪后期全球化加速进程所呈现的“两幅图景”的表面，是深刻的全球性的“两种裂变”
“两幅图景”所展现的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加速进程中，从板块式碰撞结构走向单一化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终结，而是人类在新的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走向更加多样化的世界。这种多样化可以透过“两种图景”的表象，从更加深刻的世界性的“两种裂变”趋势进行观察。
第一种裂变：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深刻的价值裂痕，即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原教旨自由主义)以一股强势旋风随着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全球化冲击下试图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顽强抵抗。法国学者阿尔贝尔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最精炼地概括了这一裂变的实质。他认为，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来，一个是“新美国模式”，另一个是“莱茵模式”。他预言，“可以看到，即将出现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前奏，这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而是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与莱茵式资本主义的对抗。”[6](P17)
资本主义进入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极其张扬地将其价值目标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新自由主义。这种所谓“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标准称霸全球的新帝国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内部的左翼或者右翼、凯恩斯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社会政策和制度的价值目标上，都形成了相关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纠正市场的偏差，缓和资本主义的暴力”的“国家规范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莱茵模式”，早在1930年的大危机时，就开始走向这个目标。阿尔贝尔指出，“从罗斯福到卡特，其中包括肯尼迪、约翰逊，在半个世纪内，美国不停地跟着欧洲向更加温和的资本主义方向演变。”[6](P233)也正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缓和了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积累下来的深刻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20世纪70年代加速进程的全球化，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在迎接全球化挑战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走在前列。一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裂变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它的表面是“今天的美国在显示实力的任何一个关键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程度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世界上占绝对控制地位的空军，唯一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和独一无二的能够向全球任何地方投送力量的能力”；在经济上“美国在经济领域所占的统治地位已经超过了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曾经拥有过的统治地位”；在技术上“美国继续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90年代末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的研发经费接近于其他七个最富有国家研发经费的总和”。透过这些辉煌的表面，进入新世纪的“新美国模式”，毫不含糊地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资本主义制度，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承认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成就。因此，在社会制度和价值准则上，接受放任的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全球不大可能形成针对美国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希望使自己陷入不得不与美国为敌的境地之中。”这种极其自负和张扬的新帝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心态，成为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世界深刻裂变的根源。
社会民主党人在全球化冲击下试图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顽强抵抗，是全球化加速进程中深刻裂变的另一面。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左翼，一方面他们客观地看到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阿尔贝尔指出：“正是金融全球化现象以其无比的力量打击了世界。这种全球化是建立在创新、国际化和放弃管制等深刻的发展趋势之上的，这种趋势使全球化成为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髦，而是真正的海底涌浪。”[6](P160)另一方面，他们对美国模式的新帝国趋势又保持着高度警惕，看到“在当前的后现代过程中，被输出的则成了制度的普遍危机。帝国的制度结构就像一套带病毒的软件程序，不断地调整着、败坏着周围的制度形式。帝国的控制型社会正趋于成为今日各地的秩序。”[7]所以，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虚火”导致华尔街网络股崩溃，美国经济出现非理性繁荣，尤其在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因为假账事件连遭厄运的时刻，他们猛烈抨击这种资本主义为“没有良心的资本主义”。针对一些辩护者称假账事件是由于几个坏人所导致的说法，他们指出：“坏人很多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核心问题是解除了控制的、由金融驱动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针对这种资本主义蔓延全球的发展形势，他们警告：“资本主义不能自动调节，如果对它放任不管，结果肯定会出现重大问题，受害的是企业员工和所有的人。股市操纵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全都面临着危机。”特别是面对到处使用武力的新帝国政治军事霸权，他们坚决予以抵制，主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平地处理国际争端。总之，这种裂变深刻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灵魂，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裂痕。他们不反对全球化、市场经济、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但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放任市场经济、由金融驱动的全球化、极端个人主义、没有控制的自由竞争和新帝国霸权。“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灵魂人物吉登斯说：“新自由主义是一套有缺陷的政治方案，因为它认为不必对立足于市场的决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没有社会和伦理框架，市场甚至无法运行——而市场并不能提供这些框架，无论是积极的投资政策的效果，还是最低程度的福利国家都不能提供一个有尊严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物品。”[8]基于以上认识，他们主张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行全面治理，即实行世界经济的治理、全球生态的管理、企业权力的管制、控制战争和促进跨国民主等。
第二种裂变：20世纪中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内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不变而导致失败，与适应世界全球化加速进程并主动融入世界潮流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分道扬镳。
波兰以研究社会主义转轨问题闻名于世界的学者科勒德克，将20世纪中期全球化加速进程所导致社会制度变革概括为“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正在经历着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到恢复资本主义的挑战性历程。”他认为，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范例，一种是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以提高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效率为目的的早期改革进程发展到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以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市场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是从目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轨失败的典型例子。”[9]科勒德克虽然是说明世界社会主义面对全球化挑战出现了两种结局，一种是苏联东欧的改革失败，一种是中国、越南的改革成功。但是它揭示了在20世纪中期全球化加速进程中社会主义内部发生裂变所导致的后果。
事实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模式是对垄断资本主义挑战的回应，但是它对于新的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当代内涵和实质还缺乏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集中在计划和市场这些表象的层面上，尤其是不关注国际空间经济发展的纵横捭阖。因此，在新的一轮全球化进程面前，这些国家无论是从经济效益、增长速度、经营管理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和整个综合国力方面，都渐渐落后于西方，最后甚至连上一轮两种制度的竞赛中取得的军事上的均等优势，也因为这种模式在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对新科技革命的不兼容，最后彻底地衰败了。面对这种局面，他们又将所有错误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在本国终结了社会主义而投身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下。
相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重蹈苏联等一些国家的覆辙，就是因为其新的理论建构，不是自绝于这个世界的变化。而是面向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格局，得出和平与发展的结论；面向苏联和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不再将社会主义纠缠在计划与市场这些方法问题上，而是深入地研究这些建设模式挫折的原因，制定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模式”的重大决策；面向世界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革命，特别是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革命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革命性结论；面向我国周边地区一些国家的迅速崛起，吸取其发展的经验，特别是研究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一个欠发达国家迅速赶上先进水平的经验，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结论；面向发展中国家七八十年代以来谋求发展的得失，面向发达国家当前发展的态势和矛盾，制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向21世纪的宏伟战略。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在新科技革命挑战面前的中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强大压力下的中国，在新自由主义强势理论步步威逼面前的中国，不但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大失败”，而是交出了一份让世界瞩目的答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我们说“两种图景”和“两种裂变”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它说明这个全球化加速发展进程的世界要比“历史的终结”式描述复杂得多
“历史的终结”所描述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对峙的终结尤其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终结。而“两种图景”和“两种裂变”则证明不但这种终结实际并不存在，而且揭示了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博弈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崭新一页。这一历史的崭新进程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到七八十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后不断深化，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并且在21世纪仍将长久地持续下去。然而，“两种图景”和“两种裂变”所揭示的两种制度博弈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崭新一页，对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的使命也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两种图景”和“两种裂变”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强势地位和社会主义环境的深刻巨变，也展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的长期性、矛盾性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光明性、曲折性。面对21世纪仍将持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面对社会主义又一轮崭新的历史进程，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肩负着崭新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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