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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不必担忧中国的繁荣，更不必对之作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应。虽然中国所控制的世界出口份额之多是空前的，但中国高回报的高科技产业却由外国公司支配。而且，中国公司不会很快取代它们：北京的一党政治所孕育的一种缺乏自信心的企业文化妨碍国内公司发展关键技术，并使中国公司始终依赖西方。
虚幻的威胁
中国突然崛起成为一个全球贸易强国，这使一些人产生一种古怪的既钦佩又恐惧的复杂情感。有关中国经济未来的过于乐观的非理性预测促使投资者急切地获取中国公司的股份，但他们很少了解中国公司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与此同时，过高估计中国的成就和潜力正在助长一些人的恐惧。他们担心，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使全球贸易和技术的平衡向它倾斜，最终使它自己成为对美国的一种经济、技术和军事的威胁。然而，这种反应同样是错误的：它们忽视了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弱点以及美国从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特殊方式中所获得的战略利益。这种误判可能驱使华盛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这种政策将使最近得到改善的美中关系发生逆转，使华盛顿与其盟友进一步疏远，并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事实上，美国和中国正在形成的恰恰是美国战略长期以来所致力于创立的那种经济关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努力建立自由主义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体系，而中国目前已在这个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北京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经济，欢迎大规模进口，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正在促进国内和本地区的繁荣和自由化。
中国自己选择沿着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前进，这强化了有利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持续的工业和技术优势的趋势。在被迫走向市场的进程中，北京听任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落在后面，从而产生至少两个决定性的——和出乎意料的——结果。首先，为阻碍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私营部门的出现，中国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改革强烈地有利于国有企业，赋予国有企业优先获得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权利。可是，改革也有利于外国投资。这使外国公司能要求获得中国工业出口的最大份额，并确保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坚固地位。中国工业目前由缺乏效率但仍然强大的国有企业、日益占优势的外国公司以及一个迄今未能以同等条件与两者竞争的私营部门组成。
其次，中国尚未改革的政治体制所固有的经营风险在许多中国经理中间引起一种反应——一种鼓励他们寻求短期利润、地方自主权和过分多样化的“工业战略文化”。除了少数例外，中国公司把注意力集中于与中国共产党各级官员发展特权关系，排斥彼此的横向协作和广泛交往，并放弃对长期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中国公司继续严重依赖进口的外国技术和零部件——这使中国为了单方面利益而运用技术或者贸易的实力的能力受到限制。
换句话说，中国加入全球经济所依据的条件是：强化其对外国技术和投资的依赖，并限制其成为对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一种工业和技术的威胁的能力。中国克服其技术和经济的弱点的最大希望在于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政治改革。因此，华盛顿应该实行一种“战略接触”（strategic engagement）政策，而不是陷入可能损害目前的有利趋势的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接触不仅仅是接触而已，对中国来说，战略接触显然是承认美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的领导优势，并寻求强化这种优势，以换取自身更大的繁荣和安全——目前的情况更是如此，以致中国已对国内政治改革具有引人注目的经济兴趣。
开放再开放
最近有关美中贸易的辩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多半是有利的，基本上也是依据美国的条件实行的。正如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以及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和莫里斯·戈尔茨坦（Morris Coldstein）已证明的，把中国货币视作不公正贸易优势的根源并加以集中炒作尤其是牛头不对马嘴。对大多数美国公司和工人来说，即使人民币适度升值也是几乎没有意义的。与此同时，货币问题使美国目前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所享有的重大经济和战略的利益变得模糊了。
根据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数据，自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低价中国进口品（主要是纺织品、鞋子、玩具和家庭必需品）已为美国消费者（主要是中低收入家庭）节省大约1000亿美元（从1998年至2003年，来自中国的更廉价的婴儿服装帮助有孩子的美国家庭节省了大约4亿美元）。诸如波音、福特、通用汽车、IBM、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美国工业公司通过购买来自诸如中国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的零部件，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从而增强其全球竞争能力，并使其能在美国从事新的高价值活动。为了努力节省其全球全部采购开支的30％，福特公司去年从中国进口了大约5亿美元零部件。通用汽车公司通过使用中国的零部件制造汽车收音机，削减了40％的汽车收音机成本。此外，虽然全球采购可能造成痛苦的就业调整，这个过程或许也有益于美国的工人和公司。最近一项由美国信息技术协会资助的独立研究发现，把合同外包给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2003年为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创造了9万个新的净就业机会，到2008年，合同外包将为美国创造大约31.7万个新就业机会。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国；中国的进口多于东北亚的其他任何国家。虽然2003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出现1240亿美元盈余，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赤字：与日本的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与韩国的贸易赤字为230亿美元，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赤字为160亿美元。最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进口家用消费品（不包括加工后再出口的进口商品的普通贸易）的广阔而不断增长的市场。中国进口的家用消费品已从1990年代中期的400亿美元升至2003年的1870亿美元。扣除加工和再出口贸易，2003年中国出现50亿美元贸易赤字，而仅仅5年前仍盈余200亿美元。在中国列为“高技术”的包括电子商品、零部件和制造设备在内的行业，最近10年来中国每年平均出现120亿美元赤字。
与诸如日本和韩国等效十年来排斥来自美国的进口和投资的美国其他亚洲贸易伙伴不同，中国也是美国产品的一个广阔和开放的市场。虽然最近几年来美国总的出口停滞不前，最近1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两倍，仅去年就增长28％（而美国的全部出口仅上升5％）。中国尤其已成为美国先进技术产品的一个主要市场。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航天技术出口价值超过20亿美元——约占美国全部航天技术出口的5％，几乎与对德国的出口旗鼓相当。2003年，美国将价值5亿美元的先进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超过出口到法国的这类设备。此外，美国芯片制造商于2003年将价值24亿美元的半导体出口到中国，与出口到日本的半导体价值相等。
而且，中国允许外国公司以亚洲空前的规模对其国内市场投资。自1978年发起改革以来，中国已接收50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日本自1945年至2000年所积累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10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资料，美国公司已对中国的4万多个项目投资400多亿美元。鉴于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中国不可能像日本和韩国在迅速增长期间所做的那样，始终将国内市场作为国内公司一个受保护的阵地。相反，中国允许美国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开发新市场，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诸如飞机、软件、工业设计、先进机械以及像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这样的零部件。
由于这种对进口的欲望，国内强大的联盟，尤其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城市消费者队伍及其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将继续支持贸易开放。中国消费者以驾驶外国品牌的汽车以及使用带有国外设计和制造的集成电路的手机自豪。许多中国公司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它们需要为其国内业务进口关键的零部件，并担心因反对进口而遭到报复。例如，1990年代，中国的机械工具和飞机制造业面对来自首选进口的国内公司的反对，未能确保有效的国家保护，并因此遭受重大衰退。
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和一个进口大国，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许多领域能够成为美国的盟友。北京已经显示出遵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行事的意愿。它指责日本和韩国不公平的贸易惯例——这两个市场也是美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打开的。中国于2002年对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发起10项反倾销调查，于2003年发起另外20项反倾销调查。中国目前是地区贸易和投资体制的主要促进者，包括建立一个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以及签订一个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亲密盟友之一澳大利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北京有关地区经济合作的建议似乎已远比华盛顿的建议适当。
美国从中国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所享有的终极利益是在长期而耐心地推动亚洲自由主义的战斗方面。对外贸易和发展已促进中国商业法律的进步、与中国消费者进行监管商讨的增多、官僚主义的减少以及对国际安全和环境标准的遵守。虽然这些进步仍是有限的，人民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自由已得到增强，尤其是在活跃的金融媒体上。这个自由化过程是不完善和不平坦的，但看到它继续下去是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的。
外资占优势
尽管存在这些利益，美国的企业和政治领导人现在担心，中国日趋增大的世界出口份额，尤其是高技术和工业商品的出口份额，标志着东北亚又一个重商主义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可是，出于3个原因，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首先，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主导的。其次，中国工业公司严重依赖其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第三，中国公司所采取的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经济中传播进口技术的有效步骤寥寥无几，这使得它们不大可能迅速地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根据生产公司的类型仔细观察中国出口的分类细账，这能全面衡量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与典型的亚洲成功故事不同。去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55％。根据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的说法，外资企业仅占197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制成品出口的20％以及1974至1978年韩国制成品出口的25％。在泰国，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从1970年代的18％降至1980年代中期的6％。
在先进的工业产品出口方面，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虽然过去10年工业机械的实际出口增长了20倍，由外资企业生产的出口品的份额从35％升至79％。计算机设备的出口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猛升至2003年的410亿美元，而外资企业的份额从74％升至92％。同样，中国的电子和电信产品出口自1993年以来增长了7倍（去年达到890亿美元），而外资企业占这些出口的份额在同一时期从45％升至74％。这种模式反复出现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先进的工业部门。
这种数据突出地说明了另一种强化中国对外国投资的依赖的趋势以及外资企业与中国国内公司之间的不断增大的差距。1990年代，北京允许一种新的外国直接投资趋势的形成：从合资企业转向外国独资企业。如今外国独资企业占中国新的外国直接投资的65％。它们在高技术出口方面占优势。可是，它们比合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与合资企业不同，外国独资企业不必根据合同与当地合作伙伴分享知识。而且，为了获得中国国内市场的更大份额，外国独资企业具有保护其技术不受国内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侵犯的强烈动机。结果，根据中国政府最近公布的高技术行业（制药、航空航天、电子、电信、电脑和医疗设备）的统计数据，从1998至2002年，外资企业占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全部份额从74％升至85％。可是，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外资企业占国内全部高技术产品销售的份额从32％升至45％，而由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工业公司——国有企业——持有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从47％降至42％。
最后，这种数据表明，中国私营公司迄今仍不是重要的全球竞争者。尽管实行经济改革已有20多年，中国国内主要的工业和技术公司基本上仍是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依然缺乏效率，并且依赖政府提供补贴的贷款，它们占到中国先进工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自夸具有中国最强的研发能力，并把大部分财力用于开发和进口技术。国有企业优先获得市场和资源阻碍了私营工业公司的崛起。同样，由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的集体公司未能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技术部门的主要参与者。
特殊与例外
中国国有、集体和私营的公司落在外资企业后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未能对其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前辈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期间建立的那类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
开发技术是一个困难而不确定的过程。无论是巨大的资本投入，还是现有科学和工程技术能力的重要积累，都不能确保成功。为创造商业上具有活力的产品和服务，公司必须密切注视并获得新的知识形式，了解不断演变的市场趋势，同时迅速地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作出反应。能够与研究机构、金融家、合作伙伴、供应商和消费者形成强有力联系的公司在获得并更新新技术以及使新技术商业化方面具有优势。这种横向网络是获得知识、资本、产品和人才的重要渠道。
可是，中国尚未改革的政治体制禁止这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和横向网络，并且反而强化垂直关系。中国仍然保持一种地区分隔的联邦体制，其难以驾驭的地区通过一个惟一的政党实现统一。中国共产党控制有组织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使得公司只有很少的途径为合法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这种结构促使企业领导人把注意力集中于通过中国共产党官员和官僚机构建立关系。虽然市场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多的规则，在缺乏制度性检查和制衡或者直接监督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官员仍然在确定和实施这种规则方面行使广泛的处置权，尤其在地方一级。他们能够并且往往利用经济政策追求特殊的地方目标。一些人采取这种“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是因为他们腐败堕落，另一些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拥有公司。然而，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受到政治精英的鼓励：中国共产党懂得，当地经济增长能促进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所以容忍、甚至奖赏利用一切手段增加当地投资和就业的官员。可是，这往往造成分隔的民族工业和浪费的重复投资。
中国公营和私营公司的企业领导人都认识到，一种受特殊主义支配的经济是一种危险的经营环境。市场是分隔的，规则总是在政府官员的操纵下发生变化，而政治障碍妨碍公司进行协作、分担风险并采取集体行动。为应付这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在过去20年里已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工业战略文化——一系列有关哪些战略能在这种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观或者指导方针。首先，为应付政策的“特殊”应用，中国公司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获得官员的“特殊”对待：进入市场或者获得资源的特殊权利，不受规则和监管约束的例外待遇，或者对付其他官员的掠夺行为的保护。其次，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额外利益以及避免与其他公司及其保护人纠缠，许多中国公司规避本行业内部的合作，尤其是如果这种合作是跨越地区或者管理机构的疆界的。第三，中国公司通常选择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最后，中国公司往往实行过度的多样化，为的是减少由过分的生产能力和重复投资造成的同室操戈式价格竞争的潜在损害。
割裂的中心
鉴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和企业的环境，这种工业战略文化是合理而有效的（这种特征类似150年前清朝独裁主义官场与在中国第一个工业化时期建立的商业企业之间彼此交往的模式），可是，中国的工业战略文化正在削弱中国公司的竞争能力，并可能在今后损害经济活力。大多数中国工业公司把注意力集中于短期利益，而且，尽管经营效率、销售收入和利润日趋上升，它们并不增强对开发新技术的努力。十多年来，它们的全部研发开支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始终低于1％。中国工业公司的研发强度（研发开支占增值价值的百分比）仅为1％左右，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少7倍。
关注短期回报也是中国进口工业技术的指导方针。中国公司倾向于通过购买外国制造设备进口技术，往往购买诸如装配线等整套设备。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硬件占中国技术进口的80％以上，而专利许可、“技能”服务和技术咨询分别占9％、5％和3％左右。
虽然中国最近开始进口更多“软技术”——主要以使用进口设备的许可证为形式——在这种“软技术”能够成为国内创新的有效基础之前，体现在这种“软技术”中的知识必须得到吸收和掌握。中国公司在这方面仍是薄弱的。在过去10年里，大中型中国工业公司用于技术本国化的开支不到全部进口设备支出的10％。在中国最经常地被列为实力不断上升的部门（电信设备、电子和工业机械），国有公司的本国化开支也是很低的（分别占进口设备开支的8％、6％和2％）。这种比例远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工业公司的平均水平，在这些国家，本国化开支相当于全部技术进口开支的大约1/3。中国公司的这种惯例也与诸如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开支模式形成对照，当时这些国家力图赶上西方。这些国家的工业公司将相当于外国设备采购价格两至三倍的资金用于吸收硬件所体现的技术，并使这种技术本国化。
中国公司也未能形成强大的国内技术供应网络。2002年，中国公司将其全部科技预算（包括技术进口、现有设备更新和研发）的不到1％用于购买国内技术。中国最优秀的公司也属于与国内供应商联系最少的公司之列：国有电子和电信公司在技术进口上每花费100美元，它们在类似的国内商品上仅花费1.2美元。因此，中国技术供应商并不享有国内最优秀公司为激励其自己的创新能力而出现强烈的“需求拉动”；他们不得不主要为农村企业和较少竞争的国有企业服务。而且，因为外资企业把在中国的投资用作技术“蛇头”（一个含义为“入门”的中国术语），通过投资带来外国公司或者其中国子公司的产品设计、先进制造设备和高价值零部件，它们与中国国内技术市场的联系同样寥寥无几。
工业合作和横向网络也是稀少的，这促使中国公司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中从事研发项目。在2000年最新的全国研发调查报告中，中国工业公司报告说，它们将全部27亿美元研发费用的93％用于内部，但仅把2％用于与大学的合作活动，并把不到1％用于与其他国内公司合作的项目。中国的研究机构同样日益与世隔绝，尤其在市场改革迫使它们将其业务商业化以后。2000年，在292个全国性工业研究机构中，只有38个将其全部活动的1/3以上用于合作项目，尽管这些机构明确地负有传播技术的任务。相反，许多研究机构正在成为其应该为之服务的公司的竞争对手。世界银行2003年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许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了其自己的财务利益，正在大规模地生产和销售其所研究的产品，而不是通过专利权传播这些技术。合作的缺乏也妨碍中国使国内创新商业化的尝试。巨龙技术公司是研制中国第一台数字电信交换设备的公司，但由于其受到彼此争斗的政治官员影响的研究、生产和销售部门之间的冲突，这个公司已不再是主要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国本国的移动电话标准TD-SCDMA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但迄今没有一个中国主要的电信经营商同意采用这个标准，而是首选一个外国标准——WCDMA。
鉴于挑战竞争对手及其当地庇护人的政治危险，与其他省份的公司结盟或者对其他省份的公司投资的中国公司很少。最近一项对800个进行过兼并和收购的国内公司的调查发现，其中86％对本市范围内的公司投资，91％对本省范围内的公司投资。强有力的地方联系往往使一个地区孤立于中国经济的其余部分之外，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公司往往规模很小，而中国的诸多行业是支离破碎的。例如，最近一项为国务院（中国内阁）进行的研究透露，中国经理把中国两个政治上最强大的技术和工业的中心——北京和上海——视作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中心。受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制药、电气机械、电子商品和运输设备。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受到的影响最大，外资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小——这表明，特殊主义的负担十分沉重地落在中国公司身上。
为了在获得短期利润的同时避免形成地区之间供应链的困难，中国公司往往实行过分的多样化——这同样产生有害结果。许多中国最著名的公司都曾不成功地从事副业：海尔（从家用器具进入电脑、手机和电视机行业）、方正（从电脑进入茶叶、钢铁、软件和金融服务行业）和首钢（从钢铁进入银行、汽车装配和半导体行业）。华为公司是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公司，也是网络设备的制造商，最近成问题地进入了手机市场，而这个市场的销售价格和利润最近5年来明显下降，37个获得许可证的销售商去年积压2000万部手机。
中国的制度以及当地公司的产业选择共同限制了中国公司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工业公司的新产品占全部销售收入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约为10％（相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新产品占工业公司销售收入的35％至40％；中国公司同样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后面，例如，在巴西电气机械行业，新产品占全部销售收入的40％左右）。而且，因为重复投资、地区分隔和行业协作薄弱，即使那些制造新产品的中国公司也往往发现自身陷于不择手段的价格竞争，而这种价格竞争妨碍它们从其创新中获得高回报。与其把中国看作亚洲又一个技术和经济的“巨人”，倒不如把它看作一个与巴西或者印度一样“正常的”新兴工业大国可能更有益。由于政治结构和工业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国21世纪的技术和经济的前景看来与“割裂的中心”的模式相似——出现为数不多的几个在技术上获得成功但彼此联系很少的中心。中国有待于为成为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超级大国奠定国内工业基础。没有结构性政治改革，中国开发和传播技术的能力以及使技术国产化的能力将仍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中国工业公司将在全球工业生产链的低端努力实现微不足道的利润。
战略接触
鉴于中国威胁全球经济力量平衡的潜力方面的这种局限性，美国应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虚假前景，无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是以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形式出现（对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言论攻击），还是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所建议的形式出现（以为中国工人争取更好权利为幌子呼吁关税保护）。
相反，华盛顿应该认识到中国工业发展所提出的挑战和所提供的机遇，实行一种与北京进行战略接触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将是巩固美国技术、经济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帮助中国变得更繁荣、更稳定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网络。实行这种政策将需要同时增强美国国内技术和制造的优势，并在国外促进出口、投资和自由主义价位观的传播。
例如，美国应该使国内制造业复兴。减税并非灵丹妙药；美国需要针对强化研发、减少法律和医疗保健开支以及改善教育的政策。创新对经济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美国的研发开支相对说来已从1960年代占世界研发开支的60％降至如今的30％。与此同时，根据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虽然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最近5年来上升了27％，医疗保健补贴却上升了34％，诉讼开支上升了33％。
为维持在国外的领导地位，美国应该推动其产品进入由其投资“蛇头”在发展中市场打开的大门。美国目前在这么做时落在竞争对手后面：日本和欧盟去年分别向中国出口790亿美元和490亿美元商品，而美国仅向中国出口370亿美元商品。美国政府和美国工业都必须更努力地帮助美国中小规模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美国必须承认，中国正在取得进步，但尚未符合在发达工业化经济体通行的所有标准。可是，如果中国采取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不公正贸易做法，美国应该实施针对性的单边制裁、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以及进行多边外交。然而，美国应该认真地考虑轻重缓急，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造成最大威胁和提供最大机遇的问题。这类问题包括中国最近试图把诸如DVD播放机、无线通信和移动电话等的技术标准强加于国内的外国公司，或者对诸如集成电路等进口商品征税（这种政策等同于国内补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所禁止的）。华盛顿也应该敦促北京抑制对制造业过分生产能力的投资，因为这种投资可能威胁诸如汽车和半导体等关键行业。
这种持续接触将帮助美国巩固其已经从目前的关系中获得的利益，确保中国持续的繁荣和稳定，并鼓励中国遵守全球规则。美国与其盟友合作，以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贸易和工业的网络，这么做能强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技术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减少中国技术和经济的重商主义机会。
中国技术和经济的实力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中国必须实行结构性政治改革，而不仅仅是更自由的市场或者更多的投资，此后它才能释放其作为全球竞争者的潜力。可是，如果中国实行这种改革，它有可能发现，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实行战略接触对美国来说因此是一种万全之策：能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能鼓励中国继续发展经济，并使政治自由化。中国政治改革符合北京和华盛顿的长期利益。不幸的是，地区分隔和独裁统治的长期历史的负担严重地不利于中国成功地实现这种最后的现代化。
选自美国《外交》双月刊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