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受两个因素的左右；——美国对华政策近期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强烈冲击。——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因素论文,政策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经历的起伏跌宕，我们会发现，中美关系的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认识的影响。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视新中国为洪水猛兽，禁止与中国的一切经贸往来，中美之间形成全面对抗的局面。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可以联华抗苏。在此期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得到发展。1989年起，美国重又认为中国是威胁美国利益的危险势力，对华采取有遏制性的政策，造成中美之间摩擦不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认识的两次重大变化分别发生在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然而，新中国两次最重大的政治变化却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笼罩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而美国却在1971年开始改善中美关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开始改革开放，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美国却在1989年后恶化中美关系。这证明，中国自身的变化并不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对华认识，美国对华认识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美国如何衡量中国。
美国对外政策历来受到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美国有巨大的差别。每当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占上风时，也就是美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时，美国便把中国视为敌人。当现实利益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时，也就是美国以自己的实际利益来衡量中国的作用时，美国便认为改善中美关系对美国至关重要。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影响力旗鼓相当时，也就是美国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这双重标准来衡量中国时，美国会认为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中国是伙伴，政治和文化方面是敌手。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安全环境改变了。中国强调外交政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分歧影响对外关系。与此相反，美国认为它一家独霸的时代到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式政治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直线上升，于是美国把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视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而且想以强制的手段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推行美式政治制度。
一些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美国政治家们依然用冷战的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分析中美关系。他们在苏联的军事威胁消失后，开始寻找新的威胁来源。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国家，于是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引导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新的威胁。美国新闻界为了满足这种意识形态需要，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的“中国威胁”宣传达到了“三人成虎”的效应，使美国政界许多人更加认为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威胁美国。他们认为，冷战时的“遏制”政策有效地摧毁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现在也能有效地阻止中国的强大和最终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于是，这些人竭力提倡对华采取遏制政策。
然而，冷战后的局势又使美国力不从心。一是美国找不到冷战时期那种愿意参加共同遏制中国的盟友，二是美国自己又承担不起遏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负担。既然无力进行全面遏制，美国便采取了“软遏制”的政策，即所谓“接触”政策，也就是在美国不付出太大代价的前提下，有选择地遏制中国。
“贸易不平衡”、“武器扩散”、“人权”及“台湾独立”是中美间四个主要问题。但美国只能选择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因为在经济上，美国不愿放弃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在防止武器扩散问题上，美国还少不了中国的合作。然而，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代表大会上却连年失败，打“人权牌”难以奏效。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冒险以支持台湾分离主义来遏制中国。在美国看来，如果美国能把由此引起的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则不仅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损失，反而可以利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来遏制中国，从战略上破坏中国进行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美国认为，通过支持“台独”挑动台湾海峡危机，可以增加东亚国家对华恐惧心理；通过支持台湾“务实外交”和通过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可以耗费中国的精力，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是美国政界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敌视。鉴于这一严重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尤其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前难以改变，所以美国就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作用，从而也不会放弃具有遏制性质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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