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思潮论文,时期论文,政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家政治论，亦称“专家治国论”或“技术统治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政治思潮。以《新月》、《独立评论》为背景的人权派、独立评论派，从事组党活动的国家社会党，以及与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的《大公报》等，都曾是专家政治论的提倡者。
一、专家政治论的阐发
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人推行一党专政，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政权机构。党军矛盾、派系矛盾，甚至蒋、汪、胡的矛盾，都一度不可调和，重建政治权威困难重重。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呼吁人权与约法，批评国民党的“武人政治”与“分赃政治”。“专家政治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和阐发的。
《新月》杂志是“专家政治论”的最早倡导者。《新月》本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但国民党人实行专制统治，一批知识分子不得不起而谈政治，使《新月》兼有政论刊物的性质。罗隆基在《新月》第2卷第2号发表《专家政治》一文，提出“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该文堪称中国“专家政治论”的政治宣言。他指出：首先，政治上行政比政体更重要，无论什么主义，总要好的行政去实施主义的主张，没有行政，一切主义都是空谈。“专家政治”意味着“只问行政，不管主义”。其次，20世纪的政治更要注重行政，工业革命未完成时人民重视个人自由，将政府视为“免不了的恶孽”，工业革命后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工业、交通、运输的大发展，人口向工业地区的集中，垄断的出现，都扩充了行政的范围和职务，增加了新的行政问题。再次，20世纪政治上所做的事大半是科学上的事情，铁路、电报、汽车、飞机、采矿，都在科学的范围内，需要依靠科学的知识。此外，20世纪政治上的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行政的管理标准是经济和效率，管理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行政人员也要有专门知识（注：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第2卷第2号。）。
罗氏还提出“专家知识的吏治制度”作为实现专家政治的办法：采用公开的竞争的考试制度，用法律保障官吏的任期；采用科学的分级及订薪制，订定官吏违法舞弊法，订定官吏的退职养老制；吏治职业化，吏治制度与教育制度联合进行等（注：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第2卷第12号。）。总之，只有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才能产生真正的专家政治。
胡适支持了罗氏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注：胡适：《知难，行也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月》第2卷第4号。）。宋子文约胡适谈话，胡提出改组五院的意见中，即有“充分实行专家政治，交通、考试、卫生、农矿，均宜用专家”（注：胡适1929年7月2日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继《新月》之后，《独立评论》也是“专家政治论”的鼓吹者。但对于“专家政治”的进一步阐发，却各有侧重，并产生歧义。
丁文江从“新式独裁”的角度解释“专家政治”，他对专家身份的定位是“智囊团”。丁氏1933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我的信仰》，表示对平民政治、议会政治失去兴趣，“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就是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注：丁文江：《我的信仰》，《独立评论》第100号。）。在他看来，过去欧美在经济放任主义的原则下，政治是比较简单的，但“现代英国也要有专家政治，美国也要有智囊团了”，“新式独裁”的条件就是要效仿英美的专家政治（注：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第133号。），“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要利用国难来号召全国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国难时刻，“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注：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独立评论》第137号。）。
陈之迈将“专家政治”理解为吏制问题，即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他认为，专家的需要与否，不是制度问题，现代民主国家、现代独裁国家都需要专家，“而所谓专家，并不是丁文江先生所说的智囊团，而是成千成万的员吏”（注：陈之迈：《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36号。）。他认为，考诠考查被考者有无成为专家可能，“真正专家的养成尚有待于实际的研究及经验”，应给考取任职的人变成专家的机会，充分的保障，脱离政潮，舒适的待遇，尊重其研究事务，避免迁调，几十年后，“专家政治”或“技术政治”的目标便可达到（注：陈之迈：《专家与政治》，《独立评论》第126号。）。
蒋廷黻虽未明确鼓吹“专家政治”，但认为科学与机械能突破政治体制的框架推动社会前进，主张“科学与机械”下的“开明专制”。蒋氏受唯实派史学观的影响，认为文化变迁以环境变迁为转移，“现今人类从科学所得的驾驭环境能力，即人类促进文化的大机会”。唯实派史学的方法使社会制度的改革由玄学而至实学，史学或会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产生“社会工程学”，“那时的制度改革问题，将变为社会工程问题，而政治家就是工程师”（注：蒋廷黻：《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在他看来，中国仍是一个王朝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科学和机械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能拒绝、所愿拒绝的，只要中央政府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注：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
张君劢、张东荪秘密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在他们的建党宣言中也提出专家治国的主张，要求在政权中确立专家的地位。在他们看来，注重专门家既不会因为求行政顺利而流于专政，也不会因开放民意而使行政停滞纷乱，“我们主张不仅是借重专门家的知识，并且必须使专门家占有地位，这个地位是不为党派作用所左右，或政潮所冲动。这样的主张不仅在于使政务各部都由专门知识来处理，并且亦在于使政务的大部分因为由专家设计，而较为坚实稳定，不至于时常发生无谓的变化”（注：《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他们尤其强调加强专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国家行政中管理和经营的事项会越来越多，非专门家不足以讨论解决，“关于行政及经济计划，除国民代表会议议定大纲外，其详细计划由专家议定”，“国民代表会议之议员，宜规定其中之若干成，须具有农工商技术家或科学家之资格”。在解释议员中加入专家时，他们强调“议员中加入专家，行政计划由专家定之，所以使行政趋于专家化或科学化也”（注：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页。）。
被目为自由知识界言论阵地的《大公报》也强调“专家政治”对于国营经济的重要性、政务与事务分开的必要性，并认为大学是培养伟大专家的地方。该报强调，“救亡建国首赖良好正确之智识、政治之趋势，实际上必成专家政治”（注：《应付国难与政治改造》，《大公报》1935年7月4日。），应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经济学家、军事科学家制定出全国的经济计划、国防计划，“将来智识之最高权威，定即成为政治之最高权威”（注：《祝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大公报》1932年8月22日。）。国营经济是专门事业，必须尊重专家意见与地位，“故事业用人，须尽用专家，务使各事业专门化与独立化。淘汰病菌，注入鲜血，则各事业自有起色矣”（注：张季鸾：《论国营事业》，《季鸾文存》上册，第102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7辑，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的政治，是政务家太多，事务家太少，政务家又不知充分利用事务与技术人才，少数技术专家违用其才，或位逾其能，“惟专家不必尽明政治，更不必办理事务。最重要者能将专家人才之意见，消纳于政务事务之中”（注：《政务、事务、技术》，《大公报》1933年9月12日。）。虽中国学术界缺少实际参加国事之机会，未能养成解决重大问题之能力，大学仍是可能产生伟大专家的地方：“中国之有成伟大专家希望者，多数当系集中于各大学。”（注：《学术界与国家问题》，《大公报》1935年3月21日。）
胡适对于“专家政治”的理解则有一个演变过程。最初，他寄希望宋子文的改革实现专家政治。继之对国民党失望，胡适又将知识精英的作用理解成“干政团体”，“我们只能希望在最近几年之内国中的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他列举三类团体，如中国经济学社、中国科学社之类的学术团体，商会、银行公会之类的商人团体，律师公会、记者公会之类的技术职业团体。他把这样的联合称为“建国大同盟”（注：胡适：《中国政治出路商榷》，《独立评论》第17号。）。当朋友开始谈论“新式独裁”的“专家政治”时，胡适却转而怀疑“专家政治”。他撰文指出，民主政治一直是幼稚的，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一战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专家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因而，“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注：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130号。）。他针对苏俄需要150万专家的统计数字，坚持中国不可能实行新式独裁。细察胡适的言论，他不是反对“专家政治”本身，而是反对以“专家政治”取代民主化进程，或者说他急于替他的“民主幼稚论”辩护，而不惜暂时放弃他以往对“专家政治”的理解。
尽管如此，较之“民主”与“独裁”方案的众说纷纭，“专家政治论”相对来说是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共识。“专家政治”是一种改良主义。专家治国可以在民主制下尝试，也可以在专制体制下尝试。国民党携“革命”而成功，最畏惧的是下一轮“革命”。“专家政治”并不直接挑战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它逃避了民主建国还是独裁建国的两难选择。因此，30年代风行一时的“专家政治”，冲淡了南京政权与北洋时期十分活跃的知识精英之间的紧张，缓和了自由理念与一党专政的截然对立，成为双方的“共识”。
二、从专家论政到专家参政
专家政治要求专家参加政权。但在当时的现实中，却是通过两步完成。从专家的一方，是从专家论政到专家参政；从当政的一方，是设立议政、咨询机构到援引专家进入政府。实现专家政治的第一步，是专家论政。
《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是专家论政的重要途径。《大公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特设“星期论文”刊登著名学者对于时政的看法，《新月》、《独立评论》是当时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且主要撰稿人中不少人先后从议政走上从政道路，如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陈之迈、张忠绂、张其昀、陶希圣等。欧美留学生构成专家的主要阵容，如上述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除陶希圣、张其昀外，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他们也有明显的相互人际关系，以清华、北大教授为主，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已成名。
相对的独立性和主流地位，是专家论政的优越社会条件。在“士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的主流地位是依附性的；现代商业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加强，社会地位却日益边缘化。二三十年代，中国“士大夫”传统依然留存，商业社会发展带来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还没有凸显出来。既“独立”又“主流”，这一时期是新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时候。
传统士人与现代专家的双得身份，是他们论政的优势。福柯将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和专门的知识分子。前者以写作为业，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代言人；后者以专门技术活动于特定领域。福柯认为，现代社会里，专业技术活动越来越参与政治过程，而写作的作用在消退，这导致两种知识分子地位的此消彼长。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分化刚刚起步，自然科学家长于舞文弄墨者不乏其人。前述专家，各有不同专业，却有普遍知识分子的共同点：长于著述。除平日的专业研究外，这些人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发表不少时政论文，多者达数十篇文字。
内容的广泛性，观点的差异性，是专家论政的特点。专家论政，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有涉及，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制度的讨论，独裁与专制、统一的途径、建国问题、行政问题等；经济方面，涉及农村复兴、统制经济；外交方面，集中在对日问题、苏俄问题、国联问题；教育方面，涉及教育政策、学生运动、高等教育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专家们常各执一词。关于政治建设，有“开明的专制”、“新式的独裁”、“民主的政治”；关于“统一”问题，有“武力统一论”、“建设统一论”、“民主统一论”；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有“复兴农村”、“开发工业”，还有开办中国农村工业的“第三条路”；外交上，有妥协论，也有强硬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有“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中国本位”、“折衷调和”之论。专家论政的多元化风格，提供多项选择的可能，给南京当政者留下选择专家的充分空间。
国民党在内忧外患中开始倾听专家的意见，接受“专家政治”的主张。国防设计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吸纳专家的组织。这一组织的设立，标志着专家论政的制度化，也昭示着专家论政向专家从政的转化。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张，系黄郛首倡，蒋介石加以发挥。
1932年3月蒋介石重新出山后，在庐山牯岭大量召集专家谈话。据钱昌照的回忆，“1932年春、夏、秋三季，在南京、牯岭、武汉由我陪同和蒋介石见面，或者为他讲学的有王世杰、周览、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锐、吴蕴初、陈伯庄、万国鼎等二三十人”（注：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翁文灏赴庐山见蒋介石时，向蒋讲授中国矿产、水土状况，被蒋的谦虚打动。蒋要他就任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他只答应挂名，具体事务多由副秘书长钱昌照处理。
1932年11月29日国防设计委员会秘密成立，隶属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最初有委员39人。该会下设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交通、人口土地粮食、文化等组。后又根据各项调查研究计划成立专门委员会，增添一批专门委员。该机构汇集了一批国际、政法、财经、工商、文教、科技界的专家，不少与国防事业有关的调查研究得以展开。1934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改为隶属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比只是调查研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有了更多的实际权限，成为主持战时实业建设的重要机关。
直接充实专家到政府部门，则是国民党实施专家政治的第二步。
一些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学者、浙江籍学者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即率先涉足政坛。如蒋梦麟、马寅初、杨端六、谢冠生等。一些有特殊关系的人才也较早受到重用，如钱昌照、沈怡与黄郛是姻亲，钱昌祚与钱昌照又是堂兄弟。也有原为北京政府要员，重新被委任者。顾维钧先是作为北洋政府要犯被南京所通缉，但“九·一八”事变后被委任为外交部长。类似的还有罗文干、施肇基、钱泰等。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对行政院实行了改组。吴鼎昌任实业部长，张嘉璈任铁道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行政院中，翁文灏出任秘书处处长，蒋廷黻出任政务处处长。这届内阁被称为“人才内阁”。吴鼎昌原为银行家、《大公报》社长，曾在北洋政府内任财政部次长。翁文灏本无意仕途，1931年辞去清华校长，1932年10月以“丁忧”为借口拒绝教育部长的任命。但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后，实际上已经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直到1935年正式进入政府。蒋廷黻随翁前往南京见蒋介石的时候，仍未决定该如何答复。当蒋廷黻表示没有经验时，“‘你能’，他说，‘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他一面对我说，一面拿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注：《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何廉于1936年进入政府。陈之迈从政应是受蒋廷黻的影响。1936年夏天，蒋廷黻聘请两位清华教授到各地考察地方行政，其中之一是陈之迈。陈正式在行政院服务期间是1938年5月至1944年6月。
抗战爆发后，更多专家以种种方式参政，如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国民参政会。当然，也有一些专家选择了不与国民党合作的道路，如首倡“专家政治”的罗隆基。
专家从政虽部分实现，但与国民党“党化政治”的既定方针不无矛盾。国民党鼓吹党治是对孙中山“党义治国”主张的扭曲，实际成了党员治国，党员作官。如何保证从政专家的政治忠诚，稳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国民党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从政专家，也面临着党籍问题。从政学者中，蒋介石先后“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已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注：胡适1947年3月18日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而入了党没有当中委的学者更多。
国难当头，从政是直接为国家出力，不会引发心理冲突。但持自由理念的人，加入独尊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将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这充分体现在入党问题上的尴尬和彷徨。
专家、学者往往以“被动”而“模糊”的方式入党，或是特批，或是集体入党。特批的专家常常由国民党高层人物屡屡直接动员，有时还是蒋介石亲自出马，有的有手续，有的没有完备手续。似乎入了党，似乎又没有入。似是而非、亦是亦非的党员身份，充分体现出价值理念与政治行为的内在冲突。兹举几例：
钱昌照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一天陈布雷打电话祝贺他已加入国民党，“我摸不着头脑，忙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同张群两人介绍，在蒋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我和刘尚清两人正式通过为特别党员。不久以后，他亲自把党证送给我”（注：《钱昌照回忆录》，第139页。）。
张忠绂1938年担任参事室参事期间，蒋介石、王世杰多次表示希望他入党，“王世杰送来特别党证，嘱我于星期日赴党部宣誓。恰巧届期我略感不适，没有能去宣誓。从那以后，遂无人再提此事。我自然也乐得不问”（注：张忠绂：《迷惘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第144页。）。张自认为自己并没有入党，但他是党报社论委员会成员。
何廉自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入政界后，陈布雷和蒋介石要介绍他入党，朱家骅给过他正式申请书，但“我从没有为加入国民党做过什么。换句话说，我也不是铁板一块地坚决反对入国民党籍的”（注：《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199页。）。
顾维钧于1942年加入国民党，后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回忆录中多次谈到入党问题却言辞闪烁，他说：“我的党籍实际上是别人给我安排的。”（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8页。）
钱昌祚自称没有参加过政治组织，“直到1939年在成都任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副厅长任内，随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注：钱昌祚：《浮生百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95页。）。
引专家到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对南京政权的决策有一定影响。一些国民党外的知识精英获得了报效国家的机会，这对于国家支撑战前建设及抗战到底，是有益处的。部分专家战时在一些咨询机构里，在战乱中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可谓为国家保存了一批人才。但专家参政后活跃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权力机构当中，这是基于统治者意愿的开放，而不是结构性的开放。且专家各有自己的专业，多数从政的专家并没有发挥专长，而是成为蒋的高级幕僚，反而失去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传承社会文化、裁判社会公正的历史作用。“专家政治”的独立性消失，只剩下技术操作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并未改善。而陶希圣捉刀为蒋介石完成《中国之命运》，朱家骅准备为蒋的生日献铜鼎，陈布雷成为“文胆”，不惜熬到油尽灯枯时以身相殉，史地专家张其昀1949年应召赴台就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长……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从政演出的幕幕悲剧。
三、历史的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专家政治论”具有两面性。从政治学角度言之，“专家政治”不应成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专家政治”的一个假设是，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都可化约为专门技术问题，通过科学的手段解决。置“科学”于政治领域的最高原则，则可能无形中冷落政治领域的基本规则——“民主”。其次，科学介入政治领域，到底是“科学支配权力”，还是“权力支配科学”？“专家政治”要求的是“科学支配权力”，实践却可能是“权力支配科学”，其结果往往是权力的膨胀和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再者，科学和道德都很难成为制约权力的根本手段，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
但在中国当时具体社会环境中，提倡“专家政治”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专家政治”应该成为民主政治体制下的一种权力运作模式。现代民主政治已不同于简单“直接民权”的古典民主，已意味着政治本身的制度化、专业化和技术分工。提倡“专家政治”意味着行政现代化。对于将“政治”混同于弄权、人治的中国而言，“专家政治”是一种更现代的观念。再者，“权力支配科学”总强于“权力拒绝科学”，“专家政治”总胜于国民党人的武人政治、分赃政治。兼传统士人与现代专家于一身的知识精英，徘徊于亦学亦政之间，可能是打破国民党的“革命功臣”垄断权力、实现政权开放的第一步。何况，即使在集权的体制下，“专家政治”亦可以是对付特殊利益集团的有效武器。
从更久远的场景，比如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东方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比较中，“专家政治论”的历史演变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
人们追述西方“专家政治论”的历史渊源时，多认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专家治国的最早倡导者，他主张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由有知识的人来承担，反对由抽签法实行的民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提出由哲学家担任国王的治国理想。
中国的“专家政治论”可回溯到传统的“贤人政治”。传统中国社会里，士人以科举入仕，“儒学”是从政所需的惟一专业知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通儒学有德行的人就是“贤人”。对于知识与权力的同构性要求，是“专家政治”与“贤人政治”的共同统治逻辑，不过前者要求科学知识，后者要求道德化的儒学知识。
“专家政治论”在东西方都有其源头，这表明，在政治文化的最高层次上东西方是会通的，并无东、西之别。但历史却为其提供了东、西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在西方，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政治论是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专家政治论(Technocray)亦称技术统治论（注：关于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参见杰缅丘诺克《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要求科学支配权力，技术统治社会，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十分盛行。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被认为是这一思潮的创始人。凡勃伦是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有《工程师与价值体系》(The Engineersand the Price System)等多部著作。凡勃伦认为，工程师与资本家的矛盾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应由科技专家控制社会，实现变革，迫使资本家让出权力，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另一著名专家政治论者是哈维·斯科特(Howard Scott,1890-1970)。1918年、1919年间，他们联合一些科学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于1920年成立科学协会(TechnicalAlliance)，推动技术统治运动。斯科特认为，政治运动是不发达社会的古老现象，现代社会里，一切社会问题都可由科学来解决。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中，这一思潮十分引人注目，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值体系》成为畅销书。该书实际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系列讲座的笔录。
西方的专家政治论形成系统的解释理论甚至社会运动，并影响深远。除前述凡勃伦的著作外，斯科特1933年出版《技术统治引论》，提出以“技术统治综合体”控制社会学说。美国的专家政治论者成立了不少团体组织，如“科学协会”、“技术统治党”、“技术统治联合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思潮再次复兴；八九十年代，又与“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理论联系在一起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潮至今仍具有相当影响。凡勃伦的思想仍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不少研究者认为“专家政治论”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国“专家政治论”是盛行一时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投射到政治领域的产物。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科学为核心的“夷学”成为“新学”。“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最高追求。20年代的知识界，唯科学主义一度成为一种相当强劲的思潮（注：关于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参见［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些欧美留学生是科学的崇拜者，认为专家的科学知识支配一切领域，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以科学发展的程度来解释历史，将历史的进程划分为迷信时代、经验时代、科学时代；他们将科学的通则推广至观念形态，引起“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他们也将科学的通则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专家政治”的口号。
“专家政治论”也是自由主义思潮被打压的结果。政治自由意味着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党政治、权力制衡、成文宪法等。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下，其他政党已经成为非法，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要求人权触犯了“党权”，要求约法、宪法又触动了三民主义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因此“专家政治”是其政治主张中硕果仅存的、最温和的部分：《新月》谈专家政治，也谈人权，《独立评论》就只能谈专家政治而不谈人权了。
“专家政治论”还是“五四”以来“平民政治”思潮的一种“反动”。五四运动后，“平民政治”主张流行一时，知识界常作为民众代言人领导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影响政局的现象十分普遍。但部分知识精英认为群众运动过了头，非“民主”而是“民狂”。国共合作后，以发动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国民革命迅速推进。但国共分裂后，出现的是更不民主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政治动荡。五四时期持“平民政治”主张的知识界出现分化。一部分转而从事革命，走向中国农村，一部分寄托于现政权，提出“专家政治”的政治纲领。
中国的专家政治论者也受到同时期欧美技术统治运动的影响。罗隆基在谈及“专家政治”时，就列举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行政学著作、欧美工商企业所实行的科学管理法。丁文江、胡适等人也敏锐观察到欧美专家政治的新现象即所谓“智囊团政治”的出现。
虽然“专家政治”更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倡导和尝试的“专家政治论”依然有别于西方的“专家政治论”：
其一，发生背景的差异。首先，西方“专家政治论”产生在民主体制成熟之后，中国的“专家政治论”发生在国民党专制体制下。在西方国家里，代议制、多党制、成文宪法、文官考选等等制度构建都已在19世纪中后期得以成熟。党派“政客”与技术“官僚”的差异已经体现在议会同内阁的功能区分当中，高级文官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大大高于普通公众甚至议会。而中国在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欧美政治体制失败后，一直未能建立有效能的政治体制。其次，西方“专家政治论”是工业化社会高度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思潮与社会现象，是对于科学技术在社会领域突出影响的概括，是对现实的思考和预测。中国的“专家政治论”源于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兴盛，中国现代科学刚刚萌芽，学术期刊、学术团体刚刚模仿西方建立，处于学术建制的草创阶段。科学技术的影响还十分薄弱。“专家政治论”只是“观念”的反映，而非“存在”的反映。再次，西方“专家政治论”是为了解决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改变过去经济放任主义而导致的国家权力的削弱；中国的“专家政治论”面临的是“九·一八”以来的民族危机。
其二，内涵的差异。首先，西方的“专家政治论”主要指以“科学的霸权”反对“商业的霸权”，产生于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分化已十分明显之后，“专家”主要指科技专家，有排除人文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的倾向。中国的“专家政治论”不只强调科学专家的作用，而且强调行政的现代化，“专家”也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实业家在内。其次，西方的“专家政治论”不仅是一种思潮，而且演变为意识形态、社会运动。中国的专家政治论者没有热衷于理论建构，他们的观点与西方专家政治论者也没有十分明显的师承关系。抗战期间，一批专家投身于经济领域，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政治作用微乎其微。
此外，西方学术界对于“专家政治论”的批评建立在反对“科学的专制”的基础上，如法兰克福学派对高科技影响下的西方文明的批判。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科学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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