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外汇储备论文,高增长论文,我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外汇储备更是较上年激增51.24%,年末持有量达6099.32亿美元,再次刷新记录,继续成为仅次于日本、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自从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开始,有关外汇储备“过多”的呼声就“不绝于耳”并延续至今。的确,我国外汇储备从80年代初的不足百亿积累到目前的过六千亿美元,增长了几十倍。但迄今为止,外汇储备“过多”的呼声大多源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国际背景下,在我国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内格局下,单纯从经济角度就得出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结论有失偏颇。我们更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充分认识我国外汇储备的战略意义。
一、支撑我国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国际因素
(一)美元—华尔街体系威胁着我国经济安全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墟上,摆脱了旧体制约束的美国处心积虑,设计出了集中体现美国国家利益、至今仍是国际金融体系主导的美元—华尔街体系。[1]这事实上形成了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中心—外围结构。尽管欧洲的实力在逐渐增强,但在最近20年内,美国一直处在结构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在外围。对美国而言,美元币值不再受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固定汇率制的束缚,在国家战略的支配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可以不顾其它国家的利益而自主确定美元的汇率。于是,美元汇率及其变动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利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理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则时常被搁置一边。同时,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庞大规模和美国金融机构的雄厚实力使其成为吸引资金的“磁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它国家居民愿意在华尔街投资和筹资。由于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成为世界各国所持有美元的最终清算中心,各国的美元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华尔街;华尔街的“磁场效应”加速了境外美元流入,从而强化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与华尔街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强化了各自的实力与地位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与支配作用。美元—华尔街体系集中体现了美国的意志与国家利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它们的本币汇率总会不同程度地受美元币值的影响甚至支配。
在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作用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风险凸显:美元汇率急剧涨落、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我国是一个正在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20世纪70年代的“钉住一篮子货币”、80年代的“其它管理浮动”到现阶段“钉住单一货币美元”的制度变迁。在目前的“钉住美元”制度下,虽然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但因为美元汇率剧烈变动,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汇率也跟随美元被动地出现较大幅度变动,人民币汇率风险突出,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表明,拥有充裕外汇储备的经济体更能有效地抵御国际金融风险。[2]因此,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都大幅度增加了外汇储备持有,这成为近年来世界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现象。
(二)世界区域货币竞争挤压了人民币的成长空间
世界经济的区域化与集团化是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另一种体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与苦难后,在共同理念的指引下,欧洲走上了联合之路。2004年5月1日,欧盟正式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塞浦路斯等十国加入,从而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东扩。东扩后,欧盟疆域面积从326万平方公里增至450万平方公里,增加37.8%;人口从3.78亿增至4.53亿,增加19.8%;GDP总值从78081亿美元增至83773亿美元,增加7.3%;贸易总额从39977亿美元增至44263亿美元,增加10.7%。欧元是欧洲一体化的标志和重要成果。最近几年,在与美元的竞争中,欧元逐渐走强,其地位和市场认可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了迎接欧洲一体化的挑战并与之抗衡,1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依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随着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实行美元化,在美洲大陆形成了不同于欧元区的、松散的“美元区”。
显然,美元与欧元两大区域货币之间呈竞争态势,早在1999年,欧元面世之时,美国发动了对欧盟的后院—南联盟的军事打击,这体现了美国利用战争将资金从欧洲驱赶至美国,借机打击欧元的战略意图。固然美国的军事行动具有必然性,而且战争的爆发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但军事打击出现在1999年欧元面世之初,这是美国在打击欧元指导思想下“选时”、“选势”的结果。美元与欧元两大区域货币对其它货币呈挤压之势。在挤压之下,新兴工业国家甚至日本都压力倍增,为了赢得市场对其货币的信心,它们普遍增加了外汇储备。对此,我国也概莫能外。目前,人民币仅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下一步目标是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实现完全可兑换后的人民币必然沿着强势地区货币——强势区域货币——国际货币的路径成长。美元与欧元两大区域货币的竞争决定了人民币的成长之路将艰难而曲折,同时由于人民币的成长会削减美元与欧元的既得利益,美国与欧盟必定会采取措施打击人民币,挤压人民币的成长空间。因此,我国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近期能为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提供准备,远期能为应对国际区域货币竞争创造条件。
二、推动我国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国内因素
(一)“走出去战略”考验我国的外汇供给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资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我国对国际资本实行的是“请进来”战略。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成效显著,我国引进外资数量多年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引进的外资为我国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决定了我们必须在“请进来”的基础上“走出去”。近年来,我国制订并全面实施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截至目前,已有一部分企业走了出去,它们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大型国有企业,如首钢;一类是上市公司,如海尔、TCL;另一类是数量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可以预见,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当前,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国内企业还不能用人民币直接到国际市场投资,这样就产生了对外汇的需求。在现阶段,就总体而言,我国对国内企业实行的仍是强制性结售汇制。国内企业不能按意愿持有外汇,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只能持有少量外汇。在现有体制的制约下,准备走出去的企业只能向外汇银行购买外汇,但由于受到结算周转外汇限额的限制,外汇银行所能供应的外汇有限。面对拟“走出去”企业的外汇需求,外汇银行只能求助于中央银行。因此,准备“走出去”国内企业的外汇需求将会最终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需求。可以肯定,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将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我国外汇储备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效支撑。
(二)金融体制改革成为我国改革成败的关键环节
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从存量上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从增量上看,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会落空。而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大难点是它的社会负担沉重,因此,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破题之举。2004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占GDP的比率已达44.5%。可考虑从现有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单独运作。在运作方式上采用国际大型养老基金的模式,如世界银行的养老基金近10年以来的年均回报率在8%左右。如果这部分资金的回报率也能达到这一水平,它就能每年实现几百亿美元的收入,这笔收入可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用来承担国有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3]事实上,这一举措可以实现多赢:国有企业可轻装上阵,有利于它们的后续改革;银行不再向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的贷款补贴,有利于它们建立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社会保障基金得到新鲜血液的补充,在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有利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制度。
(三)台港的不确定性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不确定性是困扰和阻碍一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在影响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国家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和一国两制的平稳运行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台独”势力日趋嚣张,台海局势愈趋紧张。这对我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央政府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但同时决不承诺放弃武力。台海局势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在评价我国外汇储备的多寡时,还需要加上一个“战争溢价”。[4]“九七”回归后,香港社会经济基本上实现了平稳运行,但是香港政治经济中仍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极少部分人对于香港的政治架构提出了质疑。维系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是我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考虑到香港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还需要为我国外汇储备加上一个“稳定溢价”。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持有现有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从经济的角度就得出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区域化的背景下,只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视角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一定的瓶颈制约,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是破解这一困局的重要战略资源。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和当前的外汇储备规模是我国深刻认识到外汇储备战略意义下的理性选择,它们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根本原则。可以判断,在将来的一段时期内,虽然增长势头将趋于平缓,但我国外汇储备仍将以一定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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