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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宜:总理是国家的,不是我们家的 周秉宜是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三女儿,1949年到1968年期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生活,从小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 在周秉宜的记忆里,周恩来工作起来一直没日没夜,晚上经常工作到凌晨五、六点,每天只睡不到6个小时。“一到晚上工作,伯母就特别不放心,就怕他坐进办公室里好几个小时不出来。”周秉宜说,周恩来工作起来是不允许打扰的,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拖延”。 后来,邓颖超想了个办法,她有意让小孩子进去把周总理拉出来,“强迫”他休息。“如果是儿童,他是不太拒绝的。因此,我那时候比较多的任务是拉他出来去散步。”周秉宜说。 西花厅是总理办公的场所,孩子们在西花厅生活也有“三大纪律”:保持绝对安静;周恩来和秘书们的办公室不能进,不能享有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作为总理的侄女,周秉宜从来就享受不到所谓的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她回忆,某年夏天,总理在西花厅接待苏联外宾。国务院招待科的工作人员就准备了一桶冰淇淋,用以招待外宾。工作人员看见两个小孩儿在,就给周秉宜他们一人盛了一小碗。“很快我伯母就知道了,她把那位工作人员严厉地批评了一通。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们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冰淇淋了。”周秉宜说。 周恩来总理还规定,家里的小孩子上了小学就不能再在西花厅吃饭了,必须去吃大食堂。周秉宜记得,上小学的那年九月,总理的卫士长发给她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给了她两毛钱,让她和哥哥一起到国务院第三大食堂打饭吃。从那以后,除了老家来了亲戚外,无论刮风下雨都是如此。 虽然是周总理家的孩子,周秉宜却不被允许随便到其他领导家串门、玩耍,就连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家也不行。“伯母不允许我们去打扰别人,给人家带来麻烦。”周秉宜说,小学毕业那年,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热情邀请周秉宜去家里玩。在“请示”了伯母后,按照伯母要求,到中南海大门外,通过警卫通报,请邓楠出门接到家里。 “其实,是可以从里面穿过去的,而且警卫都认识我们这些孩子。可是伯母就是不允许搞特殊,严格按照出入规定来办。”周秉宜谈及往事一件件,处处透出“家风正”、“家规严”。 周秉宜还一直记得总理曾在一次家庭会议上的表态:“你们不是我的子女。如果是,我会要求得更严格。”“伯父伯母为什么那么严格地要求我们?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明白,总理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是为大家服务的。”周秉宜表示,因为总理的言传身教,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提醒自己是个普通人,不能搞特殊。 (中国经济导报,节选) 朱和平:爷爷是农民工成才的榜样 德字贯穿于朱家家风 “忠诚,厚道,勤奋,努力”,从小就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的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对爷爷的品德,他耳濡目染。朱和平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终生的,这八个字就是朱家的家风,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德字”。 朱和平说,朱家祖祖代代都是农民,到爷爷这一代是晚清时期,已经成为了佃农,也就是完全的“打工族”,十分穷苦。爷爷曾写过一篇文章写到,即便如此,他的母亲还能省下一点粮食去救济人,家人非常善良。 朱和平说,爷爷出生在这么穷困的家庭里,上学开始就身无分文,一个“打工族”在30岁时就当上了少将,“他就是农民工成才的榜样”。而在高官厚禄的情况下,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更需要极强的理想信念与意志品格。 朱和平坦言,当伟人后代压力大。“作为伟人的后代,百姓对你的要求就会很高。”因为他们对伟人很崇拜,特别是对开国元勋。“不管走到哪里,人们很自然就会将朱德和我联系在一起,从我的一言一行中看看有没有朱德元帅身上的影子。” 朱和平说,还有一些老同志,他们现在见不到这些伟人了,见到他们的后人,就会把对伟人的思想感情转移到后人身上,提出很高要求。伟人后代在各方面,包括举止言谈,都要尽量做得好一些。 (北京晨报) 贺晓明: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贺龙元帅的二女儿贺晓明与记者谈及家风,她深有感触地说:“父辈的言传身教,悄无声息地影响了我们一生。” 贺晓明回忆,哥哥贺鹏飞上初中时,一次踢足球腿部骨折。按理说,父母心疼都来不及。可是一个星期后,父亲就让打着石膏的哥哥去学校,而且不允许坐他的专车,在街上包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每天负责接送。贺鹏飞每天坚持拄着拐杖坐三轮车上学,也全然没有因为是元帅的儿子觉得不自在。当时,有些老战友认为父亲不近人情,而父亲却说,“儿子本来就是普通一员,正好借机让他受到磨炼,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我们家有一条规矩,不允许以父亲的名义向学校、组织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如果这种行为发生了,全家都会非常鄙视,这也是父亲最不喜欢的事情。”贺晓明说。“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有精气神。”在贺晓明印象中,她小时候总是给人腰伸不直的感觉,父亲曾责令她每天必须靠墙站立一个小时进行自我矫正。如今贺晓明68岁了身板依然挺拔。 “细节决定成败,饭桌上的学问大了。”贺晓明说,父亲经常告诫他们,“一粒粮食一粒汗,要懂得去珍惜”。每次吃饭,都要求他们不许碗里剩饭粒,桌子上也不要掉饭粒,父亲自己也是一直坚持这样的习惯。吃完饭以后,自己把用过的碗和筷子送到厨房洗干净,再放到旁边,这是家规。“当时家里有工作人员做这些事情,本来我们可以不做的,但是,父亲还是坚持要求我们这样做。” “逆境里的忠诚,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品德。”在贺晓明叙述中,记者明显感觉她对父亲充满了敬佩与爱戴,她说父亲不仅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还是一个信仰非常坚定的人,一生当中的逆境和坎坷特别多,忠诚于党、忠于国家,值得我们一辈子用心灵去读。 贺晓明介绍,父亲曾经说过,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次两次、十几次,而是几十次。“所以父亲对儿女的进步非常看重,时刻要求我们忠诚于党的事业。” 贺晓明依然记得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那天,当时她高中刚毕业,是妈妈薛明打电话告诉父亲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说,“我女儿今天入党了,非常高兴,我们家可以组织一个党小组了。” (湖南日报,节选) 习近平写信祝贺父亲八十八岁“米寿”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八十八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八十八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深情地写道: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摘自《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原文标题:习近平写信祝贺父亲八十八岁“米寿”) 陶斯亮:正派、正直、善良 “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不为自己谋私利,爸爸的这些优秀品质一直潜移默化影响着我……说起家风,先不说这些大的,但由此而来的正派、正直、善良应该在我家一直能够传下去。”谈起父亲陶铸和家风,74岁高龄的陶斯亮女士兴致很高。 “父亲他们那代入党性很强,一心为公,从不为自己谋私利,从小就严格要求我们,不让我们有任何特权。”陶斯亮笑着说,虽然是独生子女,但父亲对自己从不娇惯。1958年,陶斯亮没考上高中。“成绩出来后,我就去广东找爸爸,以为爸爸骂一顿后,怎么得也会给自己找个学校读书,不料父亲并没有说太多,直接安排我到省委农场劳动去了。”陶斯亮打了个哈哈说,“是真正的劳动,周六、周日才能回家,主要任务就是美化白云山,和那些下放的干部一起植树。一直干到1959年,爸爸才让我回北京读高中……” “但爸爸的教育很亲民,一般都是潜移默化的,什么学钢琴之类都没有,没有刻意培养我,主要是有空的时候帮我分析下优点和缺点。一般都是他做给我们看。比如在金钱的问题上,他很少有积蓄,一般都交了党费,他对我说,你别指望我给你留什么钱,最多1000元给你结婚。”陶斯亮回忆,父亲修广东的住所(公房)时,坚决要自己出钱,不让公家修,后来广东方面要退还当年的修房费用时,母亲曾志淡淡地说,当年陶铸同志已经作出了决定……“这一些点点滴滴,包括接人待物,深深地影响着我。”陶斯亮说。 陶斯亮回忆,陶铸当年在广东“化名”蹲点,都是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花都,当时河道比较多,渡船很贵,很多小学生游泳上学,陶铸知道后,马上召开相关部门会议,降低渡船收费。“至今花都老百姓都在怀念他啊!他去蹲点,都是切切实实解决老百姓的问题。人家只知道他叫‘老金’,他经常拉着牛和老百姓聊天,交了很多朋友。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是广东最大的官。” “我爸爸每年过年都会请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在家吃饭。我去花都,他们都请我到我爸爸蹲点的地方,见了爸爸很多的农民朋友。年纪大点的说起陶铸都念念不忘。为了还这段情,2008年,我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北京玩,飞机票、吃住都是我自己花钱。”陶斯亮感慨,“父亲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天然的,可能他们那代人都是那样的,所以就少了贪官,心里装着劳动人民,才不会有杂念。” (湖南日报,节选)伟人的后代讲的是家族的风格_朱和平论文
伟人的后代讲的是家族的风格_朱和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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