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放光芒的指针——纪念《共产党宣言》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指针论文,光芒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已经一百五十年了。一百五十年来，没有哪一本书传播得如此广泛，如此深入人心，没有哪一本书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对于这部著作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
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联系，参加了该同盟于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的委托，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宣言的形式阐述出来，这样便产生了1848年2 月第一次在伦敦出版单行本的《共产党宣言》。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宣言》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以及它将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满足了时代的需要，给呻吟在资本主义重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它有如黑夜里的灯火，大旱中的甘霖，立即不胫而走，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用多种文字在各国传播开来。1888年，恩格斯在为《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回顾四十年来的历史说：“《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如果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宣言》产生的影响已经是空前的，那么，同二十世纪以来的情况相比，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二十世纪以来，《宣言》传播的范围更加深广地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实践，从一国的实践变为多国的实践。
《宣言》给予中国革命的伟大影响值得大书而特书。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读的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就是《宣言》。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主义著作，第一本是《宣言》。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毛泽东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主义著作，《宣言》都被列在首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组建起来的，《宣言》哺育了中国的几代革命者，它同其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起，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精神武器，指引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宣言》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列宁曾多次讲到这一点。他说：“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他又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他还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他认为，《宣言》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这对《宣言》的内容和价值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
确实，《宣言》总共不到三万字，却讲了那么多丰富深刻的内容，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鞭辟入里，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文情并茂，它既是具有高度理论性的科学著作，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籍。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宣言》，就不能算是一个觉悟工人，遑论共产党员甚至党的干部？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事实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认真读过《宣言》的并不很多，这同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极不相称的。有些人陷于文山会海，忙于应酬往来，乃至耽于酒绿灯红，这些都有时间，偏偏坐下来读一读不到三万字的经典著作就没有时间，这说得过去吗？在纪念《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呢？
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贯穿于《宣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遵循了这个客观规律，同样，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是遵循这个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它束缚和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什么呢？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谁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些就是《宣言》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私有制和阶级以来，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尽管它们相互对立，彼此取代，但这一点是相同的，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最终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因此，《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然私有制、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点，这些社会的意识形态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为私有制辩护，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辩护，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最终要树立公有的观念，树立劳动是乐生的第一需要的观念，树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念，因此，《宣言》紧接着指出，“毫不奇怪，它（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虽然我们现在离开实现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还很远，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目标。
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也社会化，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只有这样，才能按照国民经济的总体布局，按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安排生产，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必然带来的各个企业中的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人人平等，除了自己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外，谁都不能提供其他的东西，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从而消除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现象，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防止两极分化（生产决定分配，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仅仅依靠社会福利设施和累进税制度等是不可能防止两极分化的），克服由此造成的生产力扩张和购买力萎缩之间的矛盾。无疑这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的，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它不是基于对社会公正之类的抽象议论，而是实际地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揭露其固有的基本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科学途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正是这样提出来的。姓“公”还是姓“私”是不能不问一问的。如果不问姓“公”姓“私”，空谈什么社会公正，那岂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宣言》提出的基本原理？
有人跑出来开导我们说，根本无需考虑姓“公”姓“私”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尽管公有制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人类社会都是逐步在走一条公有化而非私有化的道路。在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严格意义上的私有企业，在香港、台湾地区已不占主导地位”。多么美妙、多么可爱的图景啊！全世界都在走向公有制，资本主义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也纯属多余，因为早就是一国一制了！此论可谓奇矣怪矣，但可惜并不符合事实，因而也不能丝毫撼动《宣言》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恩格斯就针对资本主义现实状况的变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变来变去，并没有超越恩格斯的这个科学论断：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也不可能自动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正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系列对立和冲突，没有也不可能自动地得到解决。现在，人们常爱引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变革的社会。”这自然很对。但是却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这些年来，我们的耳边一直充斥着“公有制主体虚位”，“全民所有，人人皆无”之类的论调。最近有人又提出“所有者的非人格化”的命题，说是“由于所有者非人格化，企业盈亏成败与有关人员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联系不密切，因而经济驱动力比较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生产资料没有量化到个人头上，人们就不会关心生产经营的好坏，就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果真这样吗？否。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早就批判过这种论调。当时资产阶级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宣言》指出：“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确，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劳动者并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在个体小私有制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才真正归个人所有。但历史证明，个体小私有制的效率并不高，而且它恰恰是被资本主义所摧毁的。生产越是社会化，生产资料就越不能成为个人所有。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常常并不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使用和增值的，而是有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至于这些企业的工人，就更不是因为企业属于自己所有（即使拥有少量股票也罢）才去劳动的。可见那种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公有制企业就不存在弊端。问题确实存在，例如，缺乏严格的、科学的、民主的管理，生产经营决策失误，按劳分配贯彻不好，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领导班子思想业务素质差乃至蜕化变质，这些都可能成为造成企业严重亏损的内部原因。多年来不平等的外部环境，更使企业雪上加霜。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坚持公有制的范围内妥善解决。许多办得很好的国有企业已经在这方面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对此丧失信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有人说，“‘我’是人性中唯一稳定的因素，关心自己的福祉是人性中不变的因素”，以此作为实行私有化的理由。这是把私有观念当作亘古不变的人性，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不知私有为何物的漫长时期。将来，当我们的最高理想——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实现之日，人们又会不知私有为何物。私有观念是私有制的产物，而私有制虽然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今后大概还会再延续数百年，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它终究是要被消灭的。我们决不能把它神圣化、偶像化，当作可以利用的包治百病的药方，而是要承认它，逐步地削弱它，最终达到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目标。《宣言》中说的“传统的观念”主要是指私有观念，而决不是指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本身恰恰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不能因为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对文明成果拒绝吸收乃至加以毁弃，也不能因为要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就助长和宣扬私有观念。马克思说过：“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昧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愚蠢而片面的私有观念去实行私有化，这只能是饮鸩止渴，在存在和意识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只有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去武装群众，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存在和意识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所以，在《宣言》中，“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与“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提出来的，其间有深意在焉。
原理的实际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中说，“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他们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实践也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必须从各国实际出发，不可能千篇一律，完全雷同。他们要求各国的共产党人不要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要把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认真研究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从中得出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他们没有束缚住后人的手脚，恰恰相反，他们要求后人在理论和实际的统一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愧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榜样，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忠实学生。在实现《宣言》提出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任务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在实现《宣言》提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的任务中，中国共产党人把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官僚买办资本采取没收的办法，对于民族资本则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实行和平赎买。在这个规模空前的极其深刻的变革过程中，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是永垂史册的成功实践。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在实现《宣言》提出的“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任务中，中国共产党人从1956年就开始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其间经过曲折和反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都用新的经验和理论丰富了《宣言》的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的新的财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定要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这些原理之所以不能违背，因为它们是客观真理。《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不仅在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宣言》德文版序言时，“还是完全正确的”，直到现在也还是完全正确的。有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割裂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并把它们对立起来。据说前者强调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后者则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忽视了生产力，忽视了共同富裕；前者突出经济，后者突出政治。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我想，只要认真读一读《宣言》，稍稍了解一下《宣言》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的，是无论如何不会对《宣言》所阐述的某些基本原理视而不见，而把另一些基本原理视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而弃之如敝屣的。
“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就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现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的辩证关系的科学态度。我们既不能对实现现阶段目标稍许放松而空谈长远目标，也不能把现阶段目标看作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全部而放弃长远目标。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每个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当时如果看不起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毫不讳言，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都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如果心目中没有这个目标，也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也不可能很好地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奋斗。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处理了现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才制定了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非常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
如果说当年至关重要的是认清我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那么，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认清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我们已经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长期英勇奋斗的成果，必须坚持和捍卫，巩固和发展，决不容许怀疑和否定，决不容许从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倒退回去。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此而贡献自己的一切，舍此而空谈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共产主义。
如果说当年处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尚且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宣布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今天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此就更应当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否则也会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共产主义。
正确处理现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非常重要。列宁曾经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比作“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因此“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如果拒绝这样做是愚蠢的，是“左派”幼稚病。这个比喻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也是适用的。例如，较之以往曾经发生过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来，现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为补充的政策，好比是“迂回前进”，“向后折转”，然而这是攀登高山所必须的，拒绝这样做是“左派”幼稚病。但我们还应体会到，列宁这个比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攀登高山的人心目中一定要有登上山顶这个目标，这样，不管是“迂回前进”还是“向后折转”，才能万变不离其宗，为的是更好地登上山顶，用列宁的话来说，是为了“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进，往上爬，登上山顶”。相反，如果压根儿就不是想登上山顶，而是想滑进沼泽，那么，看上去似乎也是“迂回前进”、“向后折转”，实际上是背道而驰，谬之千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列宁还曾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超越阶段的做法：“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子去学高等数学。”多么生动而贴切的比喻啊！永远值得我们引为鉴戒。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列宁的另一些精辟的论述和比喻。列宁曾多次指斥“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的机会主义倾向，指出它的特征是：“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曾引用《圣经》中雅各的哥哥为了喝雅各的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的故事，来比喻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错误倾向。这同样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既有超越当前阶段而遭受挫折的教训，也有放弃长远目标而蜕化变质的教训，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宣言》中说的“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实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正是《宣言》所阐述的原理的生动体现。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其间有高潮，也有低潮，有前进，也有退却，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凯歌高奏、所向披靡的时期，也有遭受挫折、积蓄力量的时期。八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剧变，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时，那些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的人们兴高采烈起来了，他们不无带着醉意地声称，《宣言》已经过时，共产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今后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果真是这样吗？否。“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宣言》所揭示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切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可以看到，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所抛弃的。剧变以来的情况不仅没有证明资本主义是美妙的天堂，恰恰相反，却证明了它是可怕的陷阱。拿俄罗斯来说，1996年是第五个危机年，在前几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工业产值又下降了5%，农业产值又下降了3.5%，粮食产量仅及1994年的四分之三。外债高达1300亿美元，政府拖欠职工工资近四十万亿卢布。由于生活质量的降低，自1991至1994年，居民人均寿命已经缩短了五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俄罗斯正在开始经历“生产和消费大幅度下跌，极度的通货膨胀和日益增长的失业人数，还面临日益激化的阶级冲突”。这怎么能不使人们回想起过去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一个工业总产值只占美国6.9 %的极其落后的俄国变成工业总产值约占美国80%的世界第二强国的历史呢？一项舆论调查表明，73%的人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取。近年来，每逢十月革命节，愈来愈多的人高举红旗和列宁、斯大林的画像，集会游行，热烈庆祝，也足见人心之所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新时代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苏联曾经取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功并没有也不可能从人类历史上抹去。在正确地总结和汲取苏联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将同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
一切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也可以看到，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前景并不光明。美国《对比》月刊1996年第五期刊载的《资本主义的前景》一文指出，美国从1973年至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但工人每小时实际工资却下降了14%，所有利润落入那些只占人口20%的高收入者手里。文章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地震’是否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美国著名学者沃伦斯坦在《自由主义之后》中指出，目前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北方剥削南方的基础之上的，矛盾将不断加深，使世界经济处于一种十分严峻而复杂的状态。他甚至断言：“到2050年至2075年，资本主义将最终衰落。”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倒不想来预言资本主义究竟在何年何月寿终正寝，但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取决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阶级对抗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激化，最终使社会陷入沉沦和崩溃，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前景，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我们应当经常想一想列宁在八十年以前对美国工人阶级，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共产党人的谆谆嘱咐：“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既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句话，应当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庄严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那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世界上还寥若晨星，我们中国人民还辗转呻吟在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侵略之下。一百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如白驹过隙，但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即使在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五大洲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在活动着，斗争着。我们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跨越“卡夫丁峡谷”，正迈进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纪念《宣言》的时候，我们更有千百倍的信心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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