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之“俗”改变了文人“尚雅”的风格，结构与内容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现存《乐章集》中约有作品200首，以俗词居多，可分为艳情词、爱情词、都市节庆词等，而宋代所用的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加以使用的，可以说是“词至柳永,体制始备”。柳永不仅改变了词的声腔体式，并且从词内容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上加以改变，将普通生活写入词中，写百姓的真情实感，即“变俗为雅”。运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推进了词语言上的“俚俗化”，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王灼在《碧鸡漫志》说其“浅近卑俗，自成一体”。《四库全书总目》也曾如此评价柳永词作：“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认为柳永把词从贵族士大夫手中又引入坊市之中，词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高攀之物，变得“接地气儿”。柳永以前，即晚唐五代时期，词无论是创作环境、创作内容还是创作者皆为贵族服务，供他们消遣，割裂了与民间艺术的关系。如以温庭钧为代表的花间词派，所作词大多是宫廷骄奢淫逸生活背景，是达官贵人娱乐闲暇时的听唱曲物。柳永的词却不与之同流，作为一名失意的下层文人，他更了解市井百姓的生活，长期受助于歌妓的他也了解风尘女子的情仇离恨。因此，他更愿意为这些人“发声”，表现他们的生活情趣和情感境界，既满足了市民阶级的精神需求，也为奢靡已久的文坛带来淡雅之风。
柳永“变旧声为新声”，纵观其词，俗语化遍布众多作品：《忆帝京》：“乍觉别离滋味……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迎春乐》：“为别后、相思煞。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恁难开解。”、《雨铃霖》：“纵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等等，运用起市井词汇得心应手，俗语化的词作使词的受众变广，是商品经济下的产物。据梁丽芳《柳永及其词之研究》称：“柳永所用的白话，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他最喜欢用的副词｀恁＇共出现58次，还有｀争＇，出现36次，｀处＇20多次，｀怎＇10多次，语尾｀得＇字共出现49次，｀成＇字20多次，｀了＇字10多次。”细读《乐章集》,伊家、人人、就中、准拟、而今、日许时、些子事、端的、消得、好生地、真个、则个、争奈、争忍、除非、经年价、祗恁、重恁、随分、再三等俗语随处可见,在宋代词人中可谓独一无二。并且，柳永词中所用市井方言俗语质朴清新，迥异于《花间集》朦胧婉约的用辞。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如《玉女摇仙佩》，作为柳永自制曲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词牌，以仙女谓美女，所咏女子，奇美而又淡扫蛾眉，不事浓妆，其中“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这几句，通过“拟把”这一口语化的词，表达了与妻子间的至深感情，纵使以名花相比，又怎及其之美于万一。
创作者进行文学创造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归结于一个“情”字，借用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感，或喜或悲。柳永的用俗语表达着俗情，其重点在于他对市民、歌妓同情以及平等的态度和眼光，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描述生活情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俗市民意识。柳永词大多以女性视角展开，与宋代理学思想下文人将女性物化、居高临下审视女性不同，他将古代女子细腻的心理描写的淋漓尽致，重视她们的内心世界，反映她们对爱情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除此之外，柳永也创作了大量描写市井繁华景象的词作。古代经济发展至宋代，城市经济、货币经济繁荣，市井坊间规模逐渐扩大，造成“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的空前繁荣景象。柳永所作《迎新春》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懈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萧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灯火辉煌的三五之夜，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纵情狂欢，箫鼓喧嚣不绝于耳。这种贴近百姓日常生活，记录民间繁荣与节庆的作品，人们又如何能不喜爱，不传唱呢？
柳永词音律协美，便于演唱，其能开创百种词调也多少得益于在青楼教坊为歌妓们填词谱曲。时至今日我们虽无法考究柳永词的唱法，但从古人对其赞美来看，定有其独到之处，如李清照就曾在《词论》中言柳永词“协音律”。而恰恰是“俚语、俗语”使得他的词更易演唱，可表演性更强，一扫唐五代文人的细斟酌句之风，给民间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精神慰藉。“凡井水处，皆柳永词”即便是如此高的评价，柳永也是当之无愧的。
柳永也曾向往仕途，只是在遭遇了皇帝“且去低斟浅唱，何要浮名？”的打击后，便挂起了“奉旨填词”的招牌，此举动在以儒学为正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看来，简直是一种挑衅，认为他是一个不知进取的“浪子”。而柳永在词中无意点破赵宋王朝用欢歌艳舞来掩饰的社会问题，更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柳永仕途无望，一生穷困潦倒，落魄到受歌妓救济。然而，官场失意未必是祸不是福，借此他可以走入社会低级阶层，体验下层民众的生活，为制作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的，对于百姓来说，更是一种福气。社会经济发展后，百姓们物质基础得到了保障，便希望更高一层级需求被满足，即精神文化需要。柳永词恰好满足了他们对通俗市民文学的需要，适应了百姓的文化水平。柳永即在这片广阔的天地尽情地施展才华，作品里既有栩栩如生的小人物，也有爱恨别离的情感生活，透露着浓厚的市井气息。
柳永的俗词可谓是开创了宋词发展的新境界，晓畅直白，情感真挚，作品既是他对封建文人词的一种反动，也是他对使词世俗化、民间化的努力。其作品所创新的俗语、词调等都给予了后世文人以启发和影响并推动了后世词作的发展。
论文作者:刘钰琦 杨艳东 刘学三 王志远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9月1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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