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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中国格局之变，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区域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一个新的竞争单元
我们面对的，已不仅仅是单个产品、单个企业的市场较量，也不仅仅是某个行业、某个地区的单打独斗。区域板块的激烈碰撞，已在新的更广阔的层面拉开了竞争的帷幕。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以其空前的规模积聚、整合，以其蓬勃、鲜明的规模优势、要素效率和集成创新，日益深刻地改变着经济演变的路径、轨迹，改变着区域发展的格局、走势。
区域发展，充分展示全球经济一个新的发展态势
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动，跨国公司全球的扩张，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猛烈地撞击着中国既有的地区利益壁垒，迅速地推涌起各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热点，有力地拓展着决策当局的既有发展思维。各种要素被解放，开始自由地流通，产业分工在加快，追求最优的链接，一个个都市圈、经济带、产业群、三角区破土而出，迅速崛起，在企业集聚、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中，先前自成体系、自求平衡的行政区经济正疾步走向区域协调、整体联动的都市圈经济。
区域发展，正在推出政府调控一个新的运作平台
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过去多在微观（企业）和宏观（全局）。显然，区域经济这一中观层面的凸现，为提高政府的调控效率，提供了新的支撑，为政府“有形之手”的充分作为，锻造了新的把柄。
多极战略补充了“梯度转移”，统筹协调纳入了“科学发展”，区域规划构成了“十一五”焦点。国家在从产业规划的侧重转向区域规划的统筹中，实施更加清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并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推进形成优化、重点、限制、禁止开发的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各地的“十一五”蓝图中，建设经济圈，推进一体化，也都是浓墨重彩之处。
（二）
力推经济转型
“长三角尽显疲态”，“广东遭遇十面埋伏”……在新闻媒体引人眼球的一再渲染中，曾经“活力四射”、“领跑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被挂上了一个个沉重的问号。
这是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正常、良性的反应，这是先进区域实现健康、持续成长的必然的转换、盘整、变局。多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投资驱动型、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方式走到尽头，一场新的增长方式革命正在到来。
以新的眼光打量“长三角”、“珠三角”的困窘和失落，会看到他们“二次飞跃”前的能量积蓄，率先转轨中的艰难起步——
产业转型。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中国服务”，已是大势所趋。“腾笼换鸟”，发展耗能低、污染少、产出高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已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轻些，轻些，再轻些！”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产业结构调控中的要求正是沿海发达地区对现代服务业的共同期望。
模式转型。中国区域经济的孕育、成长、壮大，也是一个个增长模式生成、转换、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轮产业转型中，我们也见证了不同模式互动中的碰撞和融合。
有人说，苏州经济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经济，是典型的“房东经济”。基于反思，苏州市专门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如今，民营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已经成为拉动苏州工业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有人说，温州的企业低、散、小，产业结构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温州市开出的药方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2005年，温州外商总投资、合同外资、实际外资金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合同外资和实际外资同比增幅在浙江全省均排名第一。
路向迥异、各自都曾辉煌一时的两种区域发展模式，近来出现了明显的“合流”现象。表明一种更为成熟的发展共识正在长三角地区逐渐成形。
发展转型。从长三角的发展轨迹看，“市场化”是它起飞的“第一级火箭”，早早闯进了市场经济的扑天风雨，开掘到了沉甸甸的第一方金块。“国际化”是它加速的“第二级火箭”，在招商引资、融入全球的煌煌业绩中，完成了领跑中国的“惊人一跃”；当下，在“新型工业化”的“第三级火箭”的点火中，提升经济素质，强化创新能力，长三角展示了更为深厚的功力。“珠三角”也不敢迟疑。广东针对投资环境压力加大、城乡差距仍在扩大、东西两翼和山区发展明显滞后的现状，提出实施经济国际化、自主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广东四大战略，正展开一场“战略转型”革命。
扩容发展空间
城市是区域的增长之极。
城市的活力，是区域发展的底气。城市的规模、结构、功能，是其对区域发展释放聚合、辐射能量的重要标志。
如何把城市群做大做强？扩容，也就成了区域经济提升竞争能力的一个自然的选择。
看区域极点的放大。上海市日前传出信息：将在距离洋山深水港32公里的杭州湾畔建设一座近30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80万人的滨海新城。上海“南下临海”战略的实施，将为未来在更大空间上分配城市新功能留下广阔的天地。深圳市下辖六个区，其中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属于经济特区范围，俗称“关内”；宝安、龙岗则称“关外”。二元结构使深圳市场人为分割，关内395.8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见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丰采神韵，关外仍然呈现出“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的尴尬景象。土地要供给，经济要联通，产业要转移，城市要一体，深圳下一步大发展，建设重心只能向关外转换。据报道，撤销“二线关”，强化深圳市中心城市功能，改变持续多年的“一市二元”局面，已经被国家有关部门提上议事日程。
看区域城市的整合。广东“大佛山”的“横空出世”最为典型。三角洲上的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原先都各自管理，经济实力雄厚的顺德、南海一直欲摆脱佛山市的行政管理而自行做大。广东省“放虎归山”，调整行政区划，佛山左拥南海，右揽顺德，北管三水，南辖高明，既可克服城市之间的制约，顺利扩大城市规模，也将整合、集中有限资源，加快城市转型，合理有序布局产业，还能带动整个珠江西岸发展，拓宽珠三角经济腹地。其战略意图，跃然纸上。
新疆的乌昌一体化则树立了一个新的样板。乌鲁木齐一直局限于天山北麓的一个狭长地带，许多项目因土地空间的限制无法落地建设，而相邻的昌吉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更有着对人才、资金、信息的强烈渴求。自治区决策：在不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成立乌昌党委，深度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产业集群，做强板块经济。乌昌一体化很快形成了区域“同城效应”的新优势，被专家称为是“充满政治智慧”的整合。
看区域版图的开拓。当年的“珠三角”是“合作社”，英雄不问出处，互助不分贫富，从“小珠”（珠江三角洲）滚出“大珠”（广东省），再滚出“泛珠”（9+2，即9省加港澳）。“长三角”风格迥然不同，恰似“俱乐部”，壁垒森严，高抬门槛。但是，在普天下群雄纷起、各板块优化组合之际，长三角再也按捺不住，终于从媒体传出，正在编制的长三角城镇群规划“扩容”在即的信息：浙江的温州，江苏的盐城、连云港，安徽的芜湖、马鞍山、合肥、铜陵，已进入规划视野。无疑，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长三角的经济活动空间，为长三角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腾挪创造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走向良性竞合
区域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时时伴随着竞争、合作、变局的过程。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仅长三角一域，我们就已领略——
沿海地区的“港口之争”烽火不熄。随着中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洋山港宣布开港，上海终于摆脱了河口的限制，从此走向了更加广袤的海洋时代。应对竞争，连接宁波和舟山的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将于2008年建成，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已经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国内第二大港与著名深水海港的资源整合，其整体竞争力将创出新高。就在上海跨越式发展、宁波舟山港合力突围之时，苏州也在谋求张家港、太仓港和常熟港的整合，以“苏州港”“航母”的架势，挥戈长三角地区的港口争战。长三角港口争夺战能否避免重复建设，创出多赢局面？国家高层及时决策，对长三角地区港口布局定下发展框架——建设以上海港为中心、以浙江宁波港和江苏苏州港为两翼的市场定位、多元功能、有序合作的运输系统。
区域发展的根本指向，是经济一体化
放眼长三角：随着“长三角商旅卡”业务上市，长三角地区成为国内第一个通信“自由特区”；长三角地区通关一体化改革启动，来自苏浙的出口货物经上海口岸物流信息统一平台可瞬间完成跨关区通关作业程序；建立长三角“环保联盟”也已列入合作重点，规划编制准备工作已经着手；各自为政的苏浙沪旅游行业，共推“长三角旅游牌”，构筑“无障碍旅游区”；中国第一个区域性科技设备共享平台在长三角地区基本建成，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已经开通，充分利用长三角各城市丰富的科学仪器资源，在区域内为各种产业研发提供检测、测试、加工等专业技术服务。
正是在不同板块的碰撞、磨合、博弈和消长中，区域经济生发出源源的活力，演化出崭新的变局
在这一番番变局中，我们看到了——
“小球大球”的互动现象。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环北部湾区域合作、云南和广西与越南的“两廊一圈”，环渤海经济圈与京津冀经济区、山东半岛产业群、辽宁沿海经济带，等等，都是在互动中碰撞，在互动中融合。
“中心次中心”的竞争现象。江苏的南京与苏州，浙江的杭州与宁波，福建的福州与厦门，广东的广州与深圳，安徽的合肥与芜湖，山东的济南与青岛，辽宁的沈阳与大连……往往，“次中心”比“中心”更见气势，也更有活力。
“风云变幻，各领风骚”的潮涌现象。从南到北，“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的话， 21世纪的前20年，就要看环渤海、看京津冀的发展”。此言不虚。从东到西，沿海地区已一路领先，中部崛起似指日可待，西部开发中的重点区域，如成渝经济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快速的发展势头，完全可能一飞冲天，后来居上。
强化战略支点
“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起地球。”
每一个区域的勃兴，都离不开战略支点的撬动。
中部崛起，在打造自己的战略支点
响应“中央把武汉定位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武汉市抓住这前所未有的机遇，很快确定主攻方向：“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型中心城市和国内为数不多的科技大市，理应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建成中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龙头，进而促进中部崛起”。
环渤海加速，在转换自己的战略支点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首次把首都的发展放到区域空间中来谋划，发挥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积聚优势，明确“国家首都、文化中心、宜居城市”的城市定位，从而结束了京津争夺区域经济发展“龙头”的历史，为京津冀协调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天津市则自然取向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中国的目光正投向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步伐骤然加快。从高层决策看，这一崭新的战略支点，将有力地激活中国内地东部的北端增长极——环渤海地区、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从国际视角看，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将有力拉动环渤海区域对外开放，加快北部地区融入全球化进程，从而实现中国北部地区“走海路与通陆路并举”，迎来“左右逢源”的光明前景。
东部地区事先跨越，也在提升自己的战略支点
深圳明确“十一五”指向：深化金融体系创新，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建设区域性产业金融中心、金融创新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中心。
浦东正全力推进综合配套试点改革：“两个聚焦”，聚焦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聚焦张江高科技园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三个着力”，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加快与国际规范接轨，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率先探索新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
天津滨海新区将进行现代化市场经济整套制度的试验，在管理体制、金融体系、科技研发等方面先行先试，然后扩散到周围地区。“改革的先行先试区”将成为新世纪滨海新区开发模式的重要特点。
崛起新型板块
这是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景象，这是一个合纵连横、群雄争霸的时代。
新的板块在传统产业的转移中崛起。由劳动力和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再度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大趋势。积极承接这一转移，迅速完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实现区域经济的大跨越，这也是中部地区发展的历史机遇。安徽的“皖江经济带”迎风起舞，已成大模样、大气势。
新的板块在资源开发的拉动中崛起。新疆丝绸古道，正隆起一条能源动脉；多年沉寂的内蒙古，很快迎来了“能源拉动型繁荣”，在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奔涌中，全区经济进入持续上升周期；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已经摆上政府决策日程，他们要在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中，大力实施资源的综合开发、深度加工，实现企业的合理布局，高效配置。
新的板块在战略支点的打造中崛起。西部的青藏铁路开通，就是一个战略支点的突起。它将延伸扩大中国西部交通网络，带动西藏、青海等中国西部省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望形成青藏高原新的经济带。这里拥有众多世界极品旅游资源，铁路进藏，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天路之旅”将成为现实，高原旅游业将步入黄金时代；矿产资源同样是稀缺的宝藏，仅藏北“资源走廊”潜在价值就高达6万亿元，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也可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亮点；还有丰富的绿色农畜产品等资源，有待加快产业化的进程。这片沉寂许久的高原在苏醒，在躁动，在开辟一条更宽更广的通向繁荣之路。
新的板块在发展思维的转换中崛起。早在1995年，福建就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的构想。在内地与台湾“和平发展”主潮的推引下，“海峡西岸”经济区终于正式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实施。福建所以提出“海西”，是因为还有“海东”，即海峡东岸的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隔海相望，将是推动两岸统一大业的关键地带。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意在为将来与台湾共同构建“环海峡经济圈”创造条件，并让它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布局中，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一样，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极。
深辟特色路径
加速发展的冲动都是一样的强烈，招商引资的竞争都是一样的残酷。但是，毕竟区情、省情、市情还是各有各的不同，每一个板块崛起的路径，也是各有各的特色。
我们单把焦距对准“中部崛起”——
湖南的“融城计划”可圈可点。长株潭城市群聚集了湖南省90%的科技人员和80%的科技成果，全省重点企业集团长株潭占3/4，极具发展成为大城市群的基础与潜质。长株潭城市群之间基本形成交通同环、电力同网、信息同享、金融同城和环境同治的格局。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长株潭正在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湖北的“县域经济”活力涌流。他们从与沿海江浙粤差距最大的县域经济切入，走“一主三化”之路，坚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加快推进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进程；大面积尝试“乡改”，清剿体制障碍；打破城乡分割，对接武汉城市圈。当一个个“农业大县”蝶化为“工业强市”时，湖北已悄然进入一个浓墨重彩的发展新时期。
江西的“对接工程”成效斐然。江西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着力与本地区产业发展的一步到位相结合；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着力与本地区的产业布局、结构优化、经济成长相结合；在融入沿海“长珠闽”的辐射中，着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通过嫁接和整合，实现优势再造。在全国200个城市中，南昌市的城市综合竞争力由2004年的第40位急速跨越至2005年的第30位。
安徽的“新型工业化”气势如虹。丰原集团，从当年以玉米等农作物为原料的食品厂，成长为立志通过开发生物能源为中国再造一个大庆的全国最大的玉米深加工生物化学企业；安徽星马专用汽车公司实现了中国重型卡车的第一次大批量出口，江淮汽车公司的轻卡出口量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奇瑞集团的轿车第一个实现轿车批量出口、第一个在海外建厂：马鞍山钢铁集团多年坚持自主创新，被世界钢铁动态 (WSD)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之一；海螺集团，精心锤炼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水泥生产集团……这一枚枚熠熠生辉的徽章，诠释着“安徽创造”的精神和风采。
河南的“农业产业化”引人瞩目。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实行企业化运作；将产业链向着市场拉长，向着农民拉近；把合作制引入产业化，让农民直接参与流通加工，分享产业化成果。河南的“农业强省”战略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了有力支撑。
山西的“能源经济”由“黑”转“绿”。转点在于以循环经济延长产业链。一批煤炭企业在做大做强煤炭主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以煤炭深加工为主的产业链和产业群，把煤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尽可能地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和原料，形成煤炭——洗选——焦炭——煤化工——煤矸石电厂——建材——煤机制造——矿用这样的循环产业链格局。
夯实县域基础
县域经济是中国区域经济自主发展的一个基本单元。
成功的区域发展有一条共同的规律：“草木共生”。大城市，增长极是木，是顶天立地的大树，县市域、小城镇是草，是铺天盖地的青草。草木葱茏，生态和谐，方为良性的共生系统。
令人振奋的是，县城经济新的发展契机已经到来。
“省管县”改革给县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以为，县级管理最大的体制难题，一是事权与财权不对称，二是事权与政权不对称。所谓“省管县”，就是要“扩权强县”。一是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减少行政审批层级，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制定财政税收等鼓励性措施，逐步解决县乡财政负担，增强县域经济发展能力。三是推进县域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与社会管理结构，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浙江县域经济发达，当地领导坦称：与省管县财政体制密不可分。甚至有专家认定，这就是浙江的“秘密武器”。
新农村建设，为县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今年中央提出“三个高于”，即“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结构的历史性转变，是国民经济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性标志，是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新农村希望。
特色产业的培育，是县域发展最为根本的经济支撑。内蒙古的牛奶共同体，陕西的苹果经济带，甘肃的土豆产业链，新疆的番茄加工业，将千家万户组织进新生产业群的成长之中，为县域经济催生出各具特色的风景。
突破跨国壁垒
区域化的背景是全球一体化。跨越国界的合作，已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全球现象。
周边地区的发展，已经展现了这一趋势。
东北的边境共同开发，亮点闪烁。
中俄边境黑河市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共建“双子城”即将突破。满洲里和兴凯湖的中俄区域合作论坛，也已在沟通与对话的合作机制基础上向前迈步。去年的首届东博会上，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5国一起，签署了“大图们江行动计划”。5国达成了共同建立财政管理资金，合作开发建立中俄珲春哈桑路港关工程建设、中俄珲春克拉斯诺木材加工储运批发等6个项目的共识，令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转入实质操作阶段。
西北的区域经贸合作，正在升温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熟和拓展，为西部地区的跨国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制和广阔的平台。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已从政治安全延伸向经济发展层面，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经起步。地缘优势与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使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逐步升温，边境贸易和转口贸易发展态势良好，对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对中亚进出口总额的2/3强。数十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考察，也标志着新疆向中亚及欧洲的开放将上一个新台阶。
西南的自由贸易投资，顺利破题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全面启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投资从“投石问路”进入“开花结果”。近年来，东盟国家在中国的实际投资金额每年都在30亿美元左右。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以东南亚为重点的“走出去”战略，激活了企业“淘金”东盟的投资热，逐渐形成了以首钢集团和青岛海尔等大型企业为代表的投资办厂模式、以中海油收购西班牙企业在印尼油田股份为代表的跨国并购模式、以福建企业在缅甸和越南建设境外加工小区的创办工业园模式等多种深受东盟国家欢迎的投资形式。邮政直邮、昆曼公路重要路段建成、澜沧江航运等，广西全面开放开发北部湾广西经济区、云南借力“云南籍华商”深入大湄公河次区域、9+2泛珠三角经贸合作洽谈会努力与东盟实现机制对接等，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融入在多处实现破题。
从跨国界的开放式探索中，我们大大拓宽了区域经济的范围，丰富了区域经济的样式。
从全球化的一体化潮流中，我们不懈地开辟着区域经济的前景，深化着区域经济的意蕴。
建设补偿机制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披露，由于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周边存在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272.6万贫困人口，形成了一条“环京津贫困带”。
走访“南水北调”水源区，工业发展缩水，农业生产受限，政府税源萎缩，部分群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些都是水源区政府和人民为保“一江春水”所做的牺牲。
新近公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划定1/5国土面积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意味着这些地区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意味着它们要为此牺牲一些发展机会。
由此，一个突出的问题已不可回避：如何尽快建立区域补偿机制？以往那种“一盘棋”的“大局观”还是要讲，但是，如何从市场经济的视角、从利益协调的思路，去化解矛盾，去寻求共赢？
政策扶持必不可少。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重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社会事业发展，进而出台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外商企业投资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对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优先立项审批，并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给予信贷政策支持，支持培育产业支撑体系。
产业带动应为重心。北京基于城市产业结构的科学定位，与天津错位发展，基于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合作，消除“孤岛”现象，正从产业调整、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与河北加强一体统筹。现在，北京转移到河北的独资或合资制造业企业已有四五百家，仅落户唐山的就有200多家，其中最大规模就是首钢。首钢搬迁到曹妃甸，不仅仅是一个工厂的搬迁，实际是环渤海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一大调整。
利益补偿长效机制。应当完善国家补偿机制，如对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助。建立行业补偿机制，如对矿山等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应由开发商进行“资源开发补偿”。探索区域补偿机制，如水系上下游之间，可建立协商机制以及以水质水量为标准的补偿机制。对于南水北调，可以组织开展受水区和水源区的对口支援，可以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通过水市场配置水资源，可以由国家制定水源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设立水源区产业发展基金和移民后期扶持基金。考虑社会补偿机制，如国家开征环境资源税、发行生态彩票、建立生态补偿捐助机构。
创新地域文化
区域的竞争、发展，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
厚重的传统商帮文化，曾经滋润了中国盛极一时的区域经济，曾经创造了民间光华夺目的商业文明。
如今，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民营企业的遍地崛起，商帮文化传统的复兴和再造，正在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推进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一种涌动的精神。
如何在开发、提炼中萃取地域文化的血脉
山西人在煤老板形象塑造的闲惑中，在“中部崛起”路径探索的艰难中，把目光投向了蕴藏在三晋大地中的文化资源力量，回头采掘起当年繁荣的晋商文化，以全面、直观反映晋商辉煌历史和深厚文化的七集电视人文纪录片《晋商》为标志的一批以明清山西票号为原型、以晋商大院为背景的影视剧纷纷出炉，成为山西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当年的晋商虽已远去，但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儒商文化，晋商坚守的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学而优则贾”的人生哲学，还有财东与掌柜、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度分离，给优秀职工以有分红权、无支配权的“身股”的股权激励，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依然大有可借鉴、启示和传承的价值。
如何在转换、开放中重塑地域文化的形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河南人的形象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一本《河南人惹谁了》，搅动成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重塑地域形象，成了河南政府、民间的共同努力。
河南人深知，还要靠发展赢尊重，还得把河南经济发展起来，腰杆子硬起来。随着“优化环境年”等一系列举措的启动，去年河南GDP增速创近10年来新高，并成为全国第5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省份。今天的河南，当使人刮目相看。
中原传统的文化血脉不息流淌，河南深厚的人文精神依然闪光。仅看当代，作为中国普通公民的良心的象征，高耀洁教授为艾滋病人的奔忙；作为公安局长楷模的任长霞，其“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身体力行；温州的河南籍打工者李学生一腔热血，为救两个孩子舍生取义；乐观向上的洪战辉，独自挑战贫困，带着妹妹上学；三门峡姑娘王东灵，放下安逸的工作，只身深入贵州大山洞义务教课……今天的河南人，以自己的执著和抗争，诠释着新河南，感动着全中国。
如何在竞争、融合中创新地域文化的精神
近年来，同处“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经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苏商和浙商也在暗中时时较劲。这种较劲，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竞争，在竞争中互相学习、加快融合，从而创新地域文化，再造竞争优势。前不久的第二届“苏商高层论坛”上，苏商长久以来“离土不离乡”的本土情结与浙商“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产生了碰撞。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颇为感慨：苏商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论坛提出，新苏商必须抓住“城市化”这个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结，竞合争道，才能走出发展瓶颈。
浙商同样在反思，在求解，在突进。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深刻解剖：过去，浙商们凭借“晚上睡地板，白天当老板”的创业精神开拓市场，凭借仿造与低价战略快速占领市场。但是，如今时过境迁，短缺经济时代有胆量就有市场，转型时期浙商不但要有胆量，更要有智慧；短缺经济时代有激情就有市场，转型时期浙商不但要有激情，更要有谋略；短缺经济时代苦干就有市场，转型时期既要埋头苦干，更要合作双赢，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不突破难以实现新跨越。
（三）
区域经济还是一个刚刚生成的年轻大陆，区域格局还是一个初步形成的粗糙框架，区域一体化还是一个我们正在努力推动的发展进程。
怎样认识“政府作为”？
毫无疑问，各级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障碍是不可忽略的。打破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拆除政府的“区域行政壁垒”，已是当务之急。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区域经济的推动，也决然离不开政府的力量。我以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政府是第一推动力。市场经济的起步，发展进程的赶超，离不开强势政府的协调和组织、牵引和推动。
我们还要看到，区域发展并非要否定行政区划，经济一体化也并非必然以行政一体化为前提。区域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是不断放大的。它所追求的主要是经济流向的跟进，是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比较优势的互补，是城市群、产业群的建构。而行政区划总是有边界的，要相对稳定的。它要考量的，除了经济因素，还得顾及历史、地理、人文、政治等诸多因素。
如何化解政府与市场、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矛盾，关键还在于政府的作为，在于管理体制的改革。
扩张行政区域，自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大佛山”便是尝试（乌昌一体化可以看作一个过渡）。但是，这种行政的“合”，如果急于求成，处置失当，也难免有抑制原有经济体的“分”的活力的担忧。
依靠中央的统筹规划解决“龙头”之争，拆除市场壁垒，也是宏观调控的题中应有之义。京津冀都市圈、环渤海经济区的提出都非一年，但一直争论不休，不见成效。为什么现在能够很快形成共识，顺利破题开局？无疑，得力于中央新近作出的战略决策和整体部署。同时也要看到，中央政府的行政介入是必要的，有效的，但也是有限度的，有节制的，还必须是坚持科学发展的、符合法治规范的。
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协调，这是更为通行的通道。如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政府间的合作机制，日益显现其功效。湖南的长株潭一体化则有新的探索：成立长株潭办公室，来统筹规划长株潭地区城市群的发展。这就实际上形成一个长株潭办公室和各市之间的双层管理模式。把区域经济规划作为一种行政权力，以编制和实施规划为龙头，突破行政割据实行双层管理，是长株潭城市群正在探索的一种发展模式。
如何更多地借助民间力量、市场机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合作？长三角在探索，在政府主导以外寻求建立一个“第二合作平台”，通过组建区域性行业协会，将区域内的企业按行业组织起来，形成市场力量的利益共同体，建立市场与政府间相对均衡的沟通和对话渠道，进一步协调长三角区域内的竞争机制，以此推动政府合作向纵深发展，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长三角城市政府之间已对组建区域性行业协会达成共识，各地行业协会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已十分活跃。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规律和大势来看，这合作必须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市场主导型转变。
区域变局，已是当今中国经济实践科学发展的一大主题，也是当今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主潮的伟大实验。变局，意味着碰撞、转机，意味着突破、创新。从中观经济的革命性演变中，我们当可触摸到中国经济再腾再飞的恢弘气势，当可眺望到中国现代化色彩斑斓的壮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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