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论——当代世界大局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世界论文,大局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各国在科技、信息及经济上日益紧密地联系、影响、渗透和融合的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一方面，则是在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甚至民族国家等问题上日益显著的多元化倾向。
人类有史以来，进行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4年，第二次6年。一战与二战之间，维持了21年的和平。在二战结束时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首脑相约，要力争保持50年和平。其实，从那时到现在的50年里，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紧张局势，某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和世界上的局部战争，几乎从未间断过。反观之，正因为集团对抗形成了相对平衡和力量均势，使这种冲突和战争始终局限于边缘和局部的可控范围内。然而，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美苏争霸局面的结束，宣告了这个时代的终结。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这之前发生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打着“为科威特请命、替联合国行道”的旗号，出尽了“牛仔英雄”的风头。人们开始思索：两极结构完结后，世界是走向一元还是走向多元？50年的平衡和均势打破后，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有人说，面对能使50亿人平均毁灭6次的核武库存货，一切阶级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经济的矛盾以至意识形态的矛盾，都已被人类需要生存的共同愿望所抹平。但现实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
天下三分之势
东西方两大集团同在时，不久即出现了“不结盟”的第三集团。有人把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叫作“南方”，而称发达国家为“北方”。现在，“东方”在分解，“西方”在分裂，“南方”也在分化。可以说这是当前世界上新的三分之势。波黑地区一分为三，塞族、克族和穆族之间，旧怨新仇，兵戒相加，简直就是这种大势的缩写和先兆。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中国人的眼里，“三”是个阳性的、孕育着无限变化的神秘数字。
“东方”被称为“苏东波”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土崩瓦解，以至出现南斯拉夫解体而陷入残酷内战这种震惊国际社会的悲剧；包括七十四年的超级大国苏联毁于一旦。其理论认知上的价值，地域政治中的意义，以及经济调整中的前途，目前妄言尚显过早。仅就军事格局而言，已使始喜继忧的西方至今拿不定主意：同一个稳定强盛的核大国打交道，与同十个以上各行其是的核国家打交道，哪样更安全些？
与此同时，“南方”也在分化过程中。其中落后的仍在农业经济中蹒跚；大多数国家，发展到了工业革命或工业化补课的阶段，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少数先进者，追随“北方”之后，已开始迈入第三次浪潮的新技术革命中，如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第三类国家和地区，一则得助于信息革命的先进技术，二则得利于民族习性及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三则受益于50年代朝战和60、70年代越战所带来的两阵美元潮——日本人称为是推动东亚经济腾飞的两股“神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大动荡的世界上，美国执牛耳已近半个世纪的“西方”也在分裂。二战中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将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尽管美国不但是战胜国、占领国，也是德、日经济复苏的策划国和支持国。然而西方从一个中心，眼见很快要分裂为三个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统一后的德国为核心的新欧洲。
两德合并，其经济力量将近一万五千亿美元，相当于欧洲第二大国法国的一倍半。其军队达70万人，比法国多一半，地面攻击战斗机的战斗力也比法国大近两倍。与德国素有宿怨的法国人为独立于美国控制而倡导的“统一欧洲”，正在改而推举出重新强大起来的德国作为盟王。为此感到痛苦的法国，做完嫁衣裳，只落了个伴娘的角色。随着苏联退出东欧，要求美国亦退出西欧的呼声日见高涨。美国为抗衡苏联而支持的欧共体，当苏联“消失”后转而成了与其争雄的对手。也许某些东欧国家日后也会要求加入欧共体。但很少有人预见到，在这场牌局中，只有德国得分，美国和法国都失了分。
经济巨霸日本同美国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从1986年起已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外汇储备达800亿美元，成为亚洲首富。现在，世界最大的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属日本。甚至，美国政府应付其赤字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也要依靠日本投资者提供。同经济膨胀相应，日本早已不甘于继续充当美国的小伙伴，而要求在世界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了。
日本的三种选择
有句民谚，说美国是着重于现实享受的民族，英国是沉缅于历史怀旧的民族，而日本是着眼于未来策划的民族。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里，日本将如何策划和确定自己的位置？
据说日本可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扮演地域盟主的角色，将投资、外援和政治兴趣主要集中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并为日后充当“区域警察”悄悄地预作准备。这种国策，当然首先会引起中国和俄国的警惕。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其西半部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俄罗斯必然要将其国务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它的太平洋舰队会随之加强。可惜在决定未来的亚洲事务时，美中苏大三角将让位于美中日小三角，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俄国对日本的戒心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弱。除中、俄两国外，日本谋求地区盟主地位的动向，也容易受到亚洲某些国家渊于历史感情的本能抵制，他们尤其不愿看到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然而，日本这种专注于亚洲的政策，却能使日本在美、欧的保护主义面前减小遭受伤害的程度。
另一种是扮演第三世界盟友的角色，以发展中国家为其资金流向、市场开拓和政治关注的重点，而不论他们的地理位置在哪里。该方针的引申，便是把制造发展中国家所急需的电子设施作为推行这一策略的先导，它既符合这些国家利用信息革命的新技术进行工业化补课的历史要求，又可以通过日本的技术和电子设备，将这些国家的经济同日本经济锁在一起，给日本的再发展注入活力。
第三种战略——这或许是日本国内主流派的观点——认为大和民族肩负着全球性使命，日本应成为世界级的大国。日本目前的军事预算，仅次于美国和独联体，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它不但在两伊战争期间主张派军舰去帮助美国及其盟国保卫波斯湾，在海湾战争中主张由日本出钱、支持以美国为首的28国联军出人去“教训”伊拉克，主张派兵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主张向东欧提供贷款，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全球性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主张同德国一起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日本作为一个善于折中、兼收并蓄的民族，在三者间抉择时不会泾渭分明。然而有一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后的今天，可以确信：无论日本实施哪种策略，“日中友好、永不再战”不仅符合日本的区域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全球利益。很难设想，没有中国这个巨大邻国的参与和支持，日本能够在东亚、在太平洋、在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美国的三种择友
美苏争霸局面的结束，并没有使美国独尊称雄的梦想成真，反而使其对立面由一变二。对于美国来讲，日本和新欧洲将从昨日的反苏盟友，变为明日的竞争对手。美国这个金元帝国的经济，已开始出现明显的疲软和衰退之势。过去的10年里，它的贸易逆差高达一万亿美元，国家债务超过四万亿美元。在这个三足鼎立的资本主义“新”世界里，美国最怕见到的前景，是再一次形成“柏林（波恩）——东京”轴心。为预防二对一的不利态势，美国将会费尽心机打若干楔子在其中，进行纵横捭阖。当然，重点放在地域的欧洲保护主义，对日本的经济扩张、对“黄祸”，很难放弃猜忌和放松防范，这对日欧联盟是个先天障碍。然而真正能使美国放心的，还是在世界的新格局里寻找符合自己战略利益的新盟友，在削弱对手的同时，增大自己的筹码。
美日联盟对付欧洲，是美国的一种选择。那样，等于是太平洋向大西洋宣战，美国在欧洲这个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日本这个盟友也不一定可靠，它同美国经济有太紧、太深的联系，在亚太地区有太多、太大的利益冲突。有人甚至担心，日本对美国经济的渗透，会使美国人在某一天突然发现，日本居然成了美国经济命脉的操纵者。无疑，这种预测和忧虑将深深地激活美国人的反日情绪，使美日联盟更加脆弱。
而美欧联盟对付日本，则是美国的另一种选择，这个联盟的前提以及其与过去格局的区别，在于美国必须甘愿对新欧洲的独立性作出妥协和让步。与之相应，甚至连美国武装力量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海军和空军地位增强的同时，陆军地位将会下降。可以预见，这种代价换取的美欧联盟，不但将形成巨大的市场、巨大的财富和巨大的军事力量，还将组合成巨大的文化力量。基于文化和种族的共同渊源，这种文化组合会非常自然，比美日联盟的相容性明显为大。然而，恰恰在这点上，暴露了美欧之间是一种白人的单种族力量联盟。这种针对日本的联盟，将会驱使日本把商品和资本进一步打入条件较差的市场，即发展中国家，将会促使日本加速重新武装，甚至有可能导致鹰派上台，令日本走向同欧美较为极端的对抗。
如果还有第三种选择的话，那就是美国在资本主义的三极世界里，对欧、日采取等距离外交，而在三极世界之外，另寻找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如中国，作为在未来多元结构中的朋友，以抗衡、牵制日本和新欧洲。
然而，中国足够大吗？
中国的三种局面
大概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不够大，只是有人害怕中国太大。如美国决策圈中有人夸张了中国的潜在竞争力，将中国列为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号意识形态对手，把扼制中国同日本、同韩国的接近，阻挠大陆同台湾的统一，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三个基点。因此，才有布什总统借竞选拉票为由头，公然违反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和12架反潜直升机，甚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也插上一脚，即使引发美中贸易大战也在所不惜。因此，也才有克林顿总统借“人权”反华以助选，上台后对华政策长时间处于倒退、犹豫和徘徊的窘境。其动机不言自明。正如大陆记者赴台采访时陈立夫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希望中国统一。日本有人公然申明，中国最好分裂或分解成十个至十三个独立体。可惜，美国一些短视的政治家也落了这个俗套。美中关系的逆转和倒退，说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重大的然而是错误的调整。事实将告诉世人，这不但背离了对中国的正确判断，违反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会危及美国在日本、在韩国、在亚太其它国家的地位。
其实，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里，是最易于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关系、却最不易于同某方结盟或加入集团的国家。一来它面临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人口的难题，本国的治理和建设，本国的改革、稳定和发展，从来是这个落后大国的当务之急；二来“大国虑多其行必慎”，由于意识到自身在多元结构中的份量，而不容其轻易采取外交倾斜政策；三来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之一，它深谙“交友胜于结怨”的外交艺术，致力于创造并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加速改革开放。同海洋文明相反，大陆文明的自然倾向是守成而不是扩张，这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可为佐证。所有这些都是各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不应忽略的。
中国这个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二百多年前明显落伍，屡遭欺侮。十八世纪中叶蒸汽机技术引发的工业革命以及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电器技术，推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先后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仅仅是45年前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16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推行，才使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列强的宿愿梦想可能变成现实。如何认识全球和地域等诸种新格局的外环境，如何评估本国历史现状等长短优劣的内环境，如何在内外环境的互动和匹配中为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角色准确定位，如何在科学认识这一切要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艺术地确立一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短程捷径和正确的赶超战略，是中国朝野萦绕于怀的国事大计。然而，不配套的政策失衡所酿就的后遗症，还不时困扰着当局。在有效行政的控制下，每年人口仍要增长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粮食消费增加35亿斤；但每年可耕地面积却要减少500万至700万亩，粮食减产35亿斤。一进一出，每年至少要有70亿斤的新增粮食，才能维持国民的“生计”平衡。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使地大物博的中国在资源人均占有量上，世界比较排名居后。为此，不得不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但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父母——独生子女”这种“4、2、1”家庭结构，又不可避免地会使中国在2010年即开始进入60岁占人口三分之一的老龄化社会。纵观历史，横比诸国，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工业化的实现和社会结构的转轨变型，是在人口老龄化之后完成的。换言之，某些忧患意识深重的学者认为，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恐怕只有15年了！
瞻念前途，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可能出现三种局面。
一是改革失败，经济崩溃，政局动荡，人民对执政党，对现行制度丧失信心。在出现权力空白的失控危机时，为避免分裂和内战，也许会产生痉挛式的收缩和大幅度的倒退。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全世界都不愿看到的紧张局面。
二是改革深化，经济体制顺利地完成了良性调整，与之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进展。经济繁荣，政局稳定，人民生活稳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实现了“小康”。日益提高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深层的心理机制，在中国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是中国不但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漂亮，而且在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担当了龙头，为华人在二十一世纪里争得一个全新的、崇高的国际地位。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起，有见地的经济专家便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如果结构一种形式或机制，能够将两岸三地汉文化社会的经济实力合为一体，那将在美、欧、日这三个经济中心之外，出现一个具有迅猛发展势头的新兴的第四经济中心。比如，不妨权且称之为“中华经济圈”。明眼人不难看出，中国大陆充足的人力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领先的火箭、核技术以及庞大的高科技队伍；台湾出色的制造加工能力、经销和开拓市场的技巧以及800亿美元的跃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蓄；香港（澳门）作为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情报信息中心的自由港优势；外加散居世界各地的三千万华裔手中持握的2000亿美金的游资，这四大坨如果能在一个互补互助、互利互惠的经济共同体中融会贯通，并借助第三次浪潮所提供的机遇实行历史性跨越，那一定能创造出下个世纪的经济奇迹，尤其是它那爆炸性的增长速度，会让经济历史学家不得不把二十一世纪称为“中华世纪”。同时，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字作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第五大发明，将被公认为新的国际性语言文字，而流行于新的世纪。
中华经济圈能不能起飞，一方面要看中国大陆作为龙头，有没有发挥核心作用的眼光、心胸和魄力，有没有消除隔阂、克服障碍来缔造这个经济共同体的技巧、办法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炎黄子孙们有没有不放弃机遇的历史敏感和民族共识，有没有振兴中华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中国搞改革开放大力引进外资，从1979年到1991年间，境外来华投资中，华侨、华裔的投资占了70%～80%。这足以证明，华人一点也不缺乏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计数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具有极大惯性的大国，没有30年到50年，外部是很难看出其变化最终结果的。因此，不论中国出现哪种局面，起码在30至50年间，是不会影响美中维持友好关系这一基本格局的。同时，美国也应当认识到，中国动乱，世界遭殃。一个繁荣昌盛因而充满自信和宽容的中国，比一个贫穷动荡、受歧视、受压迫、受封锁因而排外、仇外、易走极端的中国，不但更符合亚太利益，更符合世界利益，也更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显而易见，修好中国以打破日欧对美的二比一格局，同中国古代“远交近攻”的外交方略不谋而合，不仅是美国明智的对华政策，也是美国明智的全球战略。
中东的三个问题
说到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的预测，无论是神秘的宿命论者、现实的国际形势分析专家，还是各国的战略政策制定者，无不把目光投向中东。因为，天下三分的未定之势，集中反映在这个奇特的区域里。为两极结构划句号、给多元新格局打冒号的海湾战争，偏偏发生在中东，这决不是毫无隐喻意义的偶然现象。
中东，这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聚集了当今世界上最易引起纷争和动荡的三个难点：一是民族问题，二是宗教问题，三是能源、资源问题。
那里不但存在着阿拉伯民族同犹太民族源远流长的矛盾，而且存在着泛阿拉伯主义同二十几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中东战争和海湾战争，即分别导源于此。在中东的宗教，是全球信徒最多的伊斯兰教。遍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大约有8亿之众。伊斯兰教在一些国家，仍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强调用“圣战”来履行宗教职责。而回顾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和中国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喇嘛教等世界宗教史上的一些事例，人们不难发现，普救说同极权制的结合，将会给人权与民主造成怎样的戕害和摧残，将会同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形成多么尖锐的对立。更何况，在中东这片土地之下，蕴藏着全世界已探明石油资源的一半以上。无论是石油储量，还是石油产量，中东都高居于世界首位。西欧用油的80%，日本用油的95%，都依靠以中东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供应。这个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同能源、资源问题搅在一起，从二战之后，就使得东西方的对抗，南北方的对峙，新技术革命同旧传统文化的碰撞，民主化潮流同专制政体的斗争，以及生态保护同环境污染的摩擦等几乎世界上的各种矛盾，都折射、聚焦在中东地区，把这里变成了个“弹药库”。中东卖石油挣下的巨额金钱，不少用来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类武器，使中东同印度一道，成为“南方”积累和储备军火最快的地区之一。
而对于中东的政策，除美国为保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而醉心于扮演“国际宾兵”的独角戏之外，欧共体越来越倾向于对激进的伊斯兰实行绥靖；基于对进口石油的高度依赖，日本中东政策的实质将是支持伊斯兰而叛卖美国或以色列；俄国为避免东南边境的麻烦和冲突，在同德法呼应挤美出欧时，也需要同伊斯兰媾和；而中国，出于对被剥削、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肯定会在反对危及普通百姓的恐怖活动的同时，对中东国家反西方、争独立的斗争继续给予支持和援助。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中东合力图。世人自然关心，这个合力会把中东引向何方，而中东又会把世界引向何方？
世界和平不仅靠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去保卫，也靠有远见、有责任心的各国政治家去维护。二战之后的和平还能持续多久，人们将在世纪之交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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