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莹[1]2004年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实现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协调环境、经济和社会叁个系统的运动,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虽然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主张为了环境的可持续而停止经济增长,但从各国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仍然是解决人口、收入分配和失业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在实践当中,可持续发展目标首先具体化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也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难题。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要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的矛盾,在经济层面,可持续经济增长要求一个经济的真实储蓄率为正,在环境层面则要保持重要的环境功能的稳定性。从动态角度来看,促使经济增长路径向可持续经济增长路径收敛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纠正经济当中的双重市场失灵和双重政府失灵降低环境压力,而这种收敛能否发生,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否能够抵消规模效应。 近十年来,大量经验研究发现环境压力和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这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路径向可持续路径的收敛具有自发性。除了数据的问题之外,现有经验研究所用的回归模型暗含着长期均衡、同质性和趋势平稳叁个假设,对这叁个假设的检验证实,EKC经验研究所用的回归模型不是一个优质的计量模型,以此为基础得到的环境压力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曲线不能解释为经济增长有利于环境的改善。观察到的部分环境压力指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现象主要归因于环境保护固有的规模收益递增性质,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变化没有关系,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收敛并不具有自发性。对绿色技术进步中厂商决策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在市场环境下,由于厂商按照私人的成本和收益来决定是否采纳绿色技术,绿色技术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厂商为了获得后动优势而推迟采纳绿色技术,技术的互补性则造成了绿色技术扩散的低效率,如果不通过政策的干预纠正这种双重市场失灵,经济增长路径则很难收敛到可持续路径。 以可持续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政策应当是由环境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政策相互配合组成的政策体系,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要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初始自然资本存量等因素。在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政策工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孙青春[2]2008年在《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实现机理研究》文中指出企业可持续创新是当代创新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围绕构建企业可持续创新实现机理理论这一主题,完成了以下工作：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对企业可持续创新内涵进行了分析,给出了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定义。与企业持续创新不同,企业可持续创新强调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整体效益的可持续增长。这一概念是对企业持续创新概念的扩展。企业可持续创新意味着创新目标、创新过程、创新结果应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可持续创新具有时代性、全球性、系统性、多目标性、人文特征和可持续特性。基于企业可持续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整体效益,本文对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机遇和能力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解释。本文指出,企业可持续创新实现目标的难度和广度,需要较一般仅强调企业经济效益目标的企业持续创新更为强大的动力和能力以及更多的机遇。本文强调人的需要是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的真正源泉,强调企业可持续创新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所涉及的人不仅仅限于企业成员,对企业可持续创新而言,“政府人”、“社会人”、“市场人”和“企业人”这几个群体发挥着突出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是由他们内在的需要决定的。基于行为科学的动机一行为理论,本文揭示了以上群体内不同个体对企业可持续创新推动作用,构建了包括“政府人”、“社会人”、“市场人”和“企业人”在内的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系统,并运用模糊评价方法,建立了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评价模型。本文以企业外部的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和市场需求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对企业可持续创新机遇的分析。企业可持续创新机遇体现在自然资源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科学技术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政治经济制度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社会文化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市场需求带来的机遇这样几个方面。自然资源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包括耗竭性资源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非耗竭性资源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科学技术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包括科学研究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技术发展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政治经济制度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包括与企业获得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相关的法律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与企业获得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相关的政策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社会文化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包括基本理念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核心价值观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伦理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器物与习俗带来的可持续创新机遇。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企业可持续创新机遇系统,建立了企业可持续创新机遇评价模型。本文以企业内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文化创新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对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分析。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具有综合性、相关性和可持续特性。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体现在可持续的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组织结构创新能力、企业制度创新能力和企业文化创新能力这几个方面。可持续的知识创新能力体现在科研机构建设水平、科研人员科研能力、信息渠道建设水平、可持续的科学研究成果等方面；可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体现在可持续的产品创新能力、工艺创新能力和市场创新能力等方面；可持续的组织结构创新能力体现在可持续的组织结构设计能力、组织结构变革实施能力和组织结构效率等方面；可持续的企业制度创新能力体现在可持续的制度设计能力、制度变革实施能力和制度的效率等方面；可持续的企业文化创新能力体现在可持续的器物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基本理念等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系统,建立了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基于以上对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能力和机遇的分析,本文运用企业理论、创新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机遇、能力的作用与相互关系以及这叁者产生的综合效应进行了综合性分析。本文强调指出,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实现是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机遇和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叁者缺一不可。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机遇、能力之间的关系,深层次看,是人的需要、企业和企业外部资源之间的关系的反映,更深层次地看,是人、人制造的工具、人生存的环境叁者之间关系的反映。因此,从根本上说,企业可持续创新的理论依据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整体协调增长是人类社会得以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而企业经济、社会、环境整体效益的增长,是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运用模糊评价方法,建立了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机遇和能力的综合效应评价模型。最后,运用以上理论分析的成果和定量分析模型,完成了典型案例研究。以天士力制药股份公司可持续创新实践为重点,对我国优秀的、初步实现了可持续创新的企业进行了分析,揭示我国企业可持续创新实现的动力、机遇、能力的基本特征以及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基本规律,并根据本文新建的定量评价模型对天士力可持续创新动力、机遇、能力及它们产生的综合效应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本文特别强调,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在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企业可持续创新机遇、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叁者中处于主导性的、基础性的地位,是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企业可持续创新机遇发生作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可持续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曹万林[3]2015年在《生态现代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年年鉴指出,自然资源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人类对大自然索取过度,人类的活动正“蚕食着”这个星球的各种资源。按照目前(21世纪初期)人口的增长速度及人类消耗资源的方式,到21世纪30年代,人类就有可能需要消耗相当于2个地球的资源,并且会产生更多的废弃物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地球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人类活动带给地球的压力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必须尽快转变人类这种向大自然无度索取的现状,缓解或消除人类所面临的威胁。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匮乏,能耗相对较高。国家环保总局指出,2004年我国万元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到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居于世界前列。原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2010年我国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与之前的能耗强度相比虽然有所降低,能源消耗仍然偏高,环境污染仍很严重,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资源的相对短缺与较高的单位产值能耗提高了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已无法解决大工业时代所造成的生态困境。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主要有叁条：第一条是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二条是直接实行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生态转型,这是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采用的做法；第叁条是一种综合的生态现代化之路,即协调推进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和生态现代化。很显然,第叁条道路才是我们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我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生态现代化的迫切性。十八届叁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采用环境友好的发展策略,走综合的生态现代化之路,协调推进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和生态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现代化是生态文明观下的现代化,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继承与突破,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人类参照自然生态秩序,在保护和利用自然中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张人类在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社会、日常生活等方面,学习和模仿自然的运作机制,追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新的发展思维,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和主要内容,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通过发挥区域的生态优势,达到推进该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目的,进而实现生态现代化。然而,我国的生态现代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视角也多限于生态现代化指标的设计与评价,虽然也对生态现代化的路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有所研究,但大多都是从宏观视角出发进行定性分析,利用实证模型对区域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机理进行研究的还较少。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及相关理论的分析,本文对区域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探讨与深化,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生态现代化行为主体的行动策略。并运用相关数据对区域生态现代化的现状、区域生态现代化动力要素的实现机理、路径依赖及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客观描述与实证分析,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明晰了生态现代化的维度空间,并对生态现代化实现的行为主体加以归纳。把生态现代化的维度划分为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资源环境现代化和空间协调现代化。把生态现代化实现的行为主体归纳为政府、市场、工商企业、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五大行为主体,并绘制了生态现代化行为主体的“龟背图”,分析了行为主体在实现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第二,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生态现代化行为主体的行动策略进行了分析。分析了生态产品市场中消费者的策略选择及实现机理。认为生态产品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会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消费者无法获得生态产品的全部信息,只有通过有限行为理性来模仿成功的消费者,从众者越多,越能增加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动机。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态合作策略。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情况会有所不同,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态合作的博弈也会有所不同。地方政府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会出现采取生态合作策略、搭便车行为、不合作策略等不同的博弈行动。以利益相关者团体中的行业协会为例,通过非对称博弈分析了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生态合作策略。得出行业协会出于维护自身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之目的,越来越多地影响政府的执政行为,从而降低了政府的环境管制效率,形成了一种制度路径依赖的锁闭状态这一结论。因此,生态现代化的实现具有路径依赖性,政府既要考虑自身利益,还要关注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施一系列合宜的环境管制措施,以促进生态现代化的实现。第叁,从生态现代化的四个主要维度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资源环境现代化和空间协调现代化构建了生态现代化四角模型,较直观地分析了区域生态现代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认为东部地区的生态现代化综合指数高于东北地区的生态现代化综合指数。虽然中部地区的经济现代化高于西部地区的经济现代化,但西部地区的社会现代化、环境现代化与空间协调现代化指数均高于中部地区,从而导致西部地区的生态现代化综合指数高于中部地区的生态现代化综合指数。根据生态现代化的维度关系从叁方面分析了我国区域生态现代化的发展现状。首先分析了与我国各区域生态现代化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强度的关系,认为四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强度均呈现N型关系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四大区域在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双赢后又开始出现了“两难”境地,环境污染又开始出现“二次上升”的趋势。其次,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分析,把脱钩弹性系数分解为规模脱钩弹性、技术脱钩弹性和结构脱钩弹性。发现结构脱钩弹性是分析脱钩弹性系数的关键因素。规模脱钩弹性和技术脱钩弹性在1990-2013年间基本都处于强脱钩状态,结构脱钩弹性和总的脱钩弹性系数变化幅度较大,但大致都经历了弱脱钩-复钩-强脱钩的过程,并且所处的状态和脱钩程度的大小与我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高度相关。最后,分析了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耦合机理,得出了叁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均经历了初级失调-轻度失调-初级失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绝对协调的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强度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N型关系。第四,从理论角度分析了生态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及作用机理。认为生态意识、生态规制、生态补偿、生态创新、生态消费等是生态现代化实现的动力因素。并利用信号博弈理论分析了生态消费的实现机理,结论显示,生态市场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促进生态消费,有利于生态消费者与销售者的博弈均衡,促进生态现代化的实现。第五,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各区域生态现代化实现的路径依赖及各动力因素实现的动力机制。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四大区域,生态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最高,而对社会现代化、资源环境现代化和空间现代化的路径依赖稍低。各动力因素的实现中,生态意识的实现主要体现在重复用水率上,生态规制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生态补偿的实现主要体现在排污费补助上,而生态创新的实现主要体现在环保科技人数上,但不同区域生态现代化动力因素实现的侧重点不同,动力因子实现的路径也有所差异。最后利用系统动态仿真模型以河南省为例进行了生态现代化系统动态仿真,并认为人口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科技对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第六,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继续完善生态产品市场的运行机制；提升创新能力,加大生态创新的投资力度；完善生态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建设,推动区域生态现代化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发展计划,提升人口素质；提升生态意识,加大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等。
杜彦其[4]2016年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及政策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大局。大规模的煤炭资源开采与利用,在带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因资源的粗放式开采,给区域带来了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资源快速损耗与生态环境持续破坏。这不仅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滞缓,而且加剧了地方生态赤字,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不断降低。为了弥补煤炭开采给地方造成的生态历史欠账,自2007年到2014年山西省作为国家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省份实施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基金的征收与使用,使得山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区域产业结构日趋多元化、低碳化,民生福祉日益改善和提高,政策红利效应日益凸显。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设立填补了以前生态环境补偿缺位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提升至了政策操作层面。随着我国资源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进一步理顺资源税费关系,规范财税秩序,以促进资源合理开采利用,2014年12月山西省实施了八年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停征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源税。虽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已经停征,以资源税替代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是一种进步,但基金政策带来的多重红利效应不容忽视,基金对生态环境补偿以及资源税费改革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值得我们深思。因此,积极研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的实现机理,总结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实施的经验,对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深化资源税费改革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基础上,将其扩展为“叁重红利”,即环境红利、经济红利和社会红利,并将其应用到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效果的研究。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使用,基于微观和宏观双重视角,结合跨期动态最优选择,分别从理论上阐释基金政策红利效应的微观作用机理及宏观扩散过程。并结合山西实际,从企业和地区两个层面分别量化这一政策带来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后,结合山西实际,总结基金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征收与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红利效应,提出了完善资源税配套改革的设想及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工作、观点及结论如下:(1)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设立与推行,给区域带来了环境、经济与社会等多重红利效应。基金既不同于税,也不同于费,它能够做到专款专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设立本质上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补偿,是矿业财富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对矿山企业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可有效地影响和纠偏企业行为,从开采源头减缓资源损耗速度,减少生态环境破坏;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用于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发展的财力和技术支持、对社会民生项目的建设,可直接提高区域环境质量,促进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改善社会民生福祉,推动地区由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发展。(2)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从微观层面可以实现对企业经济行为及其相关变量的有效影响与纠偏,为政策红利效应的实现奠定微观基础。对煤炭开采企业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提升企业的资源回采率,促进企业增加对环境治理的投入,鼓励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实现企业产能规模的有效调整。企业资源回采率的提升、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技术的变革与创新、产能规模的优胜劣汰,有助于保护矿区生态环境,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实现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的环境红利;基金政策的实施,通过对企业成本—收益改变的影响,有助于企业积极降低环境成本,提高资源、环境节约保护意识,通过其经济行为的优化及有关变量的调整,可促进企业逐步摆脱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发展,进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与转型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基金政策的经济红利。同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可抑制企业粗放式的资源开采行为,减少矿产资源开采中的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破坏,有利于矿区生态财富资本存量的保护,通过对矿区居民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维持和社会共有财富的保护,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实现了政策的社会红利。(3)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使用,可对消费者、企业等多部门的经济主体及其变量产生影响,通过基金转化与跨期消费偏好的改变,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红利效应可实现宏观扩散与传递。基金对单个企业难以解决的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直接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提高了生态财富资本存量,进一步扩散了政策的环境红利效应;通过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发展的财力和技术支持,促进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损耗,提高了产出水平,推动了地区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使得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保障了政策经济红利的实现;对分离企业办社会、棚户区改造、与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基金支持,直接惠及了地区居民的民生福祉,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实现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的社会红利。同时,基金的使用,可使得政策的红利效应得以进一步的扩散与传递:基金转化为全行业技术投资,政策红利实现跨行业扩散;基金使用改变居民跨时期消费偏好,政策红利实现跨代传递;基金投资积聚巨额社会资金,政策红利依托项目继续扩散;资源财富代际转化转移,红利效应惠及子孙后代。(4)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承载生态环境补偿的使命,对资源税费改革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一方面,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承接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对煤炭资源经济补偿的历史使命,继续将矿业收益转化为社会财富,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明确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开启了资源税费改革对矿产资源价值及环境保护在政策实践中的先河,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作用必将在新一轮的资源税费改革中得以延续和深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1)将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引入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政策效应评价研究,双重红利可拓展为叁重红利。环境税双重红利主要侧重论述环境税的征收,可抑制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而形成绿色红利;通过对扭曲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可增加就业和产出,进而带来蓝色红利。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同于环境税,它能够专款专用,基金的设立,既能改善区域环境,带来环境红利;也能以技术创新、基金转化,带动地方转产转型,实现经济红利;同时,对社会民生相关事业发展的支持以及矿业收益转化,可改善社会民生福祉,进而实现社会红利。(2)对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作用机理的研究,从基金的征收与使用,基于微观与宏观视角,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仅限于环境税的征收环节;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是税,是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因此其红利效应的实现,发端于征收环节,扩大释放于使用环节。在征收环节,基于企业微观视角分析了基金政策作用于企业的影响过程,分析了政策红利效应发生的微观基础。从使用环节,基于消费者、企业等多部门的宏观视角分析了基金使用对各经济主体及其变量的影响,分析了基金政策的有效性,从基金转化与跨期消费偏好改变等方面,总结了基金政策红利效应的传导与扩散过程。(3)对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政策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基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为资源税配套改革提出了相关设想及对策建议。通过基金征收对山西五大国有煤业集团的影响,本文发现,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征收,并不影响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的经济利润是在不断地增加的,只是增幅较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煤炭资源回采率的提高,保护和节约了煤炭资源;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意识,减少了煤炭资源开采中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激发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提升了企业技术水平;影响和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结构,促进了企业非煤产业的发展。结合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山西省的使用,发现:基金的使用,降低了山西省污染物的排放量与能源消耗,增加了环境治理投资,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在不影响区域GDP增长的情况下,促进了山西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低碳化;对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人口就业,分离企业办社会等方面的基金投入,促进了山西省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基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及其承载的作用与使命,新一轮的资源税费改革及配套设施建设,需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健全生态还补偿机制。
姜钰[5]2008年在《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是获得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是区域振兴的关键,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论文以区域创新理论、区域新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协调发展为研究主线,以面向协调的管理为出发点,以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为研究核心,以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与预测、控制为研究重点,对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整合与创新。论文通过对美、日、韩叁国和我国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比较,指出目前我国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比国外的成功经验,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带给我们的启示。论文通过剖析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指出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具有协同性、复杂性和可调控性等特征,并利用Logistic曲线阐释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的演进机理,指出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论文重点解析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形成机理,借助协同学理论指出协同效应是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因,借助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负熵流入是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外在因素,并由此构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以理论框架为基础,提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管理的概念,并从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预测和优化控制等方面构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实施框架。论文在构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循环链接模式的基础上,对循环链接模式中各网络结点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以此为基础,从市场机制、多元投资机制、科技创新机制、中介服务机制和保障机制五方面构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网络体系。分析了各运行机制间的耦合互动关系,并对各运行机制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实现机理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论文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价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从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相互协调促进作用评价入手,分别对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相关性、经济促进科技发展有效性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模型的构建;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拟和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协调性评价模型;最后提出应用模糊积分方法对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综合协调发展度进行测定,为评价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预测与控制也是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的重点。论文构建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的非线性自回归预测模型,并对预测模型的不同动态行为进行分析,明确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变化规律。基于协调发展度预测模型的动态行为特性,研究了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的调控方法。论文最后选取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应用本文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对黑龙江省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与评价。并以黑龙江省为例,从建设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协调发展的对策,为促进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地决策借鉴。
吴威[6]2014年在《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创意产业从概念提出、政策制定再到实践探索，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不可抵挡的经济浪潮，对包括欧美、亚太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及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创意经济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蓬勃发展态势。目前，创意产业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表现和经济的新增长点，凭借其高速蓬勃的增长态势和日益深远的影响范畴，业已成为英国、美国、韩国、香港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型支柱产业之一。并且，创意产业这种蓬勃发展态势已经蔓延至中国。在我国政府积极倡导和相关政策扶持下，随着多元化优势资源的持续投入和创意企业发展的日趋成熟，我国创意产业正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萌芽到发展，从起步到飞跃的历史时期，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如今，我国创意产业不仅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国际化都市，也进一步扩展到国内各地中心城市，并形成环渤海、珠江叁角洲和长江叁角洲叁个创意产业带，发展前景极为广阔。尤其是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的实体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一直依赖的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出现产业发展受阻、城市产业空心化、商务成本剧增、城市生态严峻以及经济滑坡迅速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创意产业优势凸显，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出口驱动型的粗放式外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创意和创新为内生增长要素的、以消费和投资为主导驱动力的集约式“内循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迈向新台阶。近几年，创意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被各地方政府广泛重视，并积极通过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政策推进创意产业更好地发展，实现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但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许多现实问题与固有矛盾尚未得到缓解。我国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创意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创意理念、创意设计等要素投入对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尚未显现出来。面对经济成就与文化发展的失调、经济发展速度与产业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总量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匹配以及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等问题，本文将突破从经济现象本身去寻找经济增长原因的局限，对经济发展背后的区域环境因素进行深入挖掘，从创意产业发展视角阐释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动力与源泉，解释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的相互作用机理，推进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共生。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开拓经济学与城市地理和规划学交叉前沿研究领域，拓宽创意产业研究视野、完善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其次，重塑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区域空间作用机理，开拓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和新方法。最后，在对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城市地理和规划学等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进行综合运用的基础上，提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耦合论，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实现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实现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二者的相互促进。其次，通过分析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为创意城市的空间规划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改革思路。最后，充分发挥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缩小区域间差距，切实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本文通过对比中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方面的先进经验，探寻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区域发展特征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缩小区域间差距，切实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全文以创意产业发展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联机制为主题线索，共分为七个部分逐一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背景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系统梳理有关创意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文献，在简要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第二部分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准备。首先在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清晰界定本文所指创意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其次，概述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几个基本理论为下文论述作理论铺垫。再次，在对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分析与归纳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阿罗的“干中学”模型等理论分析模型，作为创意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典型。第叁部分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机理的经济学分析。首先，将波特的“钻石模型”运用到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分析当中，初步揭示创意产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创意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区域环境对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两个回路，论证创意产业发展各个层面与区域环境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性。最后，系统演化为思路，建立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动态耦合模型。第四部分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典型案例，遵循两条线索，即：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和区域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机理，从理论层面阐述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功能耦合的作用机理。第五部分为中国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研究。首先，对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总体情况进行简要概括。其次，介绍中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再次，分析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对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复次，阐述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探寻创意产业所体现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以及与区域经济二者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最后，以中国上海为例，针对创意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的互动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第六部分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耦合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首先，分别以美国、英国和日本叁个创意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为例，汲取其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其次，遵循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区域空间的重构和区域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两条线索，对创意产业发达国家经验进行总结与借鉴。第七部分为实现创意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的对策建议。基于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动性，该部分将在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探讨实现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创意产业发展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第一，创意思想史和创意产业改革史并重，为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改革定位。第二，从区域空间视角切入，将波特建立的原用于揭示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置于区域范围内，得到经过相关要素替代和修正的创意产业主导下的区域竞争力“钻石模型”。第叁，首次借用“耦合”这一物理学概念来研究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问题。建立创意产业与其余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耦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互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因果关系模型，揭示创意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二者动态耦合关系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动规律。第四，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将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的传统分析范式分解为“作用”与“响应”的研究范式，以“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区域空间重构”为逻辑框架，将创意产业政策、创意城市战略和区域空间重构问题融为一体加以研究和探索，具有较强的学科前沿性和理论创新性。
龚海林[7]2012年在《产业结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获得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付出了惨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已经集中出现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世界总体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双重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可持续性方面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若不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可能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品性质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益最大化追求,环境问题靠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通过政府之手实施环境规制来保护环境。那么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达到两者双赢的社会发展目标呢?依据产业组织理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从而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有着重要影响,是实现两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探讨我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首先,本文基于我国的现实数据,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分析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现状。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来自于第二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第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断增加,而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产业结构的变迁趋势和Kuznets事实也是相一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进而向服务部门转移。但是如果和国际水平比较,中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尤其是从第叁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来看,差距则更大。利用“转换份额分析’'(Shift-Share Analysis)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把结构效应从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分解出来。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双向拉动的,其中结构变迁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占到43.76%,技术进步效应占56.24%。但分别从叁次产业来看,则又各不相同：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负值,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源于内部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正值,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率达到了42.24%；技术效应贡献率为57.76%；第叁次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最显着,对第叁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率高达69.6%；而技术效应贡献率为30.4%,这说明第叁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结构变迁效应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依靠各产业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积极实施环境规制,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指标出现了良好改善,但整体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通过构建环境污染因素分解模型,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从环境改善中分离出来,结果显示我国工业污染排放技术效应表现为较大的负值,其中,工业固废排放中的技术效应最大,达到了-95.49%,其次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技术效应约为-73.01%,技术效应最小的废水排放这一效果也达到了-70.36%。工业污染排放的结构效应都表现为数值相对较小的正数,这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变化并没有改善环境,反倒倾向于增加污染。其中,工业固废排放中的结构效应最大,达到了79.96%,其次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结构效应约为12.88%,结构效应最小的废水排放该一效果约为2.25%。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个产业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还依赖于环境效应较差的相关产业,尤其是金属采矿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重加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对2001年来说有较大提高,虽然这些产业在污染排放强度上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因为产值比重的大幅增加,使得整个污染进一步恶化,工业产业结构的变迁并没有改善环境,反而进一步恶化了环境。其次,基于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从产业结构视角规范研究了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机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环境改善,同时,依据产业组织理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从而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变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其一,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必要资本量或对新企业施加更为严格的标准,可能会成为企业的进入壁垒阻碍企业进入,使规制产业发展受阻,影响产业结构；其二,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以及消费和投资比例,从而影响产品供给结构,最终影响产业结构。其叁,环境规制通过阻碍或激发企业技术创新,会阻碍或促进规制产业的充分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不断积累的技术创新还会激发新的生产技术,出现新的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其四,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会通过国际贸易,使一国出现“污染避难所假说”或“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而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厘清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为我国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一。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污染密度作为生产要素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改进Ngai and Pissarides (2007)的研究模型,构建了一个分散竞争均衡模型,通过数理模型分析得到以下两个结论：(1)随着环境税的增大,污染密度越来越小。也就是说,随着污染税率的增加,经济体将采用更清洁的技术进行生产,将更多物质资本用于污染治理,将较少的物质资本投资于物质生产。污染排放标准的严厉程度对污染密度的影响却较复杂：当产品价格大于环境税率时,污染密度先随着排放标准的严厉程度增大而减小,到达最优点,而后污染密度再随着排放标准的严厉程度增大也继续增大,也就是说,此时污染密度存在最优污染控制,经济系统存在最优的污染排放标准；而当产品价格小于环境税率时时,随着排放标准严厉程度的提升,污染密度也越来越大。(2)严厉的污染排放标准会加速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促使整体生产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合理的动态污染税的增长在促进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增长,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双赢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创新之一。实证研究时本文采用我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影响机制作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一些基本结论：(1)环境规制的实施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不断增强,居民的消费结构能够得到不断优化升级；同时,环境规制对投资结构系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环境规制严厉程度的不断增强,投资结构系数会趋向高级化。(2)环境规制没有成为工业企业的进入壁垒,随着环境规制的持续增强,工业企业的数量并没有出现减少,这表明较弱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在技术或资本等方面对工业企业的进入形成阻碍作用。(3)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4)我国相对较弱的环境规制并没有阻碍外资的进入,而是吸引外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5)除了工业企业进入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之外,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的升级、技术创新以及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着。(6)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同时,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也有利于环境改善。(7)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通过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影响绩效依次递减。据笔者所查,这一实证结果也是重要创新。本文最后构建了环境约束下的优化模型,设计了叁种优化方案,方案的模拟结果表明,无论是追求经济增长或环境改善,还是追求两者的双赢,都必须适当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第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并为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出了调整方向。
程钰[8]2013年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与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推动下，影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基础，战后世界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许多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土地退化、荒漠化、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环境公害、化学物质迁移、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呈现在公众面前，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渐显现。经济高速增长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背后是人地关系的急剧恶化，其深层次的是哲学层面上对人地关系的不恰当认识，源自于发展观念的不合理，因此研究人地关系的演变与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公众的资源环境需求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具有中国缩影之称的山东省，作为中国经济大省、工业大省、人口大省，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转型、城镇化加速、市场化完善和国际化提升的新阶段，是进行人地关系研究的典型区域。论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主线，采取文献查阅和实地调研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综合比较和归纳论证相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综合分析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解析山东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时间演变过程和空间分异格局，选取生态脆弱型、海陆兼备型和资源导向型3种地域系统类型，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典型地域系统的人地矛盾问题辨析和定量判断，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地系统优化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机制，形成了以下结论：（1）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呈现研究区域多尺度、研究手段多样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但系统性综合研究、基础性研究是薄弱环节，因此加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趋势。人地关系向人地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转变是对人地关系理论与认知的深化，强调了人地系统的整体性概念，能够将系统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研究中，为人地关系的综合集成系统研究提供基础。（2）人地关系互动演化的曲线符合Logistic模型，在阻止因子s（0 刘冠军[9]2013年在《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后工业化社会和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导产业,越来越呈现出发展潜力大、产业融合性强、资源消耗低与科技含量高的特性。在全球化与文化经济语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自身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全球文化创意相关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金的效益,而且以5%的速度增加。文化创意产业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发展状态,随着参与主体的扩大和互动,一个以知识、文化和创意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凭借自身特殊、优良与多维的经济特性,已经超出了它原始内涵与行业范畴,演化成了重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形态的特殊力量形态,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博弈体系中的构造性元素。美国依托版权和高科技为战略制高点,欧洲建设“创造性的欧洲”作为战略目标,日本首推动漫大国为战略方向,韩国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为战略手段,都是在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新兴业态演变规律来实现创新发展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仅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发展中国家也对文化创意产业空前重视和大力推崇。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明确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要求：重点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就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创意概念在全球范围日益升温,文化创意企业和文化创意园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陆续组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是,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如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定义纷繁芜杂,不加区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界定也是千差万别,从实际研究需要纵向切割产业划分；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性,但是对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带动的作用机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巨大作用,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巨大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实现的；特别是当前的研究忽略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发展、相互促进的发展特点。这对于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不足和缺憾。因此,本文拟就搭建一个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系统化研究,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互动机理进行深入、细致、多层面、双向性、互动化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概念丛林”入手,结合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其概念的来源与演化进行研究,在得出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与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进而剖析其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以演化经济学为视角,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利用价值链理论分析工具,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叁个层面上展开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然后,展开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比较分析,为其后的机理分析夯实经验研究的现实基础。在经过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践经验研究之后,就深入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理的理论研究。最后,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互动机理的研究结果的指导下,提出一种全新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构建思路。本文的研究结构是按照上面研究思路逻辑展开的,共由五大块组成：研究准备、理论模型、经验分析、机制研究与政策安排。首先,研究准备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就本文研究展开准备工作,一方面就相关的背景给予介绍,对其理论与实践意进行阐释。另一方面进行相关国内外相关进行梳理与评述,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理论模型部分,包括第叁章。这一部分对理论模型构建过程与内在逻辑进行论述。主要是将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和实践意义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价值创造展开逻辑分析,把“创意引入—创意扩散—创意放大”作为理论分析的视角,利用价值链分析工具,论述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合提升、分解优化、横向延长、纵向增厚、首尾链接、网状扩散,最终形成外形庞杂、内部紧密联系的、互动演化发展的价值创造星系模式,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叁个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最后,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再次,经验分析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第四章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由我国经济增长现状与发展方式转变引出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历史逻辑,在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来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演进制度逻辑,进而理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演进脉络与整体现状。接着,将研究视角投向当前产业发展的横向剖面态势——新兴业态的焦聚分析与产业空间发展扫描——各区域发展状况分析。最后,在发展立体化分析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趋势预测。第五章是世界经济发展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首先,回顾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动力、梳理产业发展历程、摸清产业布局、分析产业整体特点与判断产业发展趋势。接着,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性分析基础上,对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介绍,并进行发展背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展管理、发展政策以及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理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经验做出科学的判断。最后,分析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演化趋势和总结经验启示。然后,机理研究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进行理论研究。第六章是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分析,由五个视角分别展开,拓展与转化：资源嬗变机制、提升与整合：价值创造机制、支持与嵌入：技术耦合机制、增长与融合：结构演变机制、引致与推动：制度变迁机制,这五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第七章是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内在机理分析,由四个视角分别展开,经济基础支撑机制、市场环境培育机制、制度体系保障机制、需求结构拉动机制,这四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经济发展促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机理。这样,就在前文构建出的两者互动理论模型研究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与国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政策安排部分,包括第八章。这一部分是对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考量。首先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回顾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反思与总结。接着,基于本研内容与结论,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思路：以政策本质与文化创意产业特性为政策出发点,把产业政策需求与转型发展需要作政策目标,用互动机理理论与国际发展经验支持政策内容的政策安排思路。 武小龙[10]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1].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实现机理研究[D]. 陈艳莹. 大连理工大学. 2004 [2]. 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实现机理研究[D]. 孙青春. 昆明理工大学. 2008 [3]. 生态现代化动力机制研究[D]. 曹万林.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4].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红利效应及政策评价研究[D]. 杜彦其.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5]. 区域科技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D]. 姜钰.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8 [6]. 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研究[D]. 吴威. 吉林大学. 2014 [7]. 产业结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研究[D]. 龚海林.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8].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与优化研究[D]. 程钰.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9]. 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D]. 刘冠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10].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标签：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环境评价论文; 系统评价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企业空间论文; 煤炭能源论文; 机理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