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民族地区论文,西部论文,全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4)03-056-005
一、全球化述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了知识界、商界、媒体及其他圈子里的常用术语。全球化过程是一系列相互强化的社会转型，它是沿着多条线索进行的，包括：时空概念的变化；文化互动的增长、面向所有世界居民的共同问题、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长、强大的跨国行动者和不断增长的组织网络、全球化中全方位的一体化。[1](P35)全球化的本质是世界的一体化，著名全球化研究理论家罗兰·罗伯森称之为“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2](P11)在众多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中，英国社会经济学者莱斯·斯克莱尔的定义可以说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即“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通讯、旅游及生态的全球化为基本问题，而以文化及社会、政治影响为直接后果的一种社会变化趋势，它揭示的是全球不分贫富、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国界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状态。全球化的提出，标志着地球上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依存状态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3]
作为一种理念，全球化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晚期的斯多亚学派(storia)，该派竭力倡导的“人类普遍理性”和宇宙人生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全球主义观念的滥觞。[4]但是真正从理论上系统阐述这一思想则是人类近代史的产物，是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产物。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大致发端于15世纪。在这一时期，航海业的发展为欧洲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到了16、17世纪，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出现使西方国家向世界扩张成为可能。从17世纪一直到19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个世纪中全球化进程的主题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其动力是资产阶级对高额利润的追求，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又为之提供了物质支持。这一时期的全球化理论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把西方的发展道路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必然归宿。
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赢得独立之后，迫切需要发展经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力图推行其霸权主义。在这一时期，在社会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1960年，加拿大理论家麦克卢汉在《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1960)中提出了“全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的萌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球化进程发生了新的变化。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对全球问题的研究表明了自然科学家加入到全球化研究队伍之中，他们抛开了意识形态的对立，采用世界系统论，用计算机模拟全球状况，大大拓展了全球化研究的视野。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论，主张用“体系”来代替民族国家，用世界体系来概括近代以来世界低沉总体状态。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结果。沃勒斯坦强调，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和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的出现。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全球化研究进入多元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等都加入到全球化研究的行列，极大地拓展了全球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日益扩张的全球化研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于全球化过程以及全球化理论，我们一定要客观地分析、慎重地对待。
二、全球化的文化维度
针对早期全球化理论浓厚的经济决定论色彩，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研究全球化问题时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维度。这些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关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大致有三种意见[5]：
第一种意见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文化同质化程度增强，世界文化差异缩小，民族文化的生存面临危机。全球化加速了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信息、市场、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和渗透，而发达国家有意识的文化扩张则直接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如埃里亚斯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是各个生存单元的规模越来越大，彼此对抗的集团也越来越大。他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明化是人类的一项共同特征。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每一个单个社会的文明化都是其组成部分，逐渐形成全球的文明化。从埃利亚斯的分析不难看出，他所谓的全球文明只是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拓展。
第二种意见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在未来世界，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强了[6]。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一方面使各民族、国家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增强，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种意见认为，全球化将使文化个性化和不同文化的认同感增强。这种观点首先肯定全球化使文化间的共同点增多，但文化共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失。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民族认同等文化的深层结构又是极难改变的。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恰恰证明即使处于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中，人们仍然强烈地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强调文化的个性化特征。其次，该观点也承认全球化的确会带来诸多矛盾与纷争，尤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扩张往往会激发民族情绪，甚至产生民族仇视，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可避免或无法解决。只要采取适当的策略，不同文化之间完全可以做到相互认同。
事实上，世界范围的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现象是并存的。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具有普遍意义的优秀文化将被广泛学习和效仿，使各国文化在一些方面呈现共同特征，如西方文学观念、戏剧、古典音乐、舞蹈在世界的传播。但是，由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世界文化交流呈现单向流动特征，发展中国家将不同程度地被动接受西方文化，有些国家甚至被迫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外国的文字、宗教，使民族文化的内核发生根本置换。被动的文化趋同在大众文化领域更为突出，由于大众文化具有容易传播和模仿的特点，其生产和消费又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因而在当今的大众传媒时代，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呈现出较强的趋同化倾向，西方流行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事实上就是全球文化。
另一方面，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格局也未根本逆转。世界上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差异普遍存在，针对文化趋同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社会还出现了“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话语。这些话语不仅用于批评西方大国同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也被用于批评美国文化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应当看到全球化增加了文化趋同和单一性的危险，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但全球化也引发了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文化趋同、单一性趋势在世界范围受到广泛质疑和抵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文化趋同发展与多元并存，将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
三、全球化与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按照文化地理学的划分，西部民族文化属于内陆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特点是封闭性强，变迁缓慢，文化内部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刚性结构。这使得它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容易发生极端的反应，要么拒斥正常的文化交流，要么在外来文化的冲击达到一定强度时，发生断裂。所以，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扩展、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是指一种文化在面对其他文化的冲击和渗透时，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而保存其核心精神，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失去了这一特征，一个民族也就失去了个性。所以，保证西部民族文化安全对于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对于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1世纪将是“全球化”的世纪，人类应该以一种新的思维、新的理性主义适应这一特殊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才能保证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使民族文化永葆青春，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全球化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全球化进程改变了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础。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是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动摇了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现代文明席卷的地方，每时每刻都有土著文化在消失。相对封闭和后发展的西部地区，虽然较好地保持了文化原生态，但物质文明给西部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美国学者丹尼尔·怀特在对贵州榕江的民俗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后说，除了个别例外，少数民族的现代都市化生活方式越是突出，其族群自身的独特传统就体现得越少。文化具有不可复制性，一种文化一旦失落，几乎没有重建的可能。
第二，西方文化的殖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全球化时代，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他们借助资本、信息、科学技术的输出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很久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将文化外交、文化渗透作为其实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已成为资本掠夺的一种新的当代形态，直接威胁着各个民族文化产业的生存与发展，进而威胁到了国家文化安全。[7]应当看到，这种文化殖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各民族共同遵从的价值观念如爱国主义、民族大义、忠诚朴实、团结互助、吃苦耐劳等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而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的功利主义等思想有所抬头。因此，如何保持民族文化个性，避免文化霸权所造成的侵害，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
第三，出于对西方文化殖民的过激反应，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有所抬头，这也在客观上损害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作为西化论的极端对立面，各种民族主义思潮一直存在着。保护民族经济与文化固然需要高扬民族自我意识和文化自尊，但亦应警惕打着弘扬民族精神、保护民族文化的旗号，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带有封闭排外及简单自保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极端民族主义则会引发民族仇视和民族纷争。所有这些均不利于国家利用国外资金和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也必将损害民族的根本利益。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东突”等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有死灰复燃之势，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往往更具煽动性。我们对此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要保证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首先应该做好西部民族文化本身的现代转型，坚决摒弃其中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协调发展的文化因素，吸纳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完成由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转变，为西部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精神动力支持。西部文化由于其历史长期形成的刚性结构，封闭性强，发展问题显得尤为严峻。要充分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要想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就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壮大自身，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文化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运用中国先秦时期“和而不同”的思想详细说明了包容精神之于全球化下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他解释说，“和而不同”就是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这样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并提议将“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8]。同时，要注重民族文化的本土化。西部文化的本土化也就是重新阐释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之适合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东亚、东南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东方学者努力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既重建了传统文化（本土化），又使之走向世界（世界化）。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充分保证文化的转变和发展，增强文化的吸纳能力。在中国历史上，隋唐佛教的传播和明朝理学的兴起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美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系。有些人把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对立起来，这是不全面的。近20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产业已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并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据报道，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少数行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由此可见，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促进西部民族文化由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的转变，保证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第三，要积极探索在新的时期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多种形式。近年来西部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迅速，给西部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契机。在云南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不但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使一些濒于消亡的民族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民族文化的先进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例如日本的“造乡运动”和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就很有借鉴意义。
最后，应该警惕全盘西化论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保证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的协调健康发展。全盘西化论和极端民族主义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两种极端形式，事实已经证明，这两种思潮对于民族地区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是极为有害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防止它们的死灰复燃，促进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保证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收稿日期：2004-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