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党崛起的政治和社会基础_在野党论文

日本民主党崛起的政治和社会基础_在野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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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成立于1996年9月,其政治纲领是建立以市民为中心的社会,通过实现民众为主导的政治变革、创建以自立的个人为基础的富裕市民社会。民主党提倡“友爱精神”和“市民自由主义”,主张“彻底改革日本政治和行政”、“建立市民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念和自民党没有根本的不同,比如也主张把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也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只是比自民党更多地强调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①;提倡强化政府的权力,同时重视国民的参与监督。民主党在日本政党体系中属于温和保守型政党。自组建以来,民主党在日本政治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参众两院的议席逐渐增多。2007年7月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所获的议席多于自民党,成为参议院的第一大党,参议院议长也由民主党人江田五月担任。由此,自民党失去了其自1955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掌控的参议院议长职位,众参两院的主导权分别控制在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手中。本文将分析民主党兴起的政治社会基础。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整体保守化

冷战后,日本趋于保守化,政治右倾化现象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教育文化等领域迅速深化。日本政治保守化,“主要是指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修改和平宪法、排外、纵容右翼势力抬头和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做军事大国等表现”②。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社会党等革新政党的衰微

日本社会党早在二战前就已经存在,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11月重建。该党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特征,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党的成员之一。冷战时期,社会党是日本政党体制中的最大在野党,作为在野党和革新势力的主导力量与自民党相抗衡。在坚持和平宪法、反对修宪、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等方面坚持左派的革新立场,在议会中一直拥有较多席位,对自民党的保守化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另一革新政党是日本共产党,创立于1922年7月,二战结束后于 1945年11月重建。日本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推进日本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争取赢得国会稳定多数的席位,建立统一战线政府;废除日美安保条约,阻止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日本的和平与中立;解散自卫队,保障劳动者、农民和勤劳的市民的生活权利,重要产业实现国有化等③。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是日本政党体制中的革新力量,遏制了右翼势力和保守化倾向的迅速扩展。

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欧美等国的保守化力量加强,世界各国的革新政党如社会党和共产党都遭遇了一定的危机和考验。“世界各国的社会党普遍处于不利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和思想理论上的严重困惑。”④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丧失以后,西方舆论界把对共产主义的否定蔓延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使各国社会党的地位大受影响。社会党国际由此不断地调整政党纲领和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环境。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3月立法选举中,只得了17.62%的议席,比1988年立法选举减少15个百分点,丢失了近一半的选票和200多个议席,惨败下台。长期参政的意大利社会党也面临危机和挑战,内部四分五裂,政党组织瘫痪,在一次选举中只得到 2%的选票。意大利社会党原总书记因丑闻辞职,后来上任仅几个月的总书记又因党内不和而辞职。长期执政的西班牙工党因支持率下降提前于1993年6月举行大选。可见社会党国际在苏东剧变以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各国社会党实力衰微。

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日本社会党的政党纲领逐渐右转,20世纪90年代初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为了与自民党联合执政,1994年9月社会党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放弃“非武装中立”的立场,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确立全球范围的安全保障体制;承认自卫队合乎宪法;支持并维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支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这个决议标志着日本社会党彻底转变了政党政策,政治立场右转。 1996年1月19日,社会党召开全党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村山出任该党的第一位领袖。冷战时期的“保守”和“革新”两大势力——自民党与社会党互相较量、斗争激烈。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压力下,以及为获得执政权,社会党彻底转变了政党纲领,曾经敌对的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执政,标志着日本保革对立政治体制的结束,标志着日本革新政党实力的衰微。“正是由于社会党基本政策立场的右转,人们得出了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党政治出现了‘总体保守化’倾向的结论。”⑤社会党理念和政策的右转,是其衰退的象征,失去了作为革新政党存在的根基,虽然一时获得了执政权,但是长久地失去了独树一帜的政党魅力。该党的议席数不断下滑,由最大的在野党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党。

民主党成立以来,在众议院的议席不断增多,尤其在2003年11月的选举中,民主党的议席从选前的115席激增为177席,净增 62席。自民党的议席在1993年至2003年间变化不大,一直是230席左右,2005年激增为296席。票数减少的政党主要是社会党和共产党,1993年社会党的议席由选前的134席跌落为选后的70席,共产党则由16席减少为15席;1996年社会党改名为社民党后,当年10月选举的议席由30席跌落为15席。2003年11月社民党的议席从选前的18席跌落为6席,共产党从20席跌落为9席,两个政党一共减少了23个议席,而自民党只减少了7个席位⑥。从以上分析可知,民主党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革新政党尤其是社会党的衰落。

在2007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37个席位,而民主党赢得60席。其他主要政党获得的议席分别是:公明党9席、共产党3席、社民党2席、国民新党2席、日本新党1席。此外,无党派获得7个议席。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的议席由选举前的 110席减至83席,公明党、共产党、社民党等党派的议席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民主党由81席增至109席,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⑦。选举结果表明,自民党、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控制政坛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传统左翼政党的实力进一步衰退。

(二)修宪和防卫厅升级,为海外使用武力提供制度保障

现行的《日本国宪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的,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此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由于这一条款规定了禁止日本拥有军队和享有交战权及集体自卫权,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宪法内容尤其第九条规定不满,日本修宪和护宪两派争论的焦点也是第九条。

自1955年建党以来,自民党就把“制定自主宪法”写入党纲。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修宪进程。2001年10月,日本参议院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将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到国际公海以及“当事国同意的外国领域”,成为首次允许自卫队在战争期间开赴外国领土的法律文件。2003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7月又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为日后主动对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做法律上的准备,为日本发展军事力量提供了法律依据,使日本向突破宪法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2004年底,自民党成立了新宪法起草委员会。2005年10月28日,自民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草案的核心内容是修改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三军等武装力量的规定,要求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并可以为“确保国际和平而展开国际合作活动”。

“日本是一个惯于为某种目标做10年、30年、甚至50年以上渐进式努力的国家,现在它也不会丢掉这一传统。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日本感到了和平宪法对自己从事军事活动和发挥国际政治作用的‘束缚’”⑧。宪法草案删除了和平宪法“不保持战力”的条款,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使日本获得了重建军队的宪法依据。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声称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但在宪法上为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提供了依据。自1991年日本自卫队开入海湾以来,自卫队已多次派驻海外,但是由于有悖“和平宪法”,每次都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责难。“自卫队”变“自卫军”后,日本向海外派兵就名正言顺了。

除了准备修宪给自卫队“正名”外,日本于2007年1月9日将防务机构防卫厅正式升级为防卫省。防卫厅比内阁其他部门如外务省等级别低,升格为防卫省后,防卫机构成为与外务省等同级别的机构,可以和财物省谈判预算,可以向国会提交立法提案,还可就某个议案提出召开内阁会议。

防卫厅升级后,出兵海外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与保卫日本同等重要。自卫队的国际紧急援助、联合国维和行动、周边事态的后方支援、反恐行动等海外活动,都纳入到自卫队主要任务的范畴之内,消除了海外派兵的种种限制。防卫厅升格为日本下一步的修宪扫清了障碍,可以说,《和平宪法》已经名存实亡。防卫厅升格这一制度性转变反映日本加快了政治大国化步伐,日本政府保守主义执政理念日渐强化,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以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为主导的历史时期。

(三)发展军力,增强“正常国家”所需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修宪和防卫厅升格是为“正常国家化”做好制度准备,那么不断增强日本军事力量则是为其提供除经济实力外的、切实的物质基础。

日本自卫队规模达到24万人,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先进装备和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军事力量。每年的军费开支都在400亿美元以上,高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近年来,自卫队武器装备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远程作战能力迅速扩展,海陆空各军种的武器性能都显著提高。

2004年,日本拨出1200亿日元,建造第一艘集欧洲、俄罗斯的轻型航母特长于一体的所谓新型直升机驱逐舰。目前,日本至少已经拥有5艘可称为“准航母”的大型舰船。准航母的建造大大增强了日本现有海军实力乃至总体军事力量,也有利于日本政府将军事力量投放海外,从而实现“海上歼敌”的军事战略思想。此外,为了打造进攻性武器,日本政府每年军费预算的大部分用于研制和购买各种进攻性武器。

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拥有的师团数与日俄战争时的旧日本军队大体相当,但每个兵员的火力却是当年的10倍以上⑨。陆上自卫队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装备和军队人员。航空自卫队拥有大约1000架作战飞机,其中不乏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机种,建有亚洲最大的预警机队。海上自卫队是亚洲战斗力最强的海上力量之一。自卫队还拥有高素质的军事人才,24万官兵的学历都在高中以上,这是世界罕见的,竞争候补军官的职位必须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选拔比例超过50:1。

日本媒体披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从未放弃过发展核武器的探索,防卫厅曾多次就自行研制核武器进行可行性研究。日本目前还没有核武器,但在核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平方面,却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保守估计日本可以在3~6月内研制出原子弹,有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可以缩短至两周⑩。日本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日本一直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名,大力开展核聚变、快中子增殖等尖端核技术研究,制作核聚变实验装置和核聚变反应堆。这些是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基础。第二,日本一直在以民用核电需要的名义大量收购、储存、提炼核原料。2005年7月英国《独立报》称日本目前至少已经储存45公斤钚。9月14日的《亚洲时报》指出,到2020年日本的钚储量将高达145吨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级钚持有者,远远超过美国核武库中 100吨的数量(11)。

(四)实现政治大国化目标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提出过外交四原则,“第一,不做超出自己国力的事情。第二,外交不能搞赌博。第三,内政不能与外交相混杂。第四,必须顺应世界史正统的潮流。”(12)这四个原则是中曾根总结日本二战失败经验后提出的,反映了日本战后外交政策的原则。日本通过以下一系列外交战略决策,由战败国转变为正常国家,从世界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目标迈进。

首先,加强日美同盟,增强日本的世界政治经济地位。

战后以来,日美同盟关系有过波折,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加强。最初的日美同盟有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性,美国在同盟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不过,日本政府意识到,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日美同盟不仅有利于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够保障日本经济发展的安全,实施长远的经济发展计划。日本趁着朝鲜战争的间隙,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国家经济,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和美国一同成为主导环太平洋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大国(13)。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防卫能力等综合国力的恢复,两国关系由最初的不对等逐渐地演变为共同合作的平等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以保护日本为主要目的的同盟已变为在广泛地区抑止地区纠纷的安全体制。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后,小泉内阁将日美军事合作范围扩大到全球各个领域。日本借协助美国反恐之名,通过了反恐怖法案,由此,将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国际公海、天空和得到同意的第三国领土(14)。从以上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日本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基础,作为外交的基本方针,发展壮大了本国的经济实力、地区实力和国际实力。

其次,重视亚洲外交,和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广泛合作交流,与中国、韩国建交并发展经济合作,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营造了相当有利的战略发展空间。

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岛国,亚太地区成为其生存发展的重要地理空间,“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独占和主导这个地区。现在美国掌握着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日本就巧妙地借用日美同盟来获得日本在本地区的最大利益和影响力(15)。日本的亚洲外交从20世纪50、60年代的东南亚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核心的东南亚多边合作外交,范围从经济扩大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冷战结束后,日本进一步提高了东南亚地区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本在东亚外交的重要建树是日韩邦交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两大外交举动对于日本的长远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改善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二战以来美国是日本的靠山,那么东亚就是日本的后院。随着日本经济政治的发展,日本需要更稳定、更安全的外部环境,改善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和资源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极为有利,还使日本富余的资金有了投资市场。

再次,以联合国为大国外交战略的中心舞台,逐步树立了世界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形象。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扩大。日本政府为了提高国际地位,明确提出了“联合国外交”的口号,以联合国为核心所做的实际成绩主要包括:其一,积极开展日本擅长的国际活动如政府援助,从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日本的经济援助紧密联系。其二,设立并主导一些国际性组织以扩大国际影响,比如经日本提议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人的安全保障委员会”(16)。其三,对联合国做出各种贡献。比如,按经济实力承担了联合国近20%的会费,参与反恐活动等(17)。其四,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为入常做了多年准备,1995年曾经申请入常,2005年又争取入常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各政党的分裂与合并

(一)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终结及其内部的分裂

1993年自民党下野,1955年以来的自民党一党执政体制崩溃,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自民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相关。

自民党下台的深层次原因是,冷战结束所导致的国际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动。日本学者小泽一彦分析,“从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时,日本经济才开始明显衰退。1985年开始的经济泡沫于1991年破灭,这与苏联解体在同一年,颇耐人寻味”(18)。美苏冷战期间,苏联是美国最大的防范对象,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前沿战略要地,美国希望日本稳定发展,美日之间一直存在的经贸摩擦被淡化和忽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局势剧变,日美同盟关系也有了微妙变化。世界经济的走向是将一国资本主义变革为开放的全球资本主义。美国开始重视日本对其经济贸易的威胁,对自民党在农产品市场过度保护政策不满。随着日本政治大国化步伐的加快,自民党在日美贸易摩擦中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美国开始支持一些反对自民党的力量,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上支持日本发展两党制度,批评自民党多年一党执政有违民主政治,宣称希望日本实现真正的两党制。因此,1993年自民党一党执政局面被打破以后,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欢迎日本政治出现此可喜变化,使自民党在国内的状况雪上加霜。这在客观上为民主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氛围。

自民党执政期间的腐败,被媒体揭发的一连串丑闻使日本国民对其政治信任度降低,把政治的清明和廉洁寄托于民主党等新政党。在自民党一党执政的38年中,形成了政、官、财界铁三角似的金权政治,腐败现象严重,各种丑闻不断,在政界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恶劣的是“洛克希德事件”、“里库路特事件”和“佐川快件公司事件”。20世纪70年代的“洛克希德事件”震惊日本。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通过让全日空公司购买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客机,从中收受5亿日元的贿赂,被媒体曝光后,“前首相和自民党总裁锒铛入狱在日本还是破天荒第一次”(19)。如果说洛案牵扯到的自民党头面人物仅仅只是田中角荣,“里库路特事件”则涉及到自民党为数众多的重要人物。里库路特是日本一家大企业集团,为了拉拢政界要人,从1984年起把属下宇宙公司即将上市的股票低价卖给政界、财界中对该公司有用的人,包括自民党各派系的领袖和一些政府官员。收受了该公司贿赂的有当时的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还有当时的法务大臣和经济企划厅长官。因此,该案件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大地震。里案还没有审结,又揭露出佐川快件公司行贿案件。该案件不仅行贿总金额创历史最高纪录,达数十亿日元,涉案的自民党要员人数也是空前。因此,日本新闻界多次指出,自民党政府早就呈现出政权末期症状。小泉执政期间,经济复苏明显,也没有政治丑闻,但自民党在历次选举中没能实现一党执政,与其单独执政期间接连不断的腐败丑闻有一定关系。

自民党的派阀争斗也削弱了其实力。日本一些在野党的创始人,就是自民党内部争斗失败后分裂出来的,并且组建了与之抗衡的政党。比如,民主党的创建者鸠山由纪夫(20)以及现任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21)。

(二)在野党之间的联合与分裂

在野党实力较为薄弱,需要相互合作与执政党抗衡,才能在日本政治格局中占一席之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在野党之间分分合合,但民主党自成立以来与其他在野党的合作多于竞争,具有一定的兼容并蓄性,自 1996年9月建党以来曾几次和其他在野党合并。

正如英国政治哲学家阿克顿所分析,“政党是在理念基础上而不是利益基础上的联合。因为一个阶级只受利益所驱使,一个政党受原则所驱使并能够为了原则而牺牲利益。政党是培养自我克制的学校。那种认为政党不会为了原则而牺牲权力的看法是一种偏见”(22)。因此,如果一个政党为了权力而牺牲政党纲领和信念,或许能够暂时登上权力的顶峰,但是该政党离衰亡已经不远了。民主党自成立以来,在有益于实现党的基本理念时,创建人会支持其他合适人选做党代表,为了党的发展牺牲个人权力。民主党没有为了选票而轻易修改基本纲领,最初两三年发展缓慢,不过国民逐渐地了解民主党的政党理念,支持的选民不断增多,使民主党的发展坚实稳定。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被日本政坛称为万年在野党的社会党,在冷战时期作为最大的在野党长期存在,冷战后却为了实现执政而彻底转变作为革新政党的基本纲领。“对社会党政策的急剧转变,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社会党衰退的象征,社会党把执政权看得高于一切,表面上似乎转变了以往‘万年在野党’的形象,但实际上却失去了社会党本身存在的基础和价值。”(23)

日本社会的变迁

(一)社会的中间阶层化

二战以来,日本经济持续发展,工业化、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民的比例越来越小,市民越来越多。20世纪50年代,日本城市人口比率仅为37.5%,城市化水平很低。20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人口比率已经达到90%。从1960年到1991年,日本第一产业的人口比率从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0%降至7%,而第二、第三产业人口则分别增加到34%和59%(24)。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各个新老政党的兴衰。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是建立以市民为中心的社会,以市民利益为选举导向,反映了日本的社会现状(25)。

日本社会出现了中流化的特征,很多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据经济企划厅的“国民生活选项调查”表明,“具有中产阶级意识的国民,从1972年的73.2%上升到1984年的81.8%”(26)。中产阶层趋于保守,不愿改变现状。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一般国民,未来的日本政治经济精英们的保守化倾向也越加明显。猪口孝和蒲岛郁夫的研究表明,“1983年东大教养系一年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志向比一般国民更加肯定现状,在平等、参与的立场上更加具有排他性”(27)。中产阶级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改变。2001年至2006年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使经济景气回升,但也导致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经济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小泉之前有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五年之后这一比例已降至50%,有36%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比五年前更糟”(28)。

中产阶级对自己的现状较为满意,不希望发生大的变革。不过,由于对自民党腐败等的不满,也希望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政治状况有所转变,改善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衰退。因此,激进政党的支持率下降,保守老党自民党的支持率变化不大,新兴的保守政党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不断升高。

(二)日本经济衰退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衰退,自民党一党执政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结束了。自民党的经济治理能力被国民质疑,政治权威受到挑战,造成政党力量的重组。执政业绩影响国民对政党的认同度,如果经济增长快、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就能够对执政党形成较高的认同度,相反,经济业绩差的政党即使在其他方面有突出的作为有时也难以赢得人们的认同(29)。

因此,自民党政党认同度下降、没有恢复一党执政,与其经济绩效有关。小泉内阁执政期间,日本经济摆脱了长期的萧条,然而也不可能实现20世纪60、70年代的高速增长,自民党难以恢复以前的支持率,而且改革扩大了贫富差距,政治力量多元化,各党派力量互相角逐,为民主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三)信息社会的发展

现代科技的发达使社会信息的传递多样化、快捷化、低成本化,继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大有超越传统媒体之势。信息社会的急速发展使基层组织薄弱的新政党比如民主党,能够充分利用网络等媒体,宣传本党的政纲、扩大影响、获得支持。科技发展历来都是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巨大引力。比如,封建时代交通困难,信息交流不便且易于为君主所掌控,从而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信息社会的发展给政党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传统政党政治中,决定各个政党选票数量的因素是党员人数的多少、基层力量的强弱等。任何全国性的政党,从组建到发展需要很长时间,要一步一步地扩大组织基础,增加党员人数,逐渐地在国民中增加影响力。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即使是党员少、基层组织薄弱、缺乏多年经营的新政党,也能够利用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媒介,宣传政党纲领、国内外政策,使国民能够迅速地获悉政党的全面资讯。有些新政党更善于利用网络等媒体,比如民主党在本党的网页上包括了民主党的电视广告、广播广告、报纸广告以及国会缺席理由等。“如果从网页本身的总体的内容设置、画面效果、新颖程度来说,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公明党的网页很值得一看。相比较而言,保守党的网页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30)因此,网络上的选举宣传虽然与党派大小等有关联,但并非党派越大,越善于利用网络媒体。自民党的网页,在内容和画面设计方面显得陈旧、缺乏吸引力,与所有其他党派的网页相比,只是中等水平。可见,网络等媒体成为民主党等新兴政党便利、低廉而有效的宣传工具,有利于在选举中获得与政治资金充裕的大党较为平等的机会。

注释:

①2007年9月23日,福田康夫当选为第22任自民党总裁,9月25日接受天皇授权,成为日本新首相,接替辞职的安倍晋三。福田康夫的理念与大多数前自民党总裁的理念略有不同,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也重视亚洲关系。可见,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需要,日本自民党、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执政理念日渐趋同。

②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③参见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④吕耀东:《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⑤刘小林:《当代日本政党政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⑥2003年民主党议席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民主党和自由党于2003年9月24日在东京签署了《合并协议书》,自由党议员加入民主党。

⑦吴谷丰:《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新华网,2007年7月30日。

⑧翁寒松:《日本“修宪”为美日摩擦埋下伏笔》,人民网,2005年11月24日。

⑨《日改宪法重温军国梦,自卫军让日本右翼更狂了》,载《环球时报》2005年11月28日。

⑩章卓:《日本高官公开叫嚷造核武,日核原料储量将超美国》,载《世界新闻报》2005年11月28日。

(11)章卓:《日本高官公开叫嚷造核武,日核原料储量将超美国》。

(12)[日本]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译本,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13)[韩国]李承律:《共生时代——东北亚区域发展路线图》,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14)参见包霞琴、藏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45页。

(15)同上书,第245页。

(16)参见《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日本的见解)》,日本驻华大使馆网站,2005年5月。http://www.cn.emb-japan.go.jp

(17)同前引。

(18)[日本]小泽一彦:《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序论第4页。

(19)吴寄南主编:《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日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0)鸠山由纪夫在自民党内原属竹下派,后转为小渊派。1993年脱离自民党与武村正义等人筹建了先驱新党。 1996年又带领一批先驱新党的成员成立了民主党。

(21)小泽一郎原是自民党竹下派的实力人物之一,由于佐川快件贿赂案的冲击,竹下派分裂为羽田派和小渊派,小泽一郎成为羽田派的实力人物,1993年由于自民党内部争斗激烈,羽田孜和小泽一郎带领44名国会议员脱离自民党成立“新生党”。

(22)[英国]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86页。

(23)刘小林:《当代日本政党政治》,第119页。

(24)参见王战:《日本政党体制的变革》,载《当代贵州》 2004年第15期。

(25)各党派的票源地只是大致的,在实际选举中,有时各党派使用某些选举战略,把本来不属于本党的票源也争取过来。比如,2007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由于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从2006年开始,就跑遍自民党的保守乡村地盘,以“国民生活第一”为选举口号积极拉拢选票,赢得了此次大选的空前胜利。在29个人口稀少,以农村地区为主的“一人区(只有一个议席的选区)”中,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势力夺得26席,自民党只得到三席。

(26)[日本]小泽一彦:《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第22页。

(27)同上书,第23页。

(28)江瑞平:《小泉之后的日本经济与中日经济关系》,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10期,第19~25页。

(29)政党认同的来源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家庭传统途径,家庭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意识形态途径,通过政党的意识形态内容争取国民认同。三是回顾性评价途径,即对政党历史业绩(非执政党)、政府业绩(执政党)的总体评价。回顾性评价对政党认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人们较多地依据执政业绩来决定是否拥护执政党。文中所说的执政业绩属于回顾性评价。四是政党社会化途径,通过对公众进行教导、引导和劝导而形成和巩固政党认同。五是社会经济地位途径,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职位等客观状况,也影响着人们的政党认同选择。参见王庆兵:《试析政党认同的功能与构建途径》,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17~20页。

(30)刘小林:《当代日本政党政治》,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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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崛起的政治和社会基础_在野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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