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核心论文,体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深入地解析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增强抵抗风险能力的重要保证。本文拟从价值体系这一侧面透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力求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一些思考和观点。
一、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传统的观点，是把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看作是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种理解并没有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数次制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此次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前几次文件精神一脉相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已经超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成为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是指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是确保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序发展的思想条件，它向世人昭示的是中国发展理念。它不同于个体价值观，并对个体价值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国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核心价值体系问题，目的是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思潮此起彼伏。无论是唱衰中国还是妖魔化中国，其立论的根据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主导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心，向国际讲坛不断注入非西方化的色彩，并对欧美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对国际秩序(国际金融体制)提出新的变革和构架。中国由一个区域国家日益变为一个全球性国家，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及其发展模式的根本理念，研究该国模式主要就是探讨它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理念。因此，从价值体系入手研究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是理有固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目的是在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指明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较高层次上向世界说明中国。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立国价值，它随着该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经验和中国经验的不同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自从1840年中国“被开放”以来，所有的文化论争都是围绕中外关系进行的，论争的焦点是选择何种价值体系问题，实质上是走何种发展道路问题。西方最大的教条、中国全盘西化论的最大失误，就是主张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克隆西方的道路和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不仅凸显了中国发展观念上的理性自觉，而且对中国道路所涵盖的历史独创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把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结合起来，才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统领改革开放的总体理念
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学术界对之分别以灵魂、支柱、精髓、基础来表达。我认为，讲价值体系不仅要说明它有哪几部分构成，更主要的是要讲清楚它是怎么构成的，为什么这样构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实质上点明了它在这四句话中的主导地位。核心价值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决非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统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建设的纲领和核心，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政治保证，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提高国家软实力、提升人民精神文明水平的根本条件。作为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和理论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是价值体系的核心。
要了解共同理想在价值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重要的是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在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提供科学论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1986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提问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两句话指明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重申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种一致性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两种表述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价值体系的其余三项内容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精神不是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它的内涵总是随同历史时代的变化而更新，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具有时代性，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理论，把改革创新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固有的发展规律。改革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就是这样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离的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倡导的道德人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它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解决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是几代中共领导人始终关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换言之，它构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是这几个方面的实质，并且给予它们以质的规定性。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与“四个坚持”的关系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他在谈到四个现代化时指出：“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江泽民同志在谈到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时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有些人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搞市场经济好啊，可是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从实践方面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在价值观上遇到的最大历史难题。邓小平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青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还强调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大了。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合理性的自觉反思，这种反思起始于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就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74年，毛泽东曾经对非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产生了困惑，并指示国内学者要进行研究。这个问题也成为邓小平1975年春主持中央工作时要解答的主要理论和实践课题。1980年，邓小平重提毛泽东6年前的困惑，他多次对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讲：“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
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它从反面证实了邓小平关于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论断的深刻性。与此同时，也为我们加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契机。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问题出在哪里？它成为晚年胡绳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索的核心问题。胡绳在详尽地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以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关于革命胜利后要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度发展的论述后，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继承原理”的重要性。这一原理昭示人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想一蹴而就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当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工业化正在起步阶段，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拔高，甚至搞“趁穷过渡”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办不到的。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据生产力继承原理，落后国家必须取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才能最终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由此可见，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倾向，又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要避免和防止这两种价值取向危害中国的发展，就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价值观与历史观的本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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