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 】
中国 、西班牙政治话语中 “牛 ”文化的隐喻特征
龚韵洁
摘 要 “牛”文化作为中国和西班牙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汉语和西班牙语言及文化中都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本文从概念隐喻的认知功能出发，以动物“牛”为例，从跨文化角度对中国和西班牙政治话语中“牛”文化的隐喻进行对比分析，不仅有助于增进对彼此文化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中国政治话语西译的过程中避免由不同文化所带来的误解与误释，使其更加符合译入语国家读者的语言及文化习惯。
关键词 中国；西班牙；牛文化；隐喻；政治话语
动物概念与人类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在人类几千年的生活和生产中，牛都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之一。因此，无论是在汉语还是在西班牙语中都出现了大量与牛文化相关的隐喻表达。本文的特点与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政治话语这一特定文体下展开讨论，着力于“牛”这一具体动物形象的隐喻研究；第二，从跨文化和认知的角度出发，挖掘涉“牛”隐喻背后中国和西班牙社会所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指导政治隐喻翻译，使其在准确表达源语言基本含义的同时，更加符合译入语国家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
由于传统的监测方法和处理难度太大，而且效率较低，所以需要使用遥感技术进行大范围监测。遥感影像能真实反映调查区的实际情况，且不受交通和空间的限制。基于遥感技术的调查对于大区域范围来说具有优越性，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东川泥石流以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类型齐全、爆发猛烈而著名，以东川泥石流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掌握泥石流灾害规律及制定防灾减灾措施。但是遥感影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遥感影像受天气影响比较大，云层会在影像上形成阴影，增加解译的难度，遥感影像在泥石流灾害解译中的最大弱点是缺少立体视觉。
如果说打字方面是“妇敲夫审”，那么唱起昆曲来，则是“妇唱夫随”了。张允和晚年与俞平伯等人一起成立了昆曲研习社，周有光常常陪同她去参加曲社活动。张允和70岁生日时,周有光送了她一套《汤显祖全集》，张允和心里甜滋滋的：“他真是懂我的心思。”
一、隐喻概述
不同于传统的隐喻理论将隐喻视作一种修辞手段而过分强调其在语篇中的美学功能，如今人们对概念隐喻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语言之外的一种装饰品。换言之，其不仅是一种语言手段或修辞方式，而是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基于两个事物的意义相似性，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投射。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的构建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基于概念隐喻本身的认知功能，借助某一领域具体的、有形的、熟悉的、易于理解的概念或经验，去说明或理解政治领域内抽象的、无形的、复杂的事物；其次，概念隐喻对政治话语的贡献还体现在从产生隐喻表达的主观关联中所得出的观点和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表达中任何一种隐喻机制的出现，都不应当是个人的、偶然的认知方式的产物，而是反映在特定的社会实践、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思维习惯、审美偏好等共同作用下，来自同一语言群体的人的相对固定的、集体的思维模式的运作过程。因此，在不同语言中存在的看似相同或相近的隐喻机制，实则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而将其运用于政治话语中，从产生隐喻表达的主观关联中所得出的观点和评价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二 、“牛 ”文化在汉语中的象征和隐喻
例(1)：“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使用人才各尽其能。
我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农耕经济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至近代也仍有保留。早在商代[1]就出现了牛耕技术，《战国策》记载，秦国“以牛田”，即用牛耕地；随着牛耕技术日益普遍，又发明了“二牛抬杠”“一犁一牛”等。可见，早在几千年前，牛就开始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驯服，并在农业生产中拉犁、耕地、拓荒。受农耕文明的影响，“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特定品性，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特殊情感。《说文解字》中写道：“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理’就是指牛的内在属性‘从顺、逊顺、驯顺’的诠释。‘事、理’也就是人们在对牛的长期驯养中获得的对牛‘任劳任怨’品质的认识，是人们给牛赋予的文化义上的认识”[2]，而这种十分明显的象征含义又通过大量文学作品(如鲁迅《自嘲》、臧克家《老黄牛》等)得以广泛传播。因此，在汉文化语境下，常用“孺子牛”“老黄牛”等来形容默默奉献、吃苦耐劳、勤勉工作的人，这是极具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特色的涉“牛”隐喻表达。
本研究中与小农户参与超市供应链相关的交易成本、动机和约束的识别和评估，为致力于小农户参与供应链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优异的参考。以政策为导向，克服技术障碍如那些相关的进入成本、产量、质量、生产周期尤为重要。此外，政策也必须旨在解决与超市供应链中使用的采购系统具体特点相关的营销壁垒，如分级、销售地点和支付系统。虽然特别强调了只是新鲜果蔬的超市供应链，但这些研究结果可普遍用于了解当生产者从传统的即时交易市场向纵向协调市场转变时所面临的局限性。
例(1)中习近平引用了清代诗人顾嗣协《杂诗》中的名句，其释义为：骏马可以跨越险境，但要论勤奋肯干、踏实耕地，则比不上牛。在中国古代社会，马的军事地位尤为突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就将马的行为和性格特征等实体属性自然而然地映射出“无畏冲锋”“骁勇善战”等较为抽象的隐喻义。无独有偶，习近平在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也曾就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要求：“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此处的“牛”喻指务实重干，但却缺乏远大的目标。
此外，汉语中还产生了许多与牛耕实践相关的、具有隐喻意义的熟语。
例(3)意为拉霍伊竭力证明其领导的西班牙政府已经坚定地做好准备迎接一切困难，而不是寻找借口和逃避责任。句子中正是使用了“burladero”的政治隐喻意象。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牛主要在畜牧农耕的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岩壁画上就已经有了关于人类与牛搏斗的描绘，不仅如此，公牛、斗牛士的形象也在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戈雅等的笔下反复出现，正如加泰罗尼亚诗人杰米·萨巴特所说：“他的公牛是野性的公牛，不是驯服的公牛。是生长在野外、拥有无穷力量且有着强烈冲动的动物。”可见，斗牛运动作为一个极具特点的文化象征符号，已经内化到西班牙的语言文化和思维习惯中。因此，西班牙人语言意识中的“牛”，不再是被驯服的耕牛，而是生性暴烈、勇猛、具有侵略性且有尊严的公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受西方海洋文化影响下的西班牙民族精神。在此文化语境下，西班牙语中常用“toro”(公牛)或“tor牛ero”(斗士)等来形容富有勇气、敢于冒险的人。例如，más valiente que un toro(比公牛还勇敢)，más bravo que el toro de lidia(比斗牛还勇猛)，bravo como un toro(跟公牛一样勇猛)，más valiente que un torero(比斗牛士还勇敢)，等等[3]。以外，与斗牛相关的一些术语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隐喻意义，并在西班牙政治话语中得以广泛使用。例如，ruedo/ plaza(开展斗牛的圆形场地/赛场、争斗之地，有时也引申指西班牙)，salir/entrar al toro(靠近公牛/直面问题，积极行动)，en corto y por derecho(斗牛士站在离公牛很近的位置引逗公牛向自己发起冲击/直击问题的要害不绕圈子)，dar/echar un capotazo(展开披风[引逗公牛]/使摆脱困境)，burladero(供斗牛士避险的围栏/避风港)等。
汉语语言意识中的涉“牛”隐喻，其源域实体是农耕文化中已经被驯服的耕牛，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驯牛的实践中得知牛的鼻中隔薄而布满神经，只要牵住并刺激牛的鼻中隔就可以使牛产生痛感从而使其更加驯服，由此发明了牛穿鼻技术，即用一个金属环穿过牛的鼻中隔并套上绳子就可以牵着犟牛走。因此，在汉语中有关于“牛鼻子”的隐喻表达，喻指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影响全局的关键。
西班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北邻比斯开湾，东面和东南面濒临地中海，地理位置决定其在抗争生存中形成了典型的西方海洋文化，以商业贸易、海盗掠夺、殖民拓土为特征，其民族精神也更具冒险性和侵略性。此外，相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以耕牛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西班牙的农耕则更多依靠骡子。因此，在西语中，形容踏实诚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常说“trabajar como mula”(像骡子一样工作)。
三 、“牛 ”文化在西班牙语中的象征和隐喻
以上两个例子，习近平都借用“牛”这个隐喻意向，通过语义上更具体、更贴近人民生活的熟语来解释和传达了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政治概念，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向受众传递了其政治观点和价值评价。
2.2 东、西坡不同坡位捕食线虫真菌的多样性差异将高黎贡山研究区域分为5个坡位，分别为下坡位（1 400～1 800 m）、中下坡位（1 800～2 200 m）、中坡位（2 200～2 600 m）、中上坡位（2 600～3 000 m）、上坡位（3 000～3 400 m）。对高黎贡山东、西两坡相同坡位的捕食线虫真菌物种丰富度和检出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东、西坡捕食线虫真菌的物种丰富度和检出率随着坡位的升高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东坡各指数均在中下坡位处呈现最大值，西坡物种丰富度在中下坡位处呈现最大值，检出率在中坡位处呈现最大值。见图2～3。
例(2)：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例(3)：Y no acudo al pasado reciente, se?orías, para buscar un burladero en el que refugiarme ante una situación tan dramática……Por lo tanto, nada de burladero.
（3）递归生成模型，该模型中每个词的左子结点和右子结点分别由各自的马尔柯夫模型顺次产生：左子结点的产生方向是自右向左，右子结点的产生方向是自左向右的。每一个子结点的生成建立在支配词和它前一个子结点上，是自顶向下的递归生成式模型。
四 、中国政治话语中涉 “牛 ”隐喻的西译策略
中国和西班牙在生存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汉、西语言中关于动物“牛”的隐喻机制存在很大区别。鉴于中、西两国在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如何通过灵活丰富的翻译手段和策略，使我国政治话语的西班牙语译文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交际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翻译的完整意义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或活动(即“换言易语”)，而还应该包含帮助和促进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际(即“使理解”)。”[4]以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涉“牛”隐喻为例，我们就应当充分考虑源语国和译语国在“牛”这个文化意向上的错位，通过恰当的翻译使受众更好地接收文本信息，以实现更好的政治传播效果。
本文例(1)中“犁田不如牛”的“牛”，在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语版《治国理政》中被译为“buey”。在西班牙语中使用较广泛的表示动物“牛”的词还有“toro”(公牛)，“vaca”(母牛、牛肉)，“becerro”(牛犊)，“cabestro”(公牛群的带头牛)。根据《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西班牙语词典》，“buey”是指被阉割后的公牛，或面对引逗过分温顺的斗牛。但查阅大量西班牙语资料发现，尽管西班牙的传统农耕大多依靠骡子，但也有诸如“el arado tirado por bueyes”(用牛拉的犁)等有关牛耕活动的描写。由此可见，在汉语西班牙语译中使用“buey”来指被驯服的耕牛是准确的。此外，上文中提到，在西班牙语中常用“trabajar como mula”来喻指工作上任劳任怨的人，但在西班牙文化中，“mula”还是“蠢笨”的象征。因此，基于汉语和西班牙语双语文化内涵传递与阐释的需要，此处保留源语中的隐喻意象“牛”，并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选择对等翻译“buey”，使译文能够最大程度地贴切原文。
又如例(2)中的熟语“牛鼻子”，首先，概念隐喻的认知功能是基于人们具有某一领域内具体的、有形的、易于理解的概念或经验，但在西班牙人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却使用骡子进行农耕，查阅大量西语资料也未发现有关通过给牛鼻穿环来达到驯服牛目的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在译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牛鼻子”这个隐喻基础。其次，西班牙语言意识中的“牛”是野性的公牛，不受驯服且极具尊严，西班牙文化中所崇尚的是即使伤痕累累仍然越挫越勇的公牛，若用金属环穿过牛鼻就试图让其乖乖地被人牵着走，无疑是对西班牙斗牛文化最大的蔑视。正如谢天振[5]指出：“在一种语言中带有褒义、正面意义的事物，在另一种语言中成了贬义、反面意义的事物，或者，虽然意义不是截然相反，但至少也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意象的错位。”因此，不同于例(1)，此处若再盲目保留源语中的隐喻意象，不但不能帮助译语国受众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加深理解，反而还会造成文化上的误解和误释。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十九大报告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将源语中的“牛鼻子”作了相应的转换，译为“asidero”(把，柄，抓手)，使西班牙译本更加符合受众的思维和认知模式，进而取得更好的政治传播效果。
五、结语
本文从跨语言、跨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和西班牙政治话语中的涉“牛”隐喻进行了对比分析，一方面，帮助西班牙语学习者和翻译实践者更好地掌握两种语言中涉“牛”隐喻的工作机制，加深对相关语言和文化现象的理解；另一方面，借助探讨译语国文化语境中影响和制约涉“牛”隐喻翻译及翻译结果的各种因素，启发如何处理好文化差异下的政治隐喻翻译，寻求更恰当的翻译策略，尽量避免由跨文化翻译带来的误解与误释，提升我国政治话语在西班牙语国家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兴林.牛耕起源和早期的牛耕[J].中国农史，2016(2)：29.
[2]许家星.解读《说文·牛部》的文化内涵[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1)：114.
[3]贾永生.斗牛文化在西语中的象征、隐喻和熟语[J].语言应用研究，2015(1)：171-180.
[4]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28.
[5]谢天振.译介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41.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25(2019)02-0210-03
作者简介 龚韵洁(1988-)，女，四川攀枝花人，南开大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西班牙语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 ：董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