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性——“全球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学科建设论文,语境论文,本土化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接连遭遇了诸多大事件，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非典”、“甲流”、全球金融危机等。20世纪人类面临的高科技与低情感交错的尴尬尚未能得到切实的解决，而高效率与高风险并存的困惑已经成了21世纪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频发的世界“大事件”呼唤着人类的“大智慧”。值此跌宕巨变的时代，最令人尴尬的就是在突发事件或者在“话语霸权”的强势面前患上某种“失语症”。“全球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宗旨就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回应各种挑战。当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谈到的有所谓“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之别，或者还有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中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责难，等等，这些都是富有启迪的。至少，这些话题表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缺场”。但相比之下，又确实在关于当代人类面对的许多共性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的话语不够响亮。作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同样还面临着“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讲坛上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差异问题。当教师们自以为用“正宗（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评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时，很可能导致大学生们得出与西方左派们类似的结论，即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如果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去“论证”实践中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所“早已有之”，则将重蹈当年以“考证”出马克思买过股票而论证中国重开股市的正当性一样的令人啼笑皆非！但是，毋庸讳言的是，这两种“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我们的大学讲台和教科书里不说是比比皆是，也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这也许真是令人“甚感忧虑”的原因之一。“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具有“全球—本土化”的基本视野。
一、意识形态与学科建设：现代人的自我认同何以必要？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涉及的就是作为法学门类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界定问题。何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就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门科学学科？按照某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是无法行得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又同时是研究人类发展的科学。当然这不是一门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所能够定位的科学。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实践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有理论的认识功能，即提供一种“认同”，一种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共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认同。个人也有一个自我认同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话语霸权”面前，当代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遇到巨大的挑战和疑惑。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委员会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份重要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云：“现代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一方面是世界化，他们看到而且有时承受着这种世界化的多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寻根、寻找参照点和归属感。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教育应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在一个世界性社会将在阵痛中诞生的时候，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处于人和社区发展的关键位置。”[1]
现代人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困惑，是当代教育不可回避的状态，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帮助大学生解决的紧迫问题。人之为人，总是在用不同方式“寻根认祖”，希望获取某种“入籍回家”的归属感。现代人自我认同的困惑，往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对外在世界局势、特别是人类遭遇的一些“大事件”理解上的困惑：什么是恐怖主义？其产生的原因和土壤何在？什么是霸权主义？究竟有哪些价值观具有全人类的普适性？“反恐”与“反霸”何以统一？另一方面是对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路线图”的困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19世纪末印象派画家高更的著名画作《生命的问题》所蕴含的问题依然是当代人所面临的困惑。曾经提出“文明冲突”警示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又推出一本著作震惊世界，其书名就是《我们是谁？——受到挑战的美国民族认同》，因为他所表达的忧虑可能也是当下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困惑，特别是在“全球化”话语日甚的今天，民族的、区域的、宗教的、族裔的……“我是谁”的困惑更加空前。之所以有这些困惑，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自我认同的多维性、价值观的多元性，其核心也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时下许多流行话语，如“郁闷”、“不爽”等，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更是一个急剧变化时代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能否为当代人类提供一种走出迷宫的“阿利阿德莉之线”呢？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突出表现在“改变世界”的宏旨上，马克思从“新世界观的萌芽”开始，提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诠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反对“解释世界”或者说世界不需要“解释”，而是说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相反，任何改变世界的前提就是要对世界作出一种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解释。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去“改变世界”。当然，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的是要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世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性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现实的世界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从而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实践功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统一。
二、回归“文本”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返本开新”何以可能？
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19世纪文明的结晶，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其巨大的影响力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谁也无法“绕过”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写进了宪法。但是如何真正使其深入人心，还需要我们作出巨大努力。它的合法性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除了字面上、形式上的合法性以外，我们还需要充分论证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实践中的效果性。合法性也不只是靠成文法的保障，更要靠理论的正义性、正当性的支撑。就像我们讲法治不仅需要“以法治国”的合法性，更加关键的是“依法治国”的合法性。而这又特别需要理论的合理性、彻底性。因为理论只要彻底，就一定能征服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特别应该关注的理论的解释力，因为事物总是“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同时，要使理论保持生命力，就要不断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充实新理论。这就有一个经常提到的解释学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其关键之一就是既要有“我注六经”的执着专注，又要有“六经注我”的胆识勇气；既要有忠实原著的“照着说”的一丝不苟，又要有联系实际的“接着说”的突破创新。
首先，什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即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这牵涉到理论话语的原典回归和当代解读的与时俱进问题。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力图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先“正本清源”，然后“返本开新”。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的“文本”？一旦被界定，也就是被言说的“文本”，还是不是原原本本的“文本”？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直被批评为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历史学的“客观主义”是否就是真理？今天，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写下过的马克思主义，而更应该关注的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当代”、“现实”本身也是一种充满歧义的“文本”，看一看有关“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的解读版本之多就可以理解这其中的困难。其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何谓“过时”？所谓的“过时”论之不断泛起，恰恰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无法回避，或者就如萨特所说的“不可超越”。问题的反复提出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所以，“文本”的界定必须引进时空的背景，或者如解释学所云，需要“视域的融合”，包括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视域的融合”，也包括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视域的融合”。
所以笔者认为，与其反反复复地强调“不过时”，还不如实事求是地分析究竟是什么没有过时，或者说有什么不会过时。具体结论易逝，基本方法永存。或者可以说，马克思“文本”的“所指”是有它的当时当地语境的专属和特指，因今日时空的变化，其得出的具体结论会过时，但马克思“文本”的“能指”是开放的，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是永存的——当然，这有赖于“读者”阐释（理解和解释）的不断发展。新的时空语境、新的实践提供着丰富多样的“视域融合”的可能性。而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和开放性也为这种阐释提供着无限的可能性。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乃至于某些“基本原理”也会“过时”（就像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已经做过的那样，不断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践修正自己的理论）。否则，只能是要么不断变化对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即把一切被人类实践所超越的理论观点宣布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另觅一些结论为“基本原理”；要么不断缩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围，但是“所指”范围的缩减又何以保证“能指”功用的扩展呢？当然，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最高度发展与自由人的最全面发展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至少在可预见的时空内就是一种不会过时的“基本原理”。但这就有可能使得丰富的理论宝库最后只剩下几条超时空的空话。作为彻底的唯物论者，马克思从来就不是算命先生，只要承认“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就不必讳言理论的局限性，就如同我们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一样。其实，比起结论式的“原理”，更具活力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理”！这也就是当年恩格斯所强调的，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三、“现代性”与“全球化”：当代时空重组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应该看到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于种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而且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进了人类文明的总体进程之中（其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影响着当代人类的思考和实践。试看今日之寰球，“现代化”与“全球化”可谓齐头并进。现代人面临着全方位的嬗变和不确定性，时空的错位和重组无所不在：“时空压缩”与“时空分延”、“时空脱宕”与“时空跨接”……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正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2]
但同时，在当代人类自我认知出现巨大“黑洞”而重新在寻找自我定位之际，“马克思的幽灵们”可以说无所不在：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全世界的大学讲台上都活跃着马克思的话语；从哈贝马斯的“交往”到德里达的“解构”，当代最具盛名的理论思潮背后无不闪动着马克思的影子。在“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在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评选中拔得头筹绝非偶然：《共产党宣言》最早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现代性（化）”成为话语批判中心的时代，“马克思的幽灵”不时闪现也同样合乎情理，因为马克思哲学不仅具有19－20世纪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且深蕴着超越这种“现代性（化）”的可能。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规律始终是历史的规律，“历史—时间”的维度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所特别关注的，“历史总会把一切纳入正轨”。
但是，“社会—空间”的维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当年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不要把唯物史观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而强加给一切民族，所以他晚年特别关注东方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大大超越了传统欧洲—西方的空间视域，留下了大量有关东方社会的“人类学笔记”。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社会唯物论”，既作为我们研究历史、把握规律的指南，也作为我们研究社会、把握全球（局）的指南。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时空变化空前迅猛，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以深邃的时间感审视人类历史命运的过程与走向的同时，更加关注以宽广的空间感去把握人类生活世界的深刻变化和现实遭际。随着科技的飞跃，就人类交通的速度和交流的能力而言，人们习惯于说，时间在增值，空间在贬值。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却恰恰是对“空间”的新认识。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借用被吉登斯认为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特质的“脱域（disembedding）”（或“脱出”）概念，即随着时空分延（分离和伸延的并存），通过符号（象征）系统和专家系统，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更多地从传统的“地域性关联”和“从对时间无限跨越而重建的关联”中“脱域”出来。这也是“全球化”与“现代性”互动造成“现代人的两难”和自我认同困惑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的突进带来了人类更为空前广阔和深刻的变迁流动。如果说20世纪已经作为人类加速城市化的世纪载入文明史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发性大于自觉性的话，那么，发轫于20世纪末的中国的城市化加速期无疑带有鲜明的国家现代化战略选择的自觉性。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将对人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城市化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空间的巨大变迁。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对“时间”的关注超过对“空间”的研究。今天的“全球化”和“城市化”却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空间的更多关注。因为对现代人栖居、行动生存状态影响日益巨大的“场所”绝不只是单纯的地理—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多维大空间。笔者认为，城市空间、尤其是现代城市空间，至少应该是三大空间的并立：“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心理—文化空间”。现代城市和城市化理论的重构，必须对此作出新的阐释和提出新的对策。其实，这三大空间实际上也是人类生存空间的三大基本维度，对此都需要作出新的解读。“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需要关注人类遭际的历史变迁的巨大性和深刻性，而且要特别关注当代空间重构的直接性和复杂性，关注上述三种空间的交互性对生活世界的影响，重视建构一种新的“历史—社会”的大时空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唯物论。应该指出的是，思维的辩证法的理论成果，其本身是对存在的辩证法的反映。马克思的唯物论首先是从对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揭示开始的，而在马克思那里“物质”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唯物论也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唯物论”。所以重视“社会—经济空间”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然而，在物质财富的创造空前加速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更多关注人的“心理—文化空间”的变化，文化与价值的多元，需要的是“和而不同”的交往与沟通。和谐社会建设也应该以人的心理和谐、文化和谐为前提。
所以，“全球化”决非仅仅是一种空间的范畴，而“现代性”同样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识。欢呼也罢，批判也吧，而问题恰恰就是我们不能“缺场”，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怯场”！只有勇敢地进入当代人类实践的语境，加入全球共同话题的讨论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获得挑战“话语霸权”的“发言权”和不被边缘化的“在场权”——就像中国要先“入世”，在“与狼共舞”中才能学会保护自己和取胜之道，在参与中熟悉“游戏规则”才不会轻易被“红牌罚出”一样。在有关“全球化”、“现代性”的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在场”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绝不回避问题，在积极参与“对话”中获取并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从“可持续发展”的张扬到“以人为本”的确立，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获得了参与世界性的对话的“话语权”，当然不仅仅是人云亦云的“跟着说”，但也不该是简而言之的“早有说”，如什么“可持续发展”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就是“民本”思想等。这只能证明话语的贫困和思想的浅薄。当然可以借鉴、也应该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也是建立和巩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此外，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作出自己的回答。在21世纪的人类实践进程中如何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化解文化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使命。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为人类贡献一种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应该以此为基础，努力作出新的理论建树。
四、“转识成智”与“化性为德”：理论何以提供“大智慧”？
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意义，是关系到我们究竟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解释历史、构建理论的知识，还是当作一种认识未知、指导实践的智慧？回到本文开始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话语权不仅是一种能发出引起“空气的震动”的声波的“话语”，还应真正成为一种能“入耳入脑”、武装思想、指导实践的“话语”。前者不用担心，我们是完全能获得充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不论是在大学的讲台上，还是在报刊的版面上，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是得到充分的保证的。但是，就后者而言，则不仅是要投入高昂的热情，还要花费巨大的努力，从事积极的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因为信息时代的意识形态“灌输”决不是不断用声波冲击“耳膜”即能成功的事。所以课堂的马克思主义传授也有一个“授予鱼”还是“授予渔”的问题，即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思考分析问题的智慧。这也是冯契先生的“智慧论”所告诉我们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决不能只是提供一种现成知识的传授，而更应该是智慧的开启。21世纪开初的人类实践已经展示出这将是一个正在遭遇“大事件”、迫切需要“大智慧”的时代。人类未来“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话语后面的“智慧”，而不只是话语所提供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能提供一种人类应对各种挑战所需要的大智慧。从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断语到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正说明这一点。
同时，我们也同样坚定地认为，“化性为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或者说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要简单地忌讳“意识形态”，尽管它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取舍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就像当年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家们不应该回避哲学，否则恰恰是在“拒绝哲学”、“拒绝形而上学”的口号下接受了某种坏的哲学或更为糟糕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和主流价值观，这不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美国通行的PC（所谓的“政治正确”）难道不就是意识形态吗？西方的“民主”、“自由”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吗（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写了一本呼唤“治道（理）的革命”的书，书名就叫《破碎的民主》，对脱胎于古希腊、不断被向全世界推销的所谓“西方的民主”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另一种批判）？从大众文化中的狂热“粉丝”、“追星（腕）族”现象到当今西方学界不断提出和讨论的各种“认同”问题，不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吗（亨廷顿对文明的担忧、福山对“历史的终结”的欢呼，都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所以，在种种“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背后，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情结（Complex）”。但是，必须看到，值此“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任何意识形态的灌输都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和政治高压来实现，也不是喋喋不休地重复“亡我之心不死”的“说法”和“狼来了”式的警告所能奏效的，更不能用唯我独尊的独断论来强制——不论是“强制民主”还是“强制革命”。同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不只是依赖于国家政权力量的法律条文保证的合法性，其更深层的合法性在于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彻底性和正当性、正义性。这也许就是今天任何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者应该承担的职责。“信仰”是无法强制的，思想的自由是任何物质力量所不能羁押得了的。但是，“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心）”，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许也可以借鉴一种“大智若愚”式的“中国智慧”，或者是“太极”、“无极”式的“中国功夫”：不用天天剑拔弩张、咄咄逼人，而是“外圆内方”、“外柔内刚”。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树立充分的信心、信念和信仰，也应该使它具有更高的信用、信任和信誉。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真正目标和价值所在。练好“内功”，关键在于能否“转识成智”、“化性为德”，教人以“大智慧”。
当然，除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时代性”，还需要关注的是“本土化”视域中的“中国化”。“全球—本土化”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视野。毛泽东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前提，教条主义恰恰是孳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土壤。马克思的“文本”值得不断重温，因为任何真正的解读（理解和解释）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时代）没有变化，而是马克思的智慧——特别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和共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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