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展现：论袁枚和《子不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语论文,袁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袁枚特殊的家世及生平使他更多地接触到生活的阴暗面，因而其小说中亦多以“恶”为描写对象，其思想根基应归于他的怀疑主义精神。
作为小说家，袁枚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子不语》的创作上。这部笔记小说集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定稿，历时近四十年，凡三十四卷（正二十四卷，续十卷）之多。这部小说一如他的诗文及所标举的“性情说”，有着独具的个性特征，而且，同其诗文诗学相比，反映出作为诗人的袁枚与作为小说家的袁枚有着不同的心象。
作为小说家的袁枚，在他的小说中全面地展示了“恶”。可以说，继举世公认的“恶文学”《金瓶梅》之后，在文言小说中象《子不语》这样将“恶”全面地展示和描写，尚属少见。
一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少见的“恶文学”，即把“恶”作为描写表现的对象，是否出于小说家每次写作的灵感或想象？当然不是。这里所说的“恶”，并非刹那的“恶念”，而是小说中一种庞大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谱系，好象奥林匹斯山的众神谱系一样，君临一切。这种对“恶”的系统化的发现和认识，就决不会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起，想来点游戏般的恶作剧。标榜“戏编”小说的袁枚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他所谓的“戏编”不过是他惯于破坏严肃、逃避崇高的一种表现而已。
袁枚对“恶”的最初认识，追溯起来，应该从他的童年时代所受的影响开始。袁枚的家庭，先世有许多人都曾是仕宦出身。曾祖父还做过布政使这样的方面大员。所以他在诗中说“我家虽式微，氏族非小草。”①但到了祖父，家道中落。到小说家的父亲袁滨时，局面更难支撑。在艰苦的童年时期，袁枚得益于母亲章氏。章氏是位了不起的女性，丈夫在外游幕，万里路遥，家书屡断，一家生济“半取于十指间”。有时典卖了首饰、衣物，也仅得半饱。到了贮备的东西用尽的时候，“辄嘿嘿然绕楼而步”。经常还要应付上门的索债者。②这位爱好诗歌的女性，高贵的心灵常常受着损害，遭受着屈辱，早熟的诗人不能不对此有深刻的感受。这种铭心刻骨的刺痛会使人对于人性的恶、道德的恶、社会的恶产生切实的体会，关于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描写。
家道的中落，就迫使男人们外出谋生，据作家后来说，祖父、父亲和叔父皆因贫困而游幕四方。游幕的生活虽然是不得已的，但也培养人的实际才干，积累丰富的阅历，使人对政治、官场以及社会、人生都会有深入的体察。它同时也会洗刷文人大脑中的迂阔。这些特征在袁枚后来为官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上都起到了无形的影响。
在袁家的男子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小说家的父亲袁滨，擅刑名之学，对《大清律》颇有研究，于法律有己见。他晚年就住在随园，直到袁枚三十七岁那年，才撒手人世。袁枚自称在法学方面深受乃父影响，③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一是在为官上，袁枚善于折狱、善于处理事务。这一点乃父非常满意；二是刑名家有其特殊的思想气质，他们冷静、清醒，对社会表面美好良善的假相能够无情地剖析和揭露。他们往往看到的是一个罪与罚的世界，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一派的开山大师韩非的著作就不难明白。如果说，他的父亲是否有这种精神气质，我们已无从得知，那么，这种精神气质却明显的从小说家的创作中暴露出来了；三是作为职业，要大量接触社会阴暗面，暴力、阴谋、沦丧、死亡，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具体案例，这一点，一般人是无法了解到深入细致活生生的地步。而现实中的刑事案件，在小说，就是极好的素材。④
“恶”，除了诉诸刑名的，还有更多的是来自婚姻制度、习俗、人性等诸多方面。对袁枚来说，从小到老，耳闻目睹了许多女性在其间的不幸命运，这对他的触动，恐怕用语言是难以描述尽的。姨母能诗，嫁非其偶，那些痛苦的低吟，小说家难以忘怀。⑤后来三妹素文的不幸婚姻以及她的早逝，⑥还有那可怜的凤龄，出嫁后，仅半年，就为大妻虐待而死。⑦若把这些惨剧联系起来看，可以说，对“恶”的认识不仅仅是早年的事，而是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
有些事件，虽然是间接得来的，但震动同样是巨大的。小说家八岁时，祖母给他讲述了孙秀姑的悲惨遭遇。秀姑早寡，为邻家豪绅猥袤、威逼、凌辱而自尽。《子不语》中《尸香》一篇就是本此事而作的，而且另有叙事诗《孙秀姑墓》。无论是小说还是诗，都对罪恶发出了诅咒。他的长姑，嫁姚氏，姚母能诗，常外出为女傅，她曾在相府里亲眼目睹了两个聪慧美艳的少女被相国夫人谋杀的现场。⑧这本身就是一个“子不语式”的故事。
袁枚从理性上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今天就我们所知，有十四岁时写的《郭巨埋儿论》。深刻反省传统道德，发名教之伪药，这种思维方式及识力是秉其姑母沈氏启发的。姑母年三十而寡，守志母家。袁枚幼时即蒙抚养。沈氏通文史，尝论古人，不喜郭巨，作诗责之，⑨她可称得上是当日闺中的思想家。这位姑母对小说家、诗人、诗论家的袁枚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后来他对传统道德中虚伪、不近人情的东西，尤其对礼教的无情嘲弄和讽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看穿了伪道学的“恶”，导致他后来往往舍道德而求人情、求文章，这就走到过激的一面去了。
就以上所举，可以想见那些人与事如何作用于小说家的心灵，如何促使他四十年间将“恶”视为一大主题，描写之，展示之。人的童年、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影响会象种子一样，在心灵的沃土中生根长大开花结果。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莫不如此。我们不妨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罪与罚》中的许多情节都与作家小时候首次经历的事件有关联。他的父亲在他心头笼罩上的阴影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将它扩展为一部“描写罪孽、恶习和犯罪行为的震撼人心的长篇史诗。”⑩这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小说家和他的小说。
二
《子不语》，在形式上，走的是“志怪”“志人”合流的路子，多少可以看作受《聊斋志异》的影响。但其作意及其对小说的观念，和蒲松龄相去甚远。蒲松龄强调抒写主体，小说寓“孤愤”、热情和理想于一体。袁枚则是“广采游心骇耳之事”，“以妄驱庸，以骇起情”。《子不语》表面上看写“怪、力、乱、神”，但实质上是曲折描写人间的。但是，《聊斋》的“孤愤”、热情和理想在《子不语》的世界里差不多消失殆尽了，所谓“游心骇耳”，也就是“恶”，完全是《子不语》式的。小说家自称这只是“自娱”，有选取“恶”作为“自娱”的吗？依我看，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个虚虚实实的说法，很有意味。热情和理想的失落，“孤愤”也就随之而去。《子不语》的“世界”代替了《聊斋》“世界”，面对沉沦的世界和“庸”、“惰”充斥的思想氛围，与其说作小说是“自娱”，还不如说是“恶”的呼吸者、发现者的“自慰”。但就对“恶”的无情揭露和巧妙嘲弄而言，的确又是足以“自娱”的。
小说对“恶”的反映之深之广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制度、政治、宗教、风俗以及人性，不是散发着“恶”，就是为“恶”所污染，小说尤其还揭示了“恶”常常给自己披上合理良善的外衣，叫人不以为恶。
一个连牛肉都不忍食的宰官，仁心及物，但未必及人，小说揭露得入木三分：“何以独食人肉？”“作贪官食千万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细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阎王升殿先吞铁丸》）我想，大概很少有哪一部政治学的论著能发现这种“官场味口”，小说不愧为“发现”的艺术。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发现常人看不到的实质。堂堂县令、赫赫太守不好色、不爱财，颇有美名，是何以成名的呢？手执大板，专以摧凌妓女的下体为能事。（《平阳令》、《妓仙》）这就是袁枚的犀利，戳穿得痛快淋漓。红袍乌纱两神将人踢来踢去，作抛球然。（《胡求为鬼球》）这些描写令人拍案，这种沿袭至现代社会行政中的惯常伎俩，小说却早已发现。如果说，上述小说的“恶”带有个别性、偶然性，那么，大到一个制度、一个时代来看，是否总会向善？《秦毛人》的出现，则把人引向深思，秦时修筑长城，有百姓避入山中，岁久不死，逐成怪物，见人总问“城修完否？”只要一喊“筑长城”，毛人就会仓皇逃去。读完小说，人不禁会问：专制制度会造就什么？如果“始皇”真地传至“百世”、“千世”，那就很难说要造就多少“怪物”。这样一批从各个角度描写政治制度“恶”的小说简直举不胜举，如《狐撞钟》、《七盗索命》、《波儿象》、《文信王》、《某侍郎异梦》、《真龙图变假龙图》、《盗鬼供状》等等，各具形态，值得一读。
与袁枚同时代的思想家戴震发现传统社会“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子不语》形象地描写了“礼教”杀人之恶。《石某》、《羞疾》、《全姑》、《小英》中的青年男女，因为正当合理的恋情而死于非命。再有，从来如此的习俗就一定是良善的吗？《子不语》写了小儿女裹足如同截足，受无量苦，始作俑的李后主遭到了惩罚，罪有应得。小说的发现真可说是独特，从三寸金莲看出了千年的恶风劣俗对妇女身心的残害，对小说家来说，如是写，是要冒“自贬风骨”之讥的，而袁枚却毫不回避。世态风情如何呢？“世人惯作哄鬼伎俩”。（《瓜棚下二鬼》）于是鬼宝塔、鬼打墙、鬼把戏层出不穷，“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情形反复，极似目下人情世态”。（《鬼宝塔》）世风浇薄、人情反复，恶欲膨胀，贪婪到了“僵尸贪财”，虚荣好谄，以致“枯骨自赞”。不惟如此，“恨世者”的哲学还颇有势头，石崇被诛杀后，做什么罗刹尊神，誓杀名士三千，以泄生平好名之忿。（《石崇老奴才》）水鬼寻找替代，大谈鬼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等为鬼者己欲溺而溺人，己欲缢而缢人，有何不可耶？”（《水仙殿》）英国哲人培根颇识此“恶”，他说“这些‘恨世者’是惯于诱人自缢，……这样的心性正是人性的溃疡，然而他们却正是造大政客的材料。”(11)这最后一句，尤其令人生畏。
“恶”的极端形态，便是杀人和死亡。为极端满足自己的生存愿望，于是发展成一种疯狂，毁灭生命的欲望甚于热爱生命的愿望，这正是现代思想家所说的“尸恋型倾向”。《子不语》中大量的作品描写了这种“恶”。如被逼杀的张艺娘（《张艺娘》）、哈什氏（《通判妾》）、朱笔花（《汤翰林》）等人物的遭遇令人发指。小说写谋杀的篇目尤其多。诸如《影光书楼事》、《沈姓妻》、《冤鬼戏台告状》、《虎衔文昌头》、《悬头竿子》、《烧头香》等等，都是阴谋与罪恶的代表。《鸩人取香火》写道士利用众人愚昧心理，毒死活人，骗取香火。《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描写恶僧为了骗取香火钱财，竟然把活人用铁钉钉死，冒充肉身菩萨。这种透过宗教的帷幕看到其中的罪恶、野蛮和嗜血，令人震惊。总之，融乐之家，正大公堂，慈悲佛门，没有尽善。读这些小说，阴森、恐怖、血腥幽幽袭来。死亡，作为一种无常的力量，那是绝对的，整个一部《子不语》都被这种绝对力量所支配。小说几乎篇篇有鬼、有怪。而鬼怪正是这种绝对力量的产物和象征。小说家一生目睹了许多年青生命的夭折，对于一个于伦常骨肉之间天性笃厚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种“死亡”的阴影更大的打击了。这种由“死亡”之“恶”形成的阴暗心象，在冷艳的《琵琶坟》（卷十九）、感伤的《梁朝古冢》（卷十）、阴惨的《石门尸怪》（卷五）等一大批小说中都存在着，不难察觉。
综上所述，“恶”在《子不语》中，得以最彻底的展示，在小说家的心灵中，“恶”近乎绝对的力量，操纵着人类的生杀予夺大权。只要看看小说精妙的譬喻，就能知道，“恶”遁入“藏魂坛”，能万劫不灭，它总在寻找到机会作恶。这也正是《两神相殴》所揭示的，正义之神永远要让位于命运之神，“理不胜数，自古皆然”。
《子不语》对“恶”的认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突破了纯粹伦理道德的目光，而“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以小说特有的方式展示“恶”的存在。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一般都把道德作为一个座标，来构想小说人物的命运及情节发展的走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因果报应”的劝惩模式。《子不语》中，道德因素大大降低了。对“恶”的认识，已经不完全是以往小说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信条中的“恶”。袁枚在小说中重视对“无常”、“非理性”力量的探索。造化播弄人，欺骗人。人不是生活在理想的“情世界”中，“性情”在小说中难以见到，它已经被“炽情”、“炽欲”所遮蔽。人自身无法控制、把握的力量对人有绝对的困扰。这种力量好象一块悬置在我们头上的巨石，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要当头落下。邪恶对正义、丑对美、恶对善、假对真都有一股强烈的不可遏制、不可改造、不可回避的攻击性。对“恶”的“报应”，《子不语》的描写也很有特点。以往的小说中，“报应”常常体现了上天的意志，天心与人意是密切合作的，因此就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善良的愿望。而在《子不语》中却表达了天心与人意不齐这样的观念。因此，主宰报应大权的力量已经隐退。“复仇报冤”的事就只能由受害者自己去做。然而冤仇并非想报就一定能报，有的千载而下，也找不到机会，冤家如果来世做了大官，或者被神送上天榜，报仇就化为泡影。而且报冤者还常常受到冥司、上天的阻拦，有的呼冤几十年、几百年也不准理。《子不语》中也写冥谴、雷击，但往往是出于情节的需要，而不全是道德的需要。为了昭著“恶”，才这样写。
《子不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就是从个体角度出发认识“恶”。我们知道善恶观念最早来自对集体利益的衡量。凡是对群体有利的则是善，反之，则是恶。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这种原则可能与个人的价值相矛盾。在一个“贵公尚同”的社会，个人的存在常常被视为微不足道。因此，在这种社会文化背影下，以个体为视角来描写“恶”就显得与众不同。小说中成为“恶”的牺牲品的是每个具体、实在、活生生的个人。而在袁枚看来，现刻的生命及其价值是非常珍贵的，(12)因而关于个体的那些个别的事件也就决不能等闲视之。伯特兰·罗素说得好：“个别事件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因为纳入整体而变得不同。各个残酷行为永远是宇宙的一部分；后来发生的任何事决不能使这行为变恶为善，也不能把‘完善性’赋予包含着它的那个整体。”(13)
三
《子不语》如此深入的描写“恶”，其思想的根基还要归之于袁枚的怀疑主义精神。这种思想的根苗其实自小说家幼年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前面说过，他的姑母沈氏就是一位怀疑论者。而他的母亲一生不持斋、不佞佛、不信阴阳祈祷之事，“愔愔如常，天怀谈定，处困履亨，不加不损，忧喜之色，不形于造次。”(14)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势必影响到他。从幼年起，他的母亲就“不以常儿待之”。这种家庭环境造就了独立不羁的思想、怀疑论者的精神以及反传统的胆识。后来，袁枚一再标榜他的“不信仰主义”：“仆生性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学”。“六经中，惟《论语》可信，其他经多可疑。疑，非圣人所禁也”。怀疑、否定传统的精神不仅对他的诗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5)也对他的小说创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子不语》中历史怀疑主义的倾向尤为明显。他以小说的方式怀疑几千年正统文化传承下来灌输给我们的“真实”。历史果真如此吗？历史会作伪吗？历史会诬陷吗？历史会遗忘真正有价值的人或事件吗？历史是进步的吗？当我们翻开《子不语》中《汉高祖弑义帝》、《符离楚客》、《奉行初次盘古成案》、《我头岂白斫者》、《武后谢嵇先生》等小说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这类疑问。既然“历史”在人心中的“可信性”发生了动摇，随之而来的就是祭在“历史”这张大供桌上的偶像，道德、制度，也一一露出了破绽。如《烈杰太子》、《狐仙冒充观音三年》、《关帝血食秀才代享》、《王都司》、《土地奶奶索诈》、《福建解元》、《鬼送汤元》、《溺壶失节》、《狐读时文》、《吃肾囊中举》、《麒麟喊冤》，这样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小说就自然与发现“恶”描写“恶”的小说有着某种密切的内在关联，二者互为犄角。
由此可见，“恶文学”的产生还必须有相应的充分条件。这正如日本文学理论家桑原武夫所说的，“如果没有孤独的个体深刻的或者切实的自觉，恶的文学不会产生出来。这就是说，恶文学的先决条件是产生出了虽生活于社会之中但却是一种反社会的存在的个人。”(16)我们说，在袁枚的身上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征。虽然说他的小说同欧洲近代“含有理想上的恶的文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它在为数不多的中国“恶文学”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仅仅抱着怀疑主义的态度和否定传统的精神，以“恶”为描写对象，一种可能会走向虚无厌世的人生和艺术；另一种可能便是导向玩世不恭、玩文不恭的态度。这势必削弱人格与艺术的感人力量。后一点正是我们的小说家袁枚的“阿喀琉斯之踵”。
注释：
①《小仓山房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卷六《示香亭》。
②(13)参见《文集》卷二十七《先妣章孺人行状》、卷十五《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
③参见《文集》卷二十七《先妣章孺人行状》、卷十五《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
④关于袁枚父亲对袁枚的影响，还可以比较《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与《子不语》卷二十二《贞女诉冤》
⑤⑧⑨见《随园诗话》卷九、卷一、卷十二。
⑥参见《文集》卷七《女弟素文传》。
⑦凤龄，袁枚妾金姬之妹。
⑩参阅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1)见《培根论说文集·论善与性善》。
(12)见《西方哲学史》上卷。
(14)(15)均见拙作《袁枚‘性情’说探索》中有关论述，刊于《中国诗学》第一辑。
(16)见[日]桑原武夫《文学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