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现象学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源于知识论的抽象主体主义使近代西方哲学无法真正摆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困境。对现实生活的考察则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因而促成了西方哲学向现代的转折。通过对生活世界现象学的个案比较式研究，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该理论进行的检讨和批判，本文分析了这一转折的内涵、意义和局限。
一、现实生活：西方哲学的现代转折
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实际上，方兴未艾的种种当代思潮仍然发生在这一转折所涵盖的历史情境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理解这一转折就是理解现时代、理解我们自己。
概括地说，近代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对人类主体性的极力弘扬。属于主体性谱系的一系列概念被确立为自然、社会和观念世界的最终根据。无论作为理性、自我还是精神，自我创生、自我发展的人类主体性都具有同时为知识、道德和历史进步奠基的权能。由于对主体的成功剥离和论证肇端于知识论，近代主体性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认识能力和逻辑主体的色彩；另一方面，近代西方社会在道德和法权领域的个性——契约主义也为主体性概念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毋须赘述，通过揭示“我思”对于对象的综合性建构作用，主体性哲学确实成功地奠定了近代科学体系的确定性基础，从而有力地论证了人类的知识创造能力。康德的名言“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就精辟地表明了主体性概念在知识领域的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主体性的知识论血统妨碍着近代哲学真正解决主客体二分的思想难题。因为主客体在认识活动中的统一仍然是抽象的、理论性的，这种统一最终凭借的只能是一个高度膨胀的知识主体。当黑格尔将自然和历史理解为纯粹思维的外化时，他就将主体性概念的知识抽象化倾向推向了总体主义的极致。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总体主义就特别地表现为一种以征服、掠夺和役使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正体现了这种态度的恶果。
近代主体性概念的另一解释成就属于社会领域。此间，主体不依外物的自我活动、自我创生表现为道德觉悟（意志对于情欲的克制）和法权自由（人格主体的占有权利和行动责任）。无疑，主体性概念为个体主义道德观作出了出色的辩护和论证，从而在理论上真正完成了启蒙运动否定外在权威、解放个人理性的历史使命。但正因如此，个体主义本身也就暴露出主体性概念的缺陷。
一般地说，个体主义同时就是一种契约主义。诸个体通过契约合理地调节着彼此的关系。个体直接面对的是契约体现的普遍理性；换言之，个体间发生的仅仅是抽象的、形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只是个体自身投射出去的影子。总的来看，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一如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这里出现的是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面——唯我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总之，在道德领域，主体性概念同样陷入了主客体抽象分裂的困境。
综上所述，近代哲学传统实质上是一种从知识论出发的抽象主体主义。在学理上，这一传统无法真正解决主、客体的抽象对立。
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史的逻辑就是思想自身的逻辑。既然近代思想困于抽象的主体主义，那么出路只能是同时消解抽象性和唯我性；既然这两者源于对认知活动的过分关注，那么就应当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生动的现实生活。因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包含了主、客体之间具体的、活生生的相互亲和；同时，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包含了主体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对话和沟通。与从认知活动出发的抽象主体主义相反，从现实生活出发的具体的主体间主义既避免了取消世界和他人的绝对总体，也确证了主客体之间，也就是主体与它的世界和他人之间的彼此依存和相互统一。
一言以蔽之，现实生活这一新的思想支点致使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近代传统的理论困境，并进而导致了朝向现代传统的范式性变换。很明显，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系谱的一系列概念，如实践、生存、生命、交往、对话等等无非表达了一种共同倾向：将哲学从无对象、无世界、无他人的绝对总体中解放出来，使之返回与世界和历史的活生生的相关性。而理解这一相关性的钥匙就是现实生活。
在提出以上概念的众多思想流派中，现象学及分析哲学特别值得注重。这不仅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欧陆和英美哲学的主流，在影响范围和活跃时间上都构成了“运动”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均始于逻辑基础和知识构成的缜密研究，而终于对日常生活乃至历史实践的强烈关注。换言之，二者在自身内部深刻地体现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折。本文拟从最重要的两位现象学家——E·胡塞尔和M·海德格尔相关思想的比较入手，探索哲学转折的内涵和意义。另一方面，正如众所周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率先将现实生活的概念引入了西方思想史。这一事实赋予我们充分的权利就一个共同论题去比较现象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言而喻，对于生活世界现象学来说，这种比较产生的批判效力将是颇有裨益的。
二、生活世界现象学：两种理论方案的比较
首先应当认定，胡塞尔本人仍然是怀着某种知识论兴趣提出生活世界概念的。对他来说，生活世界最终仍将通向先验主体性。虽然在这一通道上，由于发现了生活世界对于各种知识世界的优先性，他不得不首先考察一种不同于先验主体性的生活主体性。
胡塞尔认识到，持知识态度的科学意识必须以持自然态度的世界意识为前提。因而，在自然态度中被意识到的世界——生活世界，对于在知识中形成的客观、观念世界而言，具有优先性。进而，这一世界就是科学知识的真实性、明证性的来源：“生活世界是本源明证性之领域”[①]。实际上，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任何检验都要回溯到这种明证性中去。
显然，生活世界的优先性主要体现在明证性方面。鉴于明证性基本上被胡塞尔当作真理性的同义语使用，可以断定，生活世界对知识的真理性具有检验、传递亦即所谓奠基性（fundierend）的功能。
那么，一般而言，一个涉及真理性的论断、表达是怎样被奠基的呢？这其实是一个贯穿胡塞尔现象学始终的问题。前期研究的结论是：“每一种原初所与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②]而所谓“原初所与的直观”其实就是知觉。现象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将科学、数学、逻辑学所需要的对共相、事态、数量、逻辑形式的洞见也归诸知觉。早期现象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展示和训练这些认识性知觉（即所谓范畴性知觉或本质直观）。
然而，在涉及同一个问题时，晚期胡塞尔则更多地将知觉理论支撑在生活实践而非认知体验上。这样，知觉所涉及的就已不是抽象的观念对象，而是日常境域中的器物、世界、他人和自己。正是这四者构成了生活主体性的基本问题域。
日常知觉生活的兴趣首先指向器物而非观念。它打交道的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而非几何形体、质点，并非共相或感觉材料的集合。就打交道的对象和方式而言，日常知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日常知觉是当前化的，总在“现在”时态中与器物接触。换言之，这种知觉与回忆是有区别的。例如对疼痛的回忆并不能带来现实的疼痛。而抽象的对象则并不在时间中，本身并无时态。因而对它们的把握无所谓知觉还是回忆。这种把握无论何时进行，总能接触到对象本身。
其次，日常知觉总与知觉者的行动、意志相联。现实的房屋随着观察的距离、角度，因而随着观察者的行动而变化其形象、尺度。现实的生活者对自己的行动有直接的感觉，他无须观察外部世界就能确知自己在运动。这种感觉源于对躯体的体察，术语称之为动觉，实际的知觉均为知觉所引导。例如，在移动自己手臂的同时，我们总具有这样的信念：在视野中、在外部世界中会观察到作为这一移动的结果的肢体运动。对于现实生活而言，动觉意味着对相应知觉的信念性期待。此间出现的意向关联是对“生活着”这一状态的最重要刻划。
最后，日常的知觉内容是随着动觉变动、转换的。只要我是活人，我就会知道自己对于房屋的绕行必定引起关于房屋的不同知觉效果；如果我把目光投向别处，对房屋的知觉就将消褪为回忆乃至虚无。但对于抽象之物来说，既然知觉与回忆并无分别，动觉在时间中的变换就不能引起相应知觉内容的变动。在这里，知觉内容总是同一的，因为抽象观念并没有具体事物那样的侧面。总之，与范畴知觉相比，日常知觉是不充分、不全面的。
此外，日常知觉包含着对周围世界的意识。换言之，自然态度不仅指向生活世界中的器物，同时也指向这一世界本身。例如，随着房屋被一同给出的可以有邻近的树木、周围的花园、远处的山脉、天空、大地等等。而随着这一切，它们在其中被给出的境域——世界本身也一同被给出了。实际知觉只能指向具体的个别事物，它与其它事物的关联，世界境域都是在背景中给出的。但正因如此，动觉——知觉的转换对世界意识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最易消逝的是处于前景的实际知觉的中心，其次是背景中的诸物，世界本身则是此类变项中的常项，总在那儿。因此，世界具有和一般器物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总预先给出，本身不能变换。而“世界中的客体和世界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差别显然确立了两种有差别的意识方式。”[③]即实际知觉和境域意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活总意味着：“在世界之中”生活。
实际上，正是境域意识体现了生活主体性和先验主体性的本质区别。前者一定是有世界、有对象域的。而后者则是一个自身封闭的极点，一个海德格尔指责的“与世界绝缘的主体”。
与此相应，两种主体的现身方式也有差别。生活主体作为生活者拥有一个不可悬置的世界；换言之，主体是随同生活世界一并给出的。同时这种现身本身也属于生活世界。“小我（ich）在我的知觉域中发现自己……”[④]。而显示先验主体性则需要对包括生活世界和生活主体在内的世界进行悬置、现象化。
很明显，既然知觉随着主观动觉转换、既然被知觉者总是只显现它的一个方面、一个形相，那么知觉就是主观的、相对的。他人的知觉是不可能被给予我的。这样，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验是怎么可能的呢？换句话问，我们怎么知道他人所知觉的事物和我所知觉的可以同一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或者说同一化。首先，即使对同一个知觉者而言，被知觉物也只能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方面中显现。知觉本身就是一种统一。例如，在对房屋的知觉中，实际呈现的、被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而且还是处于当下时态的这一部分。而知觉本身当然是针对整幢房屋的，并且当然同时包含着对房屋未来存在（即超出被知觉时这一瞬间的存在）的信念。显然，在知觉中，被给予的只是片刻的呈现，而被知觉者的其它方面、其它时刻则是被意指的。任何知觉都是呈现和意指的统一。为了显示这一点，胡塞尔将作为统一的知觉称为统觉（Apperzeption）。
进而的一种统一则是在自我的统觉和他人的统觉之间进行。自我的统觉是以被给予者为内核的（例如在我的统觉中，我总能看到房屋的一个侧面），他人的统觉则根本不能直接呈现给我，正如我不能拥有他人的某一次知觉。这样，我对他人的统觉就是通过推想进行的。这种推想与回忆十分相似，即就某种没有当前给出的东西再现出它给予时的情形。对他人统觉的再现又被称为移情（Finfüllen），通过移情，他人的统觉就被我以某种方式把握了：我可以推知他人也看见了一个侧面（呈现），并通过这一侧面知觉到了一幢房屋（统觉）。
除以上两层意识，共同经验还包含了这样的断定：他人所知觉的房屋和我所知觉的可以是同一的。显然，这里再次揭示了更高层次的统一。如果说，统觉是将呈现和意指统一为知觉，那么这里则是将知觉和推想统一起来。胡塞尔将统觉间的统一称为统现（Apprāsenz）。
有了以上步骤，就可以较清晰地把握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构造了。既然对事物的知觉或统觉中包含着对世界境域的意识，那么通过移情就能断定：他人也有一个生活世界；而通过统现进而可以断定：他人的生活世界和我的那个生活世界是同一的。生活世界于是被构造成为共同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拥有世界的主体或者说生活主体，也就是通过统现分享着同一个世界的共同主体。
综上所述，可将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主要线索概括为：主体共同生活在世界之中。
“生活在世界之中”很容易使人想起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于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 简称在世）。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这一提法隐涵着三层意味：（1）寓世存在；（2）共同存在（Mitsein）；（3）自身存在（selbstsein）。而“寓世存在”既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着交道，又对世界本身有所领悟。显然，这些具体涵义与胡塞尔的如下概念平行：（1）知觉与境域意识；（2）主体间性；（3）生活主体性与先验主体性。
根据不同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将存在者区分为三种，即上手存在者（Zuhandensein）、现成在手存在者（Vorhandensein）与此在（Dasein）。前二者涉及世界内的存在者；与此在相关的则是在世的存在者之现身及世界本身。
与胡塞尔的静观式分析不同，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在对事物的制造中才有与一在者之在的源初、直接关系。”[⑤]实际上，现成存在就是被制成的产品的存在方式。现成存在者一方面依赖于制造活动，从其中被创生，以致于“一在者之在无非指被制造性。”[⑥]另一方面，对产品的制造本身就意味着把它当作独立的东西释放出来。现成存在的这两重涵义在制造关系中已经被领悟了。在制造活动之前，产品是作为图样被想象、被预期的；制造活动完成之后，产品则作为被完成的具体事物被知觉。预期和知觉是两种最典型的直观方式。因而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举足轻重的直观其实源自一种对现成者的存在领悟。这对于作为范畴知觉的本质直观和作为生活知觉的感性直观都是有效的：“我们……于是也就取消了纯直观的优先地位。这种纯直观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同现成者在传统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相适应……。”[⑦]
如果说生活世界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现成在手性，那么上手性则完全被忽视了。所谓上手存在，是指使用活动涉及的器具的存在方式。“环绕着我们的切近之物称为器具（Zeug）。”[⑧]这些切近之物可以包括日常器物、劳动工具、符号标志等等。与产品不同，器具并非被制造而是被发现的。这种发现带着活动者的特殊兴趣进行，它直接关怀的并非事物的属性，例如杯子的形态、大小；而是这件事物是否合用这种状况。而对现成者的知觉则永远不能发现事物的状况。例如，无论你如何全面地观察一把椅子，只要你不考虑坐上去，感觉就永远不会将它作为椅子发现。器具在生活中的出现方式并非被知觉而是被使用。生活中的具体器物的存在方式其实是上手存在，而非现成在手存在。生活首先是使用，而非知觉。
通过上手而来的事物，可以揭示世界、生活者以及它们各自的存在方式。由于入手处并非现成者和知觉，这一揭示就与胡塞尔的世界境域及生活主体学说保持着不可弥合的距离。
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本身既非一现成者亦非现成事物的总和。而胡塞尔虽然在晚期也曾区分世界与其它事物的存在方式，却仍然将现成性明确地归给了前者。与此相应，胡塞尔那里的境域意识并非存在论上的世界领悟，而仍然是一种对现成者的接近方式，只不过这里的现成者作为背景出现而已。
另一方面，世界亦非上手存在者。与上手事物为之服务的使用者一样，世界“先于一切确定和考察，就在‘此’之中。”[⑨]换言之，世界具有和此在——生活者同样的存在方式。世界并非被主观者创造的客观之物，而是被它投射出去的另一个主观者。在世所意味的既非创造世界，亦非在世界中被创造，而是表明了一种本源的并生同处状态。
至于使用者本身，则并非器具那样的上手存在者。它只是在“此”，正如世界只是在“那儿”一样，并且它的这种在此必定意味着从世内诸物那里现身：“此在决不脱离或先于在世而‘在’，因此正是这构成了它的存在。”[⑩]显然，这一点和主体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是一致的。
上手事物并不限于参与“这一个”此在的活动，它可以放在那里，等待其它此在的使用。通过上手事物揭示出来的世界从来就是共同的，它可以向其它此在敞开。这意味着：随着在世，其它此在也被一同揭示了；随着在世，此在将自己作为共同此在揭示了。
可以发现，共在学说与主体间性理论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后者首先从本己视域内出现的、实际在场的躯体做出他人，再从他人出发做出共同世界。这种揭示方式仍然属于单子式唯我论这一近代理路。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只要此在在世，那么世界就已经是共同世界，从而他人及此在的共同性就已经被揭示出来了。无疑，海德格尔并不需要这一个此在特地现身这种唯我论起点。
三、小结与批评
对近代思想史的检讨已经表明，任何理论态度，无论体现为直观、思维还是形式主义道德，都不可能真正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分裂。近代哲学的失足之处就在这里。另一方面，对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分析则显示了，生活必定意味着主体“在世界之中”的生活。这也就是说，人类生活本身就具有扬弃主、客体抽象对立的力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世界理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哲学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它标志着西方思想的现代转折。
无论如何，现象学谱系的生活世界理论自有其致命缺陷。如果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思想做一对照，这些缺陷，当然也包括那些长处，就能很清晰地暴露出来。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反思地看，现实生活具有三个本质性的维度，即对象性、活动性和社会性。我们不妨依据这三者对生活世界理论进行审核。
首先，现实生活的主体是处于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中的人。这种主体必定拥有对象，必定能在自己面前展开、改造、生产对象。而任何无对象的绝对者，则只能是一种思辨的幻觉。就拓展了的对象概念可以包涵自然界和周围环境而言，对象性活动的本体论形态大体接近于“存在于世界之中”。无疑，通过阐明生活与世界的不可分割性，生活世界理论抓住了现实生活的对象性本质——这是它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一大超越。
另一方面，活动和对象，生活和世界的不可分割当然也意味着：对象或世界本身也不能脱离活动或生活得到理解。在特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对象或世界依赖于活动或生活，是后二者一定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把它们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1)因而“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就是无。”(12)同样，在坚持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前提下，海德格尔揭示了周围世界与此在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他直接了当地指出：“仅当此在生存时，世界才存在。而即使没有此在生存，自然也能存在。”(13)同时，海德格尔也阐明了生产制造活动对于事物存在方式的优先规定作用。他据此对胡塞尔的静观式知觉理论的批判明显接近于马克思如下观点的立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14)
可以认为，通过海德格尔的工作，生活世界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现实生活的活动性。对于要么漠视人类创造性，要么仅注重抽象活动性的近代哲学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最后，现实生活必定具有特定的社会形式。生活者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劳动和交往的。在这种意义上，现实生活的根本涵义应当是社会生活而非现象学注重的日常生活。因而，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关系，对现实生活进行分析。我们不可能含混地谈论所谓生活，它要么是个体劳动，要么是社会生产，要么是交往，要么是日常生活、文化活动等等。而生产劳动则依赖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分工形态；交往则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日常的生活、交往和文化活动则总是受到劳动和交往形式的制约。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工作表现为对具体社会结构，而非日常生活的分析。
正是在这里暴露了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本质局限。该方案要么仅将现实生活还原为日常生存或者文化活动，以致基本忽略了社会关系的主导作用；要么试图从日常交往出发考察社会构成，因而无法区分共同体和社会体系、无法把握越出日常视野的制度性社会关系。总之，由于对社会关系维度的忽视，现象学无法真正完成分析现实生活的使命。
有鉴于此，后起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试图用一种涵括了生活世界和制度体系的广义社会理论弥补现象学的缺陷。很明显，这样一个方案将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高度平行的关系。实际上，哈贝马斯本人就将之理解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不管怎样，生活世界理论的历史命运启示了，现实生活是现代思想的关注焦点，而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出发才能对之进行真正全面、彻底的分析。同时，也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使我们较为准确深刻地理解和评价西方思想的现代转折。无论如何，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包括生活哲学本身在内的一切思想理论的原型和准衡。
注释：
① ③ ④ 《胡塞尔全集》第6卷，海牙1976年版，第130、146、110页；
②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1995年版，第48页。
⑤ ⑥ ⑧ ⑩ (13) 《海德格尔全集》第24卷，法兰克福／美茵1975年版，第213、213、432、241、241页；
⑦ ⑨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1987年版，第180、93页。
(11)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17页。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1979年版，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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