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形成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努力论文,稳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2000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机，经济增速回落态势初步扭转，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全面回升，民间投资走出持续低迷状态而出现增长势头，结构调整取得进展，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通货紧缩趋势有所缓解。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积极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特别是考虑到体制和结构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并未完全化解，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即将加入WTO带给我们的冲击与挑战，对当前经济形势不能盲目乐观。事实上，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积极变化，主要是近三年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国际经济形势转暖等短期因素的作用，而并非形成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并未根本解决。因此，无论是保持政策惯性，还是继续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好形势，在一定时期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而政策取向和政策重点又应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以促进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
我们说，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其主要标志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出现回升，回落态势初步扭转。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增速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虽然受国内政策效应减弱以及美国经济增速趋缓和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第四季度经济增速趋缓，致使全年经济增速低于上半年8.2%的增幅，但从年度变化看，已经初步扭转了自1996年底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经济持续下滑，每年增幅下降约1个百分点的态势。
二是三大需求全面回升，有效需求不足有所改善。2000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11.7%，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4.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8%，增幅提高3.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增长30.1%，增幅提高23.5个百分点。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全面回升，基本扭转了前两年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三是结构调整取得进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是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又一标志。农业调整种植业内部品种和品质结构，调减了春小麦、早稻和双季稻的种植面积，增加了棉花、油料、蔬菜等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和增长。工业加强总量调控，坚决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压缩长线产品的生产，优化产品结构；在重点行业中围绕品种、质量、效益和扩大出口，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一批重点企业，形成了一批适应市场需求和有竞争力的产品。机械、汽车、纺织、医药、钢铁、电力、铁路行业均处于稳步快速增长状态；煤炭行业生产下降幅度有所减缓；石化行业增速虽有降低，但仍处于较高增长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电子通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的第一大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接近20%。受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动，房地产业也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
四是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增长方式发生积极变化。在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出现了国家税收和企业经济效益均大幅增长的态势。全国税收收入增收2348亿元，比上年增长22.8%，其中直接来自当年经济增长和效益提高带来的税收增收约占总增收额的2/3，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又有新的提高。1-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714亿元，同比增长92%，大大高于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1500亿元左右的水平。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083亿元，同比增长1.4倍，创90年代以来盈利最高水平。前11个月累计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16.3%。企业存货逐月下降，应收账款增幅回落，提取折旧增加。
五是扩大内需消化存货的阶段基本结束，通货紧缩趋势有所缓解。2000年存货增加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继续下降，扩大内需对即期生产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电力、运输的需求大幅回升。全年发电量同比增幅预计将达10%左右；铁路运量大幅度增加。全年广义货币M2比年初增加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3%，狭义货币M1比年初增加0.74万亿元，同比增长16%，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为39.5%，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值。1-11月，生产资料价格上涨5.2%，居民消费价格由下降转为上升0.2%，商品零售价格降幅趋于缩小。
上述分析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作用和外部环境的改善，促进投资、消费、出口增速加快，构成了经济回升的需求基础；供给结构改善、国企脱困取得进展和非国有企业发展加快，导致经济活力增强、运行质量和效益提高，构成了经济回升的供给基础。上述五个方面的积极变化，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基本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经济回落的态势基本结束，这是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的基本标志。
二、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
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经济形势的好转，基础还不稳固。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经济运行尚未形成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仍然要依靠大力度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换句话说，就是现在这种经济增长还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尚未形成不需要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就能自动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势。
一是投资增长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增发国债的支撑，社会投资主体积极性没有完全调动起来。投资增长对国债的依赖度依然较大。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带动的贷款在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投资只是在少数省份作用较大。近两年经济增长态势表明，只要国债投资效应减弱，整个投资和经济增长就会明显回落。所以有专家估计，如果没有国债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调1-2个百分点。国债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因其开放度不够，社会投资主体较难进入。2000年上半年，集体和个体经济投资增长速度回升，分别增长7%和8.6%，但仍比国有经济投资低5.1和3.5个百分点。政府投资主导推动投资增长的状况表明，社会投资还没有足够力量完全替代国债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
二是消费回升不稳定，起主导作用的消费热点还没有真正形成。在市场逐步回暖的同时，消费需求还没有形成稳定增长的态势。表现在农村市场尚未从根本上启动。农村市场购买力偏低，市场份额进一步下降。农民收入增幅已连续3年下降，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仅增长2%，是90年代以来增长最低的。城镇居民收入虽然增长7%，但是剔除国家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有限。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还没有实质性改变，储蓄对多数居民仍然具有一定的刚性。虽然去年形成了假日消费、IT产品和网络消费、家居消费和教育消费等新的消费亮点，但还只是局部性的、非主导型消费热点，真正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如汽车消费、住房消费和电子通信产品消费快速增长的势头还没有形成。
三是出口大幅反弹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提高出口退税等政策因素，国际市场回暖是重要的外部因素。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加出口信贷、扩大生产企业的自营出口权，进一步刺激了出口增长。一般贸易出口明显快于加工贸易，表明出口退税政策对贸易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2000年初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复苏、美国经济持续扩张、欧洲经济稳定增长，为外贸出口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外需求的增长对我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如果没有出口政策调整和国际经济转暖的因素，出口增长很难达到如此大的幅度。
四是企业经济效益改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企业效益好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调整的因素，如降息、债转股、冲销银行坏账使企业财务成本下降，扩大内需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对原材料产品需求增加等等，并不完全是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市场竞争力增强的结果。全年工业企业新增利润中，降息、债转股，出口退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初步推算，约占全部工业企业新增利润的40%多。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受政策性因素和油价上升影响更大，债转股剥离了部分亏损国有企业的银行债务，减少了利息支出。而原油开采业利润的大幅度增长，也对国有企业利润上升产生了重要作用。
五是物价回升的基础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没有根本改变。去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出现了时升时降的局面。虽然去年1-11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升0.2%，但主要是靠住房、服务价格上升的拉动；商品零售价格仍下降1.6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同比下降10%左右；生产资料价格上升5.2%，主要是原油价格上涨拉动。随着服务收费调整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回落，支持价格上涨的因素趋于减弱。从最近一些商品的价格变动趋势看，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仍未根本改变。
六是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生产能力过剩现象还比较严重。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矛盾依然突出。虽然一些产品市场价格已经低于成本，但是企业和产品退出市场的渠道不畅，依然在维持生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随着存货减少和市场形势好转，一些地方闲置的落后生产能力又重新开工生产，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盲目上项目的倾向又有所抬头。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重复建设。总体上看，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此外，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还没有显示出经济稳定回升的迹象。如银行存贷款利率，特别是同业拆借利率均处于多年来的低水平。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存在，就业压力仍然相当大。更重要的是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一些中长期因素，特别是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
三、努力形成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
2001年是“十五”计划第一年，其经济运行状况对“十五”计划和中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随着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建议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围绕形成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加大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的力度，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机调整政策内容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回升的好势头的需要。今年应继续保持与去年相当的国债投资力度，这不仅是因为要充分发挥已经持续三年的国债投资效益，必须增发国债尽快建成尚未完工的国债项目，同时，西部大开发起步阶段也需要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还没有形成社会投资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宏观政策上，必须保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必要的国债投资力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国债的累计增长，进一步发债的空间会趋于缩小。积极财政政策也应随着形势的变化，相机调整和完善政策内容，以提高国债使用效率和充分发挥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特别是要重视培育社会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内在机制，使之形成即使减停增发国债社会投资也能持续增长的势头，为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创造条件。
根据当前经济运行的变化，建议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国债投向。一是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如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用部分国债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小城镇建设。二是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以市场前景、产品竞争力和技术标准，确定技改贴息项目，对非国有企业企业，只要具备条件，也应给予技改贴息支持。三是要加大对装备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化的支持。四是用部分国债资金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为国企改革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除此之外，可考虑将国债投资更多地用于更具“纯公共产品”的领域，如科技、教育、卫生、环保等，对部分有经营收益的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国债投资作为引导投资，鼓励社会投资进入，以项目形成的收益还本付息，减轻财政负担和债务风险。
（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为形成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创造条件
体制矛盾，是制约经济运行形成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的重要因素。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到位，使财政投资对社会投资的拉动效应减弱。国有企业资产管理体制不到位，使政企难以彻底分开。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使劣势的衰退企业的退出面临重重障碍。商业银行改革不到位，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所有这些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培育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的重要途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谁投资，谁决策”的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当前，要继续推进和完善“投资项目备案制”，减少和完善行政审批，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需要国家财政资金的项目，要逐步改为备案制。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放宽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准入领域，降低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取消限制社会投资的不合理规定，在企业开办、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进出口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同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扩大社会投资创造条件。
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强货币市场建设，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培育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的重要举措。在加强监管，增强银行内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增强银行独立审贷和自主决策能力，进一步发挥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启动经济的作用。
随着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要加快国有大企业的改制、改组进度。积极探索通过股份制改造、企业上市、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等方式，推动大企业的改制、改组。加大对垄断性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进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行业改革进程，逐步形成公开、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企业改组还要重视解决企业的技术来源、市场定位和管理升级问题。
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同时，当前最重要的是拓宽社会保障资金渠道，逐步提高各级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提高社会保险征缴率，通过减持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例和其他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快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为经济稳定增长开辟新的空间
当前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产业结构调整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快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住宅、汽车、电子通信、旅游、教育以及一批相关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加工制造水平的提高，依托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积极发展装备工业，研究开发城市轨道交通、环境保护、石油化工等方面的关键设备和生产技术，组织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国内制造业水平。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增强核心技术开发能力，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继续关闭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厂小矿，淘汰落后的设备和技术，制止新的重复建设。
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仅仅依靠粮食和农业，不可能解决大多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向非农产业转移，依赖于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大力清除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开辟新的城镇就业渠道。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带动城乡结构调整，培育消费和生产新的增长点。
（四）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鼓励消费政策的力度
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要增加居民收入，而提高居民收入重点应提高消费需求潜力大的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在农村，要从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广辟农转非渠道、乡村机构改革、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大力增加农民收入，力求在今年扭转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且负担又过重的状况，促进农民消费较快增长。在城镇，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发展多样化就业方式。同时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费，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实施鼓励消费的政策，逐步形成以个人消费为主体的消费模式。尽快清理和清除过去颁布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和法规，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积极发展消费信贷，着手开展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试点。继续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鼓励居民对轿车、住房、信息服务和旅游的消费。降低汽车消费的各种税费负担，鼓励汽车逐步进入居民家庭，使其成为主导型消费热点。继续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加快开放住房交易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进一步降低电信收费标准，促进居民消费。加强重点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增辟新的旅游线路和景点。积极推进发展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鼓励教育消费。
（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种准备
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继续落实和稳定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保持出口的较快增长。在继续保持出口商品低成本价格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质量和营销、售后服务，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非价格竞争能力。对出口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研究开发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出口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出口产品升级。利用加入WTO后形成的新环境积极利用外资，保持外资的相对稳定或略有上升。有步骤地向外商投资开放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领域。适应外商更多采取跨国兼并投资的新特点，推动国内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生产加工基地和技术开发基地。
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抓紧制定规划和配套政策，鼓励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生产能力较大的企业到境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开发资源，发展跨国经营，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体系和融资渠道。
抓紧时机，加快市场化率较低和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部门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步伐。针对加入WTO可能产生的综合效应，及早从产业结构、就业、收入分配和国际收支等方面提出调整预案，增强体制的适应性和政策的灵活应变能力，最大限度地化解短期的负面影响。加快清理和修订现行涉外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利用世贸规则允许的保护性措施和过渡期，减缓对国内产业的冲击。
四、为进入新的成长期创造条件
我们现在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推进经济运行从“转机”转向“根本性转折”。那么，如何衡量“根本性转折”的出现，是不是要回到以往10%左右的经济增长平台上去？
我们认为，经济出现根本性转折的标志，应该是要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主要由内在机制形成的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能够稳定在7-8%左右的增长平台上，开始进入一个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的新的成长期。
应该看到，未来五到十年，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短缺经济时期无须考虑需求约束和过去低基数、高投入，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格局已基本结束。未来五至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难以维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率的平台将从前20年平均10%左右下降到7-8%左右。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因素将主要是结构调整升级以及相应的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换言之，要在未来五至十年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就要通过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用7-8%左右的增长速度，创造出比过去两位数增长速度时更优的结构，更好的效益，更强的竞争力，更大的就业空间。
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作为新的成长期经济较快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是基于对未来五到十年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和主要支持因素变化的认识。由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经济的主要任务已经由数量扩张转为质量提高，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因素已经不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而是资本和劳动要素更加有效使用和体制、科技创新。在新的形势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和缓解就业、资源、环境压力的必要条件。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并非不重视数量和速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都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虽然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追求不切实际的无效的高速度，但没有较快的速度，也很难实现较快的发展。因此，在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也是国民经济进入新的成长期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是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总量和结构的统一。
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径。体制创新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包括在下列诸方面进行创新：在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方面，在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在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建设要素市场方面，在投融资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方面，在对外经济体制和就业制度方面，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方面，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和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等。科技创新就是通过为市场所能接受的不同技术层次的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供给，从而满足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形成强劲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以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更好的效益和更多的就业岗位，是进入新的成长期的主要难点。在前20年，总量迅速扩张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是获取经济效益，增加就业岗位的主要途径。未来一个时期，在较低的增长速度平台上，我们就要通过增强经济运行稳定性，减少无效增长；防止盲目生产和盲目重复建设，降低存货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扩大经济发展和就业空间；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参与国际分工水平和利用国际市场能力；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来创造更好的效益和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否明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适度快速增长基础上创造出比高速增长时期更好的效益，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将成为进入新的成长期的主要标志。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作为“十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可以预期，随着“十五”计划的开始实施，我国经济发展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成长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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