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_三农论文

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_三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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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关系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他大胆探索,开拓创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三农”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号召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不断引向深入。认真系统地学习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一步加快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要求。

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9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重要思想。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农业是根本”,认为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更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一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这个基本国情,是我们考虑全部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注:《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88页。)他反复强调“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村不安定,整个社会就不会安定;农村经济得不到相应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就不可能实现”。(注:《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788页。)江泽民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第一位的大问题。1989年秋天,江泽民在陕北老区视察时明确指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千万不要忘记。民以食为天。否则,我们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个大问题。1992年底在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进一步指出,我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不能靠任何别的国家来解决,一是人家靠不住,谁也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二是即使能够解决,也会受制于人。1994年6月在福建考察工作时,江泽民再次强调:“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任何时候都松懈不得。”(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江泽民的这些思想,是基于我国特殊国情、基于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我国独立自主地位的积极选择,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近些年来我国粮食等一些主要农产品供给出现相对过剩,但农业的基础地位还比较薄弱,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并不宽裕,人均占有量仍比较低。如何确保国家粮食的安全,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我国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要抓紧,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第二,稳定和加强农业基础,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快,非农产业的比重迅速提高。然而,相当一些地方在加快工业经济发展步伐的情况下,出现了忽视农业的苗头,对此,江泽民指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农业和农村工作放松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不好,国民经济全局就会不稳以致陷入困境。在1994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如果农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工业早晚也要掉下来,最后不得不进行大的调整。江泽民的论述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揭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党中央提出要长期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上不去,扩大内需的方针就难以真正落实,经济发展出现的好形势也难以保持。”(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3页。)

第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江泽民多次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20页。)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大国,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要始终注意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近年来,农村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社会治安不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没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保障。

第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在十六大上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页。)一是因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生产力落后,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二是我国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在拉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有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收入还很不稳定。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三是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着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城市,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更繁重、更艰巨。“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18页。)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来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自觉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还远没有完成,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仍然要靠改革。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指出,要“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1998年9月25日在安徽考察工作时,他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

深化农村改革,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江泽民指出,要把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他强调,“实践看,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0页。)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核心是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既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也是稳定农村社会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不变,并要求通过立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在这个前提下,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2001年底,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对土地流转作出了明确规定。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把党在农村改革后形成的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有了法律保障。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1页。)江泽民提出的“一个基础、三个支撑”的目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明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和重点:

首先,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按产业化发展农业,是广大农民在实践中的创造,被称为“新质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注:韩俊、刘振伟主编《邓小平农业思想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江泽民对其机制、作用和效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解决千家万户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的有效方式,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举措。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是关键。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其带动能力,引导龙头企业,包括公司、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等与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推动产业化经营更快更好地发展。

其次,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面临的新形势,从保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发,加快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加快粮食企业改革和农业结构调整,完善粮食储备调节制度,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实践证明,粮食流通市场越开放、越完善,粮食供给的可靠性越有保障。

再次,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目前农民、乡镇企业贷款难,农村资金外流现象比较严重。这个问题既有资金供应方面的原因,也有信用制度不完善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村金融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建立资金回流的有效机制,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要从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等方面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要整顿农村信用秩序,引导规范民间借贷。

最后,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项改革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用法治的办法,靠制度来规范农村的分配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对保护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试点,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已在全国推开,要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合理规定农民的税费水平,进一步减轻粮食主产区和种田农民的负担,从根本上治理各种不合理的收费。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也是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确保农村长治久安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江泽民多次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当前,要重点抓好村级民主制度建没,依法健全三项制度:一是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制度;二是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三是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同时要加强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坚持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选举制度。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

1996年6月,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指出:“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农业也不例外,也要狠抓这两个根本性转变。”

上面已论述了“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的思想,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呢?江泽民指出,“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水旱灾害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同时,“人口还在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靠什么来满足需求的增长呢?”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要增加投入,但靠大规模增加新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业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9页。)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农业发展从长远看最重要的,一是水的问题,一是科技问题。”(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3页。)要求切实抓好水利等农业基本建设和科教兴农工作。

建国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抗灾能力不强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江泽民对此极为关注。1989年7月,在就任总书记后不久,他曾冒雨来到荆江大堤,进行考察。1990年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在考虑‘八五’计划时,要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未雨绸缪。”(注:《江总书记视察农村》,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1998年9月28日,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次防洪抗洪的经验教训,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江河湖泊,加强防洪设施和水利设施建设。为此,十五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首先,要加强水利设施、防洪工程等建设,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加大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提高防洪能力;其次,要加大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力度,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再次,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大幅度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农田水利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也是防御旱涝等自然灾害的根本措施。一要调整防灾、减灾思路,实现农林水相结合,大力植树种草,实行封山育林,逐步退田还湖、退耕还林。二要以自然生态平衡为中心,实现农业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相结合,推广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强化对环境污染的防治。三要调整资金来源结构,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投资相结合,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应该抓住机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950页。)

江泽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多次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1989年12月19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他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27页。)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大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用技术的广泛应用。”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地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注:《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794页。)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科学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始终把科技进步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把农业科技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动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使我国农业科技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必然要求农业科技有一个大的发展,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67页。)从而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随着改革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供应丰富,但同时也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难和价格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新问题。如何在确保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不断增加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对此,江泽民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给。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3页。)在认真分析和把握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党中央及时作出了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积极拓宽农民增收领域,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373页。)在2001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33页。)。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本目标,把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农产品市场供应日趋丰富;一些高效经济作物、畜牧业、渔业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等。但同时也应看到,结构调整所取得的成效还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农民增收困难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在现阶段,“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要着眼于世界农业科技加速发展的趋势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适应国内外市场”(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68页。)。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优化农产品结构,实现农业生产优质化;二是实施并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三是积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四是通过体制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

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城乡差距大,农业人口多”,这“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74页。)。虽然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优先发展工业、城市是必由之路。但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惯例,在综合国力达到一定程度、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实行以工补农,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据统计,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2万亿人民币,同时,体制环境和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反哺农业的各方面条件业已成熟。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现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仅靠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城乡一体、城乡统一市场来解决。(注: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在党的十六大上,他审时度势,大胆创新,正式提出要树立全面和正确的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特别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努力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不同于工业,“是社会效益大而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加以扶持和保护”。(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29页。)江泽民多次指出:“市场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29页。)随着国力的增加,我们要“积极探索扶持、保护、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新办法”(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29页。),从提高本国农业竞争力着手,充分发挥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国家扶持农业的“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的作用;“制定引导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农业流动,多方筹集农业发展资金的政策”,进一步增加投入,逐步形成国家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第一,要在进一步加大对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县乡公路、农村能源等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力度的基础上,增加对农业科教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第二,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探索对农业和农民实行补贴的种种有效办法,逐步建立对种粮农民生产直接补贴的机制。第三,要进一步搞好扶贫开发工作,全面贯彻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36页。),帮助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实现稳定脱贫。第四,加强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医疗卫生等事业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提高城镇化水平,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增收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尽可能多地转移出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农业和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当然,这必须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第669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1998年10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考察工作时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新兴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把发展小城镇确立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2000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小城镇,对解决现阶段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意见》在改革传统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完善小城镇的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各项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对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城镇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当前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民进城经商务工。这不仅已成为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文明辐射农村的现实途径。因此,要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善待农民工。要尽快取消成文或不成文的城乡隔离政策,取消对农民的产业经营限制和各种歧视性政策,真正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为农民的正常流动和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江泽民的“三农”思想,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江泽民多次指出,没有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进行农村改革,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一整套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巨大成就。对于邓小平理论,我们既要坚持,更要着眼于理论的运用,要根据实践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不断发展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强调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突出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加快农村土地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保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长期稳定,同时要求继续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他还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农,加强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又提出要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些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和改革举措的出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对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二,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农村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江泽民指出,要坚持两条:第一,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这是邓小平发明的好办法。要帮助群众总结提高,加以引导。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改正就是了。第二,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对基层的一些做法,对群众中涌现出的新东西,根本的要看是否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保障了农民的自主权;要看是否有利于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清除一切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和保持农村稳定。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要给以鼓励和支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及时总结广大农民的实践经验,形成正确的政策,用于指导和推进改革。

农民的创造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肯定,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把发展小城镇确立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江泽民多次强调,“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伟大的改革事业。”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农业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江泽民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针对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粮食生产一度出现的滑坡的局面,他从战略高度提出要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问题。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围绕粮食和农业展开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把农业作为对内稳定政局的基础产业,而且把它作为对外推行强权政治的战略武器。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农业和粮食生产出了问题,任何国家也帮不了我们。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件关系到国家和民族自立自强的大事。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这些都具体体现了江泽民在深刻认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本质基础上,自觉地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指导农业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思想。此外,江泽民始终关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把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基本建设的重点,把改善农业的生态环境作为中心环节,并且把主要精力用来抓好水利设施、防洪工程等建设。这些都表明江泽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推动整个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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