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利益集团工具的“公众图书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集团论文,公众论文,图书馆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公共图书馆”与“公众图书馆”在英语中都是指“Public Library”，可获得性论曾经将“公众图书馆”定义为通常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的一种类型。但是，从字面上解释，“公众图书馆”更一般的含义，是指向公众提供开放借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只不过公共图书馆普及之后，这些图书馆大多成为历史陈迹。公众图书馆的所指才与公共图书馆的所指重合。所以，如果要讨论与历史上的与这类图书馆相似的机构，仍然需要使用“公众图书馆”这种更一般的含义。本文就属于这种情况。
“利益集团”的研究，迄今已经形成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共同构成的范围。政治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社会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利益集团能否以及如何通过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的利益。经济学除了关注利益集团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外，还注重它内部的经济利益问题和成员的集体行动问题。本文主要采用经济学研究的含义，认为：“利益集团是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但不管利益集团之间在规模、资源、力量和政治导向上有显著区别，有一个共同因素就是成员间存着某种程度的共享利益，而且，尽管集团经常也能服务于纯粹的私人、个人利益，但他们特有的和主要的功能是增进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共同利益。[1]
利益集团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它的利益目标。因此，利益集团的目标可以通过集体行动的目标体现出来。所谓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本文指利益集团赖以体现其利益目标的社会机构，也就是指利益集团为了实现某些利益而使用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其活动。
图书馆事业的建立和维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说，个别公众图书馆的建立，还可以依赖于个人的财力的一次性投资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事业及其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绝无可能由个人包办的。能够承担如此巨额资金长期支出的，必然是能支配巨大财力的利益集团。
然而，从常识也可以推断，公众图书馆的主要服务人群，主要还是一般平民居多。因为，富裕阶层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自己的文献信息需要。
这种现象看起来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公众图书馆主要满足的是一般平民的文献信息需求。那么，是什么促使有支配财力的利益集团支持公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呢？我们认为，必然是由于公众图书馆事业也符合这些利益集团的某些利益，才使得其支持公众图书馆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公众图书馆对利益集团具有某种工具意义时，才得到利益集团的大力支持。本文所试图讨论的，就是公众图书馆对于利益集团的这种工具意义，目的在于揭示在支持公众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利益集团的意图和公众需求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促使公众图书馆发展的。从而，为认识公众图书馆如何在两者之间开展社会活动，才能使自身获得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奠定基础。
1 建立公众图书馆原因的分析层次
公众图书馆的产生，是公众图书馆建立的原始类型，它反映了建立公众图书馆的最原始的原因。因此，通过分析公众图书馆产生的原因，可以获得建立公众图书馆的最初理由。
作为公众图书馆的代表，公共图书馆的产生原因，在美国得到相当充分的研究，台湾的赖鼎铭先生也做过全面的介绍，我国的徐引篪和霍国庆两位学者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中又总结了世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原因和举办模式[2]，使得对公共图书馆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这些原因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基于社会宏观发展的分析。这在我国1990年代中前期以前的教材中比较常见。如：(1)在思想层面上，资产阶级为了打破封建势力的文化垄断，提倡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这为建立公众图书馆这类社会教育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2)资本扩张引发的大机器生产，需要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工人，一般市民也要求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这构成了广泛的阅读需求的基础。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提出了扩大文献信息交流的需求。(3)造纸术、印刷术和物资流通方式的改进，为书籍的快速生产、减低成本、加快流通提供了技术支撑[3]。
二是基于实证分析。如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谢拉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所列举的美国公共图书馆产生的大环境：(1)历史研究的需要；(2)文化保存的需求；(3)国家与地方的自尊；(4)全民教育的信仰；(5)职业训练的需求；(6)宗教的贡献；(7)经济能力；(8)欧洲的影响。其他补充的原因还有：(1)社会图书馆运动的影响；(2)精力充沛与进步文明的公民领袖；(3)报纸的影响；(4)立法的影响；(5)城市与工业人口的累增；(6)自我发展的兴趣。[4]
三是基于建立公众图书馆的目的分析。如人道主义历史观及其后的修正。人道主义历史观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推动者(1)意欲将图书馆当成信息、职业、学术的教育机构的一种欲望。(2)认为图书馆可以作为道德提升的机构，以防犯罪。(3)为民主制度培养与发展具有能力与智能的公民。而修正的观点则认为，建立公众图书馆的目的是，意图要“教化”与“控制”民众！使他们能跟随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与看法，以保社会的安定，而使推动者的地位不致受到挑战。[4]
四是基于公众图书馆的个案分析。例如，安德鲁·卡内基为什么资助建立公众图书馆的原因包括：(1)受其父亲组织阅读活动的影响，对图书馆与书籍特别关心。(2)他少年时期曾得到的他人资助阅读书籍，希望建立图书馆来帮助其他穷人得到相同助益。(3)前此慈善家对图书馆的捐献给他不少的刺激。(4)认为花钱盖图书馆是一种很好的投资。(5)希望捐助的图书馆能让人们永远记住他的名字！[4]
本文并不打算重复这些研究，而希望通过分析公共图书馆事业对于这些原因的可控性，来为本文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认识的基础。
笔者认为，如果从公共图书馆事业对于这些原因的可控性出发，分析公众图书馆事业建立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层次：
(1)社会层次。从这个层次得到的解释只具有解释性，这些因素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公共图书馆事业很难对之产生影响。这类因素包括上述第一、第二类原因。
(2)利益集团层次。在现代，公众图书馆是一种公共政策主导下的公益机构。体现的是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结果。这可视为是社会发展成熟形成的机制。我们可以反过来用这种角度观察公共图书馆产生和建立的原因。即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体现了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个层次上的讨论尚不够清晰，是下文分析的重点。
(3)具体出资人层次：体现了出资人的解释。对应的是基于个案第四种类型原因。例如对安德鲁·卡内基为何大量资助建立公众图书馆的研究。
2 作为利益集团工具的“公众图书馆”
那么，公众图书馆对于具有出资建立公共图书馆能力的利益集团具有什么利益呢？以下略一分析其作用和这些作用的历史及其特征。
2.1 传播思想或知识的专门工具
记录和传承文明的成果，是文献最基本的功能。在服务过程中实现文献内容的传播，是图书馆服务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图书馆被视为向公众传播文献内容的有效工具是毫不奇怪的。历史上，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的教会图书馆、19世纪工人运动建立的工人图书馆[5]，都属于这种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公众图书馆。分析这类图书馆的出现的环境，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举办图书馆的团体，具有强烈的、向公众或者特定人群传播某些类型的思想的需要。
(2)这种用途的图书馆所包含的思想倾向，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馆藏只收藏宣扬某些类型的思想的文献，与这些思想无涉的文献不收藏。二是，对某类内容的文献采取回避态度，不收藏与某些思想相抵触的文献。
(3)在文献匮乏的环境下，这种用途的图书馆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期，是这种意义上的公众图书馆发展的良机。此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分配，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思想答案来回答面对社会变化的种种疑问，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社团活动活跃。为培养本利益集团的支持者，必然会使用各种宣传手段，来传播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发展壮大的思想。其中，建立数量众多的小型公众图书馆，就是其中的可选途径之一。
在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上，将公众图书馆视为传播思想的专门工具的理念，主要体现为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教化的工具。例如，杜威将公共图书馆视为的“人民的大学”的理念，1949年版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也提到“公共图书馆是民众大学”[6]。20世纪初期，我国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的广设藏书馆、开民智的主张[7]，也雷同于此。
2.2 缓解社会贫富矛盾的缓冲器
当代有关平等的研究，将平等分为起点平等、结果平等、发展机会平等三种类型，其中，机会平等被认为比结果平等更重要，是公平的核心[8]。公众图书馆为社会公众提供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使社会人获得的发展机会更趋平等。因此，可以成为缓解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一种社会工具。
社会矛盾多种多样，公众图书馆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并非万能，其所能缓解的，主要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对于由社会等级制度、民族关系、性别不平等造成的社会矛盾，公众图书馆通常无能为力。因为，这些矛盾所造成的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由社会人在自由选择机会上的差别造成的。即公众图书馆在缓解社会矛盾上的作用，是建立在社会公众可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的。
目前在我国，这一作用被视为需要广泛建立公共图书馆的理由之一。但是，应该看到，公共图书馆承担缓解社会贫富矛盾的缓冲器的角色，并非天然，至少需要以下条件：
(1)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并且已经形成明显的阶层对抗，缓解社会阶层对抗成为一种迫切的政治需要。
以最早出现公共图书馆的英国为例，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1782年至1852年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3％至4％，而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1％。但是，财富的巨大增加并没有给英国社会所有成员带来好处。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合理，导致了英国社会贫富悬殊的加剧。到1867年，占人口5％的最富有阶层的人，其收入比重占全国总收入的41％。一些19世纪迅速增长的非食品商品，如茶叶、家具、肥皂等是工人群众难问津的。时尚服装、教育及文化娱乐等对他们而言，更是一种奢望。1815-1850年，是社会舆论对工人阶级贫困叫喊最响亮的时代，公众的同情和愤怒甚至震动到议会。[9]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作为向公众提供最基本的文化娱乐资源的社会机构，由议会立法提供财政保障也就毫不奇怪了。当时英国在议会讨论公共图书馆法时也毫不忌讳这一点，而且是作为支持立法的理由提出来的：“公共图书馆法如能审议通过，等于配备了最便宜的警察。”“防范所需的国家开支，几乎等于依此法建立公共图书馆所需要的费用”等等[10]。
(2)公共图书馆具有被社会所认同的、缓解社会贫富矛盾的预期作用。即使有迫切的政治需要，建立公共图书馆并不见得是必然的政策选择。只有公共图书馆具有被社会所认同的、缓解社会贫富矛盾的预期作用，一切才有可能。
还是以英国为例，18世纪英国兴起了民众阅读，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宗教虔诚，人们阅读圣经；为了了解社会新闻和各种信息，人们阅读报纸杂志；为了消磨时光，人们阅读小说；为了教育，人们阅读识字课本。虽然下层工人生活相当困苦，但是，有人估计，到18世纪中期，在150万个家庭当中约有100万个，即大约2/3属于中等阶层家庭。还有人估计，如果把中等阶层的年收入定在40镑以上的话，那么，40％的人口属于这个阶层。19世纪初年英国皇家教育委员会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劳动者的家庭中有藏书的习惯。在诺福克66个家庭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有藏书的家庭比例在这个调查中占90.9％；[11] 与此同时，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英国民间各种类型的小型图书馆、读书会、租书店大量出现[12]。
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共图书馆，可以减少中等收入阶层的支出，给中下阶层提供基本的阅读资源，扩展所接触的知识和信息的内容范围，增加在社会中的发展机会。从而，起到缓解社会怨恨的作用。显然具有被社会所认同的、缓解社会贫富矛盾的预期作用。
(3)建立公共图书馆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同意志，被政府接受为现实政治的解决方案。
满足了上述两点，建立公共图书馆并非水到渠成，还需要把这种社会需求以及解决方案通过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同意志。如此，才能在政治博弈中始终坚持，获得政治和法律上的解决。
如果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史上看，1850年的英国公共图书馆立法也许是“早产”的。因为，其后近五十年，英国的公共图书馆发展都相当缓慢[13]。但是，由于当时英国社会舆论对工人阶级贫困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是英国议会在19世纪的重点议题之一，通过了包括“新济贫法”、工厂法和公共卫生法等奠定体现现代社会基本福利的法案[14]。因此，由下院议员尤尔特等的关注，由爱德华兹等一批图书馆人推动，英国的《公共图书馆法》在议会中几经周折，最终得以颁布。[12]
2.3 体现制度正当或者优越的道具
在社会发展平稳时期，统治阶层为表现自己的“文治武功”，通常都会通过建设文化设施、推动文化项目，来促进文化繁荣。这一方面是为了彰显政绩，另一方面是对统治的合法性或者优越性的社会证明。比如，在我国有盛世修典的传统，是统治阶层“名留后世”的需要。广泛建设公众图书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表现制度的优越性，则成为了标榜民主的国度的重要选择之一。例如古罗马的公众图书馆、纳粹德国的公共图书馆、前苏联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战后崛起的国家的图书馆事业等，都带有体现制度优越的特征。
这种建立公众图书馆的方式具有以下特征：
(1)政府在社会活动中的居于核心地位，具有较强的社会控制能力。因此，在决定图书馆建设活动中，几乎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
(2)在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上，有明显的优越感。
(3)政府有意志通过建设文化设施来表现这种优越感，以证明制度的合法性。特别是如果制度合法性难以在学术上得到有效论证，或者是在实践中缺少证明的途径时，尤其如此。
(4)在现代，这种方式建立的图书馆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现代图书馆的大发展，集中在“冷战”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政府在社会控制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前苏联强调“应当把图书馆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发挥它的教育职能”[15]。美国则通过了“麦卡锡法案”，进行意识形态的审查[16]。即使冷战后，国家社会的思想控制也并未削弱，只不过转换了方向和形式。例如，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17]，扩大了FBI和执法机构获取包括图书馆记录以及利用窃听、跟踪设备监控Internet和电子通信的权力和范围。
作为体现制度正当或者优越的道具，也许是最能体现建立公众图书馆的途径中“路径依赖”因素作用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建立公众图书馆的需要，根本出发点是参照“先进国家”的做法，以体现制度的优越性。
在图书馆学理论中，国际图书馆界也从这种角度来为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作理论辩护。其理论逻辑是：民主的制度必须借助广泛建立公共图书馆来证明。这一点在1949年和1972年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都有所体现。如1949年版的宣言提到：“公共图书馆是民主的教育机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终身教育过程中，民主信念的实证。”[6]“1972年版的宣言则改为：公共图书馆：教育、文化与资讯的民主机构”，“公共图书馆乃是民主信念在普及教育的实证，对人类知识与文化成就做持续评价的过程。”[18] 将公共图书馆视为实现知识自由的工具，是当前世界图书馆界、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我国，则发展成为了制度图书馆学，表现为论证公众图书馆制度的正义性、公平性。认为人的知识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为了保障这种权利，需要形成公共图书馆制度，维持这项制度是政府的责任。并在制度的基础上，思考发展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思路。因而，发展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始终强调公共图书馆对于现代社会是必然的社会需要，政府要负起的责任[19-21]。
2.4 信息资源自治权利的实现工具
笔者曾在文献[22] 中通过历史分析阐明：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图书馆是公民社会的产物。作为信息资源自治的机构，公众图书馆体现了公民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公众图书馆向公共图书馆的转变，则表现了公民的这些权利的政治表达路线和利益表达的权利。前者表现的是个人权利，后者表现的是群体的权利。虽然，理论上群体权利以个人权利作为基础，一旦个人权利得到法律的支持，群体权利也就不言自明。然而，个人权利是通过结社和言论的行动来表现的，群体权利则必须通过相应的政治体制做保证。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为桥梁，群体的权利就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政治权利。因此，公众图书馆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公民信息资源自治机构、成为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需要一个持久的机制来保证。这个机制的要点，是保证公民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自治权。
然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旦获得财政支持之后，公共图书馆就逐渐行政化，把精力越来越多的放到既有业务上，这削弱了公共图书馆的民治色彩。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导致某些公共图书馆与公民需要相脱离，落到了被关闭的结局。如近十年来，英国公共图书馆被关闭时有发生。
这一点体现了公共图书馆作为公民的信息资源自治工具，与体现制度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的道具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作为公民的信息资源自治工具的公众图书馆，完全把公众图书馆的存废作为民主权利的一部分，即建立公众图书馆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体现，如何管理公众图书馆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体现，即使关闭公众图书馆也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体现。
可见，这种建立公众图书馆的方式最重要的特点是，公民的自治权利得到广泛保证，从而，使得公民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法治条件下实现自我管理。其次，公民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对公共事业财政支出的支配。最后，存在着致力于实现公民阅读自治权利的民间组织，努力推动公众图书馆成为财政支持的公共事业。
如果公民认定公共图书馆是其自治权利的象征，那么，公众图书馆必然具有以下特征：
(1)公民积极参与公共图书馆的职业活动，积极表达各种与信息资源有关的需求，使公共图书馆能及时因应需求的变化，调整服务项目与服务方式，避免脱离社会需求。
(2)公民积极在经济和政治上维护适应他们需求的公众图书馆的存在，因为，这既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也是他们权利的象征。
(3)公民推动公共图书馆朝适合他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因为，他们是公共图书馆的主人。如果公共图书馆成为了公民的信息资源自治的机构，必将充满活力，是不会沦落到被关闭的境地的。
关于公众图书馆的公民自治，1949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有相当强烈的体现：“公共图书馆是民主的教育机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终身教育过程中，民主信念的实证。”认为公共图书馆是“一个民有民享的民主机构”[6]。1972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也坚持了这一点[18]。如果我们去除其中的意识形态意味——有关“民主政治”的字眼在1994年修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少有提及——不难发现所谓“民主的机构”也许用“民治”来表达更加合适。而在馆藏资源建设上，曾经出现的有关是以实用性为主还是科学性为主的争论，可以看作是民治思想在公众图书馆业务中引起的波澜。
3 结语
对于公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动力和什么导致了公众图书馆建立的问题，一般认为是社会需要是公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动力，社会阅读需要的发展是公众图书馆建立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前者基本上是一个大而无用的判断，而上述讨论对后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在社会运作中，只有集团意志才可能成为一项事业的发展动力。集团意志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机制，转化为社会行动，最终才可能成为政府社会管理行为的一部分。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基本问题，实质上就是寻找出资人的问题，是在学术上如何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与利益集团的利益相契合的问题，是在事业运行过程中如何体现利益集团利益的问题。笔者主张将公共图书馆视为公民实现信息资源自治的工具，是由于这种机制能够将公共图书馆的职业目标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