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的空间权力与文学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界论文,上海论文,权力论文,空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混搭、并置与对照的空间结构
上海原本属于中国的城市，但自从外国租界嵌入、切割、重组上海的城市空间后，上海空间权力的同质化被瓦解，租界逐渐成了城市的中心。
租界辟设后的上海具有“辐辏”的空间性[1]，不同的人群、制度、文化都赋存于空间，使得上海空间仿佛“一所最复杂，最奇特的，最丰富的博物馆”[2]。上海的城市空间可谓“一粒粟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省市民，国外各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3]51。在社会制度方面，上海也呈现出一种混搭风格。“一个国家存留几种社会制度的现象，在殖民地及其他经济落后的国家，是有的。然而在一个都市，而能容许各种社会制度的存在，那就不能不数东亚的老大中国，被白种人统治下的上海了。”[4]在这里，历史时间的连续性被破坏，空间的意义凸显出来[5]。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空间文化的“辐辏”，影响了上海人的精神结构。夏征农对之有过精辟的阐释：“在上海，我们就可以看到高入云霄的三大公司，与古香古色的虹庙为邻，看到风驰电掣的电车汽车与独轮手推车同路。由这反映到人的思想上，于是就成为：提倡科学救国者，同时又在那里提倡念经救国、太极拳救国；出入歌台舞榭者，同时又在那里朝山拜佛、顶礼求神。”[6]于是，徘徊于上海的十字街头，潘汉年观察到的就是“狂叫明天开彩的慈善家”，“演讲‘劳工神圣’回来的阔少”，“刚认识之乎者也，而大卖圣书子书的阔客”，“穿着西装的先生，向人招呼而恭恭如也作揖”，“左手提着白兰地，右手挟着美姑娘要赴跳舞场的革命文学家”……[7]潘汉年所描画的街头人物群像，因古与今、中与外的杂糅以及身份与言行的脱节，呈现出难以协调的矛盾性。文化艺术空间亦是如此，胡适去大舞台看戏，看到在洋房里表演的还是20年前的老角色，虽然用了新式机关布景，却仍然摆不脱旧式的程式动作，明明有了门，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8]。租界化上海的文化空间总给人以脱序与犯冲的感觉。
上海空间的“辐辏”或混搭，遵照对照原则，租界与华界给人以截然不同的空间感。晚清时期作为上海学校乡土教材的《上海乡土志》写道：“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3]68租界与华界的街道状况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瞎子认得租界”[9]。留日归来的郭沫若认为毗邻的租界与华界简直是一个“骇人的奇迹”，几步之遥，却隔着“好几个世纪”的差距[10]398。时尚杂志《良友画报》通过图片与文字构设了1934年上海的空间特性，“中国的上海在南市，在闸北，在西门。那里有狭小的房子，有不平坦的马路和污秽的街道”，“外国的上海在霞飞路，在杨树浦，在南京路，在虹口。那里有修洁整齐的马路，有宏伟的建筑物，有最大的游乐场所，有最大的百货商店，还有中国政府要人们的住宅”[11]。
两个上海的存在及其毗邻关系，生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无序与有序、破败与繁华的空间并置。并置、对照的空间结构，预设了上海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12]上海的现代性空间也因此充满硝烟味，混杂着民族的屈辱与自强，成为解读中国现代转型与知识分子现代体验的焦点空间。
二、上海租界的空间殖民主义策略
在上海绵延的城市区域，空间权力处于分割的状态。上海地方政府、工部局、公董局分别为华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权力机构。空间的并置与权利主体的分离，必然造成空间权力的争夺。自上海设立租界，空间权力的抗衡就没有停止过。上海道台宫慕久最初与英国领事贝尔福商定把城外的一片泥滩租给英国人，就包含对“蛮族”的高度警惕，有着“种族隔离”的考虑。然而，另辟空间的策略并没有阻止“华洋杂居”时代的到来，反而让租界成了一块不可控的“飞地”。上海租界正是在中外人士的“误解”中蓬勃发展的[13]。租界的盛况让外侨备感自满，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中不无得意地炫耀：贝尔福在租界地址的选择上“极显他的眼光之远大”，“他早已看到这片满目荒芜的泥滩将来必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根据地”[14]8。其后租界的扩张，英、法、美三国租界的分合，警察司法权力的易位等等，都涉及到空间权力的争夺与抗衡。
自晚清到民国，上海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华界的城市状况，增强华界的现代性质，赋予空间更多的民族尊严。1927年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提出两条设想：“一是筑一条环绕租界的道路”，以限制其越界发展；“另一条是吴淞筑港，并在吴淞与租界之间开辟一新市区，以削弱租界的重要性”。这两项构想成为1929-1930年市政当局制定《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和《大上海计划》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出发点[15]。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把空间权力对抗场直接挪到租界。《上海旧事》一书提到：1935年，中国银行决定在外滩造一幢34层的中国银行大厦，“由于与沙逊大楼毗邻，跷脚沙逊立即横加阻挠：‘这是英租界，在沙逊大楼附近造房子，不准超过我这大楼的金字塔顶。’中国银行不服，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结果还是跷脚沙逊获胜，中国银行被迫让步，34层削去一半只造17层，两层还造在地底下。大楼造型为近代表现派中国民族式，大门上方有孔子周游列国石雕一组，借以表现礼仪之邦的中国与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但又忘不掉这幢大楼横遭欺凌之耻辱，所以屋顶上竖了根十米高的旗杆，借以在想象中稍泄心头之恨”[16]60。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租界空间权力斗争的激烈，孔子周游列国石雕与高高矗立的旗杆，可以看作空间权力的符号，标示着空间权力的主体性与等级性。
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17]。传统中国城市空间的政治性和策略性是本土权力结构与文化秩序的映射，而上海租界之所以显得另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空间政治遵循的不是中国本土逻辑。
租界外侨的空间政治可以归结为“空间殖民主义”。吴家骅曾从建筑学的角度描述了“空间殖民主义”的特征[18]，陈蕴茜从文化学角度作了进一步发挥：“空间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他人之乡，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文化偏爱去构造一个为自己所喜闻乐见的空间环境，以殖民空间移植来满足并宣扬自己的生活方式，表现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无视他人、他乡的社会及生态环境，从视觉到物质感受上嘲弄地方文化，奴化他国民众的心身。”[19]上海租界的城市规划、建筑风格、娱乐场所等方面都体现出空间殖民主义的特点。不同于以行政、宗教、园林空间为城市结构主线的上海旧城，租界是按照商业主义的原则来规划城市空间，商业行政区、休闲消费区与生活住宅区有着大致区分，各个区间以马路连接贯通，带有明显的西方都市文化特征。商业行政的集中地为外滩，黄浦江上长期停泊的外国军舰让外侨“感到安全”[14]8，同时也昭示了外滩商业主义的强权性质。进入租界，“耳目之所接触，不啻身入欧美都市也”[20]1。租界的标志性建筑都是欧美风格，大理石等材料有的是直接从欧洲运来的。外侨把自己国内的娱乐休闲方式带到上海，建立了俱乐部、跑马场、公园、跳舞场、咖啡馆、弹子房……，供他们闲暇消遣。外侨集中居住于租界的西部，离南京路不远，空间开阔，非常幽静，空气也清爽得多[21]。外侨的洋房依照西方社会的住宅风格而建造。郭沫若对上海西洋人的洋房是这样描绘的：“红的砖，绿的窗棂，白的栏杆，淡黄的瓦”，“壁炉的烟囱头上涌出淡紫色的煤烟”，“平坦的蛋黄的草园，修饰的浅黑的园径，就好像一幅很贵重的兽毯一样铺陈在洋房的下面”[10]387。外侨对租界空间的规划与塑造所采取的空间殖民主义，制造了“异托邦”的实景与幻境。“异托邦”(heterotopias)①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概念，福柯认为殖民地也是一种“异托邦”。上海的外侨通过复制本民族国家的空间文化特性，让他们拥有经验的连续性与权威感。例如，《上海》中的海关职员、英国人丹顿走进外滩海关大楼，便找到了自信，因为在“丹顿看来，海关大楼同恩菲尔德的市政厅没什么两样，都有一个高大的方塔楼和一只大钟，十足的英国风格使他恢复了自信”[22]。因此，上海的外侨很容易产生错觉，以自己民族国家的经验与行动方式来判断、分析、批判租界的空间性质，抱着彭家煌的小说《教训》中西洋女子那种殖民心态。
外侨十分重视租界空间的等级性和掌控权。租界的外侨“对于中国人的宗教视为是野蛮的，对于中国人的一切习俗视为是近乎儿戏的”[14]21。租界的殖民者习惯于在时间上把“被殖民者分析为在种族根源上是退化的种群”[23]，从而在空间上划分出华洋的权力等差。几部欧美作家所创作的关于上海的长篇小说表明了这一点，在克利斯多福·纽的《上海》、乔治·苏利哀莫郎的《留沪外史》[24]、爱狄米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25]中，都刻意标明“英地界”、“法地界”、“中国城”的空间属性，叙述雄心勃勃的洋人从高楼俯瞰这座城市的姿态，这些初到上海的洋人，被要求服饰端庄考究，而在空间上他们毫无例外与豪华旅馆、宽敞住宅、巍峨的办公楼相关联，而城中的华人，则显得肮脏瘦弱、麻木卑怯，被置于混乱、低矮、浊臭的棚户区或狭窄街道中来展示。由此，华洋等级与空间等级之间产生了固定的意义联络。并且，外侨还特意强化空间的等级和特权。租界里的华人虽然同样负担捐税，却长期在工部局与公董局中无参政之权，不能享受同样的空间权力：华人没有资格进入外侨的俱乐部；汇丰银行的大门只允许外侨进入，华人办事一律走后面的小门(《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三回写到这种情形)；租界里的电车车厢划分为一等与三等两个区间，通过隔离来表明外侨的优越与高贵；租界里的公园直到1928年6月1日起，才取消门禁，向华人开放……
租界外侨还通过象征性空间的建造来表明自己的主人翁身份。1869年英国爱丁堡公爵来游上海，外侨为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20]125；1915年法租界以民族英雄霞飞将军的名字来命名界内最繁华的马路；外侨还在外滩建造了巴夏礼铜像、赫德纪念铜像、伊尔底斯纪念碑和胜利女神纪念碑，在中国的土地上铭刻他们的英雄形象和历史事件。租界外侨的行径，无疑“视上海租界为其国土的延伸”[16]66，是典型的空间殖民主义。布尔迪厄说：“客观的权力关系，倾向于在象征性的权力关系中再造自身。”26]租界外侨的做法，无疑是以象征性的空间来强化、传播他们的空间权力。
外侨通过“文化移入”[27]的方式来重构上海租界的文化生活空间，通过重现故国的空间以自适，通过标示空间的等级性、设置空间的门禁来显示种族身份的优越感，通过象征性空间来表明他们在租界的主人翁地位。
三、上海空间体验与评判的话语差异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8]外侨以殖民话语策略来控制租界空间，中国作家则密集地进行纸上的对抗。租界空间在现代作家心中所激发的情感，包含对殖民主义的愤懑，进而传达出阶级与民族的利益诉求。
租界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双重帝国[29](中华帝国与欧美帝国)的边缘，不仅被北京坚守道统的庙堂知识分子所看轻，亦感受到外侨的种族歧视，因而，应对空间殖民主义时，他们的边缘身份决定了其话语策略并不完全一致。
留日归来的创造社作家更在意租界空间的英伦性质，敏感于民族身份，有着深切的空间屈辱感。他们置身租界文化空间，一时还难以适应，透露出空间的迷惘感，甚至理不清日本、中国、上海、故乡、欧美等多重空间所带来的身份确认问题，容易陷入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纠缠的复杂境况。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非常关注“空间背后的社会文化指涉意义”[30]，倾向于把租界当做人间社会，对空间占有的贫富不均深表不满，如叶圣陶《丛墓的人间》、郑振铎《上海的民宅问题》都从“人”的角度来讨论上海的住宅问题。郑振铎《上海之公园问题》虽以“主人”、“客人”来指称租界外侨与华人的身份，但落脚于“少数”与“多数”的权力平等，以“市民权”来声讨租界公园的空间垄断。
北京提倡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是遥远地表示对上海的轻蔑(尽管胡适、陈独秀最初的现代性体验与上海直接相关)，陈独秀四次“论上海社会”、胡适《归国杂感》、鲁迅《所谓“国学”》、周作人《上海气》等文章皆持这种态度。北京的知识分子不仅鄙视上海，而且把上海往“复古”的怀抱里推，这颇值得玩味。毋庸置疑，“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中西文化首先在这里碰面、会叙，所以近代中国的新学许多是在这里孕育，再由这里扩散”[31]。然而，在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北京知识分子漠视上海的欧化思想与摩登文化，着意批判上海以新招牌贩卖旧货的行径。1918年1月胡适发表《归国杂感》[8]，嘲笑上海舞台的“旧手脚”和出版界的老套陈腐。1920年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三论上海社会》，对上海社会打着新文化招牌兜售旧派黑幕小说，借西方名人宣传“国粹”的做法表示愤怒，认为一切新式的东西到了上海都充满了铜臭味[32]。1922年鲁迅在《所谓“国学”》中指责洋场上“商人遗老们”与“文豪”“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居然以“国学家”自居，印古书，贩卖鸳鸯蝴蝶体小说[33]。1926年周作人撰文批评“上海气”，说“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34]，有复古倾向。
为什么五四时期北京的新文学家执意要把上海风气朝着守旧复古的路子上推论？这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必然策略吗？是因为新文学家的提倡相对于上海已有的文化变革来说不算新奇，为了标新立异，故在策略上攻击上海的旧？或是传统的“文学神圣”观念对上海文学商业化风气的本能反感？笔者认为，这些假设不是毫无依据，但最根本的解释可能还是租界空间及其所造成的精神状态(可参照前文夏征农的观点)。租界空间文化的混搭风格与商业主义的合谋，造成了上海的文学新中有旧，使命感中混杂着商业的考虑，追逐潮流的同时不忘市民趣味，总之，给人的印象就是上身马褂下身西裤的扮相。提倡文学革命的北京知识分子大致持“全盘性反传统”的态度，自然对亦中亦西、亦新亦旧的上海文坛深表不满，并选择性攻击其“中”与“旧”。这也可以看作空间性的文学话语权力争夺，也就是说，自文学革命始，京海对峙的空间格局就已确立。
实际上，各类作家都对租界空间缺乏认同感。租界空间的变化速率与节奏太快，而稳定的、熟悉的、习惯的空间形态是产生认同的基础，不断变换的城市空间形态“无法建立使其存在得以立足的感觉结构”[35]。作家旧有的乡村空间经验和城市空间经验难以用来解读租界空间，租界空间显得怪异，阻断了作家空间经验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也阻碍了认同感的萌生。租界空间的殖民性更使得作家对此持拒斥态度。
总体而言，现代作家对上海空间的体验与评判，迥异于外侨的姿态，但是亦存在内部的差异。“上海的时间与空间是分裂流动的。不同而并存的都市想象、多重社会认同体系之间的对抗和交互挪用，是上海现代性的复杂起源之不可避免的结果。”[29]因此，新旧文人、外侨对租界空间的想象呈现出丰富的样态。
四、通俗作家的租界空间叙事
租界空间叠加着历史、民族、阶级、性别、道德的辩证关系，租界化上海的城市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涉及到民族意识、国家权力、阶级观念、种族优劣、文化身份、人身安全等。“海上繁华”是上海租界空间的基本特质。晚清文人对上海的想象与叙事充满道德的忧虑，又掩饰不住对海上繁华的艳羡，把上海当作“危险的愉悦”空间[36]。当晚清文人充满道德热情时，上海空间就被描绘为堕落的深渊；当晚清文人试图寻求黑暗中国的出路时，租界往往成为理想社会的可能选择，并对租界空间进行了隐喻性的赋义。《海上尘天影》是较早在租界中构设理想社会的一部小说，包含华人的权利意识表达。小说中的核心空间绮香园位于租界区域，其权力结构却是租界现实的反转：绮香园由中国的花总掌管，日本妓女与西洋妓女则处于“属下”地位。《官场现形记》表明了以洋场拯救官场的诉求，在叙述完黑幕层张的系列官场故事后，小说以甄阁学的老大哥病中恶梦收结。他的梦分为两个空间场景：第一个空间场景为豺、狼、虎、豹、猫、狗、老鼠、猴子、黄鼠狼等所聚集的树林，隐喻魑魅魍魉的中国官场；第二个空间场景为上海公共租界的大马路，道路平坦，马来车往，洋楼高耸，一群中国官员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坐在洋房廊下的椅子上，洋房里有人编校一本针砭官员劣迹的书(暗指《官场现形记》)，准备拿来改造腐败的中国官场。在第一个空间场景中，豺、狼、虎、豹(鱼肉人们的中国官员)一副凶残嚣张的模样，而在第二个空间场景(租界)中，却显得服帖老实。第二个场景空间中的病人(暗指中国人是“病人”，需要疗治)问那是什么书，洋房里出来的编书人说：“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人太多，老百姓怕官，只好编一本书先把做官的教育好[37]。把两个空间场景连起来看，就有了以洋场拯救官场、以西方拯救中国的意义指向。
民国之后，通俗作家仍然乐于借“海上繁华”说事，但“海上繁华”本身已成为他们质疑的对象。旧体诗《上海洋场序》既渲染了洋场的现代繁华景象，又指出租界的繁荣附带着中华“利权”的丧失，因而“但愿洋人海外流”[38]。包天笑《上海春秋》(1922-1926)把上海当作“罪恶之薮”[39]，娑婆生(毕倚虹)《人间地狱》(1923)把上海比作“恶汇而魑魅生，法紊而妖魔厉”[40]的人间地狱。
五四时期的通俗作家解构上海空间神话时，倾向将上海与乡村勾连。《乡老儿上海游记》[41]记录的主要是乡老儿游历上海租界的见闻感受，但却从华界半淞园的景观落笔，营造了在半淞园静观江岸夕阳的传统审美情趣。在引出游历者乡老儿之后，首先大肆渲染了乡村空间宁静幸福的生活。从中国乡村空间的旨趣来审视上海见闻，“海上繁华”除了“热闹好玩”，余下的便只有虚假、险恶、淫欲、违背常理。《乡老儿上海游记》以乡下人眼光与身份来暴露上海的本质，挖苦上海，是晚清文学中常见的乡下人在上海出洋相、遭欺诈模式的颠倒。在乡老儿眼中，租界“现代文明”利弊同在，例如汽车就是“极便当之中伏着极不便当”[42]的交通工具。乡老儿以辩证眼光看待租界，包括马路、汽车、火车、电车、住房、服饰、游戏场等，粉碎了“上海的名头了不得”[43]的神话。乡老儿一面解构租界现代空间的神话，一面指出租界空间的殖民性质。他指责上海人真窝囊，无权入公园竟然默默忍受；他感叹南京路上那么多的洋房晚上空着，华人却只能挤在狭窄的住房里；他惋惜那么多的华人丧生于车轮底下，更为“汽车见到外国人格外小心”而满怀民族义愤；他也注意到上海旧城“街道果然不如租界修得整齐”的“乱糟糟的样子”[43]。乡村旨趣与民族意识的结合，让他感觉在上海“一刻也存身不住”。
小说《租界》[44](作者叶劲风为《小说世界》杂志编辑)以另一种叙事策略对租界的空间权力进行质疑。对七里庙的乡民来说，租界是一个繁华而令人生畏的世界，他们不厌其烦地谈论它，心生向往。小说叙述张老头子游租界的过程，特别强调他在七里庙的威望身份：最年长，有见识，“凡是后辈们有什么事，总得去请教他”。他进入租界后，乡村经验失去了权威性，不能理解租界管理规则(行人不能在马路中间走、不准随地大小便)，虽误读而不自知。乡村长者在租界失去认识与行动的能力，完全被租界所掌控，并以误读的方式认同租界，希望外国人“看中”七里庙，把七里庙变成租界。张老头子游历租界的故事可以看作空间权力的交锋，中国乡村空间经验难以理解西式租界空间，在后者面前失去了行动能力。租界通过现代景观的视觉冲击和管理规则的规训，越过乡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观念的荒芜地带，征服了中国的乡村世界。因为租界以新奇宏伟的现代城市景观为支撑，造成了租界的权势话语地位，游历者也以新获取的租界空间经验为荣，转身向乡村世界炫耀。小说的反讽叙事暗示了乡民艳羡租界的虚妄与愚昧。
《从上海来》、《从上海来的客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安排拥有上海空间体验的中国人回乡，借此表达对上海的否定。范烟桥《从上海来》讲述阿金水衣锦还乡的故事。五年前阿金水在村里做长工，五年的上海生活把他驯化成乡村的异己，他穿着皮鞋走惯大马路的脚，已不适应乡村的土路，对故乡的乡亲故旧、生活环境都充满鄙薄，但他回答不了乡村教书先生的问题：外国公园为什么不许中国人和狗进去？乡村空间是停滞的、平静的，从上海来的阿金水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他对上海繁华景象的描绘，让村人感到乡下生活的暗淡，并对上海满怀企羡。他的离婚事件更是“惹得村上的人们心绪不宁”[45]，“上海之罪恶”渗透到了遥远的乡村。上海在小说中以邪恶的力量出现，上海来的阿金水与村里有名望有权势的倪相公勾结，进一步表明上海文明对乡村的渗透与操纵。杨小仲《从上海来的客人》渲染嘉年村的所有村民对即将从上海回乡扫墓的方坤生的狂热期盼。倒不是因为方坤生是多大一个人物，而是因为他是从神秘的上海来的，对他回乡的狂热期盼，也就是嘉年村对上海的集体幻想。正因为方坤生是村人借以想象、羡慕上海的中介，故其上海装扮在村人眼中焕发出耀眼的光辉。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威望者——村中教书的老先生，他的“一切的行为，都是全村的表示”，然而，他在人前的严肃倨傲与在学生方坤生面前的平和谦恭形成了鲜明对比，老先生这位村里知识最高的人，“不觉神智颓丧，感到自己的低微”[46]，怅然若失。方坤生的现代文化视野挫伤了乡村知识分子的自信。与村民对上海的狂热相比，方坤生较冷静地阐释了上海地狱与天堂的双重特性。最终村民也由狂热转向冷静：“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关我们什么事呵！”
通俗作家对租界空间权力的叙述往往还流于表面，叙事风格不无夸饰。他们常以乡间的上海想象作为叙事起点，这种想象来自于道听途说——“到过上海的人，都能确认上海的富丽繁华，回到家乡以后，莫不如海客谈瀛洲一样，说得人们心醉。”[47]通俗文学通过“入城”或“返乡”的故事，最终对坊间的洋场形象进行“祛魅”。在“祛魅”过程中，租界繁华、空间权力的华洋有别与生活状况的贫富悬殊是必不可少的元素。通俗作家表达对租界空间权力的不满时，心态单纯，采取的是作为华人(中华民族)一员的无等差立场，对空间权力的质问源于朴素的民族情感，对空间权力结构并不深究，也不详解。
五、新文学家的空间政治：弄堂、公园和马路
新文学家自然更在意租界的空间权力问题。与通俗作家不同，新文学家不俯就市民趣味，也不从乡民视角来辨析租界空间权力。参与叙述上海租界的新文学家不是“老上海”，他们往往是上海的寓居者、漂泊者或闯入者，如郁达夫、郭沫若、彭家煌、叶圣陶等，穿越喧嚣的租界空间，述说着属己的空间感。“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48]新文学家对租界空间权力的叙述更具个性化，更富有反思色彩。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49]但上海新文学家民族情感的表达，总是掺杂着阶级观念。上海的民族主义是阶级民族主义。鲁迅批判国民党在上海的“民族主义”时指出：“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50]这在上海的空间叙事中反复渲染。
空间有内外之分，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别。租界时代上海地价的昂贵与人口的拥挤，使得空间问题上升为上海住宅的主要问题。逼仄的“内室”让寓居者深感压抑，住进上海的弄堂房子，“您总会觉得这回是进了牢笼了。四处都是房子，除了仰头到四十五度的角度以上才看得见的天空，再不会瞅见其他任何的自然，大都市的激动的神经强烈的刺激，也到不了您那里来”[51]。五四文学对上海住宅的关注，着意强调空间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既源于居室的狭窄，让人产生“黑暗地狱”、“丛墓”、“牢笼”等空间体验，也与宽阔的花园洋房带给底层社会的挫败感有关。这种挫败感与城市的殖民性有着内在关联，也包含对上海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前沿阵地”[52]的反思，因此任何关于住宅问题的叙述，都喻示着空间的政治性。在《上海人所占的空间》(1925)中，弄堂房子的分租所造成的局促空间，与公共租界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橱窗陈列的物品所占阔大的空间进行比较，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上海人所占的空间，竟不及大公司窗中的货物。”[53]叶圣陶《丛墓的人间》(1924)开头就抛出人与空间的依存关系，指出城乡居民无论穷或富，都拥有宽阔的生存空间。这算是铺垫，接着说到上海，以“丛墓的人间”喻指上海底层市民的空间占位。上海设立租界后，石库门房屋逐渐成为流行样式，就是所谓的“上海式房子”[54]。在这样一套房子里，最大限度可以住七八户，杂乱肮脏。入夜后，楼上楼下横七竖八躺满了人，仿佛“新陈错杂的丛墓”。叶圣陶有感于租界中高大洋房与拥挤石库门的反差，呼唤空间权利的平等。他认为，所有上海人居住空间均等时，丛墓就变成了人间，而这将需要上海“转上那新的轨道”[55]。
远离自然，寓居于狭窄、昏暗、憋闷的弄堂，现代作家迫切需要不时归返自然以调节身心。然而，租界里的华人却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困扰[56]，这是因为租界中空气清新、花草繁茂、场景开阔的自然空间属于稀缺资源，只有几处公园，且为外侨专享。例如，1916年公家花园(外滩公园)的“公园规则”规定：“本公园是供当地外籍居留者休息的场所。”[57]259郑振铎抗议说：“我们是被放逐于乐园之外了！主人翁是被放逐出自己的公园之外了！……我们的呼吸权是被剥夺尽了！”[58]华人也不是全不允许入园，1914年和1923年版《上海指南》说：“华人除西服或日本装者不得入内。”[57]260租界公园空间的准入规则，明显包含种族、阶层、文化的偏见，现代作家对公园空间的叙事，容纳了作家对民族、阶级问题的思考和对殖民特权的批判。创造社作家在情感与趣味上不与上海通融，故对公园空间包含的殖民意识与民族意识冲突特别敏感。成仿吾《春游》(1924)写道：“住在上海好像坐牢，孤独的我又没有什么娱乐，在外人庇荫下嘻嘻恣欲的狗男女又使我心头作呕。外国人的几个公园，都红着脸去游过多次。”[59]由于租界公园规定华人只有穿西装才能入内，郭沫若为了带孩子进公园玩，不得不“穿件洋服假充东洋人”，体验到“亡国奴”的屈辱感[10]43。1928年租界公园对华人开放后，公园所承载的空间政治，由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转变为阶级观念。万迪鹤《外滩公园之夜》没有把笔墨集中于外滩公园的景色，而是借助嗅觉与听觉，由公园里的场景联想到公园外苏州河腥臭的气息和生活重压下劳动者的呻吟，指出这就是“外滩公园里最大的特色”[60]，由此完成了对空间阶级性的控诉。茅盾《秋的公园》(1932)把秋天上海的公园看作“都市式高速度的旧战场”。其实，浪漫感伤的文字不过是用来遮掩作者真意的烟幕。在唯美颓废的抒情中，插入公园拒绝“短衫朋友”的事实，并在最后以感伤笔调哀叹摩登男女的公园恋爱故事“将来就要没有：这样的风光不会长久”[61]，透露出空间权力的阶级性及摩登男女时代行将终结的主题。
马路也是作家们经常着墨的空间。现代中国没有哪个城市的马路会像上海的马路那样，承载着如此浓厚的空间政治意味和性别欲望气息。《夜过霞飞路》[62]、《深夜的霞飞路》[63]、《南京路》[64]、《南京路行进》[65]、《南京路序》[66]、《北四川路之夜》[67]、《神秘性的北四川路》[68]、《北四川路无言的漫步》[69]等等，都把反殖民主义、民族观念与街头色情融为一体，建构起租界马路的空间性质。租界马路空间的描绘带有“街头政治”的意味，也就是潘汉年《徘徊十字街头》里提到的“街头哲学”。孤岛与沦陷时期上海马路的空间叙事仍大致沿袭这一策略。诗歌《雨霞飞路夜步》写沦陷时期的霞飞路，在飘雨的暗夜，投影出人生选择与出路的彷徨与质问：“霞飞路哀然踏在/无主宰的步伐下；/问一问到何处去吧，/你底眸子里藏着一个疑团。”[70]散文《霞飞路》[71]把街景与尚武精神、欧化风尚等联系起来，铺陈尚武精神的策略非常有意思，先引出德意志的尚武精神，接着提供了一幅女性尚武的街景剪影：时尚的青年女郎在街上闲逛，雄赳赳的武夫陪侍在侧，活泼的哈巴狗在前引道。随后，转入法租界霞飞路的类似场景：夕阳西下，晚风如织，打扮入时的外国女人牵着哈巴狗，旁边陪侍着一位浓眉大眼、昂首阔步的水手。霞飞路尚武意味的街景自然带有殖民地色彩。接着追溯霞飞路与法国霞飞将军的关系，进一步把尚武的光荣归到外国人头上。而晨曦之中匆忙赶路的中国女学生形象的引入，最终分享了霞飞路的荣光，成为另一道风景。在此，作者使用了“替代”的策略来叙述霞飞路的空间政治。
六、空间叙事的上海模式
两个上海(中国的上海与外国人的上海)的存在，以及空间的对照(新旧、中西、贫富)关系，规约着上海叙事的基本思路，二元对立思维是上海书写的基本路子，影响了现代文学的文本特征。
首先，在结构上与行文思路上，上海书写的相关作品，常常通过场景空间的对比、转换来谋篇布局，生发主题。如叶圣陶的散文《丛墓的人间》，浑沌的散文《上海不可久留》[72]，王独清的诗歌《上海的忧郁》[73]，郭沫若的诗歌《吴淞堤上》、散文《梦与现实》和小说《湖心亭》，彭家煌的小说《势力范围》[74]，穆时英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以及《母性之光》、《风云儿女》、《野玫瑰》、《三个摩登女性》等国产影片都是如此。段可情的《火山下的上海》把上海比作一座无形的火山，而贫富悬殊苦乐两重天的社会现实，正在积累能量，终将摧毁这个“不平等，不自由，黑暗，污浊，腐败，奢侈的都市”，上海革命主题借助惯常的“天堂”与“地狱”相对照的隐喻结构，依靠空间的并置来实现。空间的并置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组织起上层阶级在跳舞场、妓院、洋房等空间的奢靡享乐生活，底层市民在工厂辛苦劳作，酷暑的夏夜蜷曲在鸽笼式的房间或马路的水泥地上。通过场景切换与对照生发主题，穷人的酸辛证明了富人豪奢生活的不合理，华界的破败脏乱把租界繁华推向不正当的境地，穷与富、天堂与地狱的空间对照，对应着租界与华界的分野。因此，阶级革命主题与民族革命主题在空间上达成合谋。这证明了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5]
其次，近现代作家常常以一分为二的策略来叙述上海。晚清的小说在楔子、开头部分习惯以繁华与罪恶的二分态度进入上海，陆士谔的长篇小说《新上海》(1909)落笔即着眼于“文明”与“野蛮”在上海的奇异结合[76]。现代作家亦是如此。李定夷以“文明为罪恶之渊薮”[77]来为上海定性。何畏《上海幻想曲：1922年正月的印象》表达了对上海的两种态度：“上海！我要做一曲怎样的赞美歌？”“上海！我要做一曲怎样的吊亡歌”[78]。革命作家殷夫直面上海的双重品质：上海“是你击破东方的迷雾，/是你领向罪恶的高岭！”“你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你的罪恶，/等于你的功业”[79]。
上海的空间特性与左翼的阶级斗争观念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为左翼观念的传播提供现实注脚，并为左翼文学叙事提供便捷模式。“左翼的政治角色之一乃是在空间中进行阶级斗争”[80]，对空间差异的揭示无疑有助于唤起不平的情绪。1923年，郭沫若《上海的清晨》就写道：“坐汽车的富儿们在中道驰驱，/伸手求食的乞儿们在路旁徙倚。”[81]由街道空间生存状态的差异，郭沫若推导出静安寺路“火山爆喷”的阶级革命主题。丁玲的《五月》、《一九三○春上海》，郑伯奇的《深夜的霞飞路》等，都是以场景、人物、处境的对立来构设左翼文学模式。
这类受到租界化上海空间政治的影响而创作的作品，可以笼统称之为“上海式创作”，其文本结构与主题生成方式所形成的文本模式可称之为“上海文本模式”。
注释：
①福柯的演讲“Des Espaces Autres”(1967)对“heterotopias”概念作了较多的阐释。国内译者曾译为“异位”(《不同的空间》，周宪译，见福柯等著《激进的美学锋芒》)、“差异地点”(《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异托邦”(《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