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历史论文,烟苗禁种论文,反禁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6-0052-08
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是晚清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关注的人不多。涉及此问题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王金香《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苏著关于清末烟苗禁种只写了一页不到，没有正面涉及烟农的反应。王金香在书中花了一页多的篇幅介绍了清末禁种烟苗的情况，同样没有看到烟农的反应。王宏斌在书中用了一节的容量详细介绍了“禁烟运动的显著成效”，可惜对烟农的抗争基本没有涉及。拙著重在阐发贩毒群体的活动，烟农不在叙述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近代史资料》总49、50期刊出的《清末民变年表》（上）、（下）大量记载了烟农的反抗活动，编者张振鹤在“编辑说明”中称“本年表按编年体记录清末人民群众斗争概况”①，此后在一些有关清末民变的论文中对烟农的反抗活动的基本定位是正面的。本文在王宏斌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根据《清末民变年表》的提示，尽量还原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场景，并试图对此加以说明和评估。
一
晚清后期，烟土盛行，毒祸蔓延。我们仅从各主要产土省份烟土的种植、出产与销售的大致情况即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四川、云南、贵州的土烟产量最高。光绪年间“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②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余里”③。至光绪末年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④岁产土药不下20万担。
贵州从光绪年间开始，从自种自销鸦片发展到外运外销。黔东北、黔西北的彝族土司们也已广种罂粟，贩卖鸦片了。道光末年贵州还是两广商人带来的烟土即所谓“广土”的销售市场，然而进入光绪朝之后贵州本省所产烟土，因品质优良、价格便宜不仅充斥本地，而且也打进了两广和湖南的市场。
1882年有人估计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265000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65000担，余皆分运近省。”⑤据1897年赫德的估计，四川鸦片产量为1.2万担，云南8万担，贵州4万担。⑥至1906年国际委员会估计，四川生产的土药已增至23.8万担，云南为7.8万担，贵州约为4.8万担。三省合计36.4万担，约为全国鸦片产量的2/3。⑦
陕西、甘肃、山西三省的土烟产量仅次于四川、云南、贵州。19世纪60年代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成为著名的鸦片产区。⑧“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至咸丰、同治之交罂粟花已遍布陕甘各县，产量日多，质品亦佳。陕西1906年种植罂粟面积估计为53万亩，⑨年产鸦片不下3万担，⑩甘肃年产鸦片5000担。(11)到1906年，甘肃凡有条件的地区如崦歌集、罗家川、西河川、黄茨滩等地几乎都种上了鸦片。每逢割烟季节，商贩云集，谓之赶大烟场，一时呈现出畸形的繁荣。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说：“晋民好种莺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12)山西鸦片年产至少为11620担，多时达3万担(13)。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的估计，上述三省生产的鸦片约有11.4万担。(14)
浙江省生产土烟较早，台州、温州均以盛产土烟而闻名。据赫德1897年的估计，浙江生产土药1.4万担。(15)1900年前后种植面积每年高达47万余亩，年产土药15000担。(16)1906年的一项官方调查说，闽省年产土药15007担，每年消费的洋药为6804担。(17)江西种植罂粟不多，年产仅数百担。(18)
1906年9月光绪帝在中外舆论的促进下，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得失最终发出了禁烟上谕。光绪帝指出：“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19)1907年冬为了强化管理，在新定的《新刑律》中明确列有鸦片烟罪。1908年6月，民政部与度支部又会订了《稽核禁烟章程》增加了公行的内容。规定各省仿照皖豫晋等省开办土药统税后所设立的土市公行，“设立公行”，以负责查土报税工作。它要求“种户须凭行卖土”，大大压缩了烟农民卖土的空间。(20)
光绪帝死后新继任的宣统帝于1909年初新颁《禁烟条例》，规定凡栽种罂粟，制贩大烟，设烟馆制烟具等均处有期徒刑。1910年秋，清政府根据对各省禁烟的大检查发布谕旨，将河南、山西、福建、广西、云南和新疆等省督抚均交部严加议处。理由是该督抚等均报一律肃清，实际上并未禁绝。
二
河南在1908年有70余县实行了禁种，但在与山西、陕西交界的地方仍有大片罂粟种植区。1909年，禁种遇到很大阻力，“各属绅民……请求展期者不绝于道，陕州各处尤多。各地或有数十亩，或有数百亩不等。(21)陕州等处与晋陕交界之区山径纷歧，小民希图厚利，间有违禁私种情事。”(22)1910年5月5日陕州、汝州农民反对铲除烟苗。(23)该省盗匪丛集，社会动荡，难于令行禁止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禁烟未见大起色的关键是地方官玩忽职守，办事拖沓，权威不足。
山西是清末土药生产最著名的省区之一，1904年全省土药税收23万两白银，(24)鸦片流毒极为严重。1907年实施禁令后官员态度不一，有的极为认真，有的视禁令为具文。英国公使朱尔典认为，山西大部分官吏对禁烟比较消极，“不若人民之奋发于下”。山西禁种也不顺利，1908年尚有罂粟35万余亩。8月黎城百姓抗拒种烟地亩税，县令张某前往“劝导”，被骂并“饱以老拳”。(25)9月沁水县农民反抗烟膏统捐，殴打办捐绅士。(26)1909年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查拔，基本实行禁种。但到了次年春天，有的地方罂粟种植仍然不少。官吏派人下乡查拔，连续引发抗拔烟苗事件。1910年，文水县乡绅武树福、弓九湖联络二三十个村庄，互相立约种植。文水县令刘彤光得知这个消息，派人进行缉捕。武、弓二人担心被捕受罚，遂于3月11日在开栅镇鸣锣聚众一万多人。山西巡抚丁宝铨闻报，立即派兵前往弹压，就地正法武树福。管带李逢春带兵到达开栅镇，要求乡民交出武、弓二人，遭到拒绝。双方相持10余日。3月23日黎明，李逢春在县令督促下，调兵进入栅镇，捕获武树福，还逮捕了涌出抵抗的100余人。邻村乡民纷纷赶来，被清军“格毙者约十余人”后，才陆续散去。他们纷纷到县具结，表示不种罂粟。当年山西将烟苗基本查拔干净，禁烟取得了明显成效。
陕西巡抚对禁烟态度消极，仅向各地发了一通札饬文告，并无实际禁烟措施。1907年罂粟种植面积甚至比往年更多，汉中地方官甚至扣押禁令，认为种植罂粟是抵制洋药入侵。在清廷的再三催促下，陕西自1908年才开始认真办理，全省罂粟播种面积减至35万亩，1909年，罂粟面积再减为20万亩。这年米脂县为禁烟还开了杀戒，引来被激怒的农民围攻县城。(28)然而官方的调查报告称，“陕西禁烟难信，而凤、乾、汉等属禁种徒事虚文，第多少不一，有减一半者，有减十分之一二者，甚有较上年反多者，即山北各处访查，亦未减少，并闻该省禁烟只责成绅约具结了事。”(29)1910年6月扶风农民反对禁种烟苗。(30)1911年春天，由于各省禁烟都已缩短限期，陕西不得不抓紧禁种，派兵到各地查拔罂粟，结果屡发事端。4月10日甘州反对禁烟的三万多农民捣毁城内的盐店、统捐局及绅士王姓的住宅。(31)5月甘州农民还拆毁烟局。(32)5月16日兴平县水渠村农民聚众，反抗禁烟。(33)6月14日凤翔府郡县地方，会党柳三等潜结党羽，在查禁烟苗严紧之际，煽动文家村民借端起事，“鸣锣放枪，四面攻扑。”知县派马队前往弹压。“该村民因匪势已败，由绅转恳，情愿自行犁烟赎罪。”(34)陕西禁政遇到的阻力自然较大，主要靠军队压服，其功效自然有限。
甘肃1907年开始推行禁令，该省官员下乡亲督查铲烟苗，禁种比较认真，因而也出现抗拔烟苗的事件。1909年秋季，农民因鸦片价格大幅上涨，获利较大，开始尝试重新播种，而官府此时却不加制止，于是纷纷效尤，以至烟地多于往年。待到1910年4月，甘肃大吏通告严禁。兰州府张炳华开始严厉督促查拔兰州附近的烟苗，“以为各郡倡”，各地农民看见罂粟已长一尺多高，不忍拔毁，强者聚众抗拒，弱者守垅而哭。有的地方官敷衍了事，选择大路附近的罂粟象征性地拔掉一些。张炳华不肯敷衍，又派皋兰县、金县县令前往各地督拔。张炳华在带人查巡时，路遇乡民请愿，不从。“百姓聚而观者数百人，忿不可遏。一无赖名岳麻子者，以首触该守，立仆。众观者从而和之，拳脚交下，丁役护者皆伤，或以轿杆捣其胁，该守痛极，大呼乞命，始哄然鸟兽散。”(35)5月烟农民变，清朝兰州知府全家被杀。(36)9月兰州府六七县农民聚众，反抗查禁烟苗。(37)张掖不久也发生聚众殴官之案。“请兵弹压之禀，殆无虚日。”(38)这年，查拔翻犁罂粟田亩不及十分之四五，禁绝计划不得不推迟。
新疆罂粟种植面积不大，主要分布于阿克苏之库车、乌什、轮台、塔城、宁远，年产不过百余担，鸦片祸害较之内地省区要轻得多，禁烟理应较易推行和完成。1909年，新疆宣布禁绝土药生产，实际根据调查报告，“新省禁种，各属奉行不力，如奇台、绥来县山僻地方偷种尚多。”(39)1910年奇台种烟农民万人抗官，反对禁种烟苗，后经镇压，正法多名要犯，事态才得以暂缓。(40)
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州共有140余州县，除了边厅数处之外，无不广种罂粟。除了满足本省居民的大量消费外，还大批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对于四川来说，开展禁烟运动绝非易事，禁毒任务较为艰巨。四川官员对待禁烟是比较认真的，他们采用限制种植法，设有二十余处烟捐局，准备征收统税，结果被群众捣毁4处，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征新税。据外国人调查，1908年四川“全行禁种者已有四十余处，总计全川烟亩本年约已减半。”(41)次年该省总督将本省禁种计划提前到本年内完成，派出大批员弁下乡检查督拔，收效明显。1910年的全国调查报告称，四川禁种尽管还不彻底，仍有数县有大片罂粟，但已改变了昔日阡陌相连的毒卉遍植局面，成效是相当显著的。同年7月22日眉州农民反对禁烟，拆毁禁烟局。(42)
贵州山多田少，气候湿润，比较适宜罂粟种植，农民以鸦片为利源，虽穷乡僻壤，无不广泛种植罂粟。每逢收获季节，东南各省商贩集资合伙入黔，购运挑载，络绎不绝。1907年该省推行禁令，但成绩不大。主要原因是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学政大员均系毒瘾患者，对待政令不很积极。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推行禁种。在1908年到1910年的实行过程中，该省连续发生30余起较大抗拔烟苗事件，发生在1910年的抗拔烟苗事件还震动全国。当时新军标统袁义保带队到安顺府某地查拔烟苗，当地农民在不法匪徒唆使下，聚集数千人抵抗，双方发生严重冲突，酿成流血事件。(43)1911年1月25日安顺县农民反对禁种烟苗，殴伤知县。(44)同月水城县农民聚众数千人，反抗禁烟。(45)3月普定官方铲烟，引起民变，官方在镇宁县武装强制铲烟。(46)烟农的情绪激烈，贵州的禁烟难度较大。
云南种植罂粟最早，产量很大，该省生产的烟土不仅供本省居民消费，而且大批运往广西、广东、福建、江苏，还有一批出口法属越南。云贵总督锡良实施禁令雷厉风行，一开始就把10年禁烟期缩短为3年。他还大量收购桑、棉、红花种籽分配各属，勒令更换植物。1908年，继任总督报告说：“（云南）调查、考核、劝惩兼施，于是，官民知禁令之必期实践，种者即幡然改悟，禁者复奋迅直前。自秋徂冬，各属地方官或单骑亲出，或酌派正绅各携总局按期撰刊之白话报纸随处演说，兼事清查。林僻山箐，足迹皆遍。凡遇无知愚民私种烟苗，概经督令铲拔。前督臣（指锡良——引者注）更广选员弁，优给薪资派令四出勘查，统凡十四府三直隶州所属八十余厅州县辖地，无论通衢僻壤，以及人迹罕经之处，靡不查察一周。已铲者劝令相度土宜别营树艺，或改种杂粮；未铲者立即眼［跟］同锄铲，不使留未尽根株。以故入春而后，通省无丝毫新烟出现，依限净尽，实为官民始料所不及。”(47)由此可见，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云南省的禁种一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后，有的地方如罗平州、东川府等地又出现了罂粟种植现象。1909年在“大理府和腾越之间的乡村地区发生了麻烦。”(48)1910年11月27日大姚县农民暴动，反对拔除烟苗，数千人攻占县城，捣毁学堂和教堂。(49)次年3月7日宣威州农民聚众抗拒铲除烟苗。(50)
广西年产土药3000担，本省消费的土药主要来自云贵。广西官吏禁烟比较认真、积极，至1909年已取得良好成绩。1910年的官方报告称，“广西产烟不多，悬禁甚厉，山僻偷种亦少。……广西禁烟不得遽谓十分净尽，惟风行雷厉确系实情。”(51)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年6月还是发生了南丹农民数百人大闹州署反抗禁种烟苗的事件。(52)
浙江是广种罂粟的重灾区，罂粟大多种于浙东，滨海环山，象山为著名鸦片产区。最初采用渐禁的禁种方案，1908年改为禁绝方案。当年罂粟种植面积为135772亩，1910年又恢复扩大为几十万亩。1910年奏报查拔烟亩为263743亩。在禁种过程中，烟农屡屡起事，其坚持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频繁程度之密为全国之最。1907年5月27日余姚北部农民首先集体抗捐，捣毁周巷平王庙浆局，并火烧巡船，打伤巡兵，捣毁高等小学堂。(53)8月26日黄岩县农民聚众捣毁西门土捐分局。(54)1908年2月3日太平、仙居两县农民万余人，反抗官吏查禁烟苗。(55)同月，宁海县二十余村农民联合反抗知府处罚种烟户。(56)1909年4月21日遂安县农民以反对官吏借禁种烟苗敲诈勒索为由，聚众“哄闹”县署，并劫狱释放监犯。(57)1910年3月2日温州瑞安农民聚众，反对查禁烟苗。(58)4月12日遂安县农民因县府禁止种罂粟，苛派捐税，进城毁学堂和土药店。县令下令镇压，打死打伤六人。(59)同月宁海县农民反抗知县铲除烟苗。(60)5月宁海县农民继续反抗禁烟。(61)9月台州太邑农民捣毁禁烟分所。(62)10月东阳县农民聚众，反对禁烟，捣毁善堂。(63)1911年浙江巡抚鉴于罂粟仍广泛种植，不得不派军队下乡查拔，仅温、台二府就先后翻犁烟苗“三十余万亩”。杭、嘉、湖等八府也先后犁除8800余亩，共计约40万亩。这种屡毁屡植反复较大的情形，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它说明地方政府事实上已失去了权威性。
福建每年除了大量消费洋药之外，本省同样出产土药。当地人士对于禁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按年减种不如此时一律禁绝较为直捷”。1908年，总督衙门曾派出六七十人前往各地督拔，当年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基本消灭罂粟种植，尔后再接再厉，于1909年完全禁绝。不过1908年12月同安知县下乡调查禁种罂粟时遭到过农民的聚众反抗。(64)1911年9月莆田农民又起来反对征收警捐，捣毁禁烟公所及各绅董家。(65)
江西在禁种方面不够重视，直到1910年还有20多县没有禁绝罂粟。1907年宁都官方曾经采取断然措施，禁种罂粟，结果引起民变，知县出逃。(66)1910年4月永新县十二都地方千余农民，反抗调查烟苗。(67)5月广信府玉山县农民又起来反对铲除烟苗。(68)7月玉山农民再次反抗禁烟。(69)
从全国而言，上述烟农的对抗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波动，它无法根本阻止禁烟运动的继续进行。1911年全国各地土药统捐局的裁撤标志着清政府再次发动的禁烟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当时要肃清鸦片烟毒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的破坏和干涉，而且还要防范社会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动荡。在这种极复杂的条件下，尤其是考虑到清末国家机关处于半失控状态，取得如此大的禁烟成效是极为不易的。
三
造成清末烟农与政府的对立乃至于对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家有国家的根本利益，前引光绪帝的上谕已讲得很清楚了，但农民有农民的现实利益，双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对农民来说，烟苗对土壤的要求不高，用力不多，收益极好。如山西“山崖水溢，不宜于他谷者，偏宜于种烟，用力不多，而获利甚厚……小民恋此厚利，尝试多端，岁月迁延，终且有明减暗增之虑。”(70)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来考量，鸦片烟是当时最赚钱的作物。“种烟地亩较寻常可得三倍之利，蠢蠢小民，但图利而已，国计之安危，王法之利害，匪所顾也，此禁种之难言净绝者也。”(71)《字林西报》评论说：“云南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鸦片在冬季种植，稻谷是夏季作物，所以不会取代罂粟。先前种罂粟的地方现在看到在种豆子。它们的价值与鸦片价值无法相比，而且不能列为输出产品。”(72)难怪有人发出感慨，“呜呼，禁种禁吸者，官吏之事也，不种不吸者，人民之事也。”(73)而国家为了推行禁政，也采取了刚性的措施，如1906年11月制定的《禁烟章程十条》明确规定，种罂粟者不准再种，过期不禁者地亩充公。(74)这一规定对烟农来说是致命的，夺走了他们的命根子。
必须指出的是有些省份的官吏在采取禁种烟苗措施的同时为烟农考虑了替代的作物，有的甚至还不止一种。以山西为例，根据巡抚宝棻上奏陈的办法，准备“自光绪三十五年起，所有种烟地亩，均令改种他项粮食，不准再种樱粟。”(75)1908年河南年禁种烟苗后，“小民间有私种之处，勒令全行犁毁，改植他粮。”(76)在云南，当局在禁种烟苗的同时“设法种植棉花”(77)。但是这些措施得在多年实验以后，才会产生结果。相比之下广西当局的考虑更为周到：巡抚张鸣岐在奏报桂省历年禁烟情形时报告说：“第民间种烟获利甚丰，非于禁种鸦片之外劝种有益衣食各项植物，或恐日久玩生萌蘖复长。桂省年来劝种之事首曰种麻，前经采辑良法刊印成书，分发各属团绅村老转相劝导，现正设法筹款设立制麻厂，就地收买生麻，使民间知有销场，推广自易。次曰种棉，上年派员前往上海、通州、湖北等处调查棉业一切情形，饬令本省农林试验场考查棉花种类，将中外种植新法、旧法比较得失，指陈利害，编纂浅说传布，并饬得学司遍发各学堂于课余讲授，藉收普及之效，另订奖励章程以资激劝。臣复恐仅止麻棉两项未必一律皆宜，因复派员前赴黔省择其种植易成如桐茶杉漆青口等项购采子种运回桂省，准民间领取栽种，概不收回官本。计自光绪三十三年秋间以来先后三次采运回桂，成活之树计数已逾千万。至于蚕桑八角均桂省本有之利，但蚕桑仅限于梧浔，八角仅限于边地，臣复谋推广，如南宁府属之宣化、永淳、横州、隆安，太平府属之左州向无蚕桑，近亦渐著成效。镇安府属之天保，龙州厅属之凭祥等处向无八角，本年据报各已增植数百万株。凡此多方设法于种户生计无损，萌蘖可不至复生。”(78)应该说，张鸣岐在考虑替代作物上是动过脑筋，想过办法，出过钱财，亦取得较好效果的。
其次，一些省份的农民不仅是鸦片烟的种植者，而且是鸦片烟的吸食者。如果真正落实了禁种，他们的嗜好将无法以较低的成本来满足。山西巡抚曾国荃在1878年在奏折中痛陈种罂粟之害：“未种之先，吸烟者不过游手无赖及殷实有力之家，至于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79)
第三，不问是非曲直，一味互相攀比效法。由于利益的驱动，被迫停种烟苗的农民总觉得自己吃了大亏，想方设法寻找借口，企图让官方开政策口子，让他们重操旧业。《字林西报》记者1909年报道说：浙江宁海县种植烟苗一直没有减少，远远超过宁波、奉化和象山三个县。宁海人“所提出的理由是：1907年的稻谷产量几乎是颗粒无收，而且当颁发限制种植鸦片的布告时，老百姓就向县官请愿；要求像以前那样准许他们种植鸦片以弥补稻谷的歉收。请愿被批准了，为期一年，但去年秋天我去宁海县时，很多老百姓对今年（1909年）是否也要执行禁烟法令表示怀疑。”该记者认为“关于象山县老百姓是否会继续克制种植鸦片一事，这基本上要取决于宁海县老百姓今年的行动，‘因为’，象山县老百姓说，‘如果宁海县老百姓获准种植，我们也要种。’”(80)同年河南“各属绅民纷纷联名具禀，佥谓本土禁绝，外土依然畅销，坐视邻省享此厚利，小民咸怀不平。请求展期者不绝于道，陕州各处尤多。”(81)奇怪的是河南巡抚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踢皮球式的言论不但未加驳斥，反而照样转奏，事实上对此报同情态度，这不能不影响当地绅民的偏激情绪，进而直接影响禁烟大局。
第四，经济负担的加重。在山西烟农种烟“民间日用以致输赋纳厘，半皆取给于此。……若概行禁种，不特烟税款无可收，即两忙正赋恐难应时完纳”(82)。在云南，支付棉纱和布匹的货款“不是用银子，而是田产品，其中最重要的产品就是鸦片。鸦片没有了，云南不得不支付现金购买输入物品。可是该省现金的数量非常少。”(83)
问题还在于清政府财政本不宽余，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它经常捉衿见肘，因此常打鸦片的主意。1901年为筹措庚子赔款，户部议定对土药税再加三成，1904年改办土药统捐，每百斤抽收土药膏捐及局用共115两。(84)此外，开办新政后各省的团练费、学堂费等，均从鸦片税厘中提取。1907年9月，清政府为了弥补因实行禁烟而每年递增的80万两洋土药税银，推出印花税法。次年6月又议定盐斤加价，每斤盐加4文，估计每年可得400万—500万两。后允许各省自筹抵补之方。1909年，度支部又奏请整顿田房契税，以抵补洋土药税之损失。同时，各省督抚纷纷献计献策，如云贵总督沈秉垄请开滇省矿产之税，广西巡抚张鸣岐请收宰牛之税，四川总督赵尔巽拟抽肉厘等等。王金香认为“以上措施，从主观目的上看，表明清政府是在切实认真地禁烟，是积极可取的；从客观效果上看，也确实减轻了清政府的后顾之忧，是禁烟成功的重要保障。”(85)殊不知所有这些为禁烟而起的新捐税远远超过了百姓主要是农民的承受能力，无怪乎他们在铤而走险起事造反时将统捐局、烟捐局、禁烟局、禁烟公所、浆局、土捐分局、土药店连同学堂、教堂和善堂统统砸烂，以泄其愤。
王金香说：“广大民众深受鸦片毒害，要求禁烟最坚决。……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强大的禁烟力量，只要当政者敢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禁烟就有可能取得成功。”(86)“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的动力本源于民众，在清政府严厉的禁烟谕令之下，各地官民密切配合，禁烟搞得轰轰烈烈。”(87)上述论断与史实相差甚远，带有较多的想当然的成分。我们已经知道烟农对禁烟是不会积极的。王所指的民众事实上只是一些开明士绅，是他们自发组织了“禁烟联合会”、“去毒会”等以辅官力之不及，而恰恰是这些配合地方官员推行禁种的士绅在烟农起事时充当了牺牲品，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
清末烟民再三发动的反禁种烟苗的事实表明：当时的政府威信已经大大下降了，即便是对国家、民族真正有益的事做起来也很难，民众对于各级政府的施政能力的信任是有很大保留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一专项政策再好，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5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②何嗣琨：《存梅斋文稿·入蜀纪程》。
③《光绪朝东华录》(3)，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3181页。
④何嗣琨：《存梅斋文稿·入蜀纪程》。
⑤《强本堂汇编》，《官游偶记》卷上，第23页。
⑥《光绪朝东华录》(4)，总3963页。
⑦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
⑧《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
⑨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⑩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07页。
(11)王宏斌：《禁毒史鉴》，第306页。
(12)张之洞：《禁种莺粟片》，《张之洞全集》(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3)王宏斌：《禁毒史鉴》，第305页。三省年产量相加最多为65000担，和外国人估计数相差甚远，待考。
(14)《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
(15)《光绪朝东华录》(4)，第3963页。
(16)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17)王宏斌：《禁毒史鉴》，第315页。
(18)王宏斌：《禁毒史鉴》，第316页。
(19)《光绪朝东华录》(5)，第5570页。
(20)王金香：《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21)《吴重熹奏禁烟渐著成效仍请禁止邻省土药入境折》，〈政治官报〉第919号。
(22)《河南巡抚吴重熹奏土药一律禁种并禁输入折》，《申报》1909年12月17日。
(23)《汇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24)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83页。
(25)《汇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26)《汇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七日。
(27)《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第5期、《大公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28)《汇报》宣统元年六月五日。
(29)《各省禁种土药情形单》，载《政治官报》第1051号。
(30)《东方杂志》第7卷第6期。
(31)《宣统政记》卷33，第26页、《大公报》宣统三年四月三日。
(32)《时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33)《宣统政记》卷34，第18页。
(3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2页。
(35)《追记甘肃拔烟祸事》，《东方杂志》第7卷第11期，第347-348页、《汇报》宣统二年六月十六日。
(36)《时报》宣统二年七月三十日。
(37)《东方杂志》第7卷第10期。
(38)《追记甘肃拔烟祸事》，《东方杂志》第7卷第11期，第347-348页。
(39)《各省禁种土药情形单》，载《政治官报》第1051号。
(40)《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636页。
(41)《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川省禁烟缩期禁种并改设公行实行禁吸折》，载《政治官报》第447号。
(42)《东方杂志》第7卷第7期、《时报》宣统二年六月十六日。
(43)《贵州巡抚庞鸿书奏禁种罂粟办理情形折》，见《政治官报》第1320号。
(44)《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汇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45)《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6)《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第298页。
(47)《滇省缩限禁烟一律禁净请将筹办出力各员分别奖叙折》，载《政治官报》第759号。
(48)《云南禁烟》，《字林西报》1909年2月10日。
(49)《东方杂志》第7卷第12期、《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三日。
(50)《时报》宣统三年二月七日。
(51)《各省禁种土药情形单》，载《政治官报》第1051号。
(52)《汇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五日。
(53)《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第431页、《汇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54)《汇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55)《东方杂志》第7卷第4期、《汇报》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56)《东方杂志》第7卷第4期。
(57)《汇报》宣统元年三月二日。
(58)《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大公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59)《东方杂志》第7卷第5期、《汇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宣统二年四月四日。
(60)《汇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61)《东方杂志》第7卷第4期。
(62)《汇报》宣统二年八月十三日。
(63)《东方杂志》第7卷第9期。
(64)《汇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大公报》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65)《时报》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大公报》宣统三年八月十八日。
(66)《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437页。
(67)《汇报》宣统二年四月九日。
(68)《汇报》宣统二年四月十八日。
(69)《东方杂志》第7卷第5期。
(70)《申报》1908年11月4日。
(71)《申报》1909年8月21日。
(72)《云南禁烟》，《字林西报》1909年2月10日。
(73)《申报》1909年8月21日。
(74)王金香：《中国禁毒史》，第87-88页。
(75)《申报》1908年11月4日。
(76)《河南巡抚吴重熹奏土药一律禁种并禁输入折》，《申报》1909年12月17日。
(77)《云南禁烟》，《字林西报》1909年2月10日。
(78)《申报》1909年5月13日。
(79)曾国荃：《申禁栽种罂粟以裕民食》，《曾忠襄公奏议》卷8，第16页。
(80)《宁波禁烟情形》，《字林西报》1909年2月1日。
(81)《吴重熹奏禁烟渐著成效仍请禁止邻省土药入境折》，《政治官报》第919号。
(82)《晋抚宝棻奏陈禁烟办法》，《申报》1908年11月4日。
(83)《字林西报》1909年2月10日。
(84)《谕折汇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务，第46页。
(85)(86)(87)王金香：《中国禁毒史》第95页、85页、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