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汇率政策与人民币可兑换_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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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论题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问题,今天上午各位专家已经很详细地介绍了人民币处于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中国的汇率政策这样成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货币基础的。中国的货币总量无论狭义货币还是广义货币,数量增长很快,而名义汇率却可以保持不变。其他东亚国家我们看到只有日本一个特例以外,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钉住美元汇率。如果美国的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更负责的话,中国固定汇率会更有效。我们看一个微观的原因使得我们8.28人民币对1美元的汇率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资本项目是不可兑换的,这使得没有有效的外汇市场供外资进行外汇对冲,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原因,使得我们固定汇率到现在为止非常成功,这一原因就是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迅速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它的平衡性的价格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都是互相保持一致的。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说像中国这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国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它的汇率应该不断升值,名义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呈现出工资增长与整体的价格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是保持一致的,基本都是10%左右。中国和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经历的经济现象差不多,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并且工资增长水平和劳动率增长水平相一致。日本在这一阶段始终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没有不均衡现象,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不均衡的可能,也不需要在短期内升值它的汇率,中美双边贸易呈现的趋势是中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经常性项目处于盈余状态,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是赤字现象。所以,从多边贸易角度上看并没有贸易不平衡的现象,美国希望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货币升值,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在谈这方面内容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经济模型,就是弹性模型,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个模型有所了解。在国际经济学中弹性模型表明如果将货币升值的时候,出口产品会相对比原来产品昂贵,也就是货币升值会使得国际收支出现盈余下降的情况。这个模型听起来让人觉得有道理,实际上是错的,特别是用在开放经济体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机会给大家用很多公式推导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简单举个1971年到1995年日本的经济例子,1971年日元对美元是360:1,1995年是80:1,这是很大的汇率变化,日本对美国经常性项目盈余一点没有减少。正确观察这个问题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东亚国家从总体上看是高储蓄状况,这体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而美国等低储蓄的国家向高储蓄的国家借贷,出现出口小于进口以弥补储蓄不足的情况。所以说根本问题是美国储蓄不足,通过让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这个现象,也就是说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美国进出口中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是不可能的,弹性模型不一定是对的。

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最合适的一个政策就是维持原来8.28中心汇率不变,在这个中心汇率周围保持一个1%到2%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汇率微调,在这个波动区间不会改变贸易平衡状况,通过增加波动区间使得其他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加入到现在的结汇市场之中来,当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只有1:8.28中心汇率,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做结汇工作。现在使用这个固定政策是为了维持只有8.28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没有波动区间,这个情况下没有给金融市场参与者任何可盈利的机会,所有结汇任务都落在中国人民银行身上,我建议保持8.28的中心汇率不变,同时扩大波动的范围。我与蒙代尔教授讲的观点惟一不同之处是,我认为2004年中国经济是有过热的情况,他认为没有。我认为经济过热的现象是存在的,中国2004年经济过热我认为是美国造成的,是华盛顿的政策造成的,为什么我这么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把短期的银行借贷利率始终维持在1%这一很低的水平上,这个水平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这样一种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世界基本商品价格增长都十分快,2003年和今年达到30%,这样的现象促成了中国现在经济过热的现象。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体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这样的,中国很大一部分市场集中在消费品上面,消费品市场中农业产品占整体经济中的比例很大,同时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很快,这一点可以造成在美元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国在美国的较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它的价格受到的影响甚至比在美国国内的影响还要大。实际上美国应该让利率上升,这是美国利益之所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华盛顿做出的另外一个错误决策是,他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升值,这个政策也是不对的。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很宽松的汇率政策,以及他对其他货币政策的干预,使得中国内部一些持有美元资产的个人,过去一两年中大量释放出他们手中持有的美元资产,同时境外投资者也做了类似的动作,还有央行积累了很多资本,他们把美元大量抛到市场上造成升值压力,同时受市场的影响,游资有可能进入中国。在放贷问题上也有很大压力。中国在银行方面还可以做的另外一个举措就是提高它的基本法定准备金率,帮助冲销外资通过外汇市场流入对中国市场的影响,目前是7.5%,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提高。同时维持银行系统中零售利率。还有一个可能,央行是否可以提高再贴现利率。我们看到由于外汇市场上的巨大压力,央行大量留资是经常见的,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干预外汇市场使得本币升值。这样的现象我称为“受挫的美德”,这样描述东亚国家面临的高储蓄现象,这种所谓高储蓄特质实际上在19世纪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受挫和两难的行为,之所以这样讲,一方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升值货币,当然会失去国际货币竞争力,失去贸易和商业的竞争力,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他可能对你进行贸易制裁。“受挫的美德”,直接的字面翻译不是很有效,我们可更直观地翻译为“高储蓄的两难”,现在大概介绍一下目前贸易呈现发展势头的情况,首先,在东亚各国内部进出口增长是非常迅猛的,跟上世纪西欧相比,可以说现在东亚的出口比进口发展速度快很多,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汇率稳定,我觉得很有可能让所有东亚国家联合起来维持一个在汇率方面的平衡,在这样一个联盟下合作。比较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不同的汇率政策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纵然有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但日元对美元汇率仍在上上下下波动,而中国的汇率政策一直比较稳定,人民币对美元一直保持在8.28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在我与日本同事一起写的一本书《美元和日元》中,我提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做出以下的决策,在汇率政策中选择某一个水平,比如说120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水平,不管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水平或者其他水平上面定下来就不要动了。对东亚经济可以考虑建立汇率政策方面的联盟,他们达到这样一个协议,一起相对美元提高一定百分比的汇率,保持相对之间的汇率稳定。

我提出这个建议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东亚经济可以使他们隔离美国内部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我还要提出另外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在东亚地区内部用哪一个货币或者产生新的货币来成为该地区货币中的基准呢。各个国家的财长需要好好谈一下,开一个会研究一下到底找哪个货币做该地区的货币基准,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得出某一个结论,用日元或者人民币作为基准货币,这样的结论从政治上看可行,但是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就是说由于日元一直以来相对美元不断升值,日本国内有通货紧缩的情况,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的利率一直在零左右波动,在接近零的范围之内出现流动性陷阱,日本的经济被陷在这个陷阱里很久了,我们不希望东亚地区国家用日元作为货币的基准,以免陷入类似的经济境况之中,2004年日本经济出现起色,有可能是中国帮助的原因,它已经逐渐脱离了通货紧缩的情况,在中国持续的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现在还要发展内部的债券市场,这样才能为未来人民币在国际化舞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提供基础。总之,我们不希望出现类似于美国的政策失败和大规模通货膨胀情况。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2003年10月份的时候,美国财长斯诺访华时劝告中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在汇率政策上面采取更灵活的政策,这样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让人民币大规模升值,这种政策建议是对中国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国应当组成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告诫华府说我们有几项内容希望美国也配合中国,首先跟格林斯潘讲美国利率要提高,短期的银行利率要提高,不能维持在1%的水平上,另外一点跟美国的财长和商务部长说,不要继续压迫我们升值人民币了。

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与上世纪70年代很多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相近的,当时美国的内部政策和现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很接近,一方面有着一定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它正在打一场经费不足的战争,这样197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施压,迫使他们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德国马克相对美元升值,虽然汇率政策有变化,但美国仍然保持原来的货币政策没有改变,还是放松的,造成上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都是非常动荡不安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困扰着美国。如果中国政府可能派出高级代表团到华府,给他们提到我刚才讲的东西是有警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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