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崛起与国家声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声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始终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焦点，更是学术界一直咀嚼、争论不 已的命题。近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可行性 与现实性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主要探讨声誉因素对国家崛起的影响，力图从理论研究 的一般意义来分析国家的崛起，并非专门针对“和平崛起”问题的研究。文章首先探讨 了国家的崛起内涵，分析了国家崛起可能遭遇的问题，然后阐释声誉因素对于国家崛起 的意义，最后指出国家崛起的可能性途径。
国家崛起：概念与条件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家的“崛起”(rise/rising)或者“兴起”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 此概念却缺乏明确的界定，更缺乏相当的共识。因此，在国际政治文献中很难找到对国 家崛起完整而系统的定义。但是国际关系的历史，无论哪个版本，都可以说是兴衰的国 家彼此间关系的历史。在国际政治语汇中，“崛起”与“衰亡”(decline/fall)天然相 联系，用以探讨帝国或大国的命运问题。在西方，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首开先河，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则承接这一使命，更一般地探讨了大国兴衰 律。在西方语境下描绘的“崛起”，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 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传统霸权国的不安。(注：王义桅：“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 ”，《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中国部分学者则将“崛起”解释为：“新兴大国 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注：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 际环境评估”，《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7-25页。)认为其含义与常用的“ 赶超”差不多，不论是崛起还是赶超，显然就是要以一定的“加速度”，缩小与一些强 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过与自己处于同一、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注：任东来： “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http://www.irchina.org )
问题在于，如果国家的崛起成为国家发展的代名词的话，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一 切关于国家崛起的可能性后果与遭遇的争论就无从谈起。(注：相近的观点参见阎学通 ：“什么是崛起?”。http://sis.ruc.edu.cn/yantaohui)任何国际体系中，如果重要 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状态，或者是，如果权力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依 然按照原有比例分配，那么，这种体系就能继续无限期地处于均衡状态。然而，无论国 内或国际局势的发展，都有可能破坏这种现存稳定性。国际体系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和 科技的发展，成员国之间实力发展所出现的不平衡趋势，是国际体系稳定性的突出的破 坏因素。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导致权力重新分配，最终会促成体系内部的根本变革。( 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国家崛起之所以成为可能，根源于国际体系内各国之间 实力发展的不平衡，而国家崛起之所以受到各国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发展的不平 衡长期积累的效应，会诱发国际体系现状的危机甚至崩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谈 论国家的崛起才同时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既然国家之间长期的发展不平衡会诱发国际体系现状的危机，崛起中的国家首先遇到 的问题，就是可能会遭受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国家及其附属的遏制。沃尔兹认为， 在国际政治中，当某一国家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 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该国，遏制霸权企图，其结果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一再 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中没有统 一的权威，没有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来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因此，各国必须遵循 自助的原则，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一方面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还 要提防其他国家权力的增长。国家自身不足以制衡其他国家权力的增长，就会联合其他 国家一起采取遏制战略。(注：Kenneth N.Waltz,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bery Award Record,Inc,1979,pp.115-128.)沃尔兹从均势理论中还引申 出关于国家行为倾向的理论命题，即国家在面临他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会 选择制衡(balancing)而不是追随(bandwagon)的战略，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 主要特征。(注：Ibid.)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政治的变革在历史上主要表 现为居支配地位大国的衰落和新兴统治大国的出现，对于一个正处于衰落的保全国家来 讲，最有吸引力的方法是发动战争来削弱或摧毁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因此， 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霸权战争”。(注：[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前言第9页。)与沃尔 兹一样，斯蒂芬·沃尔特也认为，在无政府的环境下，制衡而非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 常见的国家行为。但不同的是，沃尔特认为，既然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那么必 然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一方做出反应，即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沃尔特 提出，对国家的威胁主要有四个来源：权力的增加、地理的接近、进攻性能力以及进攻 意图。(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17-22.)他通过对中东地区、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30年代联盟关系的研究发现：首先，外在的威胁常常是国家之间结盟的原因；其次，制衡行为要比追随行为普遍；第三，国家不完全是制衡权力，精确地讲，国家主要倾向于制衡威胁。全球性的大国力图制衡权力，而地区性的国家试图制衡威胁而对于权力不感兴趣。第四，进攻性实力和意图的确增加了遭到其他国家联合抵制的可能性，尽管上述因素的精确效用无法衡量。(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p.147-148.)
根据沃尔特的结论我们不难推出，构成威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权力的增加，二是具 有进攻性意图。其中前者是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后者是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处于权力 上升的国家本身就具有了对别国形成威胁的必要条件。那么，处于权力上升阶段的国家 ，即崛起中的国家，就具备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可能性，尽管此种威胁不一定必然发生 。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对于崛起中的国家的遏制并不是必然而然的。只有 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有可能诱发遏制局面。
国家意图与国家声誉
上面我们得出，处于权力上升的国家本身就具有了对别国形成威胁的必要条件。一旦 这个国家被判定为具有进攻性意图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联合制衡的对象。 那么，国家的意图是什么，其他国家能否给予判断，如何判断?
一般地，意图是指行为体所追求或想达到的目标。具体地讲，意图所要研究的问题是 ，预设某种环境与条件，一旦这种环境成为现实的话，国家必定要实施的行为倾向。( 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48-57.)国家的意图就 是指一个国家真实的长远战略目标及其预想的实施途径。所谓真实就是指其长期的、由 其行为所揭示的目标。新现实主义几乎不认为对国家的意图判断具有可行性，因为没有 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知道其他国家的意图；而且，国家的意图是可变的。米尔斯海默就认 为，“国家绝对不可能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这并不是说国家的意图必定是邪恶的或者 善意的。因为国家的意图是无法严格地猜测，而且会不断更改”(注：John J.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95,pp.5-49.)。杰维斯也指出， “思想从来都不会停滞，价值观也会不断发展，而新的机遇和威胁也随之而来”(注：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105.)。意图从来都是不确定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国际政 治中缺少信任因而难以合作。
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之间对意图的判断是既合逻辑又合情理的行为。1871年 的普鲁士人普遍认为法国的敌意是消解不了的，因为几百年的历史表明法国永远也不会 成为爱好和平、值得信任的国家，所以绝对不能让它强大起来。当时普鲁士的战争部长 说：“为了我们的国家与人民的安全我们不能缔结一个保全法国的和平。”首相俾斯麦 也认为绝对不可以相信法国会放弃报仇的心理。(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98.)又比如，1969年6月中苏珍宝岛事 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委托周恩来总理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元帅 研究国际问题形势并且提出书面报告。7月11日，四位元帅在报告中的结论是：中苏矛 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一论断代表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 的基本认识，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美苏之间的矛盾远远 大于中苏之间的矛盾，所以为了抵制苏联的威胁，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同美国改善关系。 两害相权取其轻，此后，中国为了摆脱孤立的外交局面，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 美国的力量抵制苏联的威胁。(注：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8页。)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对于国家意图的判断与推测?安全困境的存在使国家不能信任 任何其他国家，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是潜在的威胁。然而，国家之间又的确存在利益的交 换，如果不能称作合作的话。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国家究竟选择谁来制衡，寻找谁来交 换利益?既然国家的意图无法判断，那么，最佳的途径就只能依赖国家的声誉。就是说 ，忽略了声誉因素就无法解释上述现象，无法揭示现象背后的动因。
一般认为，某一国家的历史行为会带来相应的声誉。一个国家的声誉，就是国际体系 中的其他行为体对于这个国家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信念与判断。这种判断不是凭空 而生的，而是利用国家过去的行为来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可以说，国家的声誉就是 国家的名声与信誉或信用，声誉不仅是国家历史行为的记录，还隐含着国家对于承诺如 协定条约、义务等的履行程度。国际政治中，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名声，以及是否经常违 反协定、拒绝履约，不能简单地从道德原则出发来判断；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其他 国家严格履行条约协定，即便在自身不遵守的情况下。所以说，声誉是对某个国家过去 行为的总结或特性归纳，它的作用是来预测、探寻未来的行为。(注：关于声誉问题的 详细研究，参见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 ，第13-18页。)
因为国家的意图无法判断，未来战略的走向趋势只能从其声誉中推导出来。打个比方 说，如果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比作弹性碰撞的球体的话，其动能就是其权力，势能就是 国际地位(动能与势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其速度的方向就是其战略意图。其他球体 要想避免与之发生碰撞，除了担心其动能或势能以外，还关心其运动方向(假设国家是 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究竟是远离自己还是逼近自己?因此具有同等权力或者动能的 国家，由于战略意图不一样，所带来的威胁也就不尽相同。判断球体的运动方向就要看 其运动轨迹，判断国家的意图也只有关注其声誉。总之，由于国家意图的无法确定，对 于意图的判断往往诉诸于国家的声誉。
国家声誉与国家崛起
国家崛起的可能途径何在?实际上，国家崛起的路径无非有两种：一种路径，就是拒绝 承认现存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发展自身的实力，力图推动现存体系的变革；另一种路径 则是承认现存体系，并且积极参与其中，提升自己的国际位势。究其实质，上述两种路 径并没有优劣之分，其最终的目的与效果也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两种路径的选择却要依 赖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塑造并推动着国家的行为选择。我们知道， 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对国家行为具有制约力，在结构性压力之下，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 遵循一定的规律行事。如果不服制约、不遵循规律，国家就有可能在游戏中出局。
在多极或者两极体系中，国家崛起的环境会相对宽松，结构性压力也相对较小。因为 在多极或者两极格局之下，由于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主导性国家，次一级国家的战略 抉择空间自由度就相对较大，可以在几个主导性国家之间选择。如果既定国际体系中的 权力大国之间对于现存秩序安排比较满意，那么这个体系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如果既定 体系中的大国之间对现存安排并非满意的话，国家的崛起空间就自然生成了。与多极格 局比较，单极体系下崛起中的国家所受压力增大。由于国际体系由一个国家主导，其他 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依附于主导国家，要么成为主导国家的对手。国家崛起的国际 政治环境有利与否不仅取决于单一主导国家，还取决于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就 是说，取决于多大程度上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如果较多的国家共同遏制新兴国家的崛 起，这个国家的目标就会被扼杀。(注：相近的观点参见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 境评估”，《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7-25页。)
在单极体系中，既然崛起中的国家容易受到遏制，既然国家的声誉对于意图的判断非 常重要，那么，处于权力上升阶段的国家，为了避免遭受遏制，就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 力，因为国家的声誉有助于提高其国际位势。而如果国家在意自身的声誉的话，在结构 的压力下，为了自身的安全，抵消遏制威胁，它就会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 (注：相关文献中，米德福特(Paul Ian Midford)的博士论文：《扭转消极声誉：日本 与俄罗斯东亚大战略的对比研究》(Making The Best Of A Bad Reputation:Japanese And Russian Grand Strategies In East Asia)属于代表性著作。但是作者强调国家之 所以实行安慰战略的原因，在于从孤立转向社会化，国家认识到改变声誉的必要性，从 而调整战略。不难看出，文章颇有新自由主义甚至建构主义的意味。而本文立足于现实 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始终关心其声誉，之所以调整战略来操纵声誉的原 因，主要在于国际体系结构的转型，即权力分配的变化；无论国家可以追求什么样的声 誉，都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宽慰(reassurance)战略至少有两个目标：说服、劝阻其 他国家以防止形成对自己的制衡局面；接触、鼓励其他国家容纳自己为合作伙伴。(注 ：Paul Ian Midford,Making The Best Of A Bad Reputation:Japanese And Russian Grand Strategies In East Asia,(Dissertation),UMI No.9998195,2001,p.16.)
在坚持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建构良好声誉，消 减结构压力，促进国力的发展，是崛起国家外交战略的积极途径，也是相对奏效的途径 。特别是，由于参与多边制度有助于成功地实施宽慰战略，国家试图短期、高效地建构 声誉，自然就成为多边制度的积极支持与参与者。建构良好声誉的有效途径就是积极参 与国际制度。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实质上是在向其他国家发送信号，力图改变 国家的声誉，消除制衡联盟形成的可能。参与国际制度，建构良好声誉的目的主要有两 个：一个是实施宽慰战略，另一个是提高声望，而前面一个更为重要。
宽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会起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包括自身实力 与实力的声望。这种实力的声望就可以看作是软权力。一个国家最有效的根本性权力并 不必然来自于国家的军事能力，权力是拥有一定能力的国家受到的认可程度，国际政治 理论中的权力不是没有限制的、随意的、赤裸裸的武力的使用。判断权力大小的标志是 ：国家对于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事务是否具有影响力。一个国家要想获得与其实力相应 的地位，也即政治权力，就必须建构相宜的声望，而良好的声誉是建构声望的工具。
政治权力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关系，这种心理关系形成的背后必 然存在实质的物质基础。就是说，军事实力是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虽然不是唯一 的因素。完全弹性碰撞的两个小球，碰撞后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相互之间的质量对比。在 国际政治中，国家的能力或称实力是国家权力的现实基础，而军事能力常常是国家权力 最直接有效的资源。但是，精神的或心理的联系是政治权力的本质所在，政治权力应该 同权力资源、能力相区别，必须同武力或暴力相区别。合法权力比等量的非法权力更能 影响权力对象的意志。权力并不单纯是军事能力的派生物，更是某一个团体选择的反映 。这种选择是某种努力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可以被认可的选择。毕竟，“跑得飞快 的贼不会像专业运动员那样受到赞美。人们总是从众多可能的努力行为中，选择某些结 果，赋予其相应的地位”(注：[美]A·爱伦·斯密德著，黄组辉等译：《财产、权力和 公共选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约瑟夫·奈提出 ：“国家的军事实力与经济能力属于硬权力，这种权力既可以施压又可以诱惑；而国家 的软权力则是指吸引力：软权力主要来源于主体的价值观，但不仅仅是文化的影响力， 软权力能够塑造其他国家的期望。软权力需要硬权力的支撑，但是绝对不是硬权力的翻 版。……历史上希特勒和斯大林试图运用硬权力来获得软权力，但都失败了；而英国、 美国却成功了。……总之，国家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以及参与、建构国际组织的能力， 是获得软权力的关键所在。”(注：Joseph S.Ney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8-12.)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否情愿，国家为了建构一定的声誉，向其他国家传递强烈的信 号，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比如说，在很多情况下，尽管不会带来近期利益，国家还 是会选择以合作的方式来参与国际制度。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有负担了成本 的行动才是可信的，国家为了使其行动起到传递有利信息的功能，就必须付出足够的成 本。当然，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因此，追求工具性的声誉必然有其边界条件。当涉及 到根本性利益的时候，如面临侵略与安全、领土完整等问题的时候，国家就会放弃对声 誉的追求，也就是说，付出的成本不能大于预期收益。
结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就国际体系的日常生活而言，安全竞争无处不在，但大国战 争却并非常态，仅仅在少数情况下，安全竞争才会让位于战争。纵观历史，国家的崛起 会带来其他国家的恐惧：雅典权力的增加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 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英帝国对德国崛起的畏惧；冷战后美国对苏 联的遏制也正是苏联国力的凸显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面对可能的 战争问题。国家之间夺取霸权的历史是战争史，维持霸权的历史依然是战争史，因为没 有哪个已经“崛起”了的国家会坐视别人“崛起”。直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发生 变化：在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边缘，以各种形式进行的现代战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战 争的范围，却比传统战争更残忍、更卑鄙。(注：相关观点参见潘维：“关于‘中国的 和平崛起’”，转引自中国国关在线：http://www.irchina.org)本文无意挑战崛起与 遏制、战争的相关性问题，而是侧重于反思历史的陈述：国家是否能够减轻遏制的压力 ，或者能否偏离遏制的重心所在?如想力图消减压力、偏离遏制重心的话，建构良好的 声誉或许是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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